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編輯 | 黃月1
2019年2月，臺北春風似友珍本古籍拍賣會上，義大利搖籃本《尋愛綺夢》以450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98萬）成交，創下了亞洲排場西文古籍價格第一高的紀錄。這對西文古籍的愛好者來說是一件大事，可是，對於公眾而言，無論是「搖籃本」，還是《尋愛綺夢》，都可以說是極為陌生的名詞。
實際上，古籍的買賣在西方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行業，蘇富比與佳士得最初的拍賣中，不少都是西文古籍拍賣。西文古籍距離中國讀者也並不遙遠，利瑪竇等傳教士就曾經將大量古籍帶到中國，並由此促成17世紀文藝復興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但是時至今日，西文古籍在中國不僅在大眾層面關注寥寥，而且專業研究和資料也不多。
面對這一局面，近日，國內第一本西文古籍史話《書世界·第一集》出版了，這本書是一群西文古籍的愛好者合作創作的一本書，內容涉及了西文古籍印刷、出版、裝幀、傳播和收藏等環節。在日前的新書發布會上，讀者可以看到，本書作者中既有書評人、出版人、收藏家，也有裝幀師和學人。作者之一、國家圖書館副研究員徐亞娟在發布會上稱，如今在中國，宋元古籍的存世價值早已深入人心，而西文古籍依然需要更多時間為人了解和接納。
《書世界·第一集》Bookman 主編主要作者：劉興華，西方書籍史與藝術史研究者；吳興文，出版人，藏書票收藏家；楊小洲，書評人、設計師、攝影師；江日新，哲學學者、藏書家；徐亞娟，國圖西書專家；胡瑾，西書裝幀師；Jason，西文珍本收藏家；董麗慧，藝術史學者；張煒，英國出版史研究者九州出版社 2019-8
搖籃本：最早的西文古書
在過去，複製書籍曾經要通過人力謄寫或是木製雕版印刷方式，這類複製或印刷技術常常需要數月或數年的時間才可完成。直到15世紀50年代，德國美因茨貴族古騰堡讓金屬活字印刷系統順利運轉——金屬製造的活字字母可重複使用，大量縮短了印刷複製所需要的時間，增加量產的數量，西方的印刷革命及資訊普及由此開啟。印刷書的出版從美因茨河開始，風靡至威尼斯、巴黎。到了15世紀70年代，英國人威廉·卡克斯頓又把印刷機器和活字印刷術帶到英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開印刷所，生產出了英國最早的出版物和英文書籍。印刷物的大量出現和傳播，對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
《書世界》作者之一劉興華發現，德國藏書家馬林克洛特在1639年寫作的小冊子《論印刷藝術興起和發展》中，首次提出了「搖籃本」一詞。搖籃本「incunable」一詞源於拉丁文「incunabula」，意為襁褓或搖籃，也可以指代事物發展的初始階段或最早期。現在專指自1450-1455年《古騰堡聖經》印製的年代到1500年間用金屬活字印刷術出版的書籍、小冊子等印刷品，中文譯為「搖籃本」。相應地，1501年到1540年的活字印本則被稱為「後搖籃本」（post-incunabula）。
《古騰堡聖經》紐約公立圖書館藏 來源：維基百科
1455年的《古騰堡聖經》是搖籃本的開端，它的出現標誌著西方圖書批量生產的開端。另一位作者徐亞娟則指出，最重要的搖籃本有三部，除了1454-1455年的《古騰堡聖經》，還有1499年阿爾杜斯的《尋愛綺夢》以及1493年科貝格的《紐倫堡編年史》。這是因為，搖籃本時代以《古騰堡聖經》開始，以《尋愛綺夢》收尾，它們是活字印刷史上的巔峰之作。劉興華認為，《古騰堡聖經》展示沉穩莊重的日耳曼風格，體現基督宗教的精神，承繼中世紀的色彩；《尋愛綺夢》則流露出輝煌優雅的義大利情調，古典而反叛，具有新生的力量。
在《書世界》中，劉興華撰文引導讀者欣賞《尋愛綺夢》一書的魅力。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則在夢境之中尋求愛情的故事，但是在原本的羅曼史以外，納入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學者偏愛的晦澀文風，以展示當時日趨流行的古希臘羅馬時尚。其中愛情並不是本書的全部，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內容都在描述各種建築的樣式和細節，風景、器物、園藝等都有涉及，更接近百科全書一般的編排。這本書是在當時印刷技藝的中心威尼斯印製的，印製者把散文、碑文、插圖和字體等不同元素整合在一起，使其具有實驗精神和特殊視覺效果。
佛羅倫斯城，《紐倫堡編年史》1493 年彩色插圖版。私人藏書。
雖然無法與《古騰堡聖經》和《尋愛綺夢》並肩，但是《紐倫堡編年史》也是搖籃本時代最優秀的金屬活字印本之一。徐亞娟認為，本書的作者為德國人文學者哈特曼·舍德爾，他依據聖經紀年，將世界歷史劃分為七個時期，記錄了從「創世紀」到15世紀90年代的歷史，並以聖經為框架，講述人類的歷史故事，穿插了自然災害、皇家族譜和一些西方重要城市的歷史，輔以人物插圖和城市地圖等。本書的編撰、繪圖和印製、出版集合了當時紐倫堡一流的人文主義者、插畫大師、印刷商和經銷商，由此它成為了15世紀贊助經費最多、插圖數量最為豐富、圖文編排最繁複、當年最為暢銷的作品。不僅如此，《紐倫堡編年史》也引領著本土抄本文化加速向印本文化轉變，這意味著普通民眾也可以參與閱讀，並為此後宗教改革的到來培養了民眾基礎。
西文古書與西學東漸
西文古書的發展不僅促進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也將其成果帶到了中國——早在1583年利瑪竇來到中國時，傳教士就攜帶了關於宗教、天文、數學、地理、建築等方面的西文書籍。在利瑪竇之後，一位名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傳教士不止一次踏上跨越亞歐兩大洲的航程，把大量外文書籍帶到中國，這是歷史上的西洋圖書「七千卷」。
金尼閣的肖像
金尼閣曾經給中國耶穌會寫信，稱自己在歐洲之行中最大的成就是收集了一批書籍，這些書籍和天文、數學儀器的總價值高達1萬金幣。後來這批書輾轉運到北京，存放在利瑪竇建立的圖書館當中。《書世界》作者之一、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博士後董麗慧看到，這批圖書的數量，金尼閣並沒有留下記錄，一般採用的是與金尼閣同時代的中國學者、教友的記述，稱其為「七千餘部」。不過實際上，根據考證，這批書大約是近700冊。只是他攜帶的圖書多為大開本，不僅文字印刷密度高，而且頁數也常常是中文圖書的10倍以上，所以在人們眼中，一卷西文大部頭圖書就相當於十卷中文圖書。這些書籍讓當時的中國人大開眼界。
董麗慧指出，由傳教士鄧玉函口授、王徽筆述並摹繪而成的中文出版物《奇圖器說》就是根據金尼閣攜帶的「奇器之圖之說者」選譯的，這本書被譽為「我國第一部機械工程著作」。李約瑟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當中稱王徽是「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工程師，是類似文藝復興時之第一人」。但在王徽本人看來，《奇圖器說》不過只是西儒攜來圖書之「千百之什一耳」，因此，金尼閣的「七千卷」對17世紀文藝復興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影響深遠。
除了利瑪竇和金尼閣等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帶西文古籍入華以外，各國使節也曾經在覲見皇帝時將古籍當作禮物帶入中國。例如1794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就送給乾隆皇帝《欽藏英皇全景圖典》作為壽禮。這些西文古書在最開始幾乎不會被納入中國傳統的官私藏書體系當中，而是以教堂書庫、教會學校等教會機構圖書館收藏為主。在1949年以後，依據圖書調整方案，它們被併入各類公藏機構。
在公藏機構以外，西文古書過去長久以來在國內都是公眾關注的窪地。隨著國內拍賣市場的多元化發展，拍賣市場以往中文古籍獨尊的格局也正逐漸改變。
「藏書不應建立在貪婪的原則之上」
談到華人對西文古書的收藏，澄定堂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澄定堂是一個海外華人家族建立的書齋堂號，從19世紀中期開始有計劃地購藏西洋古籍善本，藏書迄今已經擁有150餘年的歷史，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從歐洲搬到美國，藏品日漸豐富。在活動現場徐亞娟稱，澄定堂藏書「雖然不足四千本，但每一本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其中有數百年來西方歷史上的重要抄本以及許多因為兵荒馬亂而拋售的皇室藏書和機構珍藏。
《書世界》的作者之一Jason是澄定堂的後人。他寫道，「澄定堂」是清政府駐德欽差大臣洪鈞所題，引自王充《論衡》「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旨在希望可以善用書中智慧，理清思考，看見哲理。在Jason的記憶中，他的祖父購入了大量啟蒙時代的書籍和手稿，尤其是科技類圖書，奠定了後來藏書的基礎。這之後，澄定堂按照既定的收藏規劃，完成了科學革命時期的購藏。此後，Jason的家人又花費幾十年的時間，開始了百科全書式的整個啟蒙時代以及此前此後相關領域的重要書籍購藏。因此，Jason在家中書架上就可以瀏覽伽利略、牛頓、笛卡爾等人的首版著作。
在活動現場，徐亞娟說，很多人不知道澄定堂及其重要意義，所以，最初澄定堂在向臺灣大學主動推薦藏書時遭到拒絕。實際上，在中國大陸，大多數人對「澄定堂」三個字也會感到陌生，甚至，讀者如果在百度中輸入這三個字，不會出現任何與之相關的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澄定堂現在正在主動曝光自身的價值，讓人們意識到其重要性。
在本書中，Jason介紹，他看到20世紀藏書家威廉·沙伊德的事跡，感到十分感動和嚮往。沙伊德在28歲時就繼承了擁有4000件精品藏書的圖書館，後來他認為，「藏書家應建立在對於知識的好奇與研究上，而不是貪婪的原則之上」，因此將家中所藏價值近3億美元的珍品寄存在普林斯頓大學，開放給所有讀者，給大家提供研究動力與開放式交流。
作為繼沙伊德之後目前存世的最大宗的西文善本藏家，澄定堂一度想要把藏書捐贈給普林斯頓大學，和沙伊德藏書比鄰，後來Jason的家人還是希望能夠讓這批藏書回到中國的圖書館。因此，他們曾經多次探訪兩岸圖書館。2018年，澄定堂將首批私藏西文珍本寄存在臺灣圖書館。Jason及其家人認為，書是用來讀的，在知識上擁有它們，才是真正擁有它們。他看到，整個亞州對西文善本的收藏不足。他期盼國人可以通過這批藏書了解西方文化，從世界的角度看到自身之外的價值，從而達到分享人類知識和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