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愛華
我最衷心地感謝出力邀請我今晚來到這裡的每一位朋友。我來這裡一部分是因為我喜歡科羅拉多（Colorado），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它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表達對最心儀的那個學科主題的一些偏見，而且在這樣的場合，我大概不會有被噓的風險。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給我帶來榮耀的時刻，我真心懷疑，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心裡會想這也太讓我風光了吧。假如是這樣的話，他們有必要收起他們撅起的嘴唇，吞下他們反對的聲音，因為我打算厚著臉皮來執行我這不太重要的計劃。
但是，首先我要警告你們的是，我將時不時地顯出一種讓人恐慌的傾向，即我會援用一些生動有趣的引文來強調我的意思。我的藉口或是，我有足夠的謙虛承認對重要的事情別人已經說得比我說的犀利多了。假如你們覺得這難以下咽［相信］的話，我承認我還另有一個不那麼體面的動機，即用這個手段有助於把我的觀點和那些公認的權威們，甚至是天才人物的觀點聯繫在一起，讓我自得其樂地相信我正在進行著對自我的拯救，我不像別人通常認為的那樣是一個喜歡和別人抬槓的人。
首先，「Sinology」「Sinologist」以及接近廢棄不用的「Sinologue」這幾個詞是什麼意思？1958年，當我被任命為《美國東方學會會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編輯時，我曾在一封公開信裡建議「Sinology」（漢學）和「Sinologist」（漢學家）這兩個詞應該被廢棄，因為我相信它們容易在一個太過寬泛的標題之下混淆那些差別很大的學科，且容易滋生學科間的派系之爭，把他們自家的學科看成是比別人家的「更好的」的漢學。關注中國的政治學家們認為語文學家們不過是一些專門挖掘文本之間的差別的冬烘先生。而關注中國的語文學家們則認為政治學家不過是一些不可預言之事的先知。我們甚至見證了最近的傾向，即流行把漢學家這個詞當作原來那些通常被稱為「中國觀察者」的同義詞。現在這個稱號也包括新聞記者、時事評論員，和事實上差不多任何一位對現代中國有看法的人。顯然，我於1958年提出的那個建議並沒有被廣泛地接受。現在我已開始想，我當年應該倡導的或不是完全拋棄這些惹人不快的詞彙，而是應該保留它們，應當按照它的本初意義來理解漢學，並再次使用它，漢學是漢語言研究，特別是對用那種語言寫成的［古代］早期文本的研究。簡言之，［漢學家］當與「拉丁學家」「埃及學家」和「亞述學家」等在常用的那種意義上被同等地使用。我想說漢學這個詞正是這個新建的［東方語言文學］系所營業務的正確名稱。
薛愛華致《美國東方學會會刊》《亞洲研究雜誌》編輯的公開信
這樣的一個定義把漢學正正好好、毫不含混地安放在人文科學研究領域中。這並不是說語言研究是被限定在人文科學之中的。例如，心理學家和很多語言學家所從事的語言研究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和我們的是不一樣的。儘管我們和他們共享同樣致力於細緻地評估證據而發現真理這個目的，但是，在基於哪個抽象層面之上追求真理，我們的做法是不一樣的。自然科學是在一個非常高的抽象層面上運作的。而所謂社會科學和某些種類的歷史則是在一個相當低的抽象層面上運作的。某些歷史學家們，就像人文學者一樣，他們關心的是具體的、獨一無二的和個人的東西。
奇怪的是，很多人相信人文學家們全神貫注地關心的是諸如「美」「靈魂」和「表達」等一類的東西。但是，這些詞彙也都是抽象的。事實上，我們人文學者致力於做的是對人類經驗的獨特方面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發現及其特性的描述。我們更關注具體的東西，而不是抽象的東西，是那些特別的東西，而不是一般性的東西，這就是說，我們關注的是那些真的無法比較的東西。更確切地說，我們研究人類的特殊的創造，且不把它們當成工具，而是目的本身，不把它們作為可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而是目標本身。相應地，我們不主要關注「作為溝通［工具］的語言」這個普通的概念，而是關注作為藝術構建形式的語言。當然，好的詩歌和小說都是有教育意義的，可是壞的［詩歌和小說］或也同樣如此。好的文學［文獻］必須是很好地構建的。這帶出今晚我的第一段引文，它將語言和寫作正確地放在了人文科學研究的中心位置。以下這一段是耶魯大學校長賈瑪蒂（A. Bartlett Giamatti, 1938-1989）所說的話:
我以為人文學科就是以語言，更確切地說，以詞語為中心的那些研究領域，因而，我以為激進的人文學科活動就是圍繞著一個文本的解釋而展開的。而這恰好就是我們所說的語文學所指的東西。我在伯克利的老師和前任，已故的卜弼德（Peter Boodberg, 1903-1972）教授，寫到我們東方語言系的建系宗旨時，他是這樣說的：
這個系的主要活動定位於語文學領域，以這個詞的舊有意義，即廣義的文獻研究，包括字源學、語法、批評、文學史、文化史和語言史、對翻譯和解釋原始文獻能力的訓練、對被公認為是思想的主要運載工具的語言［能力］的培養。如此說來，語言研究和文獻研究是不可分的。由此可見，漢學即是關注中國之語言遺存，亦即漢語文獻的語文學。我的下一段引文更銳利地表明了這一點，它的作者更廣泛地被認為是一位寫作傳奇故事的作家，而不是一位批評家。我指的是路易斯（C. S. Lewis，1898-1963），引自他的《詞語研究》（
Studies in Words）：
我曾經聽說有人想完全脫離語文學而研究文學（文獻）；此即是說，［完全脫離］對言語的知識和熱愛。或許世界上並不存在這樣的人。假如他們存在的話，那麼，他們或許是異想天開，或許是下決心要把他們一生的時間都花在一個持久不變的和精心維持的幻想當中。假如我們帶著太多的弦外之音來讀一首古詩的話，甚至帶著字典上的對這些詞語自它出現以來的意義［的解釋］，假如，事實上，我們僅僅滿足於這些詞語在我們的現代的意識中偶然產生的不管什麼樣的效應的話，那麼，我們讀的自然不是那位舊作家想要寫的那首詩。我們所得到的，在我們看來，它依然還是一首詩，但那不是他的詩，而是我們的詩。如果我們簡單地稱這為「閱讀」舊詩人，我們是在自欺欺人。如果我們拒絕為我們還原他的這首真實的詩而作的「純粹語文學」的一切努力，我們是在保護這場騙局。《詞語研究》
所以，語文學可以，或者相對來說可以，讓我們理解文獻，特別是過去的文獻。但是，什麼是文獻？在一種意義上說，所有文字記載下來的東西都是文獻，就像我們說「醫學文獻」和「歷史文獻」時一樣。語文學的藝術確實能夠幫助我們去理解它們。但是，此刻先讓我們來考慮帶一個大寫的L的文獻（文學），看起來在英語中我們還沒有一個對它的共通的表述。我們不得不從法語中借用belles lettres（純文學）這個詞，儘管good letters（好文字）這樣的表述一度很通行，如一位好的作家曾經被稱為a man of letters（一位文人）。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一門好好寫作的手藝。它的目標並不一定是和別的目的不相兼容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的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它不但寫得很有格調（文採），而且也提供了豐富的資訊。不過，帶著一種目的的寫作，如指導、改革、說服、勸告、傳授智慧或者傳遞某種信息等等，都不是一定能夠創造出好的文字的。請允許我再引用一段文字，這次引自著名的批評家約翰查爾迪（John Ciardi, 1916-1986）：
首先，偉大的文學經驗和偉大的語言經驗是不可分的，語言永遠是人類種族最深刻的活動中的一個。大量使用的語言擁有一切神聖的力量。一個種族是無法忘記一首偉大的詩歌的，就像它無法失去它在星空下的最後的願望一樣。在偉大的想像的形式中發生的偉大的語言的共鳴是文明化的力量，消除這種共鳴所起的作用，與剝奪這個社會的文化，並提供技術作為回報完全一樣。估計稍後或會引出些許爭議，可我要問：有多少研究據說很「偉大」的中國文學的學者能夠向你們解釋它憑什麼偉大？如果沒有傳統權威的引導，誰能確切地告訴你們在著名的唐詩寫作中偉大和平庸之間的差別在哪裡？中國的古代文人過去的偉大依然對今天的我們有著重大的影響。
於此，我再引一條對同一個主題的另一種看法，這一次是小說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說的:
若改變一部文藝作品的措辭（選詞），那麼它的所有啟示式的質量，和它的所有能夠振奮精神、支撐廢墟（化腐朽為神奇）的神秘力量，馬上就會煙消雲散。如果改變一篇科學論文的措辭，只要清晰度還得以保持，那麼它就不會遭受任何損失。被純化了的科學語言是工具性的。——－但被純化了的文學［文藝］的語言不是達成其它什麼別的目的的工具，而它本身就是一個目的，是一件天生重要和美的東西，是一個被賦予了魔力的神物，就像格林的許願桌和阿拉丁的神燈一樣。類似的別的說法還可以隨手找到很多。讓我來對它們做一個小結，即是說，好的寫作具有魔幻品質，二者都是以巧妙地措置語詞來產生令人著魔的建構的藝術。然而，即使對當代寫作令人著魔的品質作出解釋甚至也常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說要對過去時代的或者外來文化的寫作的魅力作出解釋，那會有多麼的困難了，它們中隱藏著廢用的詞彙、消失的慣用語和陌生的句法等等，簡言之，它們是以一種我們非常不熟悉的含義來表達其微言大義，以及對世界的態度的精美的措辭為特點的。而去激活這些不再使用的用法和已經消失了的意義的修飾，則正是語文學家的工作。就因為這個緣故，語文學和文學批評是不可分的，就像C. S. 路易斯已經說過的那樣。換一種方式來說，文學批評根本說來就是文本批評。
文學研究和語文學或者文本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引起了我對科羅拉多大學這個新系的名稱的考慮。儘管他的《指環王》（
Lord of the Rings）很流行，但託爾金（J. R. R. Tolkien, 1892-1973）是一位職業的古英語學者，他對英語語言和英語文學都有出色的把握。在他於牛津大學所作的「告別演說」中，他抗議學院採用「英語語言和文學學院」（The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這個稱號，而不用更簡單的，對他來說也是更優雅的稱號「英語學院」(School of English），後者在形式上與諸如「希臘文學院」（School of Greek）和「法文系」（Department of French）等傳統名稱更相符合。這個更長一點的稱號，既是我所擁有的教席［的名稱］，也是貴系的名稱，對此人們或普遍認為我們處理的是兩個不同的學科，一方面是語言，另一方面是文學，而這樣的觀念就是因為這種形式而被永久化的。不管怎樣，我們至少要承認這是同一個東西的互相關聯的［二個］方面，就像碳與鑽石互相關聯一樣。幸運的是，我們還沒有像夏威夷大學那樣已經走出去那麼遠了，在那裡遠東語言研究已經和遠東文學研究分道揚鑣了，它們分別被放置在不同的系裡。一個是語言的化學（科學），而另一個是語言的魔術（迷信）。但是，這種魔幻的事業是幾乎不可能成功的，除非它能堅實地建構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然而，文學或當被恰當地描述為對普通言語的精煉和豐富。此前我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一位學者或當如何希望能夠在中國文學中發現這些品質呢？」作為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討論的引言，這裡需要作一個簡單的歷史回顧。
託爾金
在亞洲文獻中，中國的文獻（漢文文獻）在歐洲是最後一個被認真研究的，而所有［亞洲文獻的研究］都遠在古典拉丁語和希臘語研究之後。真正的拉丁語學術研究的歷史開始於十四世紀，它和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的名字有特別緊密的聯繫。於其後一個世紀，古典希臘語的研究隨著土耳其徵服時代君士坦丁堡的學者們遷移到義大利而開始嶄露頭角。希伯來語研究開始於十六世紀，就像於更晚的時期興起的埃及學和亞述學一樣，它的流行只是因為它與《聖經》研究的關係。在亞洲的語文學中，漢學也遠遠落後於它們。早在十三世紀，就有歐洲人訪問中國，但柏朗嘉賓（Pian de Carpine, 1185-1252）、魯布魯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 fl. 1253-1255）、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及其後繼者們的旅行，主要是出於對商業、外交和宗教的興趣。基本可以肯定馬可·波羅從來沒有學習過漢語。在十六世紀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們的探究之前，對漢文書籍和中國文化的認真興趣尚未開始。但是，儘管這些富有獻身精神的人（耶穌會士）獲得了一些漢語知識，並做了一些翻譯，但他們的主要興趣也在別處。追隨他們的是十八世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傳教士，只有到了這個時代，我們大概才可以確定地說［歐洲有了］真正的漢學研究，其傑出人物的名字是萬濟國（Francisco Varo, 1627-1687），一位西班牙多明我會的教士，他編寫的第一部《華語官話語法》（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於1703年在廣州刊印。一個世紀後，葡萄牙遣使會會員公神甫（Joachim Gonçalves, 1780-1822）製作了一系列詞典,如《拉漢詞典》《葡漢詞典》（《洋漢合字彙》）等。他最後一部《拉漢大詞典》（
Lexicon magnum Latino-Sinicum），出版於1841年。漢學誕生了。於此，若把萬濟國的漢語語法作為一個參照點，來考慮這時間上的間隔的話，這或頗有啟發意義。
《拉漢大詞典》
除拉丁文和希臘文外，最早刊印的［世界上］任何語言中的第一本語法書是西班牙語語法。它出現於值得紀念的1492年。而第二本則是一種東方語言的第一本語法書，它是阿拉伯語語法，出版於1505年。隨它們之後在短時間內相繼出現的是希伯來語、義大利語、法語和阿拉美語［語法］，此即是說，［它們］都是「聖經」的語言，或者最終，也都是西歐最重要的語言。威廉布洛卡（William Bullokar, 十六世紀人）的英語語法直到1586年才問世，這個消息或許會讓人感到驚訝。而各種美洲印第安語，如塔拉斯科語（Tarascan）、印加語（Inca）、納瓦特爾語（Nahuatl）、薩巴特克語（Zapotec）、米斯特克語（Mixtec）和圖皮語（Tupi）的語法書同樣也是在十六世紀問世的。不屬於《聖經》［語言］的亞洲［語言］在十七世紀之前並沒有引起注意，1604年開始有了日本語［語法］，緊接著的是塔加洛語（Tagalog）、馬來語（Malay）、土耳其語（Turkish）、伊洛卡諾語（Ilocano）、波斯語（Persian）和越南語（Vietnamese）［語法］。所有這些異域［語語法］作品都在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於1703年在廣州刊印之前出版。
《華語官話語法》
至此為止，這類新的詞典編纂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以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進行的。但在整個十七世紀，科學的漢學亦在法國發芽成長。法國那時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天主教勢力，巴黎大學著手發布了一批耶穌會傳教士－數學家們的著作，他們於1687年前往中國，很快就生產出了一批關於漢、滿歷史、中國宗教和禮儀的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於十八世紀，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和他的弟子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聲名卓著。傅爾蒙是阿拉伯語教授，他曾剽竊了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的著作，德金則寫過一部中亞和東北亞非漢民族，即突厥、蒙古和其他相類民族的歷史，名重一時。德金還因他的另一部書而被人記住，但在二十世紀的學者看來，這大概不應該算作是他的成就。1759年，他出版了《論中國人為埃及移民》（
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evu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一書。在這部流傳極廣的書中，他極力主張漢字來源於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國「黃金時代」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的名字，實際上都是埃及古王國皇室成員的名字。例如，他說治水的英雄大禹，事實上就是上、下埃及的統一者，並被認為是埃及第一王朝的締造者的美尼斯（Menes, fl.c. 3200-3000 BC）。傳承這一無根之談者代不乏人，其流風餘緒至今還汙染著學術。十九世紀末葉，鮑爾(C. J. Ball, 1851-1924)撰寫了《阿卡德語與漢語的親緣關係》（
The Accadian Affinities of Chinese）和其他著作,旨在表明漢人及其語言都來源於美索不達米亞。這個觀點得到了很多發表在1886至1900年間出版的著名刊物《巴比倫和東方紀事》（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上的文章的支持。我們大概會認為，這種沒有意義的假想是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漢學的代表作品，但我們可能是錯了。在鮑爾的阿卡德理論出現前七十五年，一位一流的漢學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就已經發表了他的最好的作品，甚至在更早些時候，《春秋》的第一位譯者德紹特萊（Michel Deshauterayes, 1724-1795）也已經證明了德金之論點的荒謬。簡言之，接受了專業學科訓練的法國漢學學派的學術早已超越了其他任何人。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它依然佔據著一個獨一無二的卓越地位。
德金的《論中國人為埃及移民》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當對漢語和漢字的派生性質的空洞推測還盛行於歐洲時，卻已經有一位美國人正確地說明了漢字書寫符號的真實性質，以及它與漢語語言的關係。他是杜朋壽（Peter Du Ponceau, 1760-1844），他的《漢語書寫體系的符號和性質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to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早在1838年就已經問世。德金推進了下面這種觀點，即認為漢字是獨一無二的，漢字可以表達所有可能的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獨立於語言。至於漢語，他認為它是簡單幼稚的，甚至是有缺陷的。他認為天朝帝國的書寫體系是一系列智力符號這一見解，對西歐社會哲學家們有著十分巨大的令人振奮的影響。他們對「表意文字」（ideographs，象形文字）的概念十分著迷。即使在今天，在杜朋壽證明漢字實際上是表符號的文字（標語的，logographic）之後的一個半世紀，即漢字是以符號代表
詞語，或者我們今天所說的「詞素」（morphemes），可大多數門外漢，甚至許多可算得上是漢學家的人，仍然堅持著這種舊有的錯覺，儘管在大多數場合中，很可能根本不明白「表意文字」這個詞實際上指的是什麼東西。
杜朋壽
貫穿整個十九世紀，帶著活力和風格的嚴格的漢學方法於法國持續發展著。才華橫溢的優秀學者接踵而至地出現使這種發展成為可能。他們中的多數在法蘭西學院（Collége de France）擁有教授席位。這個偉大的學院是弗蘭索瓦一世（Francois I, 1494-1547）於十六世紀創建的，原稱「法蘭西皇家學院」（Collége Royal de France），於一個很長時間內，它是希臘語、拉丁語和希伯來語的研究中心。後來在這裡完成的異域語言研究著作之所以有高質量，當即深深地受惠於這個傳統。1814年在此設立的「漢語、韃靼-滿語語言和文學教席」（Chair of Chinese and Tartar Manchu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的第一位擁有者就是雷慕沙（我希望你們會對科羅拉多大學這個系的稱號曾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先行者而感到高興，特別是考慮到託爾金曾對它嘖有煩言）。這是所有歐洲大學中的第一個漢語文教席。
雷慕沙
除了漢語以外，雷慕沙還研究蒙古語、藏語和其他東亞語言。與此相應，他的著作顯現出法國漢學學派的一個標誌性特徵，而這註定會在二十世紀初被伯希和引向精緻和完美。於此，我將在雷慕沙眾多的出版物中僅僅列舉一部著作來彰顯他傑出的學術生涯，那就是他的《漢文文法基礎：古文與官話綱要》（
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u, c'est-à-dire, de la languag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這部著作出版於1822年。除了像這樣的基礎研究之外，他還出版過許多重要的報告和譯文，涉及文學、哲學、宗教和歷史等領域。他是《學術雜誌》（
Journal des Savants） 的編輯，並為它撰寫了研究中國的文章。他還是巴黎亞洲學會的首任會長。該學會的核心組織就是依然重要的《亞洲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儒蓮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讀雷慕沙了。我懷疑，更少有人會讀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了，儒蓮是雷慕沙的學生，並於1832年接替他成為法蘭西學院漢語文教授。儒蓮的學術優勢是他受到了很好的古典語言訓練，特別是希臘語和一些閃族語言［的訓練］。他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對中國的小說、戲曲，以及科技史文本和道教、佛教資料的翻譯和研究；最首要的是，他撰寫了一部漢僧玄奘西行印度朝聖的專著，我希望佛學家們還會參考它。他也是一位專心於漢語語言和文字，特別是慣用語和音韻研究的學者。他的名字被用來為一項中國（漢語文）研究成就年度獎冠名，它相當於漢學界的諾貝爾獎。但必須承認的是，像其他獎一樣，儒蓮獎的頒發也多少有點古怪。
德理文
儒蓮的接班人也已經被人遺忘了，或許他就從來沒有得到過別人的認可，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他是德理文（Marquis Marie 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於1874年接任教席。儘管他對很多種文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他會或者應該會被人記住和參考的主要是他對文學［文本］的翻譯和解釋性研究，其中又以出版於1862年的《唐詩》（
Poésies de I'époque des Thang），和出版於1870年的《離騷［章句］》（
Li Sao）為代表。我對前者特別感興趣，因為唐是我的時代。我可以證明，這些完成於一百多年前的翻譯，可與今天美國文學學者所做的大部分唐詩翻譯本媲美，甚至要好過其中的許多譯本。
沙畹
法國漢學的現代時期，開始於漢語教席的第四位佔有者——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他於1893年就職。儘管他的前任們的著作都不可否認地出色，但他還是給這個領域帶來了新的深度和精確度。除了根據他在中國的實地考察而撰寫了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考古報告外，其重要意義，我很高興地報導，至今得到廣泛的認可，他還出版了一系列一流水準的專著。這些著作的質量完全可以和當時代最優秀的希臘文、阿拉伯文和梵文學術研究相媲美。在他眾多紮實的出版物中脫穎而出的，於此我只提及他對聖山泰山的崇拜和宗教史的研究、一系列關於佛教和道教歷史的出色著作，以及他對中國第一部信史《史記》之大部分的翻譯。他的譯本至今仍然是無與倫比的。我真希望我還可以說更多我們應該感謝這位傑出人物之處，但是現在我不得不有失恭敬地把他按下不表了，而開始講述他的學生和繼任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位真正不世出的傑出學者。
沙畹和妻子
伯希和
伯希和的學術生涯開始於河內［越南］，他被派到在這裡新建立的法蘭西遠東學院工作和研究，那是在1900年。它被證明是漢學的一個令人振奮的時代的開始。伯希和成為它的一顆最明亮的星星。他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凸顯出其嚴謹和訓練有素的專業水準，充分實現了法蘭西學派的傑出學術品質。他在這些品質之上還增加了勇敢和富有想像力的品質，它們與聰明、勤奮一起，常常是真正的天才的特徵。他的［學術］方法的一個典型特色是，追隨雷慕沙的榜樣，充分發掘和利用大量不同種的東方語言文獻，包括屬於閃含語、印度伊朗語、阿爾泰語和漢語等不同語系的許多種語言。他有能力以一種史無前例的程度達到了對早期漢語文獻的完全的理解，這些文獻都程度不等地帶上了受亞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語言和文獻影響的烙印。他不把中國看成是一種自我封閉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種在整個亞洲的語境中形成的文明。這並不是一個對中國的流行的看法，古老的中國原本應該是外部世界賴以獲取智慧和文明藝術的地方。大部分學者拒絕這種複雜和苛刻的學術，它常常要求他們挑戰那些他們自己最最喜歡的假設。
伯希和的著作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對書目文獻（bibliography，版本目錄學）的十分細緻和一絲不苟的態度，這在歐洲文化的人文研究中是習以為常的事情，而在東方研究，尤其是漢學研究中卻是很少見的。在他之前，一部漢文古籍的任何版本，哪怕是一部千年古書的劣質的木活字刻印本，其中充滿了訛誤和脫衍，都會被大部分研究者不加批評［校勘］地利用。伯希和為漢文資料的研究引進了一種有理有據的精確性，使得那種粗枝大葉的票友性質的學術遭人唾棄。他理解首要的和最終的問題是「在何種程度上這些資料是可信的」和「這證據真的能夠引向何方」。在古典學的、《聖經》研究的，和中世紀的語文學中，即在西方文本批評（對勘）中，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先例，至此已不能再遭忽視了。
伯希和
時至今日，伯希和大量的和精緻的研究，是一座幾乎還沒有得到開採的富礦。我們自己時代的學者中很少有人意識到困擾他們的很多語言學的、文本的和文化的問題，其答案早已出現在伯希和發表在無疑是世界上最好的漢學雜誌《法蘭西遠東學院院刊》（
Bulletin de I'Ecole Franqaise d'Extreme-Orient）和《通報》（
T』oung Pao）上的研究文章中的腳註中了，這些腳註本身常常就是一篇篇的短文。換一種角度來說，在本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研究者當中，有太多人不僅沒有能夠學到他的治學典範，而且也沒有能夠從他特別的（具體的）學術發現中獲益。這部分可能是因為一種反伯希和的教條，已形成為許多漢學家之信條的一部分，特別是在美國。這也不是什麼特別新鮮的事兒。伯希和以對二流學術的無情批評著稱，這種品質使得他在與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當中不太受歡迎，特別是在英國。反伯希和教條在美國倖存了下來，它在那些庸才們中間尤為惡劣，他們把一切基礎研究都看成是乏味的、狹隘的和枯燥的苦力活，缺乏在對異域文學的「欣賞」和批評中的那種曇花一現的魅人品性。
1919年，沙畹的漢學教席被另一位巨人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3-1945）接替。與此同時，伯希和的卓越成就促使法蘭西學院於1911年專門為他創設了一個教授席位。這是一個中亞語言、歷史和考古的教席，他死後這個教席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在整個四分之一世紀裡，伯希和與馬伯樂這一對除他們自己之外無與倫比的學者照耀著整個漢學世界。
馬伯樂
馬伯樂是一位可與伯希和媲美的富有創造性的學者，儘管或許他未能達到同樣耀眼的技術上的精緻。他的研究集中在幾個容易被界定的興趣領域內。它們是語言學史、先秦經典和道教。對其中的每一個領域，他都不僅僅帶來了一種新的精確性，而且也帶來了一種新的視野廣度，以及一種對人文學術最優秀的傳統的深刻理解。他在這些領域所發表的著作可以三篇主要論文來代表，它們都依然對漢學家很有幫助。在語言學史［領域］：《唐代長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 ngan sous les T』ang, 1920）；在先秦經典［領域］：《書經中的神話》（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1924），和在道教［領域］：《古代道教的養生術》（Les Procédés de nourrir le principe vital dans le religion Taoiste ancienne, 1937）。
我們這個世紀的上半葉是以對漢學有重大意義的發現為標誌的，例如像在新疆（中國的中亞地區）開創了嚴肅的考古的中德考察隊（the Sino-Prussian expedition）的發現，敦煌藏經洞的打開和中古時期寫卷的重見天日，安陽甲骨的發現和認定等。但是，今晚我談的是人，不是談發現。隨著馬伯樂於1945年不幸英年早逝，以及幾乎同時的伯希和和傑出的社會歷史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的逝世，一個碩果纍纍的時代戛然而止了。
現在我們要說到我們自己這一代人的故事了。在我接下來的評述中，我不打算直接提到任何我的同時代人的名字。他們和我都還不是歷史的一部分。證據還沒有全部到位。大體說來，我想，我發現美國漢學主流可以分成三個明顯的分支。一個分支屬於社會歷史學家，他們把原始的文本僅僅作為信息的來源，很不關心語言的精練，傾向於依賴「當地線人」的服務，為他們提供文本的大概意思，而不客氣地說，那些線人中的很多人對書面語言的理解至少是很脆弱的。第二個分支是文學家的領地。他們的所作所為，在我看來，是被一種缺乏活力的唯美主義（審美）所支配的，它根植於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費諾羅薩（Ernest Fenellosa, 1853-1908 ）和比尼恩（Laurence Binyon, 1869-1943）的「東方主義」中。有時它因被注入了好的、舊式的文學傳記而變得堅固。但一般說來，純文學被允許自由漂浮，與任何歷史時代、特定環境和專業化的語言和文本研究相脫離。這些人志在討人喜歡。他們組成詩社。他們努力要說出些風雅的句子來。我將馬上再回來談他們和他們的工作。第三個分支是那些定位於人文學術的歷史學家的領域，尤其是那些在諸如藝術、宗教、科學、技術和日常生活等文化領域裡工作的歷史學家。他們對付原始資料的能力參差不齊。有人尊重它們，有人忽視它們，後者寧願完全依賴圖片的或者考古的證據，並以現代語言寫成的二手資料作為支持。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很讓人絕望，你們一定會懷疑，對當代的漢學我是否還有任何好的東西可以說說。放眼於國際舞臺，我確實發現有值得崇拜的事情。這樣的調查很容易做，因為漢學並不是一個於普世範圍內都得到了培育的學科。於此，讓我先僅列舉幾個國家的名字，如在保加利亞、希臘、印度、義大利、巴拉圭、斯裡蘭卡、波札那、挪威和埃及等國家，除了少數幾個無足輕重的例外，沒有人知道漢學。事實上，那些現在正在實踐這門藝術的國家，絕大多數就是那些在一百年前就已經開始培育它的國家，它們是法國、荷蘭、德國、英國、美國、日本，和中國自己（以有限的和令人好奇的方式）。在它們之上，現在還必須加上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我不打算對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國家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現狀的特點作總結，儘管它們常常表現出各自特有的民族/國家特色和傾向。相反，我打算就幾個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和進步的領域向你們表達我自己的看法。我用這些形容詞來描述這些學科，它們本來應該如此要求自己，而且實際上零星地也已經取得了對他們的資料語言的一種精確的理解，並正在發展從它們那裡獲取的知識，以解決那些關鍵性的或者不應該被忽視的問題。這些充滿生機的學科一是科學技術史，它並不與哪個特定的國家相聯結，也就是說，在許多國家都有優秀的貢獻者；二是宗教史，主要是道教，即中國的本土宗教，它在中國和西方的學術圈內長期被忽略或者誤解。正如我們應該期待它會出現在哪裡一樣，毫無疑問，於這一領域的重要工作絕大部分都是在法國完成的。但是，分散在歐洲和北美其他國家的一些個人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文學研究的情況怎麼樣呢？在我看來，它們在哪裡都不夠興盛，儘管有很多很費心的，和常常僅是時尚的活動，尤其是在美國和日本。整體而言，我傾向於認可日文著作的質量，儘管它也是非常不均衡的，日本學者總是受困於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他們用漢字來書寫他們自己的語言，這損害了他們對漢文文本的理解——他們太習慣把它們當作一種加密的日文。
現在我必須回到美國的漢學，特別是這裡的文學研究。在我看來，美國的中國研究（漢語文研究），並不處在一種十分健康的狀態。我確信造成這種狀態的一個原因是美國人對外語學習的由來已久的反感，和對文學的、古典的或古代的語言的興趣的衰退。這種態度以不同的方式造成了它的危害。一是對漢文寫作的細節和精妙處缺乏認真的注意。另一個是對用法語、德語和日語撰寫的重要著作的忽視，——許多研究中國的學生和一些職業的「漢學家」對這些語言都缺乏必要的把握。
至於在我們國家的中國文學研究，就像我已經提示過的那樣，它充斥著票友精神和本位主義觀念。絕大部分教學和出版強調文學史、文人傳記和文學鑑賞，而這些都不需要對中國的文學語言有精深的了解。
現在讓我援引另一段權威的引文，這一次是萊奧斯皮策（Leo Spitzer, 1887-1960）在他的《語言學和文學史》（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這本書中所說的一段話：
我常常感到很詫異，文學史家們如何能夠，就像他們樂意去做的那樣，對一個時代或者一位詩人的文學作品的整體下如此籠統的斷言，卻沒有深入到文本的細節（和語言學的細節）之中。今天中國文學這個領域被一些沒有時間去實現這一理想的人主導著,他們處心積慮地維持自己文學上師的形象,從青銅時代的古體詩，一直到已故毛主席的情詩，他們對中國文學的每個時期都貌似權威，誇誇其談。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著作、期刊裡，這種文學取樣的自由散漫的風格，與文學批評的瑣屑化齊頭並進，而每當它吸食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中世紀文學遺產的精華時，我就特別地感到痛心。這種類型的文學研究不鼓勵和文學本身的親密接觸，而更喜歡客廳清談式地談論文學，只觸及詩歌的簡單的層面，諸如普通的歷史典故和古典引語；簡單的分類，常被稱為「文類理論」；作者心理學和傳記，這通常是意圖謬見（intentional fallacy）的運用。尤其是，嚴格遵循在詩歌中尋找作者如何在科舉考試這一上升階梯上平步青雲和在朝廷中成功獲取要職的線索這一傳統的中式遊戲。很少有人對好的寫作有任何的討論。幾乎沒有任何人留意到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勸告，而他對文學是有些了解的。在《批評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一文中，他寫道：
任何著作，任何文章，《注釋和詢問》中的任何注釋，只要它製造了關於一個藝術作品的哪怕是最低級的事實，它就是比在最自命不凡的［文學］批評的報刊上發表的十分之九的文章更好的作品……事實不能敗壞審美。在最近幾十年裡，另一種令人疲軟的時尚在某些所謂的「文學批評家」中間變得很流行。這就是我稱之為「族群批評」（ethnic criticism）的東西。據我所知，它純粹是一種美國現象。它在不少研究中國祖先的學者中間也流行了起來，而且還傳染給了其他的人。他們的假定是只有中國人才能解釋他們的文學；而它的一個推論就是，相信過去時代的中國人對文學的性質和質量的任何想法，都比現代西方批評家的最敏銳的觀察要有價值得多。所以，假如一位九世紀的中國作家寫到一首詩就像是時間花園中的一隻蝴蝶（據我所知沒有人這樣說過），這個啟示比一位現代法國人的陳述，譬如說文學的意義見之於字裡行間（據我所知也還沒有人這樣說過），對於詩歌的理解來說要重要的多。這就像是相信亞里斯多德為希臘詩歌作了最後的定論，因為他的確是一名希臘人，而在他之後［別人］關於薩福和荷馬所說的任何東西都沒有什麼價值，除非是一位現代的希臘人有可能說的什麼東西。這就像是相信存在一種可與西方的天文學競爭的東方的天文學，或者一種與西方世界的化學不同種類的，但又是對等的東方的化學一樣。
說到希臘人，讓我想到我們的中國文學專家們中間流行的另一種毛病。這就是用現代的發音［讀音］去朗誦和引述古詩這種舊石器時代的習慣。現在中國通用的是普通話，但偶爾也還會使用粵語和其他現代語言［方言］。這種奇怪的習慣要求忽視上古和中古詩歌的所有發聲規則之間的差別——如韻律、諧音、擬音、步和效果等，簡言之，［忽視了］作家使用他自己的語言時的一些最重要的東西。可這與希臘語又有什麼關係呢？許多現代希臘籍的學者，他們把自己視為聖火的保護者，卻用現代雅典語的發音朗讀古典希臘語詩歌，他們對它所採取的自衛態度正好和他們的漢學家同行們一樣。一段時間以前，我的同事之一、一位古代希臘文學的專家告訴我這樣一件事：他參加了一位在訪的希臘語權威的一次阿里斯多芬尼斯劇作（Aristophanes Play）的「朗讀」。在這部劇的一個點上，一群羊走上舞臺，它們咩咩地叫著。阿里斯多芬尼斯把這聲音擬寫作bēta ēta, beta ēta。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在阿里斯託芬尼斯的時代這當是發běě běě的音的。不過，自那個古典時代開始，在阿提卡語中的舊濁音聲塞音已經變成了摩擦音。在它們中間，b已經變成了v。此外，eta這個字不再發像那個ě在「bed」中的音了，而是發像這個i在「machine」中的那個音了。所以，我們這位在訪的希臘朗讀者將傻傻的羊的叫聲讀成了vi, vi。我們將會明白，當把現代北京方言強加給古典文學文本的習慣做法——一種對語言學家，人們或可想，甚至對文學批評家也都毫無價值的實踐——被永遠拋棄時，中國文學研究才開始走向成熟。
我相信，諸如此類的習俗與一個永恆不變的中國這個僵化的觀念有密切的關聯。我們都很熟悉那些具有偏見的人，或者持所有最美好、最重要的東西都是幾千年前在中國發明的這樣的觀點，或者持與此相關聯的觀念，認為中國文化、社會和政治在所有這些時代都持續不變。這當然是一個神話。中國的歷史與歐洲的歷史非常類似。這是一個經常在許多個民族之間被分裂的地理區域，經常是二個、三個，有時更多。例如，在公元400年，在現今的內蒙古和南中國海海岸之間，曾經有九個各自獨立的王國。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南方的大的土著民族，它們的獨立並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這些民族中有些受漢族王朝的統治，有些則是受非漢族王朝的統治。在這整個次大陸上說著很多種語言，有些屬於漢語語族的，有些屬於傣語語族、緬藏語族和其他別的語族。此外，文化的特性也在持續的變化之中。不過，對有些人來說，當他得知孔子從未聽說過有茶，沒有用過一隻瓷杯，不知道有紙，從來沒有吃過一顆荔枝，也不知葡萄、糖、胡椒、蓮花和加蹬之馬為何物，——他收取幹肉條作為朝廷祭師和古董師的酬勞等等，還依然會感到十分的驚訝。
《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
事實上，對中華文明這種大一統的和不變的特性的信仰是由來已久的。在西方世界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啟蒙時代，它在伏爾泰及其同盟者們的信仰中發芽成長。這些革命的思想家們利用這種觀念來支持他們對歐洲各國政府和統治者的攻擊，不適宜地將他們與假想中的中國的哲學家－國王們的開明統治形成強烈的對照。他們對那些古典時代的傳奇性的聖王與他們的同時代人，即十八世紀的滿洲帝王們根本不作任何區分。
在他們拋棄這種幻覺，並努力去熟悉每一位作家的特定的世界——即在它的所有的豐富的細節中的他的特別的、真實的和地方的世界之前，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們永遠不能獲得真正的研究能力。一旦他們獲取了這種知識，他們將能夠解釋他們的作家在他精心選擇的意象中表達出來的對那一世界的獨特的願景，而那些意象反過來又反映出作家自己對創造、佔卜、君權、職責、魔力、食物、英雄行為等的特殊看法等等。不存在一首超越了時間的漢文詩歌這樣的東西，就像不存在一篇不屬於它的特定時代的英語文章一樣。
永恆這種謬見的惡果最明顯地展示在古典漢語詩歌的翻譯中。它們表現出了一種對詩人的語言的不完美的理解，一種對他的言語的準確意義的模糊。對時間和地點的細微差別的漠視，即會抹去關於漢語詩歌的最重要的東西，即那個賦予它以魔力的東西。那就是詩人對意象的運用——詩人的措詞。正是在這裡，我們的翻譯者最軟弱無力。因此，現在我打算集中［討論］在許多漢語文學翻譯中的一些特別的缺陷，特別是在處理詩歌措詞中的缺點。
在西方國家，以及中國和日本，好多代翻譯家都曾對此做過很大的努力，即既要使中國的古詩能讓現代的讀者們讀得懂，而且還要讓他們讀來覺得合他們的口味。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合口味」常常意味著平淡、簡單、缺乏詩意、沒有想像力和缺乏情趣。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做到既不違犯當代的趣味，又不苛求那些對詩人的文化氛圍、自然環境和日常生活幾乎一無所知的現代讀者。例如，想一想，有一位九世紀中期的極有教養的文人，全神貫注地沉浸在天際的迷幻和我們不熟悉的花鳥樹木的圖像和信息之中。如果沒有受過特殊的訓練，就是他自己的後代們也已經發現，並且依然還會發現他的世界和他的寫作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就像九世紀歐洲的潛伏的精怪、海上流浪者和因果賜予者的神秘世界，對於今天一位受過了很好教育的英國人——或者甚至說是一位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人來說，同樣是十分陌生的一樣。這樣的一個人用一種非常有學問的語言寫著他的詩句，經常模仿和擷取古代辭書和文本中的冷僻詞彙，亦常常引用深奧的習語、遠古的典故和微妙的微言大義。他的魔力效果即有賴於從過去繼承下來的一個巨大的詞彙庫——一筆彌足珍貴的偉大遺產，即使它的組成成分有時會被誤解。他可以表達秘密、不可思議之事，以及語調和態度的精微變化，這不僅令我們感到困惑，而且也令他的同代人感到困惑。
那麼，我們將如何翻譯我們的詩人的詩歌，並希望為他匠心獨運地謀劃出的圖景給出一個接近真實的版本呢？我已經說過措詞是至關重要的。措詞是詞語的選擇。為什麼選這個詞而不選那個詞？所以，有必要精確地知道這位中世紀詩人［選用］的語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將它與他不然也可能會使用的相近的同義詞區分開來。我們怎樣來找出它們的確切意義呢？我們查一部詞典。可問題就出在這裡。漢語詞典，不管是任何語種的，漢語的，日語的，英語的和法語的等等，都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信息。首先，大多數漢語詞典對現代口語和古代的用法不加區別。即使把它們限定為「古代漢語」的詞典，它們也對不同時期的各種用法不作分別。但是，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小部分。另外，它們為每個單詞所提供的信息是如此的不明確和如此的含糊，以致於差不多有關漢文文本所寫的任何東西，無論它們是文學的或者歷史的或者其他什麼東西，都僅僅依據那樣的信息，故往好裡說是一定被誤導了，往壞裡說則全是錯誤的。但迄今為止所有研究者還不得不去查這些詞典，因為除此之外別無更好的選擇（
faute de mieux）。
西方的漢語詞典都是十九世紀或更早時期的產物。它們常常是一些票友們編寫的，他們缺乏足夠的語文學訓練，並僱用了不可靠的信息提供者。他們所有人都是錯誤信息的源頭。至於漢漢詞典和漢日［和］詞典，有些編成於二十世紀，甚至還是很新近的。然而，即使是最新的也是保守的。它們沒有吸收現代的學術成果，特別是本世紀在歐美的研究所提供的關於詞語的信息。它們依然有濃重的地方本位主義色彩——一種由來已久的本民族中心主義的表現。
請允許我花幾分鐘幹些技術活，提供幾個例證來說明為何所有這些詞典都是失敗的：
它們為那些其舊的詞義（義項）已不再使用的詞語指定了新的意義（義項）。用它們來破譯早期文本的意義，會產生滑稽的結果，就像在中世紀中國森林中聊天的黑猩猩。
它們無法在近義詞之間作出分別，簡言之，它們忽略了語詞之間的細微差別，而這對詩歌措辭的闡釋是非常致命的。例如 ，「美」「麗」「豔」「妍」這四個字，在文學語言中大致分別意為「admirable」「gorgeous」 「voluptuous」和「alluring」，可在大部分詞典中，它們一概被均質化為一個沒有差別的「beautifu1」。
它們不像所有好的西文詞典那樣提供詞源。因此，它們不是適合學者使用的工具書。
它們沒能記錄語義學上的變化，如「丁香」一詞，約在十世紀以前意為「lilac」，以後則指「cloves」。
它們沒有識別外來借詞（除了來自印度的佛教詞彙是例外，但也只是它們中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本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學術文獻中，很多外來借詞，特別是那些來自阿爾泰語和印歐語系的借詞，已經被識別了。而這類識別在漢漢詞典和漢日［和］詞典中都被忽視了。還沒有人花功夫去追溯漢語中來自傣語和其他東南亞民族的外來語借詞，但它們的數量肯定不少。詞典編纂者很有效地隱藏了漢語這個複雜的歷史。從現代學者所做的一個很可觀的外來語借詞［詞彙］表中，還沒有一部詞典把它們記錄進去，讓我僅僅挑選三個樣本來舉例說明（我給出它們中古漢語的發音，因為假如在現代方言的基礎上尋找的話，它們的源頭是不可理解的）。
所有這三個詞在中醫史、食品和禮儀中都很重要，但是你在任何詞典中卻都找不到這三個已經被很好地定義了的外來借詞。
與《牛津英語詞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或者哪怕是《韋伯斯特國際詞典》（
Webster’s International）相比較，還沒有一部漢語詞典能像它們一樣提供完整的和可靠的信息，這種失敗對於研究者們的精神造成了一種腐蝕性的影響。他們已經習慣於這種不確切的定義，通常不會願意投入時間和精力自己來做語文學的探究，而這對於改善對它們［的定義］是十分必要的。許多別人不知道它們是借詞的語詞也處於同樣的情況。我自己已經費力為數百個在標準的漢語詞典中被很寬泛地定義的詞彙製作了更可靠的定義。哪怕是最好的漢語詞典的這些缺陷，或可部分地歸咎於中國語言的研究者和詞典出版家之間的隔閡，但或也可歸咎於語言研究者和文學研究者之間的分裂。在別的人文學科中，特別是在西歐民族國家和地中海古代文學的研究，文學學者為詞典編纂出力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古諾爾斯語詞典和西班牙-阿拉伯語詞典就是以這種方式持續地得到改進和精緻化的。在我們自己的領域，新的語義學的發現遭到忽視，消失在沾滿灰塵的圖書館的書架中，永遠被埋葬在被遺忘了的腳註和過時了的文章和專著中。
《牛津英語詞典》
在我看來，我們學科的當務之急是編一部好的、最新的文學語言詞典，它可以許多不同的表現形式呈現，例如，可為所謂的儒家經典編纂詞典，為唐詩、為每個朝代的歷史編纂詞典等等。但我也明白，詞典編纂家的生意並不能引起有抱負的漢學家的興趣，我也提不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說服他們屈尊來當詞典編纂的學徒。也許這或是一個最可行的辦法，作為開始，先把散落在百年來漢學文獻中的數百條新的和更加可靠的定義收集起來，把它們作為現有詞典的一個訂正性的補編出版。若有合理的津貼的話，這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我擁有一隻可以預測吉兇的水晶球的話，我很想在球中窺視，看看這個世紀早期的那個偉大傳統，特別是以伯希和、馬伯樂和另外幾個人的著作所體現的那個偉大傳統的子孫後代們會有怎樣的前程。眼下，那個傳統看起來並沒有在美國紮下根來，除了或許在很少幾個人中間。頗為令人驚訝的是，我們有很多中國研究的老師，和一些很有魅力的領袖，但沒有很多真正的開拓者，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並不很受推崇。大多數年輕學者不在乎什麼法國傳統，假設他們真的知道還有這個傳統。這可能是因為它的要求太苛刻了，獻身於它或將讓人失去較早就業的希望。
無論如何，1982年的情況要比1882年時的情況好。如果我們記得那些已經取得但有可能會被遺忘的東西，它就會繼續改進。換句話說，我們的責任並不局限於創造，我們也必須守成。首先，我們的信心［責任］一定永遠不要奉獻給對職位的自豪、容易發表的吸引力或被我們的同事們接受的渴望等。這些弱點扼殺了我們敢做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我們主要是文本以及他們用來寫作的那個語言的研究者。我對漢學家們最後的規勸是：「準確地讀，嚴謹地寫。」如果你們這樣做，那麼你們，或許還有你們的一些學生，將會在展現人類想像力的偉大作品中，獲得有鑑別力的判斷和真正的快樂。
（原文刊於《國際漢學》2020年第四期，澎湃新聞經譯者授權轉載，個別文字與雜誌版本有差異。）(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