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有一位95歲的著名女作家，她被大家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在42歲那年，她與先生共同成立轟動世界文壇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丁玲、莫言、白先勇、林懷民、王安憶、餘華、北島等人，都是寫作計劃的成員，她的客廳就等同於「半個世紀的華人文壇」。
在51歲那年，來自全世界24個國家的300多名作家，聯合推薦她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在此獎項的被提名者中，她是唯一一個來自中國的女作家。
她叫聶華苓，從漢口到北平，從大陸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漂泊了近一個世紀。
她曾說，「我就像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臺灣著名媒體人陳文茜評價她說：「她是一棵挺立筆直的樹，當喧囂的人都走後，歷史該留下，也會留下她的名字。」
聶華苓1925年在武漢出生，她的祖父是前清文人，本來已經準備上任當縣長，結果在去報導的途中武昌起義成功，他就又折回來了。
而她的父親則畢業於陸軍軍官學校，是貴州保安司令，因時局變動遭國民黨追捕。
1931年，聶父為躲避國民黨特務，帶著一家人輾轉逃命。
更讓人難受的是，在聶華苓7、8個月的時候，她的媽媽才發現聶父在外早就有妻女，本來想自殺了此一生，但看到女兒後咬牙放棄了。
聶華苓大一點後，經常聽見母親為她細聲吟讀《再生緣》，她就稚氣的跟媽媽說：「媽媽你是孫太太，爹爹還有一個張太太，我們住漢口，他們住武昌。」
這時，聶媽媽含著眼淚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聶華苓在逃難的童年中，看見了英租界的洋人拿木棒打人力車夫，也聽見了日本官兵在妓院裡高聲歌唱......
那時，她如果想吃雪糕，需要走過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一路過關斬將才能買到心儀的雪糕。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聶父在戰亂中身亡。
父親死後，同父異母的大哥馬上與聶母爭奪家產，逼迫下聶母只能帶著她和弟弟離開聶家逃到鄉下避難。
到了鄉下後，聶華苓就像脫韁的野馬只顧著瘋玩，徹底放飛自我。
見到聶華苓這樣，聶母覺得即使世道再亂也要讓女兒接受教育。
她要送聶華苓去四川讀書，雖然離別讓女兒大哭不止，但聶母絲毫沒有心軟。
後來聶華苓回憶：「我母親說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讀書的。連連招手的母親孤立河岸上，在我淚水中，越來越模糊了，從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離開母親「流浪」的日子的確滿是艱辛。
在戰爭年代，物資極度短缺。聶華苓有時一天只啃一個硬饅頭，有時喝著用大桶裝的稀粥，甚至都能聽到勺子刮飯桶底的聲音。
在最困難的時候她甚至跟狗搶過吃的，因為衛生條件太差，聶華苓還得了瘧疾。
如果單單是物質上的短缺也還可以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經常讓聶華苓崩潰。
她和同學們經常會為「中國向何處去」爭論不休，有人還會在晚上討論結束時突然關燈，一群人突然變得野蠻，一頓胡抓亂踹。
聶華苓因此身上經常是傷痕累累。
那時的聶華苓只能用文字紓解自己的愁苦，她寫到：「一切都亂糟糟的，所有東西都在變。」
再後來，聶華苓加入了抗日活動中：她慰問抗戰的傷兵，為他們唱歌，代寫家書，也終於等來了抗戰勝利。
她一心想停止漂泊，便與國立中央大學的同學王正路走入婚姻殿堂，但在這段感情中，她依舊沒有得到溫暖。
因為王家是極重傳統禮教的，每天聶華苓都被大家族的繁文縟節弄的暈頭轉向，她說，「我在那個大家庭裡，只是一個失落的異鄉人。」
不久後，內戰爆發，童年的戰爭陰影讓聶華苓充滿恐懼。
她決定準備逃離，逃離這些讓她心驚膽戰的日子。
1949年，一家人來到了臺灣。
來到臺灣後，聶華苓認為她的婚姻會有所改變，但讓她傷心的是，丈夫日趨頹廢，連最基本的溫飽都不能滿足。
他們的房子遇到大風天就會被吹的直響，一家人吃喝拉撒的開銷也只能由聶華苓一個人負擔。
她說：「結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他們的婚姻早就名存實亡。
為了養活孩子和母親，聶華苓進入胡適發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任文藝欄主編。
那時候的文風並不好，《自由中國》還是本批評時政的雜誌，但聶華苓一心想規避政治，將自己主編的《自由中國》文藝版，打造成純文學雜誌。
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秋的散文與余光中的詩句都曾經她之手。
同時，她自己也提倡純文學寫作，她的《失去金鈴子》、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以及徐鍾珮的《餘音》，並稱為三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傑出女性成長小說。
就在事業迎來曙光之時，聶華苓卻迎來了接二連三的打擊。
她的丈夫拋棄她和孩子遠去美國，弟弟在失事的飛機中發生意外，母親也因身患絕症離開了人世。
那段日子，聶華苓是孤獨的。
她無人述說，也無人可以依靠。
好在，這個孤獨漂泊的靈魂遇到了屬於她的依靠。
她在一個酒會上遇到了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
聶華苓的美麗和知性深深的吸引了這個外國男人的注意，他開始對聶華苓猛烈追求。
但聶華苓總以送孩子上學、給學生上課等各種藉口，拒絕了他無數次。
她實在不敢輕易的邁出這一步。
安格爾卻窮追不捨，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到：「臺北並不是個美麗的城市……但有華苓，看她就夠了。」
後來，在安格爾猛烈的攻勢下，聶華苓妥協了。
但這次她沒有選擇錯，她說：「我們的婚姻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美滿的婚姻。」
他們搬到美國，住在愛荷華的一棟紅樓裡，閒暇時間會開車到海邊，保羅遊泳，聶華苓便在一旁看書，他們還會去奧斯維辛，去匈牙利，去以色列，環遊整個世界。
有一天，他們在划船的時候，聶華苓突然想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她想邀請不同國家的作家一起來寫作，因為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她覺得一定會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起初，安格爾是贊成的，但是一想到每個作家的吃、住、交通等費用就猶豫了起來。
聶華苓卻依舊堅持，她和安格爾到處寫信，拜訪企業，最終募得了300萬美元的基金。
就這樣，幾十年間，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的在聶華苓的客廳中相遇了。
他們以文會友，但也存在分歧。
有次，一名以色列作家和一名埃及作家從一見面就往對方臉上扔杯子，到四個月離別時，卻在機場抱頭痛哭；伊朗女詩人臺海瑞與羅馬尼亞小說家易法素克之間迎來了愛情，更重要的是，這些以筆影響人類的作家們打開了世界的窗。
作家季季曾說：「聶華苓的家就是個小型聯合國，各國作家在她家用不同語言交流，但最重要的語言是笑聲。」
莫言說：「她的身上有一種英雄的氣概，甚至有一種俠義的情結。」
1976年，來自全球24個國家的作家聯合推薦她和安格爾，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在藝術史上，從沒有一對夫婦，這樣無私地獻身於一個偉大的理想。」
1980年，她還出版了由自己多年著成的《桑青與桃紅》，主人公桑青在抗戰、內戰、赴臺的背景下，如何惶惶終日逃亡奔走，一邊飽受壓迫，一邊滿懷希冀的故事。
就像她一樣，她說「歸宿對漂泊的中國人而言，是場奢望。」
這本書出版後，大受好評，她也因此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之母」，「世界文學之母」。
10年後，他們獲得了波蘭文化部頒發的「國際文化獎」，他們攜手準備去領獎，但誰也不曾想安格爾死在旅途中。
聶華苓悲痛萬分，她說：「我自己坐末班機回來的那天，愛荷華正下著雨。」
她和安格爾一同走過了20世紀的歡樂、災難、死亡、生存。
在安格爾去世後，兩個女兒曾提議接她到身邊生活，她一直沒答應。至今仍住在那個和安格爾同住的紅房子裡，從不打算離開，有人拜訪時，會發現連房屋的設施都不曾更改。
在安格爾去世12年後，她寫出了傳記《三生三世》：一世在大陸，逃亡；一世在臺灣，苦難；一世在美國，死亡。
如今，她已經95歲了，仍舊擔任「國際寫作計劃」的顧問，也仍在關注著世界文壇的發展。
她覺得，那是她和安格爾最好的「孩子」。
有次，她接受採訪，記者讓她回顧自己的世紀人生。
她突然大笑，然後從容的說：「無恨，無悔，無怨，時間到了，隨風而去。」
作家蔣勳評價到，「華苓的大笑讓我覺得是了不起的，因為她一生所經歷的遭遇，可以用笑聲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