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原名徐世輔，字天齊，1904年生於四川省大竹縣楊通鄉。少時好學，有大志。1922年入大竹縣立中學讀書，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常和同學聚集一起，評論時事，抨擊時弊，探討救國救民之策，思想激進活躍。1925年上半年，因討論時事，與同學發生爭鬥，被學校開除。
徐德離校後，到成都，在軍閥唐廷牧部當排長。他有幸結識時任團長的車耀先，經車指點，徐德於1925年冬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1926年春，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宿舍幾位同學出身豪門，經過他的宣傳，成為共產黨人的朋友。他還經常給母校同學寫信，不斷郵寄《新社會觀》《共產黨宣言》《嚮導》等革命書刊，許多同學深受鼓舞和教育，後來成為大竹縣建黨的骨幹力量。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北伐，尚未畢業的徐德隨軍轉戰兩湖。1927年春，部隊駐湖北孝感，他專程回鄉宣傳共產主義，並赴成都進行短期社會調查。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人慘遭殺害。徐德返回故裡，聯絡當地及從武漢等地回鄉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建立中共大竹縣特別支部，代號「夏書賢」(大竹縣的諧音)，大力發展黨員。9月，經四川省臨時省委同意，正式建立中共大竹縣委，代號「朱伯智」，徐德任縣委書記。
當時，軍閥楊森部白駒師盤踞大竹。他們明兵暗匪，無惡不作，人民深惡痛絕，豪紳也不堪其擾，一致呼籲要趕走白駒，公推大竹縣團練局局長張載之擔任領導人。徐德經臨時省委批准，打入團練局，積極接近張載之，憑雄辯的口才和深厚的軍事功底，很快得到張載之的器重，當上了團務委員、督練長，擔任了壯丁聯合會總指揮，併兼任第五區區長。經過40多天的鬥爭，團練局終於趕走了軍閥白駒師。
1928年4月，中共大竹縣委再次改組，為了更好地掌握武裝，徐德被任命為縣委軍事委員。徐德親自擬定一份周詳的農民暴動計劃，提交縣委討論通過。會後立即分頭準備，秘密組建革命武裝。農民協會紛紛成立，會員總數超過5000人，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豈料，就在暴動前夕，國民黨縣長查獲縣委的油印文件，立即下令大肆逮捕。徐德和縣委其他同志只得撤離大竹縣境，轉移至重慶，功敗垂成。
徐德到了重慶，住在牟家灣，剛剛和地下黨聯絡上，並設法和家鄉的徐永弟、鄒俊銘等取得聯繫，共同磋商，以圖再起。然而，事與願違，徐德碰巧和大竹駐軍團長吳連生狹路相逢，當即被捕。重慶地下黨組織積極組織營救，幾經周折，趁吳連生返回大竹之機，將徐德保釋出獄。徐德出獄後，在朋友們的支持和幫助下，輾轉來到上海，找到了黨組織。
1928年7月，徐德在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領導下，從事宣傳工作。他參加了特別宣傳隊，支持法租界電車工人大罷工。他熱情奔放，老練沉著，認真負責，平易近人，深受工人同志愛戴。徐德為了適應工作環境，努力學會了多種方言。他的一口地道的上海話幾乎無懈可擊，俄語也說得十分流利。徐德廣泛交友，介紹在上海的同鄉王世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告訴他現在黨需要無線電技術人員，鼓勵他進了上海無線電專科學校，後來王世緒成了黨的電臺工作人員。他鼓勵在上海求學的江仲西、李孝思等人參加進步活動，這些人後來都對黨做出了貢獻。徐德還和當時住在法租界的羅瑞卿等人經常聚會，學習黨的刊物，探討馬克思主義，並肩戰鬥，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經羅瑞卿介紹，徐德和同在江蘇省委軍事機關擔任聯絡、統計工作的裴韻文結為伴侶。
婚後，徐德不戀家庭溫暖，繼續在白色恐怖下為革命奔走。一次，他在領導法租界電車工人大罷工時，被法國巡捕逮捕，關在巡捕房的頂樓上，工人們迅速和他取得了聯繫。當天晚上，工人們切斷了電源，巡捕房一片漆黑。徐德當即砸斷鐐銬，掙扎到樓梯口，工人們背著他趕緊往下跑，層層樓梯口都有工人接應，一直把他背到巡捕房後門口，用人力車把他送到安全地帶。還有一次，他身陷囹圄，羅瑞卿多方奔走，想方設法，變賣衣物，湊了一筆錢，才將他營救出獄。
徐德幾次被捕，在嚴刑拷打面前，堅不吐實，保護黨組織和戰友們的安全，受到了同志們的尊重。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統治全黨，活動在江海平原上的紅十四軍承擔力不勝任的戰鬥任務，遭到重大損失。同時由於內奸破壞，地方主義作祟，軍紀鬆弛，亟待整頓。7月，中共江蘇省軍委委派徐德擔任軍事特派員來到如泰地區，協助紅十四軍軍長兼政委李超時和通海特委書記劉瑞龍整頓紅軍，開展武裝鬥爭。
7月12日下午，通海特委和紅十四軍在如皋西鄉水洞口召開萬人大會。特委書記劉瑞龍和特委委員王玉文主持大會，將孫盛的特務隊繳了械，當場將孫捆起來。徐德在講話中指出：孫盛貪汙腐化、吃鴉片、鬧宗派、暗殺革命幹部，這些都是我們共產黨絕不能容忍的，省委決定槍決孫盛。希望同志們引以為戒。這次大會對純潔革命隊伍，抑制地方主義，加強紅軍團結是極為必要的。
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徐德對如泰地區的形勢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指出：「如皋在全國形勢發展之下，階級分化和群眾鬥爭的情緒與全國一樣的尖銳和高漲，可是始終在富農路線之下不能爆發一個偉大的鬥爭——地方暴動。」基於這種認識，徐德協同通海特委、紅十四軍和如皋縣行動委員會的同志們進行了反富農路線的鬥爭和清黨運動，組織僱農工會，成立土地革命委員會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鬥爭，擴建紅軍第三團，組建赤衛軍，建立蘇維埃政權。經過10多天緊張工作，新成立的赤衛軍有5萬人，參加群眾鬥爭的貧僱農至少有10萬人。徐德據此認為：「如泰地區不僅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暴動條件已經成熟，而且暴動的勝利已在我們眼前。」7月29日，徐德和李超時召集如泰地區紅軍幹部會議，決定抓緊準備在國民黨的蘇北「剿共」總指揮部駐地黃橋鎮舉行總暴動，認為這是「江北革命政權與反革命政權的總決戰」。
8月3日，黃橋暴動打響後，西、北兩路紅軍突破敵人防線，直逼市中心。不料，內奸李吉庚(紅軍特務隊負責人)、李治平突然分別從南路、東路撤兵，並把敵李長江部隊暗中引到紅軍後面。紅軍腹背受敵，傷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戰鬥。
戰後，徐德召開貧僱農、赤衛軍、土地革命委員會等各方面代表參加的大會，總結了黃橋暴動失利的原因，部署了今後工作。徐德提出了在紅軍中「揭露和消滅富農領袖」的問題，要求紅軍負責人去執行。但這樣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謹慎的調查研究，要立即在軍中「消滅富農領袖」是極為困難和危險的。
8月8日晚，徐德奉總行動委員會的命令離開如泰赴上海，向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中央軍委代表)劉伯承作了匯報。此後，他又多次去上海向中央軍委、江蘇省委領導同志請示。他堅信「江北革命的第二個高潮馬上就要到來，而第二個高潮比第一個高潮來得更堅決更偉大」。
1930年9月8日，徐德草擬了《今後的策略路線和工作布置》，提出「以黃橋為中心，重新建立並擴大赤衛軍」、「猛烈地擴大紅軍」、「建立城市工作」、「加強組織士兵暴動』、「擴大赤色區域」、「建立蘇維埃政權，領導僱農和土地革命鬥爭」、「改造黨的成份與組織」、「加強黨的領導，成立新的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的方案。他還制定了《赤衛軍條例》，對赤衛軍的成份、任務、組織、紀律等提出了詳盡的設想和周密的實施細則。他把這個書面計劃跟特委和紅軍領導人斟酌以後，連夜去上海報送劉伯承，並攜帶一筆款子購買槍枝彈藥，為迎接第二次革命高潮作準備。
徐德赤膽忠心，為革命發展描繪出一幅壯麗的藍圖。然而，由於紅十四軍執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而忽視強敵的存在，紅軍組織又不純，內奸李吉庚、李治平已公開投敵，帶領敵人到處奔襲紅軍。紅軍疲於應戰，終在9月9日于田家鋪被敵人打散。徐德只好將購買的槍枝彈藥轉交中央，運往江西蘇區。
1930年底，徐德偕同妻子裴韻文到達香港，和蔡和森、李富春、蔡暢等一起在中央香港特委工作。1931年6月，他返回上海，在秦邦憲、劉伯承領導下工作。
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徐德看到許多同志被敵人殺害，心情極不平靜。尤其是蔡和森的犧牲，更使他痛心疾首。徐德說，自己是個軍人，應拿起槍桿子與敵人拼殺。他不顧重病纏身，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堅決要求到前線去。1932年，他告別了妻子兒女，離開上海，前往江西蘇區，在中央軍委工作。
這以後，徐德在蘇區率領紅軍艱苦轉戰，馳騁疆場，最後如何犧牲說法不一。193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王奇嶽的夫人李盛蓮在寫給裴韻文的信中說，徐德在安徽蘇區遇難。1957年，羅瑞卿致函徐德的女兒徐飛飛(朱斐)說：「據說你父親徐德同志大約在1934年或1935年在江西贛東北蘇區犧牲……直到犧牲時一直總為革命工作的」。「文革」中，有兩位擔任外調任務的北京軍人告訴徐德族弟徐在訓：徐德在北上抗日途中犧牲。還有人說徐德被捕後在鎮江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