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3年春天，非典突然襲來。白衣使者以無畏的職業精神挽救著患者的生命。在英雄的白衣戰士身後，緊跟而上的是勇敢的新聞記者，在與SARS鬥爭的非常時期，他們也是這場非常戰役中的非常戰士。
央視「新聞調查」記者柴靜，以其特有的新聞敏感與職業精神，強烈申請非典前線採訪。她說：「我不知道節目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真相。」
人民網為推出「非典十人談」系列報導中，專訪了人民日報記者白劍峰，完成《一篇內參催生一座「非典』醫院》報導。又徵得柴靜同意，節選了她新作《看見》第二章《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以饗讀者。在此，對柴靜女士表示敬意和感謝。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作者：柴靜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製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說：「我們正在開關於非典的會。」
我說：「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討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別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掛著一塑膠袋板藍根，見了我從自行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臺工作嗎，這事到底怎麼著啊?」我啞口無言。干著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掛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簡訊：「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後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
「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怎麼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說要採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繫不上。大家說，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臺裡的辦公區也發現了疑似病例，為防止蔓延，製作和播出區的人員已儘可能減少，寧可重播節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題程序暫時中止，這時候進不進去現場，請示也只能讓上司為難，我們幾個自己商量著來。去跟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纏：「讓我們進去吧。」
負責人看看錄音杆：「這個毛茸茸的東西不能進。」
「那好，錄音師不進。」
他再看攝像機：「這個沒辦法消毒，也不行。」
「那……攝像也不進。」
所有機器都不能帶。
「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我說，「給我別一個麥克，別在衣服裡面。」
「有意義嗎？」
「有。」
我們跟著一位流行病學調查員到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穿了他們的防護服。病區不在樓裡，是一排平房。玻璃門緊閉，沒人來開。調查員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門上，用了下勁，很慢地推開，留了一個側身進去的縫。後來主編草姐姐說，進門之前，我回頭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編輯臺上一遍遍放慢看過，但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門推開的那一刻，我只記得眼前一黑。背陽的過道很長，像學校的教室長廊，那一涼，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裡。過道裡有很多扇窗子，全開著，沒有消毒燈，聞不到過氧乙酸的味道，甚至聞不到來蘇水的味兒——看上去開窗通風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門原是深綠色，褪色很厲害，推開時「吱呀」一聲響。一進門就是病床的床尾，一個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發著高燒，臉上燒得發亮，脖子腫得很粗，臉上的肉都堆了起來，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水聲。
「哪兒人？」調查員問。
「哈爾濱。」很重的東北口音。
「家裡人？」
「老伴。」
「電話？」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說到這兒老人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整個上半身聳動著，痰卡在喉嚨深處呼嚕作響。
我離他一米多遠，想屏住，卻在面罩後面急促地呼吸起來。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貼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氣來。背後就是門，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身體不受控制，腳往後縮，想掉頭就走。
那個三十多歲的調查員，站在床頭一動不動。他個子不高，離老人的臉只有幾十公分，為不妨礙在紙上記錄，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著眼鏡。等老人咳嗽完，他繼續詢問，聲音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整整十分鐘，我死死盯著他，才有勇氣在那兒站下去。
這時，我才發現直覺裡的詭異之感來自何處——整個病區裡只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託盤在什麼地方叮噹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胸科醫院當時沒有清潔區和汙染區。出來後，我們站在門外邊的空地上脫隔離服，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脫。我單腳跳著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褲子上差點摔倒。抬頭，才發現攝像陳威正拿機器對著我，紅燈亮著，我才想起來得說點兒什麼。邊想邊說我看到的情況，結結巴巴，沒人怪我，包括我臉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長假；北京市確診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聞發布會後，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群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群。
系統嘎嘎響了幾聲後迅疾啟動，開始對疑似病人大規模隔離。海澱衛生院的女醫生第一次穿隔離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隻桶，拎著那隻桶她好像忘了要幹什麼，拿著空的小紅桶在原地轉來轉去。我問她怎麼了，她嘴裡念叨著：「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歲。」
醫生都是跑上車的，我們也只好跟著跑，鏡頭抖得像災難片。「趁著天亮，快！快！」他們喊。
上了車，他們都不說話，手腕一直彎著向後反扣，系口罩。系好了，過一會兒，鬆開，再系，系得更緊一點。
車開到中國農業大學宿舍樓底下，之前有病人住過這裡，兩個穿墨藍西裝的物業在等著接應，看見一大車全副武裝的人下來都傻了。醫生給他們手裡塞了口罩：「戴上。」他們木然著，以絕對服從的姿態戴上，一人戴兩個藍口罩，壓在一起。其中那個胖子，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白色護士帽戴著，有一種讓人恐懼的滑稽。
病人的房間在二樓，防疫消毒人員上了樓，沒有敲門，先拿噴霧器往門上噴，聲音很大。房裡的人打開門，看見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給關上了。門被叩了幾下，從裡頭瑟縮地打開，噴霧器比人先進去，印花格子被子上，牆上張曼玉的畫像上，粉紅色兔子上……過氧乙酸的霧體漫天飄落下來，掉進桌上熱氣騰騰的方便麵桶裡。
後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著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麼？」我不知怎麼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
臨走的時候，她們本能地想跟著出來。門緩緩帶上，我看見她們的臉重重地往下扯著，眼看就要哭出來。那個有一歲小孩的醫生又走了進去，安慰她們。我在門口等著她，她出來的時候大概知道我想問她什麼，說：「我也是母親。」
那時候我才能回答陳虻的問題——當一個人關心別人的時候，才會忘記自己。
到七二一醫院的時候，我看到醫生護士衝過來，飛奔著跑向衛生院的消毒車。一個四十多歲、戴金絲眼鏡的男醫生拍著車前蓋，淚流滿面：「政府去哪兒了呀？怎麼沒人管我們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澱區衛生院一個剛畢業的小夥子，他把手放在這個醫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來。」小夥子把過氧乙酸沿著塑料桶沿慢慢倒進水裡，打開背上的噴霧器，齒輪低聲悶響，轉動，他說：「讓開一下。」噴嘴處無色的水破碎成細小的霧滴，被氣流吹向遠處。
「以後就這樣用。」他說。旁邊的人點點頭，鎮靜下來。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個人去，我們的鏡頭也不能再跟。
我給他提了一下淡黃色的乳膠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著我。我們不知道對方叫什麼，都穿著防護服，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他說：「五一後才是高峰，小心。」
「嗯。」
他孤零零，背著噴霧器拐過一個彎，不見了。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麵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老金杯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著，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著怎麼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侷促的街道，就這麼到死，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天。
到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生推著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顛簸著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現，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著，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裡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我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布的沒這麼多。我又數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周後也發病了。
我們住在一個小酒店裡。人家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還能接收我們。一進大門，兩條窄窄的繩子，專為我們幾個拉出來一個通道，通往一個電梯。進了電梯，只有我們住的三樓的按鈕能亮，其他樓層都用木板封死，怕我們亂跑。進了三樓，沒有其他客人，空蕩蕩的長走廊裡靠牆放著一溜紫外線消毒燈，夜裡磷光閃閃。
樓層的服務員挺好的，給我房間打電話，說我們要撤了，以後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吧，給你們一人留了一個體溫計，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們打球的操場空無一人，掛了鐵絲，滿場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頭底下，飄來蕩去。
我家小區也知道我去過病房了。物業給我打電話：「挺好的吧？大家都挺關心你的……最近不回來吧？」我理解，拍完了我們也不回辦公室，車開到南院門口，把帶子放在門口傳達室。會有人來取，把帶子消毒後再編輯。
我妹來酒店給我送東西，我讓她帶只小音箱給我。晚上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隔著三四米遠，我讓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燈下看著我。去病房前我倆談起過父母，我問她：「你覺得我應該去病房嗎？」她說：「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一天晚上，張潔莫名其妙地跑來酒店住，還帶著一大束花。「咳，領導，這時候您來幹嘛呀？」大家心想，還得照顧您。他不解釋，還一一擁抱，男人們著實不習慣，倒拽著花，繃著身體忍受領導的親熱。
事後，我在媒體報導裡看到過張潔說：「他們幾個早期的時候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間，真是……但轉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們心裡難受，就來酒店陪著我們。
記者問我，我一點不記得去南院吃飯這事兒了。費勁地想半天，解釋說：「那時，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麼真實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來，我閉著眼從枕頭邊摸到體溫計，往腋下一夾，再半睡半醒五分鐘。反正發燒就去醫院，不發燒也要去。有一天，我覺得鼻子裡的氣是燙的，熱流直躥到腦門上，覺得肯定是感染了。閉著眼睛想，怎麼搞個DV進病房之類，不能白死。睜開眼看了看體溫計，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負責給刑場上已被執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說從不恐懼，只有一次，晚上洗頭的時候，打上洗髮精，搓起泡沫的一剎那，所有那些臉都出現在她面前。
她的話我覺得親切。非典時，我很少感到恐懼，有一些比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龍頭下，開著冷水，水流過皮膚，一下浮出顫慄的粗顆粒，塗上洗面奶，把臉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覺得是死神在摸著我的臉。我一下子睜大眼睛，血管在頸上嘣嘣地跳。我摸著血管，這就是最原始的東西。活著就是活著。在所有的災難中，這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陣子，我們幾個都認為自己肯定感染了。從醫院回來，大家不約而同衝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覺得有什麼粉末已經沾在身上，鼻孔裡嘴裡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說，好像不說就是一種保護。
曾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著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著，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說：「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著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說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著，幾個服務員大紅襖小綠褲，閒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鑽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乾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裡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隻光頭上全是鬥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員說：「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著，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只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鑽石一樣亮。小鵬說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麼個人，拍人物採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裡只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
我說不上的跟這些人親。
我們拍過的從人民醫院轉運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治療，我們去採訪時已經可以正式進病房拍攝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進來的身形，邊喘邊笑：「中央臺怎麼派個小娃娃來了？」
我也笑：「把臉遮住就是顯年輕。」
問她現在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風箏。」
小鵬的鏡頭，跟著她的視線搖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門，我問主治的孟醫生：「她情況怎麼樣？」女醫生四十多歲，笑起來像春風，沒直接答：「一個病人來了之後晚上從來不睡，總張眼睛坐著，怕睡著了就死了。再這麼著就垮了。我說給我三天，我一定讓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裡見不著、不注意的人。這個病區裡的人，連帶我們這幾位蠻漢，看著孟醫生的眼神，都帶點孩子式的仰賴。告別時她對我說了句：「醫生要讓人活著，自己得有犧牲的準備。」
「你有麼？」
「我有。」她為我們拉開了玻璃門。
在空地上收拾傢伙的時候，天賀拿只小DV，突然問我：「你害怕非典嗎？」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頭就走。
從醫院出來，五月玫瑰色的晚霞裡，看著溼黑的老榆樹，心想，樹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聽鋼琴，這東西怎麼能這麼好聽呢？走在路上，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幹完活，無處可去，我們幾個到北海坐著，架鳥的、下棋釣魚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沒了，四下無人，大湖荒涼，熱鬧的市井之地難得聞到這青腥野蠻的潮氣。遠遠聽見琴聲，順聲望，只一位穿藍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駁剝落的朱紅亭子裡，膝上一塊灰布，對著湖拉胡琴，琴聲有千災萬劫裡的一點從容。我們聽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這期節目叫「非典阻擊戰」。播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坐在賓館房間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鐘，就都埋頭接電話和簡訊。在那之前，我還真不知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這麼多人，那期節目的收視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四，意思是超過七千萬人在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的陣勢真大，簡訊裡有個不認識的號碼，說：「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間確實一閃念，要是現在死了，總算不會渾身散發著失敗的腐味兒。
小鵬看了一會兒手機，沒理解為什麼輿論會有這麼大反應，抬起頭說：「咱這不就一恪盡職守麼？」
陳虻也給我打了個電話，沒表揚，也沒罵我：「送你一句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將，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麼？」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院，因為心裡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號，我在那裡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著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後，我們的車又經過那裡。這個有八十五年歷史的三級甲等醫院剛剛宣布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後，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臺階上。她們手裡拿著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髮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著。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著，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髮。
車在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著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汙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