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坤靜
我國當代著名作家陳登科的長篇小說代表作《風雷》，以1954年冬到1955年春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為背景，通過淮北一個落後鄉村生產自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描寫，表現了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農村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在生產鬥爭中的革命英雄主義。
那麼，這部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反響的紅色文學經典，究竟是如何創作出來的？其前前後後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革命烽火文學路
陳登科於1919年４月５日出生在江蘇省漣水縣上營村小興莊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裡。他自幼過著逃荒要飯、忍飢挨餓的生活，直到12歲進私塾時才有了自己的名字。由於他貪玩任性，懶於讀書，勉強在私塾學了一年多。
1937年秋，因父母相繼去世，了無牽掛的陳登科毅然投奔了漣水縣抗日遊擊隊。他在遊擊隊裡摸爬滾打，很快鍛鍊成長為一名作戰勇敢、能雙槍連發的神槍手，由他親手捉住的漢奸超過百人，用刀殺死的敵偽軍達60餘人，使敵人聞風喪膽。一次，當時任漣東縣委組織部部長的楊純在崔碼村高萬方家召開遊擊隊幹部會議，研究如何開展反「掃蕩」鬥爭時，一隊日軍前來「掃蕩」，突然逼近莊頭。情急之下，楊純把公文包塞進灰堆裡，迅速率領大家撤到南集大石莊。他原以為敵人「掃蕩」後就返回城裡去，不料敵軍當晚卻住在村裡。楊純急得直冒冷汗，心想萬一公文包裡黨的秘密文件和幹部名單落入敵手，就會給地方黨組織和遊擊隊造成重大損失。此時唯一的辦法就是連夜派人潛回崔碼村，到高萬方家把那個公文包取回來，但派誰去執行這麼危險的任務呢？有人舉薦了陳登科。當夜暴風驟雨，泥濘難行，陳登科硬是翻溝過河，機智地避開鬼子的崗哨盤查，潛入村裡，找到了公文包。這時已風停雨息，明月當空，他敏捷地繞開崗哨，躍過壕溝，衝出村頭，不料卻驚動了站崗的鬼子，身後隨即傳來一陣陣激烈的槍聲，子彈呼嘯著從耳旁飛過，他很快消失在叢林中……
◆陳登科
因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陳登科深受領導賞識，不久便調任遊擊大隊長趙靜塵的警衛員。在過去的革命工作中，陳登科吃盡了沒有文化的苦頭，深切地感到沒文化就幹不了大事，遂懇求畢業於揚州師範的趙大隊長教他學文化，趙欣然應允。從此，趙靜塵每天教他認幾個字，日日如此，陳登科也很刻苦，總是利用戰鬥間隙不停地用樹枝在地上寫、牆上劃，每過一個地方，都留下一片字跡，一筆一划極為工整。這樣天長日久地積累下來，他已掌握了不少漢字。此後，趙靜塵又教他記日記、寫牆報。那時的牆報是寫在布上的，夜間行軍時，把布捲起來往背包裡一塞，背起就走。部隊打了勝仗，有了好消息，或哪個戰士表現好，就把它寫在牆報上。由於經常寫牆報，陳登科被報社的記者發現了，說他牆報辦得不錯，建議他把牆報稿子抄下來寄給報社。陳登科不知道報紙是怎麼辦的，人家能要他的稿子嗎？但他也想試一試。他一口氣跑了50多裡路來到《鹽阜大眾報》社駐地，將自認為較好的牆報稿送給一位名叫錢毅的編輯。錢編輯覺得他的牆報稿充實，但作者的寫作功底不高，語言不夠精煉，錯別字也不少，於是就細心幫他處理、修改稿子。後來，這篇題為《鬼子抓壯丁》的簡訊很快見報，成為陳登科的處女作。離開報社返回遊擊隊時，錢毅送給陳登科兩本書，一本是《怎樣學寫稿》，另一本是現代作家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從此，這兩本書連同那冊《戰士識字課本》，伴隨陳登科轉戰蘇北，度過了他的最初掃盲階段。他一邊完成警衛、偵察任務，一邊懷著對生活、對知識的極大熱情和渴望，認真學習寫稿。他的名字開始更多地見諸於報端。
天道酬勤。1945年７月26日，陳登科作為特等模範通訊員調入《鹽阜大眾報》社當記者，從此可以就近得到錢毅更多的幫助與指導。後來，陳登科和另一位記者被報社派往伍佑戰場採訪。起初，他總是不知如何落筆，感到沒有什麼可寫的東西。很快他就體悟出，自己以前之所以能寫出許多稿件，那是因為自己身處戰鬥第一線，有親身感受，有生活素材。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後，他每逢下去採訪，總是順著戰壕跑到陣地前沿。有一次在前線，他看見河對岸敵人的機槍火力壓得新四軍戰士們抬不起頭來，遂從一名戰士手中抓過槍，瞬間就擊斃了敵方的幾名機槍手，戰士們乘機發起衝鋒，取得了戰鬥的勝利。過後，戰士們紛紛圍過來，主動向陳登科講述許多戰地故事，從而使他連續撰寫發表了《朱文影模範公民》《敵人真可惡，殺人還要刀工錢》《都指望到前線去》《伍佑戰鬥》等通訊稿，受到上級表彰。這年年底，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作家陳登科、攝影家陳復禮與京劇藝術家張君秋。
不久，陳登科下去採訪途經淮安時，看到由少年抗日團體新安旅行團的女團員陳士修創辦的幼兒園，聯想起自己苦難的童年和童年的夥伴，心潮起伏，便認真地採訪了這位陳女士，撰寫了一篇題為《孩子們》的稿子發表在《新華日報》副刊上。事後，他從別人口中才知道自己寫的那篇文章叫「散文」。之後，他在洪澤湖老子山參加遊擊戰，親歷了漣水保衛戰和通榆路反擊戰，根據親歷親聞和切身感受，寫了一篇《鐵骨頭》發表在《蘇北日報》副刊上，他原本答應人家寫的是散文，結果編輯告訴他這是「報告文學」。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血與火的生死較量，眾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時刻激勵著陳登科，迫使他非寫出來不可。於是他又創作了７萬多字的《杜大嫂》，直至在報紙上連載發表後，他才知道自己寫的是中篇小說。這成為他發表的第一篇小說。
1947年夏，陳登科開始創作以著名的漣水保衛戰為故事背景的長篇小說《活人塘》。這部小說脫稿時，適逢淮海戰役打響，他被派往新華社華中分社新組建的淮海戰役支前分社當記者。在一個寒夜裡，他和淮海戰役支前分社另一位名叫周軍的記者跟隨鹽城縣農民擔架隊，將從前線搶救下來的傷員運往一個包紮所。半路上，有個傷員在擔架上語調不清地直喊「冷、冷」，抬擔架的一個四五十歲的老貧農，連忙脫下身上那件土改鬥爭中分得的棉袍，給這傷員蓋上又跑步前進了。陳登科見這老貧農身上只剩下一件破單褂了，隨即脫下大衣給他披上，但那老貧農又推落在地上，連說自己跑路不冷。走了一程後，那傷員說要解大便，老貧農又取下腰間的搪瓷碗放到傷員的屁股下，不料傷員連聲喊冷。老貧農趕忙取出搪瓷碗，雙手捧著在胸前暖和了一會兒，才伸進傷員的被窩，使他解了大便。大家剛要繼續前進時，忽有一架敵機俯衝下來，機槍來回掃射，伏在傷員身上的老貧農胳膊和左腿中了彈，鮮血染紅了他的褂褲。那安然無恙的傷員摟著老貧農，痛哭失聲地喊道：「爹，我的爹！」陳登科一邊忙著給老貧農包紮傷口，一邊熱淚盈眶地對周軍說：「這就是我們的人民和戰士！我總有一天要將他們寫進小說，讓後人永遠記住他們。」這成為他後來創作長篇小說《風雷》的動因。
淮海戰役結束後，陳登科調到新華社合肥支社工作。就這樣，他把放在包裡的《活人塘》書稿從蘇北背到淮海，又從淮海背到安徽。那時，錢毅已經犧牲，凡幫助過他的人都失去了聯繫。稿子投往哪裡呢？有人就出主意勸他把稿子寄給《說說唱唱》雜誌主編趙樹理。陳登科幾年前就聽說過趙樹理的名字，但他實在不想把稿子寄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對方若是不願意幫自己看稿子，萬一弄丟了怎麼辦？然而在別人的鼓動下，他還是以很大的勇氣把書稿寄了出去。趙樹理收到書稿後，不但親自看了，還先後請田間、康濯二位編委閱看。當趙樹理把書稿交給康濯時，叮囑他說：「這篇稿子，看來是個工農幹部寫的，有的字是打的記號，還要你去猜，把它看完，要費點勁，耐點心，吃點苦頭，不過，是值得一看的。」原來，那時的陳登科因識字數量有限，在寫作中遇有不會寫的字，只得以別字來代替，或者乾脆就在稿子上打個記號，而這個記號就需要看稿人去猜。加之他從淮海前線南下途中，翻了一次車，連人帶稿子翻下了河，那稿子經水一泡，字跡更加模糊，有些地方連作者自己也難以辨認。就是這部宛若天書的小說稿，經趙樹理和其他編委一字一句地認真修改後，於建國之初發表在《說說唱唱》雜誌上。趙樹理還給陳登科寫了一封長信：「我看了你的小說之後，覺得內容充實，語言生動，鄉土氣很濃。但是，書中人物還欠精雕細刻，在藝術結構上也不夠完整，希能在它出版之前，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並開了一大串書名，要陳登科一本一本地看，鼓勵他學習要堅持不懈，生活要點滴積累，刻苦鑽研，循序漸進。趙樹理還表示願與登科做個朋友，經常通信，如登科願進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他可做個引線人等等。其實，在陳登科接到趙樹理信的前幾天，當時合肥支社負責人已接到趙樹理和田間兩人的聯名推薦信，建議支社選送陳登科到中央文學研究所去學習深造。
從《櫻桃園》到《風雷》
1950年末，陳登科來到北京，作為第一期學員進入由著名作家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期間，他在丁玲的親自指導下，創作了長篇小說《淮河邊上的兒女》。1951年７月，《活人塘》經陳登科進一步加工修改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不僅在國內引起轟動，而且被譯成英、日、法、德、俄等十多種外文流傳世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專門報導了陳登科的不平凡經歷，國家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周揚撰寫了題為《陳登科和他的小說》一文同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對他的大眾化文藝創作給予充分肯定和熱情鼓勵。
1953年春，陳登科從中央文學研究所畢業後，深入社會主義建設第一線。他參加了安徽佛子嶺水庫建設工程，並擔任六工區教導員。在忘我工作之餘，他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移山記》。這標誌著他已經是一位能夠架構長篇巨著，描寫他過去接觸不多的知識分子、工人及形形色色人物的真正意義上的作家了。
次年，陳登科先後來到阜陽地區潁上縣和以盛產櫻桃而聞名於世的太和縣，在此開始醞釀構思一部題為《櫻桃園》的長篇小說。
1956年夏，陳登科赴北京參加黨的八大期間，住在前門飯店。一天，他的好友、中國青年出版社（以下簡稱中青社）編輯室主任江曉天來看望他。在敘談中，他對江曉天說起自己正在構思的《櫻桃園》的故事梗概：一個在淮海戰役中負傷、被抬擔架的老貧農冒死救出的解放軍戰士，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後，當了連長，轉業後他要求到地方工作。為了尋找並報答那位老貧農的救命之恩，他選擇了去淮北地區工作，帶頭創建農業合作社的故事。江曉天建議陳登科把小說名字改一下，因為俄國作家契訶夫有個話劇劇本也叫《櫻桃園》。陳登科遂決定將小說改名為《尋父記》。
1958年冬，陳登科開始動筆創作這部小說，期間在合肥、蚌埠、黃山、濉溪等地斷斷續續地寫，直到1960年5月底在宿縣寫成70章。當時由於中青社派人來催稿，陳登科便整理出其中60章，用鉛字列印出來，作為小說第一部交來人帶回中青社。社領導看了小說稿後認為，《尋父記》是寫農村階級鬥爭的，恰好符合當時的形勢需要，遂決定把它作為重點圖書來推出。陳登科也接到中青社的電報，立即赴京去改稿。他和江曉天等起初住在西山八大處作協招待所，後來入住炒豆胡同招待所共商修改事宜。他們採取流水作業，交錯進行。江曉天每看完三五章，就送給陳登科，談談具體意見，出點主意讓作者進一步補充修改。到1963年底，該小說全部脫稿，交出版社發排印本時，已改名為《風雷》。
◆老版小說《風雷》封面。
為了廣泛徵求意見，中青社除了將《風雷》排印本分送安徽省委各位書記和中央辦公廳地區研究組各位同志外，還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和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林默涵及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各送了一份，請他們審閱。陳登科根據上述各方面的意見，又到北京用了3個月的時間，對小說作了第二次修改。1964年5月，由《人民日報》社原社長鄧拓題寫書名、長達60餘萬字的《風雷》（第一部上、中、下三冊）由中青社公開出版發行，第一版就印了9萬冊。
陳登科後來在談及《風雷》的創作心態和思想時說：「構思《風雷》，起源於1958年我寫的《櫻桃園》，本是歌頌大躍進的書。故事講的是復轉軍人祝永康在淮海戰役中負傷，是淮北的父老鄉親，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他。祝永康復員後，來到淮北舊戰場尋找救他的人，就是尋父，安家淮北，和淮北人民一起在大躍進中建設共產主義新農村。可是大躍進失敗了，變成了災難。只好寫災難了。可是直接寫災難，根本通不過。我只好把故事發生的時間，推到1954年底，淮北當時也鬧了災。1962年中央召開了七千人會議，總結三年困難時期的教訓時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們的一些幹部背叛人民，欺壓人民，我就要鞭笞這些無恥之徒。我們有許多為人民講話的幹部挨整，我要為他們鳴冤。我要告訴大家，是人民用生命幫我們打下天下，勝利了，我們不能忘本，所以安排了尋父的情節……」
歷經風雨鑄經典
《風雷》一經面世，就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文學評論》雜誌於1965—1966年連續刊登了不少評論文章，對這部小說予以充分肯定。一些省（市）、地區還把該小說作為「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工作的參考讀物，甚至人手一冊。
◆連環畫《風雷》。
但在「文革」中，陳伯達、江青、姚文元一夥利用其所把持的《人民日報》，頻頻發表「安學江」、「宛敬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瘋狂「圍剿」《風雷》。其中安學江在《徹底砸爛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篡黨復闢的黑碑——批判陳登科的反動小說〈風雷〉》一文中誣稱：「反動小說《風雷》，就是遵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之命，由披著『工農作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陳登科精心炮製的顛倒『前三年的歷史』、詆毀三面紅旗、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樹碑立傳的一株大毒草。」1967年11月初，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接見安徽兩大派群眾代表時，突然宣布陳登科是「國民黨特務」，對他的迫害因此而進一步升級。陳登科在安徽慘遭批鬥300餘場，被抄了3次家，致使尚未及發表的《風雷》第二部手稿等被焚毀。儘管他一度東躲西藏，結果還是在上海被捕，囚禁了５年多。他的妻子因受株連也被關押了近兩年，兒女們從此流落街頭。甚至連當年參與《風雷》一書編輯、審閱工作的江曉天等人，也未能倖免。
粉碎「四人幫」後，陳登科獲平反昭雪，並恢復了黨籍和他的安徽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等職務。《人民日報》又重新為《風雷》正名。1978年，《風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得以重見天日；2005年，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中國當代長篇小說藏本」隆重推出；2008年，它由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改編為同名連環畫推向社會，從而擴大了小說原著的影響力。
小說《風雷》作為解放後17年中的代表作之一，向為業界人士所稱道。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宋劍華在《精英意識與農民意識的相互置換——論陳登科〈風雷〉中人物形象的身份錯位》一文中認為：「《風雷》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經典文本」，作者以其高度自覺的政治意識和崇高理想，塑造了一批「精英」形態的農民革命英雄形象，出於作品政治主題的客觀需要，作者對正面人物與反派人物的精神品格，都做了極為大膽的人為置換與錯位處理，進而深刻反映了紅色經典審美規範的歷史獨特性。在國內大學文學系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有專門介紹陳登科的一節課——《陳登科的小說與〈風雷〉》;英國劍橋大學編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也有介紹陳登科的一個章節。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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