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課堂直播類電視節目異軍突起，本文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分析，指出了此類節目的特色，並提出了確保其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對策建議。
【關鍵詞】課堂直播；電視節目；賦能；加權；轉換；關係
一、引言
一場名為新冠肺炎的流行病突然爆發，在中國乃至全球肆虐，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除了獲得批准的新聞記者「逆行」前往疫情重災區發回一系列相關報導之外，課堂直播類電視節目也異軍突起，影響所及，甚至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獲得無差別式的點讚，甚至成為一種現象！這在電視節目「分眾化」傳播，「蘿蔔白菜，各有所愛」的時代較為罕見！對於這種現象，有必要加以認真分析，並對其今後的可持續發展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二、課堂直播類節目何以受歡迎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課堂直播類節目之所以受歡迎，肯定有其原因，這些原因細細想來，可能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市場」斷供
這裡所說的「市場」是一個比喻性用語，指的是傳統的學校教育教學活動。為了更好地應對疫情，國家從全局角度和戰略高度做出了全國所有學校都延遲開學的決定。縱觀中國歷史，這樣的決定可謂前所未有：2008年的汶川地震雖然造成了69227人死亡，17923人失蹤，[①]但是，也只是在地震災區實施了短暫的停課，2003年的「非典」時期也「只有北京等少數疫情較重省份的學生在學期中短暫停課，全國中學高三下學期的教學活動是基本完整的」。[②]這種空間上的全國性，時間上的不確定性的停課，肯定會造成已經形成慣性的正規的學校教育「市場」的整體性「斷供」。生理學有一個概念叫做「代償」，指的是當身體的某一部分機能不能正常運行時，身體的其他機能就會來代替補償相關機能的缺損，生理學是如此，教育學也是如此。當正規的學校教育不能行使其職能的時候，「需求側」一方肯定會積極尋找可代償的替代品。從理論上說，這樣的替代品有很多，但是，由有公信力的行政機構，特別是教育行政機構，具體一點說就是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為之背書的替代品則是絕大多數學生和家長的首選甚至是必選，即使是從純經濟的角度加以考量，也是如此。因為，此類替代品都不以贏利為目的，不收取任何費用，自然廣受歡迎。正是因為包括但不限於上述市場方面的原因，由各級教育電視媒體機構，特別是國家級教育電視媒體中國教育電視臺提供的課堂直播類電視節目才脫穎而出，給平淡的本土電視界增添了一抹亮色。
（二）行政賦能
經濟學領域有「市場失靈」的說法，所謂「市場失靈」指的是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市場失靈」有很多種表現，「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乃是其中的一種。由於新冠肺炎的衝擊，中國本土教育領域正規的學校教育「市場」已經不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而是「公共產品一度斷供」！當「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就要該出手時就出手，充分發揮其所應發揮的作用。事實上，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也是這樣做的。筆者注意到，就在疫情初發階段，教育部就會同工信部於2月12日專門下發文件，提出「為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決策部署」「開通專用電視頻道。2月17日起，將有關課程和資源通過中國教育電視臺4頻道陸續推送」，[③]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下，執政黨領導下的政府部門的資源整合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都是其他行為主體所難以比擬的，用「紅頭文件」的方式去面向全國推薦一個電視頻道，並要求相關主體按時收看，這是前所罕見的！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行政賦能，才使得包括中國教育電視臺《直播課堂》在內的電視直播類節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三）技術賦能
相比於「前大眾傳播時代」的各種傳播，大眾傳播時代的各種大眾傳媒都是技術賦能的產物，離開了技術的賦能，現代意義上的大眾傳媒就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既難以生存，更難於發展。作為一種大眾傳媒，電視對於信息技術的依賴是不言而喻的。電視媒體要想走入千家萬戶，沒有媒體機構是不行的，僅僅依靠媒體機構又是不夠的。僅以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為例，要想擴大電視媒體自身的覆蓋面，電視媒體的選項無非是「上天」和「落地」「加戶口」三種路徑。所謂「上天」，就是把原本是地面傳輸的地面頻道拓展成上星播出的衛視頻道，所謂「落地」就是把原本飄蕩在天空中由於種種原因難以「落地」「入戶」的上星頻道「落地」「入戶」，所謂「加戶口」就是增加自身的頻道數量，筆者注意到，為了更好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國家廣電總局先後多次緊急協調「總局衛星直播中心緊急為中國教育電視臺空中課堂頻道增加直播衛星傳輸方式，使該頻道按時順利覆蓋全國戶戶通用戶；緊急將寧夏影視頻道調整為寧夏教育頻道上星傳輸，定向覆蓋當地178萬直播衛星用戶」「 批准上海廣播電視臺為上海小學、初中、高中12個年級臨時開辦了12『空中課堂』頻道」，[④]包括但不限於上述舉措既是行政賦能更是技術賦能，正是因為包括但不限於上述技術賦能，以前「落地」「入戶」情況並不如人意的中國教育電視臺空中課堂頻道（CETV4）才得以順利進入千家萬戶，該頻道所播出的《直播課堂》才能夠一下成為可能是新中國教育歷史上最大的中小學生課堂。
（四）師者賦能
清華大學的老校長梅貽琦先生曾經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筆者認為，這句話實質上揭示了優秀教師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人們對於優質教育資源的定義可能不盡相同，但是，教師，尤其是德藝雙馨的教師永遠是優質教育資源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一個人遇到好老師是人生的幸運，一個學校擁有好老師是學校的光榮，一個民族源源不斷湧現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師則是民族的希望。」[⑤]的確，遇到好老師是人生的幸運，但不一定每一個人都能夠遇到好老師，都能夠遇到名師，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機會進入名校，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包括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清華大學附屬小學以及各個相關省區市的名師等在內的一大批優質教師資源，為包括中國教育電視臺在內的相關教育電視媒體進行了師者賦能，這些「逆行」在電波抗疫一線的師者像奮戰在抗疫一線的白衣天使們一樣，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愛的人！
當然，除了上述外在原因之外，各級教育電視媒體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尖峰時段，能夠響應上級號召，順應百姓呼喚，頂著自身工作人員及外請授課教師可能感染的雙重壓力，「逆行」而上，挺身而出，也是課堂直播類節目受歡迎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是由於包括但不限於上述原因，原本有些人並不一定發自內心看好的電視課堂直播類節目才會脫穎而出，一枝獨秀，進而甚至發展成為一種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現象並將因此而載入中國電視史和中國教育史的史冊。
三、課堂直播類節目傳播特色分析
對於課堂直播類節目可以做各種各樣的解讀和分析。筆者擬從傳播學的角度做一些探討
（一）「逆行」為「權威」加權，課堂直播類節目的傳播主體具有前所未有的神聖性
在「前新媒體時代」，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少數精英人士藉助一定的介質面向大眾開展的傳播活動，比如，藉助紙質媒介進行的報刊傳播，藉助電波介質開展的廣播電視傳播。無論是哪種介質，藉助它傳播的往往都是所謂的「權威人士」，所以，前人才有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呼嘯而來的新媒體藉助日新月異的新技術迅速拉低甚至很快削平了大眾進入大眾傳播領域成為傳播主體的門檻，「人人都有麥克風，各個都是廣播臺」，其結果是似乎誰都擁有話語權，但話語權的「含金量」卻迅速摻水。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痛定思痛的人們重新生發了對於「權威傳播主體」的需求甚至渴求，尤其是尋求知識性信息的時候，於是乎，各種各樣的「知識付費」應運而生。但是，恰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詩雖然是好詩，但一旦與作者後來的顛覆性轉變聯繫在一起卻馬上貶值一樣，將「知識」與「付費」聯繫在一起，雖然合法，但卻總有那麼一點難以名狀的違和感，尤其是當整個國家和民族甚至整個地球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災難時，這種違和感更是前所未有的強烈！正是在這種語境中，當許多人都選擇宅在家裡避險的時候，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清華大學附屬小學以及各個相關省區市的名師等在內的一大批老師卻「逆行」出現在各級教育電視媒體開播義務直播課堂類節目，這種無任何私利的「逆行」使得他們帶有一種「不懼風險」的神聖光環，讓包括但不限於相關學生及其家長們在內的社會各界對他們肅然起敬！本來可以拼知識，人家偏偏還有膽量和勇氣，這樣的傳播主體誰不熱愛？！
（二）「剛需」為「系統性」加權，課堂直播類節目的傳播內容具有前所罕見的適銷對路性
從大眾傳播學的角度加以考量，傳統的學校教育可以視為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傳播」，之所以說它特殊，是因為它一般必須遵循「大的系統性自恰」的內在邏輯，所謂「大的系統性自恰」是指無論是施教者還是受教者，都必須通過花費大量的時間來達成施教和受教的目的。恰如著名學者喻國明教授所言，任何一個人，只要智商健全，花費10000小時的時間學習，都可以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⑥]在教育電視媒體剛剛問世的時候，無論是國家級的教育電視臺還是省市一級的教育電視臺都遵循這一邏輯。隨著外部環境發生的急劇變化，特別是正規的學校教育供給日趨完善，教育電視媒體的「組織傳播」平臺的職能不斷受到來自內、外兩個維度的挑戰，各級各類的教育電視媒體也開始向遵守「大眾傳播」的內在邏輯傾斜，所謂大眾傳播的內在邏輯雖然也強調「系統自恰」，但是，這種「自恰」卻並不注重「大的系統性」，任何人花費10000小時的時間去觀看一檔電視節目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而突如其來又一時難以看到盡頭的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停課造成的「剛需」則為原本已經式微的遵循「大的系統性自恰」邏輯的「組織傳播」過渡到「大眾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同樣，也使得課堂直播類節目的內容具有前所罕見的適銷對路性，這一點其實也可以從有關方面提供的收視率數據得到證明，「中國教育電視臺在CETV4頻道開通《同上一堂課·直播課堂》，自2月17日開辦電視課堂以來，頻道收視率上漲了539%。」[⑦]
（三）「清水」為「芙蓉」加權，不事雕琢使得課堂直播類電視節目的形式呈現出別樣的魅力和風採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是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的兩句詩。其意是指不用人工刻意修飾而呈現出的自然美麗。中國本土的電視從其問世到現在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從早期的沒有錄像帶的現場直播（如中國電視史上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到後來的錄像帶錄製播出，再到後來的「錄播」混雜「直播」，從整體上看，中國本土的電視節目形式呈現出越來越追求外在形式包裝雕飾的發展態勢。製作精良原本不是什麼壞事，遺憾的是真理超過一步可能就是謬誤！對於外在形式的過度追求往往有可能導致受眾對於節目所傳播內容的不應有的不重視甚至忽視，出現古代先哲所說的「買櫝還珠」的情況，而且還極有可能給社會各界一種奢華浮靡的導向和暗示！即使僅僅從電視節目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角度而言，對於節目外在形式的過度供給也有可能使得相關人員踏上一條不歸路，至少是進入了一個無序競爭的「紅海」！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出現的課堂直播類節目無論是主講人，還是節目形式基本上都以「素顏」的形式出現，從客觀上看，雖然可能屬於「次優選擇」，但是卻也「無心插柳柳成蔭」，使得這類節目在「爭奇鬥豔」的電視節目中別具一格，恰如清朝大詩人袁枚所稱道的那樣「不矜風格守唐風，不和人鬥詩韻工」， 呈現出別樣的魅力和風採。
四、課堂直播類節目可持續發展對策建議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乃是一種普世價值，也是一切生命體的普遍追求，假如我們把課堂直播類節目看成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生命體」的話，它肯定也存在著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為助推此類節目的可持續發展，經認真思考，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做好從「戰時」向「平時」的轉換與對接，妥善處理好「戰時」與「平時」之間的關係
這裡所說的「戰時」指的當然是包括但不限於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在內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發生的時期，就像自然界不能總是颳風下雨一樣，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肯定也總有過去的時候，這就有一個如何妥善處理好「戰時」與「平時」之間的關係的問題。，我們不妨靜下心來仔細想一下，在「戰時」，課堂直播類節目究竟積累下了什麼，除了一批好的節目之外，更多的可能就是包括但不限於相關學生及其家長們在內的社會各界對於各級教育電視媒體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逆行」開播課堂直播類節目等的好的觀感，或者叫美譽度。但是，好感或美譽這東西就好比銀行存款，如果只取不存，總有一天會被取完甚至被透支！要想避免「等閒變卻故人心」「何事秋風悲畫扇」的悲劇出現，就要未雨綢繆，在「戰時」就要想到「平時」，要想方設法使得時過境遷之後，包括但不限於相關學生及其家長們在內的社會各界也能夠繼續保有對課堂直播類節目的好感。要想讓他們繼續保持好感，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課堂直播類節目的平臺主體，也就是各級教育電視媒體尤應開動腦筋，做好相關工作。比如，應通過各種方式，藉助各種人群向社會各界，特別是主流話語層宣講「有備無患」的觀念，讓社會各界充分意識到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不可避免性，「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的道理，積極呼籲國家有關方面加大教育應急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的儲備，教育電視媒體自身也應加大相關課程類節目資源和包括主講教師在內的人力資源儲備，並不斷設置相關議題，引發社會各界對於此類問題的持續關注。
（二）做好從「必選課堂」向「備選課堂」 的轉換與對接，妥善處理好「必選」與「備選」之間的關係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由於包括但不限於「市場斷供」、行政賦能、技術賦能、師者賦能等原因，電視直播課成為億萬中小學生的「必選課」，這一點只要不懷有任何偏見都會認為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疫情的結束，電視直播課將會由「必選課」變成「備選課」甚至「棄選課」，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避免淪落為「棄選課」，爭取成為「備選課」成了各級教育電視媒體在疫情結束之後的「次優選擇」，也就是雖非最好，但卻是最現實的選擇。用本文的話語加以表述的話，就是要做好從「必選課堂」向「備選課堂」 的轉換與對接，妥善處理好「必選」與「備選」之間的關係。要妥善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係就要「知其雄，守其雌」「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在「拾遺補闕」上做文章。「拾遺補闕」關鍵是要找出「遺」和「闕」。從「供給」的角度加以考量，學校所能提供給學生的服務主要有「知識傳授」和「技能傳授」兩大類，相比較而言，在供給的「均衡」與「充分」上「技能傳授」普遍遜於「知識傳授」，屬於「供給側」服務兩大類中的「遺」和「闕」，而「知識傳授」領域在不同區域之間，同一區域的城鄉之間，同一城市或鄉村內部不同的學校之間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供給的不均衡、不充分問題，比如，很多中小學學校內部，相比於語、數、英等「主科」，「音、體、美」等「副科」的供給能力和水平往往略遜一籌，由於相關學科優秀教師資源甚至合格教師資源的相對欠缺，所以，「音、體、美」等「副科」的供給也是某種意義上的「遺」和「闕」；近年來，許多省份根據國家統一部署，紛紛開展了以「3﹢3」為標誌的高考制度改革，隨著這一改革的推進，「3﹢3」中的後一個「3」的相關學科在相關師資的配備、相關教育空間也就是教室的準備等方面都呈現出相對滯後的情況，[⑧]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遺」和「闕」。這些「遺」和「闕」受制於現有的體制機制（如學校教師編制不能隨意增加）和現有的財力物力（如為順應高考制度改革，許多學校實行「走班制」「小班制」，但卻並沒有資金建設相應的配套教室），僅僅依靠相關學校自身的力量很難解決。從經濟學的角度加以考量，這些問題又都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夠得到妥善解決，將有可能產生「負外部性」的溢出效應。包括但不限於上述問題，上述存在的「遺」和「闕」乃是各級教育電視媒體電視直播類節目在「後疫情時代」確保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思考點，倘若能夠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整合相關方面的優質教育資源「拾遺補闕」，做好相關服務，提供有針對性的供給，我想，廣大中小學生和相關學校是不會放棄已經在疫情期間建立起深厚感情的教育電視媒體電視直播類節目的。
（三）做好從「單向授課」向「雙向互動」 的轉換與對接，妥善處理好「單向」與「雙向」之間的關係
電視直播課堂雖然也叫「課堂」，但它卻與真正的課堂有很大的不同，二者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與施教者與受教者之間空間上是否處於真實的同一個空間。真正的課堂老師與學生是處於同一個真實的物理空間的，這一點無論是中國古代的私塾、書院還是源自西方的現代意義上的學校裡面的班級都是如此，概莫能外。概言之，在真實的課堂中，施教者與受教者是可以通過「在場性」來達成相互動的目的的。「在場性」 (Anwesenheit)原本是德語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海德格爾哲學中，指的是「在」或「存在」，我們這裡所說的「在場性」指的則是相關行為主體處於同一個物理空間。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一向都非常重視師生之間的現場互動，用《論語·述而》中的話說就是「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啟」與「發」的前提當然是「在場性」。電視直播課堂雖然可以藉助無線電波使得施教者與受教者之間幾乎可以像真實的課堂那樣在時間上實現同步（準確地說，由於聲畫不同步，所以，實際上施教者的聲音要稍微晚於畫面傳到受教者的耳中），但是，卻難以在空間上像真實的課堂那樣將施教者與受教者一同置於一個真實的物理空間。這一點，在特殊情況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學校大規模停課時受教者可以忍受。但是，當疫情結束後，受教者們卻不一定會接著繼續忍受。所以，不管願意與否，電視直播課堂的主辦方都應該認真思考從「單向授課」向「雙向互動」 的轉換與對接，妥善處理好「單向」與「雙向」之間的關係。要妥善處理好「單向」與「雙向」之間的關係就要對電視直播課堂進行必要的改良。這種改良可以有很多路徑，但關鍵是讓原本應該「在場」但卻因為疫情的原因而沒有「在場」的受教者們進入與施教者處於同一個真實的物理空間的現場，具體一點說，又可以有以下選項：一種是將攝像機直接搬到某一真實學校中的真實課堂，另一種是將一些受教者請到演播室。二者各有利弊，前者的好處是比較真實，缺點是「在場」的受教者需要一定程度的「移情」或者叫「身份轉換」，要讓他們時刻想到自己並不是自己，或者說並不僅僅是自己，自己更多的還是那些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到達現場的其他受教者的代言人，要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代表他們提出問題，與老師互動，這對於一般的中小學生來說，難度頗大；後者的優點是可以由欄目組工作人員事先設計好一些現場互動的問題，藉助參與節目錄製的中小學生之口提出，缺點是因為要佔用參與節目錄製的中小學生的時間，很難做到可持續，而且由於是由欄目組工作人員設計的問題，藉助相關孩子們之口說出，弄不好會有表演的痕跡。理想的方式是將這二者結合起來，挑選接受能力居中的班級作為電視直播課堂，由欄目組工作人員與主講教師合作擬定一些問題，交由在場的學生提出，以照顧到各個層次的受教者。
（四）做好從「電視為主，新媒為輔」向「新媒為主，電視為輔」的轉換與對接，妥善處理好「電視」與「新媒」之間的關係。
在疫情期間和疫情過後，教育電視媒體的相關行為是遵守不同的內在邏輯的。在疫情期間遵守的邏輯我們不妨稱其為「非常邏輯」，或「戰時邏輯」，而疫情過後各級教育電視媒體所遵守的內在邏輯，我們則稱其為「平常邏輯」或者「平時邏輯」。形象一點說，二者分別是由「市長」和「市場」這兩隻手來主導的。在戰時狀態，為了完成急難險重的緊急任務，上級主管部門會按照既往的分工對各級教育電視媒體提出硬性要求和明確規定。在戰時狀態下，通過自身所屬的電視頻道，辦好電視課堂直播節目是上級主管部門也就是「市長」這隻「看得見的手」要求各級教育電視媒體必須做好的規定動作。用比較形象的話說，戰時狀態下。各級教育電視媒體自身所屬的電視頻道及頻道上所播出的電視課堂直播節目好比是「1」，而這些教育電視媒體所主辦的各種新媒體，可以比喻為「0」，如果「1」做的不好，倒下了，其他的「0」再多也毫無意義。所以，戰時狀態下的教育電視媒體所進行的相關傳播必須以電視為主，新媒為輔，而疫情結束後，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必須遵守市場規律，在媒體融合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的情況下，進入平時狀態的教育電視媒體可以通過包括但不限於「相互導流」「優勢互補」等手段，做好從「電視為主，新媒為輔」向「新媒為主，電視為輔」的轉換與對接，妥善處理好「電視」與「新媒」之間的關係。
注釋：
[①]《重塑汶川——512地震兩周年》，網易，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AVG/512zhounian.html，2010年5月12日。
[②] 馮琪：《今年高考與「非典」時期有何不同？教育部回應》，《新京報》2020年3月31日。
[③] 《教育部辦公廳 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關於中小學延期開學期間「停課不停學」有關工作安排的通知》，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002/t20200212_420435.html，2020年2月12日。
[④] 《全國廣電系統多措並舉開通「空中課堂」全力保障「停課不聽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站，http://www.nrta.gov.cn/art/2020/2/11/art_114_49889.html，2020年2月11日。
[⑤]霍小光、張曉松：《習近平到北京八一學校看望慰問師生》，《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9月10日。
[⑥] 喻國明：《關於智能時代新聞傳播學科建設的若干思考》，《教育傳媒研究》2020年第2期。
[⑦]宋宇晟：《<同上一堂課·直播課堂>播出頻道收視率漲539%》，新浪網，http://k.sina.com.cn/article_1784473157_6a5ce64504001ro20.html?from=ent&subch=oent，2020年3月5日。
[⑧] 許興亮：《新一輪高考改革給高中帶來哪些挑戰？》，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72293543_241736，2016年5月4日。
（作者系央視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高級研究員）
（此文原載於《教育傳媒研究》2020年第三期）
(責編：邱越、袁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