李敖: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裡日月潭

2009年，李敖的兒子李戡到北京大學讀書，帶來了他的著作《李戡戡亂記》，李敖為大陸版的此書寫了一篇長序。在序言裡，李敖回憶了自己初來臺灣時的貧困歲月：因為沒錢買門票，所以「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裡日月潭」，因為窮得照不起相、填不了應徵表，於是「別人在菲律賓菲律賓，我在家裡菲律賓」……

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授權，鳳凰文化將該序發布於此。

李敖和兒子李戡

幾十年過去了，小說的對白，出現在我七十五歲的真實生活裡，看到念高中的李戡，在制式教育下的力爭上遊與自由，我充滿了同情，我太有資格設身處地了，太有資格感同身受了。《窗外》小說的對白，浮起在我的記憶裡，「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十七歲的我，不也正是制式教育下的被害人嗎？我是怎麼熬過來的？每當我給李戡打氣，勸他忍耐的時候，李戡總對我會心的一笑：「爸爸，你可是沒念完高中的，你當年受不了高中的教育，你有勇氣退學，你那年代，高二退學後可以以『同等學力』身分考大學，而我們卻非高中正式畢業不可了，我不完整念完這鬼高中，我就永遠沒機會念大學了。」

寫文章，古代名家講究「徜徉恣肆」、講究「行雲流水」，其實都是格局中人，放不開的。我一生作文，雖格局自定，但也講究章163法。今年我七十五歲了，要逾矩一下，寫這篇天南地北、有點亂七八糟的文章，給「徜徉恣肆」、「行雲流水」立一典範，當然也可能開一惡例，是典範、是惡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黃河天上，水花四濺，「一股腦兒」把要說的，不避拉雜，都給說出來，想到那裡，說到那裡；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比例欠當、輕重失衡，說溜了嘴、作走了題，均非所計，此所以恣肆雲流也。

聲明既竟，請看正文。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傍晚，我躺在難民船中興輪的甲板上，到了臺灣。爸爸的老友張松涵到基隆碼頭來接我們，當晚搭夜車赴臺中，半夜抵達，大雨中分坐人力車直赴西區模範西巷張家。天亮以後，和張松涵的兒子張仁龍、張仁園、張仁寧三兄弟試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時候臺中是貧窮的、淳樸的，臺灣人窮得罕見誰有皮鞋穿，滿街都是日式木屐。臺灣脫離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才四年，殖民餘痕，處處可見；臺民遺風，典型猶存。我的英文老師楊錦鍾，因為丈夫是空軍高官，用得起傭人——下女。她說她家下女最怕買牛肉，每次到菜市場買牛肉回來，一定把手平伸，遠遠用拇指食指提著。那時臺灣人不流行吃牛肉，全臺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懼，非「個人行為」也。誰想得到，土頭土腦的臺中人，不但多年以後嗜吃牛肉，並且「衛爾康牛排館」大火起來，還把人燒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習慣上，就看出外省人帶給臺灣人的大影響了。

爸爸北京大學國文系的同班同學王墨林，當時是立法委員，在他的幫忙下，爸爸終於找到了一個職業——臺中一中國文教員。正巧我由上海緝規中學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臺中一中，也考取了臺中二中。臺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搖身一變，進了初二上。那時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我編在初二上甲。

在一中念書，每天與爸爸一同出發，由臺中西區走到北區，中午就在學校吃便當。由於我們從沒見過便當盒，所以買的是一組上下多層的圓送飯盒。第一天上課時，我背著書包，提著上下多層的怪物進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說這個「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來是飯桶，不然怎麼吃這麼多，當時我看到同學的便當原來只是長方形的一小盒，飯菜皆在其中，反觀我的上下多層怪物，卻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為之大窘。第二天連忙換了，吾從眾矣。

進一中以後，班上春假要遠足，我因早在大陸就耳聞日月潭之名，乃提議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過。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說：「我們家早起刷牙，買不起牙粉，更買不起牙膏，只能用鹽水刷牙，那有餘錢去日月潭呢？」於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裡日月潭。

初二時候，童軍老師王福霖選拔優秀學生參加菲律賓的童軍大會，找到我，要我繳頭戴童軍帽的照片應徵，那時我窮得沒錢照相，乃找出在大陸的一張舊照，用毛筆畫上一頂帽子交差。不料畫好了，橫看豎看都像戴著帽子照X光，帽裡的腦袋發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親自送，乃央求班長陳正澄（後任臺大經濟系主任，又講學於日本，是名經濟學家）代遞。害得正澄和我的現代畫，一律被老師斥回。老師說，他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照片。於是，別人在菲律賓菲律賓，我在家裡菲律賓。

由於三姐、四姐也在中學念書，爸爸分別為她們買了草帽，四歲的弟弟吵著也要，爸爸加買一頂。大妹妹想要，不敢說，偷偷在屋角飲泣。

諸如此類的窮故事，顯示了我家來臺灣，雖然爸爸找到了職業，但入不敷出，生活仍舊窮困。窮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醫治長年氣喘病、媽媽又開刀等等，從大陸帶來的一點黃金已變賣殆盡，唯一的模範西巷四兩黃金頂來的房子也不得不賣掉。臺中一中終於分配了我們半棟宿舍，那是新北裡存德巷十三號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個榻榻米大，外加前後二個小玄關，我們一家九口住進，其擁擠可想。後來因為長久付不出薪水，在我家幾十年的老媽子老吳轉到立委閻孟華家去幫傭了，我們又有幸轉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覺寬鬆。另一半有十多個榻榻米大，並且廁所不在院子裡而在屋裡，比較象樣一點。我家在存德巷十三號一住十三年，這一老宅，橫亙了我的中學時代，並且充滿了窮困與灰暗。但我個人比全家人都幸運，我分到兩個榻榻米的空間，隔了起來，算是我自己的獨立天地，在這小天地裡，我一桌一椅四壁書，快速的成長、辛勤的寫作，奠定了我在知識思想上的過人基礎。

從初二到高一，十四歲到十六歲，我因為國語好、國文好，參加過多起演講、辯論、論文比賽。初二時得過全臺中市第四屆全市國語演說競賽，得初中組第二名（第一名是我四姐，她代表省立臺中女中；第三名是張立綱，他代表臺中二中。張立綱的哥哥張立豫後來成了我四姐夫，張立綱也變成院士級的學者。廣義的說，臺中市演講比賽被我們全家包了）。高一時參加臺中市論文賽、本校論文賽，皆獲第一名。高二時在「合作經濟」第二卷第十二期發表「合作制度與節制資本」，這是參加慶祝第三十屆國際合作節徵文而作，得了全臺灣第一名，並拿到有生以來最大一筆數目的獎金。我用那筆錢買了中華書局版四十冊的「飲冰室合集」。

在參加各種比賽以外，我在高一也寫過《李敖札記》四卷；並在《學生》雜誌第四十六期發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報》發表《「英倫歸來」的啟示》、《生也有涯知無涯》；另外還寫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諸葛亮的軍政》、《虛字的對聯》、《字形的對聯》、《毋忘在莒的出處》、《行李考》等稿子。那時我十七歲。

一九五三年我念高三，只念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那北京大學畢業的老子他隨我的便，輕鬆的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罷！」他當時正是臺中一中國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念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於是，我蹲在家裡，在我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的養了一年浩然之氣。也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李敖詩集》和《從讀『胡適文存說起》等。過了兩年，我進了大學，陸嘯釗辦《大學雜誌》，拿去刊登。刊登後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羅君若忽然提議，說：「何不寄給《自由中國》？他們一定登！」於是我刪了一部分，她代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國》。這是我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字。這篇老練的文字，大家都不清楚是十七歲時寫的。我有這麼好的寫作能力，和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有關。到臺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進臺中一中後，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能鑑定一本書是上海那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京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裡，我認為北京的中學生不像臺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高一時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所以我就自動休學了。

我在臺中一中可謂無書不讀，但在思想定型上，卻是讀了許多書、困學求變以後的事。思想定型的範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問題、中西問題、新舊問題。……這些多方面的問題，是每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困惑，由於水平不好、政治幹擾，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失敗了，他們困惑終身，無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確的判斷。在這方面，我是非常鮮明的一個例外，但在這些問題上，我也有過一段時間的困學求變的過程。這段時間最明顯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後期，我就逐漸定了型。那時候，我正十七歲，我的最大順境是我孤獨中的進步；我的最大困境是我陷身在孤獨裡，沒有什麼朋友可以商量討論，只有自己暗中摸索、探境尋幽。更大的困境是國丄民黨白色恐怖下的氛圍，由於國丄民黨統治思想、管制書刊，進步和左派的舊書都查禁了，新書一本也看不到，而我在北京時候讀過的大量左派書刊，又在我心裡發酵，我益發看不起國民黨，並且益陷困境，我的老師嚴僑的被捕，更帶來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