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非洲「黑人抬棺舞」可謂火遍全球，就連在疫情嚴重的美國，有醫護人員竟然也「扛著屍袋」（疑似裝著因新冠肺炎離世者屍體），跳起「抬棺舞」。不過，相關視頻經社交媒體傳播後，瞬間觸怒公眾情緒，並被怒批「噁心」，直言「開除他（她）們」。
就事論事，非洲黑人「抬棺舞」在一定程度上，屬於人類「喪葬儀式」中的一朵「奇葩」。因為，普遍的「喪葬儀式」都比較傾向「悲傷和嚴肅」。所以，這導致「黑人抬棺舞」註定是風口浪尖的玩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多數人並沒有把「抬棺舞」當成「喪葬儀式」。只是就畫面感而言，覺得喜感無限而已。
所以，當異域者將這種「抬棺舞」應用到自己的喪葬秩序中時，就會觸發反感情緒。於此，就「美國醫護人員扛屍袋跳黑人抬棺舞惹眾怒」來講，就不是什麼不可理解的事情。因為，「喪葬儀式」很大程度上，是對生命終結的一種解構方式。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無論是「哭喪隊」的存在，還是「抬棺舞」的形式，都是生者打通生死相隔的一種「我執」手段。本質上，沒有具體的意義。而真正的意義取決於，「看待方式」和「認知方式」本身。當然，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認識的基礎源於生活的習慣。於此，「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就會成為普遍現象。
就如非洲的「黑人抬棺舞」而言，在當地人看來，可能是對逝者最高的敬意。但是，放在其它地域，這樣的「抬棺舞」就可能是大不敬。甚至，反過來衡量，也可能是一樣的。所以，很多時候，「所謂的冒犯」，更多是基於文化差異的存在，以及文化本身是否具有包容性來決定的。
當然，回到「美國醫護人員扛屍袋跳黑人抬棺舞惹眾怒」的事情上，除卻「喪葬儀式」，「喪葬秩序」，「異域文化」的差別，作為這次疫情的嚴重氛圍，也是較為重要的刺激因素。畢竟，對於，美國本土人士而言，看到這種「喪事喜辦」的氛圍，總還是不太能接受。
要知道，絕大多數人，都只能接受自己所習得的文化習俗。只有少部分人才能以理性的姿態，較為寬容的看待異域風俗。所以，出現這種反差之後，公眾情緒（主流情緒）自然就會表現出憤怒的姿態。因為，群體中的服務性偏見是普遍性存在的。
尤其，對於生命議題，更是會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陷阱之中。並且，我們會發現，越是強調對錯的群體，往往更容易墮入偏見軌道。所以，當現象和認知出現偏差時，就會瞬間情緒失控，最終直指現象中人。於此，在較為特別的文化中，禁忌往往是底線，不可隨意觸碰。
因為，在群體中，更容易將禁忌放大化。說實話，如果只是跳「抬棺舞」，而不進行社交媒體的傳播，可能這樣的事情，就只是一次局域狂歡。所以，從根本上講，「違和感」的傳播才是人們更為在意的部分。於此，公眾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而非是被抬屍體，以及家屬的感受。
當然，「醫護人員」跳「抬棺舞」，除卻存在「喪葬儀式」的違和，很大程度上，這會導致公眾對醫生失去信任。起碼，在疫情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這樣「惡搞」有些不合適。尤其，整個過程還被記錄下來，傳播到社交媒體上，這就更不應該。
因為，從整體性的輿論影響來看，既要考慮理性者的情緒，也要考慮非理性者的情緒。只有如此，才能在公共性的秩序中，找到更為積極的情緒釋放路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涉事「醫護人員」確實不該跳「抬棺舞」，更不該將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不過，發生就代表永遠發生，所以該道歉的，該認錯的，還是要認錯。起碼，站在「大局觀」上，是該有所表態。要不然，大疫當前，發生這樣的尷尬對衝，著實會讓公眾更加人心惶惶。因為，當人們看到，逝者被無辜消費的時候，可能會不由地映射到自己身上。
要知道，對不認同的文化，可以「惡搞」，卻不能「正搞」，這是「文化低自尊」的一種表現。說實話，就是「玩壞」別人可以，但是，應用到自己人身上，就會覺得有些難受。說到底，文化差異本身，就是一種頑固不化的「雙重標準」。
本質上，就是文化影響歸因錯誤。就比如，一個持有西方式世界觀的人，更可能認為是人本身，而不是環境導致事件的發生，在這種文化下，用內部原因解釋人的行為更加受社會所支持。就比如，「你可以」，「你能行」就是典型的西方式思維。
所以，對於「抬棺舞」而言，在當地人心中是「喪葬標配」，卻在異域人心中，成為惡俗現象。這就說明，同樣的事情，有不同的認知，本質上，還在於人們的文化涉入邏輯有差別。當然，文化總是在變，過去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可能現在已經成為主流。因為，文化本身的流動性，終將會把衝突進行彌合。
畢竟，「喪葬儀式」，本質上是生命認知的一種體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維護生者的尊嚴，而非死者的尊嚴。所以，我們會發現，在面對「違和感」的時候，最終的爭議還是生者對生者的碾壓，至於死者來講，只不過是爭議的載體而已。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群體自尊」，是建立在認識論的基礎之上的。很大程度上，人們通過對「群體自尊」的維護，來實現自己在社會中的基本存在感。甚至，所謂「看不慣」醫護人員跳「抬棺舞」，本質上是擔憂自己在未來也可能遭遇類似的待遇。
這種情緒經過群體效應放大後，同時混入文化的差異，就會讓「違和感」更加強烈。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人類的互動方面，理性和非道德永遠是理想狀態。而常態化的社會互動中，總是交織著各種「道德分歧」，「信仰差異」，以及「認知分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