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禮運》中有一段著名的論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大同」，代表古人對理想社會的最高憧憬，表達了一種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萬物和諧共生的追求。此一憧憬和追求，歷數千年，始終是中華傳統思想的主流，具有重要的價值。
古典情境下對理想社會的憧憬
作為「大同」思想核心的「和諧共生」具體指什麼，或者經由何種路徑才能達至呢？古人給出了答案，這就是《中庸》所云的：「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即是說和諧共生的大同分為四個層次，或者從四個方面逐次遞進。
和諧共生，要求自我安身立命，強調自身的道德修養。儒家所謂凡事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而後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道德修養最淺的層次，自然是「窮則獨善其身」，最高的層次，則是「達則兼濟天下」，最終要像堯舜那樣成德成聖，到了堯舜之境，人的主體自覺性完全發揮，也必將把社會帶到至善的領域。
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較之於個人的修身，這更強調人對社會的責任。承擔責任的路徑，就是孟子所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自己推演開去，尊重他人的生命與人格尊嚴。儒家所云的「生道」，並不僅僅是滿足口腹之慾等基本的生存，還有受尊重的需求。孟子甚至指出「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就是說如果給予他人人道的對待，即便身死而無怨。毫無疑問，這是實現人與人之間和諧的必由之路。
「民胞物與」。強調人與其他生靈的和諧相處。這是一種更為開闊的思想境界，北宋大思想家張載說過，「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在張載看來，因為人與萬物的形體和性情，都是由天地之氣塑造而成的，所以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間的人和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所以，我們對他人均應像兄弟一樣去對待，對萬物也應像對人一樣去關愛。這無疑是孔子「泛愛眾而親仁」思想在宇宙領域內的進一步發揮。人與萬物，共生共榮，萬物凋敝，人何以堪？關愛萬物，實際上是滋養人類本身，民胞物與，方能臻於「大同」之境。
「與天地參」，亦即古人所謂的「保合太和」。這實則是一種終極的「天人合一」思想。莊子稱：「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很顯然，單純「人樂」，還不是最高層次，最高的和諧，在於人與自然的「天樂」。這昭示了古人對於我們所處的自然、所處的生態環境的一種關注。儒家所謂的「與天地參」，亦是「天樂」的另一種表達。
古人追求的「大同」之境，是一個和諧共生的理想社會。和諧要求普遍和合，由自己開始，經由他人、社會、萬物乃至最終「與天地合其德」，鑄就一個充滿生機的共同體。
傳統社會追求「大同」的實踐舉措
《禮記·禮運》中所述「大同」，無疑是一種價值判斷而非事實描述。如湯一介先生所云，這一理想社會，包含著許多空想成分，且建立在道德修養提高的基礎上，無疑是片面且難做到的。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不去做。事實上，在傳統社會中，歷朝歷代都不乏趨向「大同」的實踐舉措，舉其要者有三。
「別夷夏」與「進夷狄」的施政路徑。夷夏之別，本就不是從血緣或種族上來區別，而是從文化或者文明的角度上而言。如果夷狄文化上有所進步，即便身處四裔，諸夏也不會復以夷狄視之，而如果諸夏文明不再，那麼也會淪為夷狄之境。孔子面對中原禮崩樂壞的局面，就感慨「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意指夷狄都能講君臣之道，而作為禮儀之邦的諸夏反而喪失了。所謂的「夷夏之別」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元年》中更是指出「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這就是以一種文明發展論的眼光來看待華夷之別。理想的狀態，是通過文化的傳播和認同，最終使得原先文明落後的夷狄，達至先進的領域，即所謂「進於爵」。歷代統治者所宣揚的「王者無外」，實則表達的也是同樣的意思，王化即文化，化民成俗，將之逐步納入王化當中。正如孔子所說的「近者悅，遠者來」，最終通向大同之路。而別夷夏與進夷狄，所遵循的路徑恰恰就是孟子所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這樣一個漸進的步驟。
「和而不同」的文化態度。中國雖然追求和諧共生的「大同」社會，但並不希冀用武力或者宗教，強行將不同民族或者種族歸入「王化」之內，而是倡導「和而不同」的理念，對於他者的文化與制度，中國往往能夠給予相應的理解和尊重。中國從未以文化或者宗教之名，對外發動過戰爭。恰恰相反，中國自古主張通過對話促進相互間的理解和尊重，傳統思想主流也主張「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傳統王朝絕大多數時候能以一種包容和平的態度對待外來文化或者文明。當然，外來文化或文明能否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則得視其適應程度。譬如在唐代，西方的佛教、景教、祆教諸文化紛至沓來，但最後只有佛教發揚光大，這並不是中國政治勢力扶植或者打壓的結果，而是文化本身之張力的滲透所致。對於唐王朝而言，始終是立足本民族文化而對外來文明持尊重和寬容態度的。最經典的例子是唐律在處理「化外人相犯」時規定：「諸化外人同類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該條律文的「疏議」解釋為：「『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長君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唐律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法律，但是唐王朝並不因之驕矜自許，必使在唐之化外人強行之，而是尊重各化外人本俗。只有當雙方並非同一文化者，方才適用屬地管轄，以唐律斷之。這充分體現了傳統大國各美其美且美人之美的氣度。正所謂和而不同，方能天下大同。
「四海一家」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中國歷史上，有開拓精神和政治理想的王朝，在民族和外交政策上，無不奉行「四海一家」的政策，而不是以鄰為壑，自設藩籬。奉行四海一家者，也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四周民族或者國家，最終成為中華的屏藩。唐太宗在對待夷狄問題上秉持著開明的精神，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正是有這樣高遠的民族和外交見解，使得唐王朝成為歷史上最開放、最包容的王朝之一，周邊原本不在中華文化圈內的民族，也紛紛內附於唐，尊奉太宗為「天可汗」。無獨有偶，後來的努爾哈赤，亦針對民族區分說過：「天降大國之君，宜為天下共主，豈獨吾一身之主？」此可見歷史上大國領袖的擔當與見識。而康熙針對臣下請其修長城防邊患的問題，更直接提到：「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專恃險阻……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此話深得孔子近悅遠來之道。偉大的治理者，善於化除民族的畛域，使四海團結為一家。既然內在的藩籬得以消解，則邊境自固，天下自穩。這同樣是漸至「大同」的治理之道。
「大同」理想的歷史評價
傳統「大同」理想及其路徑，主要是文化核心通過文化涵攝的方式，逐步將夷狄納入王化的過程，最終實現天下「大同」。中國古人很早就突破了地域和種族的局限性，他們關注的，不是一城一地、一族一姓的興亡得失，而始終著眼於「天下」的福祉。這種超越時空的「大氣」，也使得中國文化從來不會因為戰爭或者政局的動蕩而喪失生命力。我們可以這樣說，「大同」思想，是中國貢獻給世界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它像一個黏合劑一樣，將中華民族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即便只是作為一種文化理想，也使得人類同呼吸、共命運有了一個文化的基礎。它從血緣上的聯繫入手，慢慢擴展及異姓異族，最終「夷狄進至於爵」，從而「天下一體」「王者無外」。如此看來，「大同」理想實在是理解中國歷史乃至人類命運的一把最重要的鑰匙。（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