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2日，太陽一如既往升起後，別指望會有人出面道歉，甚至連一點反思也不會有。儘管末日預言接二連三地落空，但仍然會有下一個預言接踵而至。而且透露這些天機的先知們往往都有追隨者，比如1843年被先知帶到山上去等待世界末日降臨的米勒派（Millerites） 10萬教眾，還有基督電臺播音員哈羅·德康平（Harold Camping）的數千信徒。哈羅·德康平曾先後兩次預言1994年和2011年是得救贖、上天堂的最後時機。
並不只有宗教狂熱分子才相信末日災難。來看看眾專家們曾經許諾的一些絕世天災吧：1974年，暢銷書作者、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lbroner）稱：「我相信，人類的前景是充滿痛苦、艱難甚至令人絕望的，實現未來美好願景的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1968年，另一位暢銷書作者、生態學者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也說道：「讓全人類溫飽的戰鬥，勝負已分。1970年代（本書再版後，此處被改為」1970和1980年代」）饑荒將蔓延全球，不管採取何種應急措施都無法扭轉幾億人將死於飢餓的結局……怎樣都無法阻止世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增長。」此外，1997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一次電視演說中談道：「再過十年，我們將耗盡全世界現已探明的石油儲備。」
儘管後來證實，上世紀70年代對全球饑荒以及石油耗盡的預測與千禧年派牧師們對世界末日的預測都一樣不靠譜，然而沒有跡象表明專家們變得對末日預言言辭謹慎，正相反，他們這些年更加搖唇鼓舌了。《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效仿瑪雅曆法的傳說，在2012年初將末日時鐘（Doomsday Clock）向午夜撥快了一分鐘，並且評論說：「人類想要努力避免地球大氣變化帶來的災難，這註定是徒勞無功的。」
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首次出版並大獲成功，距今已經有50多年；1972年，全球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發表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引起極大關注，距今也已有40多年了。末日預言引發巨大反響，這已經變成了家常便飯。實際上，我們似乎在渴望更加令人害怕的預言，就如作家加裡·亞歷山大（Gary Alexander）所說，我們成了「災難狂」（apocaholic）。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我們得到的警示罄竹難書：人口爆炸、全球饑荒、瘟疫、水資源戰爭、石油枯竭、礦產資源短缺、男性精子數量下降、臭氧層變薄、酸雨、核冬天、千年蟲問題、狂牛症、殺人蜂、變性魚、使用手機引起的腦癌和氣候災難。
誰是2012的罪魁禍首？
不過到現在為止，所有這些恐怖的預言都被證明是有所誇大的。確實，我們遇到了一些挫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甚至是大悲劇。但是預言的「善惡大決戰」（Armageddon）——那些無法逾越的門檻、無法解除的引爆點、如我們所知的生存威脅，始終沒有出現。為了看清楚我們的「災難上癮症」，並且了解為什麼我們一直都在犯錯，我們需要回顧過去50年的歷史。
聖經新約之《啟示錄》中的「末日四騎士」，這四位騎士在我們的現代版本中變成了化工汙染 （殺蟲劑、氟氯烴和酸雨）、疾病（禽流感、豬流感、非典型肺炎、愛滋病、伊波拉病毒、狂牛症）、人類（人口問題、饑荒）和資源（石油、金屬）。下面讓我們逐一地來看。
「末日四騎士」之化工汙染
《寂靜的春天》出版距今已有50年了，對於那時興起的當代環境保護主義運動來說，《寂靜的春天》可稱為是重要的推廣手段。「如果沒有這本書，環境保護主義運動或許還會推遲很久，或者根本就發展不起來，」阿爾·戈爾在此書1994年的版本序言中這樣寫道。卡森這本書的主題是，以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DDT，即滴滴涕）為代表的合成殺蟲劑不僅會引起大量野生動物死亡，還會大範圍導致人類癌症。寫作此書的主要靈感和資料來源之一，是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環境部的首任部長威廉·休珀（Wilhelm Hueper）。胡珀非常堅定地認為，殺蟲劑和其他合成化工產品會引起癌症，並且工廠正在隱瞞這個事實，並極力反對將癌症歸咎於吸菸。
休珀在1955年發表於美國《臨床醫師癌症雜誌》（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的論文《肺癌及其成因》中指出:「工業或工業相關的空氣汙染是造成肺癌的重要原因……吸菸並非是肺癌的主要成因。」
事實上，我們發現肺癌和吸菸之間確實關係密切，而現代化學製品和肺癌的關係充其量僅沾一點邊。就連殺蟲劑DDT也是如此，雖然不做任何防護措施暴露在DDT 環境下確實會給健康造成威脅，但並未找到其與癌症有關的確實證據。總體來說，在根據人口平均年齡做出修正之後，癌症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過去的20年裡一直在下降。
化工汙染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對化工汙染的關注點逐漸轉移到了空氣汙染上。《生活》雜誌在1970年一月刊主題中寫道：「科學家們有足夠可靠的實驗及理論證據支持以下預測：10年之內，空氣汙染就會嚴重到城市居民不得不佩戴防毒面具才能生存的地步……到1985年時，空氣汙染會使到達地球的太陽光減少一半。」不過與之相反，由於管制和革新等原因，汽車尾氣和工業廢氣都急劇減少，發達國家的許多城市空氣品質在之後的幾十年中都得到極大改善。空氣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鉛和臭氧以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含量都降低了,並且這一下降趨勢還在持續。
到了80年代，酸雨成了災害預警的主角。這時，森林和湖泊成了人類汙染首當其衝的受害者。這個問題迅速在德國引發熱議，德國時事雜誌《明鏡》（Der Spiegel）在1981年11月的封面故事中尖刻地寫道：「森林已死。」德國的《亮點》周刊（Stern magazine）也不甘示弱，宣稱德國有三分之一的森林都已經或瀕臨死亡。伯納德·尤利奇（Bernhard Ulrich）是哥廷根大學的一名土壤學家，他曾表示，對於這個國家的森林而言，一切都為時已晚，「它們已經無可救藥了。」樹木的死亡，或森林的消亡成了全歐洲的大事件。」新聞記者弗雷德·皮爾斯（Fred Pearce）於1982年在《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中這樣寫道：「森林和湖泊都在消亡，造成的破壞可能已經無法挽回了。」北美的情況也差不多：據說全美一半的湖泊都受到酸化的危害，而維吉尼亞州至加拿大中部都出現了的大面積森林死亡。
下一個問題是受到威脅的臭氧層。20世紀70年代，科學家發現這幾年南極上空臭氧層每到春天就會減少。而世紀末日論又再一次甚囂塵上。指責的槍口瞄準了氟氯烴，該化合物在冰箱和氣溶膠罐中均有使用，在陽光下會發生化學反應。青蛙消失和黑色素瘤患者增多的現象都被歸咎於臭氧層的減少。動物眼盲現象的紛紛湧現也都歸因於臭氧層減少：1992年，阿爾·戈爾（Al Gore）寫了一些關於眼盲三文魚和眼盲兔的文章，《紐約時報》也報導稱巴塔哥尼亞「出現了許多《陰陽魔界》（Twilight Zone）式的報導，報導稱羊和兔子患上了白內障。」但所有這些都被證實是錯誤的。青蛙是死於由人傳播的真菌性疾病；羊患有病毒性紅眼病（viral pinkeye）；臭氧層空洞越來越大的同時，黑色素瘤的死亡率其實是保持平穩的；至於說眼盲三文魚和眼盲兔，後來再沒聽說過了。
傳統觀點認為，這種命運能通過推動減少發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相關立法而避免，不過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錯誤的。20世紀80年代，森林沒有多少淨損失。美國有一項由政府贊助長達10年的研究項目，約700名科學家參與，耗資5億美元。1990年，該研究報告稱「沒有證據顯示美國、加拿大的森林因酸雨而出現大面積或不尋常的減少」，而且「有酸性沉降物的森林，其減少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酸雨。」海因裡希·施皮克爾（Heinrich Spiecker）是德國森林生長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orest Growth）所長，一個芬蘭林業組織委託他對歐洲森林的健康狀況進行評估。他的評估結論是，這些森林較以前生長得更快更健康，樹木蓄積量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都有顯著增長。他說：「自100多年前我們開始對森林進行測量起，現在的樹木蓄積量是最豐富的。」（酸雨非但沒有危害樹木生長，相反，酸雨重要成分之一的氮氧化物會自然分解為硝酸鹽，這恰是樹木生長的所需的養分。）對於湖泊來說，事實證明其酸度上升更可能是由植樹造林而非酸雨引起的；一項研究顯示雨水中的酸度和湖水的PH值幾乎沒有關係。酸雨不是要規避的災難，而是危害輕微的壞境問題 。
一項國際協議規定，1996年停止使用氟氯烴，但臭氧層並未如預想的那樣得到恢復。這項禁令生效前，臭氧層空洞就已停止繼續擴大，此後空洞並未縮小。每一年南極的春天到來時，臭氧層空洞仍會擴大，每年擴大的程度也基本相同。沒有人能夠完全了解箇中原因。一些科學家認為，分解化學物質所需的時間本就比預想的更久；也有一小部分科學家認為，空洞形成原因的判斷一開始就是錯的。不管怎麼樣，臭氧層空洞遠算不上什麼大禍臨頭的災難，更別提單靠一項政治措施就想高枕無憂了。
「末日四騎士」之疾病
過去50年間，人們不停提前預見到每一次新疫情的爆發。1976年豬流感引發的恐慌就是比較早的案例。迪克斯堡（Fort Dix）美國陸軍軍事基地的一名新兵死亡後，福特政府為4000多萬美國人注射了疫苗，然而死於疫苗不良反應的人或許比死於豬流感的人更多。
幾年以後，一如人們所料，一種致命病毒從同性戀者群體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蔓延開來——這就是愛滋病。很快，愛滋病就成了長鳴不止的警鐘。不過，並不是所有可怕的推測都能準確預言。1987年，奧普拉·溫弗裡（Oprah Winfrey）警告說：「研究顯示，有五分之一——聽我說，這真難以置信——也就是每五個異性戀者裡就有一個人會在3年內死於愛滋病。1990年以前，五分之一啊！」
疾病
愛滋病疫情雖然嚴重，但除了非洲之外，美洲、歐洲和亞洲並沒有真的如人們害怕地那樣出現愛滋病大面積流行。2000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預測，在發展中國家，愛滋病和愛滋病病毒至少還有10年的惡化期，而且「很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在疫情最嚴重的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的國家，愛滋病在某些情況下將導致經濟衰退、社會分裂和政治動蕩」。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愛滋病爆發的高峰期就已經過去。時至今日，愛滋病在全球範圍內正緩慢減少。2010年新感染愛滋病的人群比1997年減少20%；1995年以來，已有25萬以上的感染人群靠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存活了下來。去年，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執行主任米歇爾·西迪貝（Michel Sidibé）寫道：「就在幾年前，說什麼愛滋病疫情能在短期內得到遏制還是種天方夜譚。不過，科學發展，政策支持，社區響應，這一切慢慢帶來了明顯切實的效果。」
愛滋病還催生了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其他病毒將源源不斷地從熱帶雨林中傳播出來，這是人類破壞生態罪行的報復。1994年，勞麗·蓋裡特（Laurie Garrett）出版新書《災難將至：失衡世界的新疾病》（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這種觀點在書中可見一斑。影響最大的疾病要屬伊波拉病毒（Ebola）了，理察·普萊斯頓 （Richard Preston）同年出版的《火線醫療》（The Hot Zone）一書就重點描述了這種病毒引起的出血熱。美國知名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對這本書讚譽有加，稱之為「讀到過最讓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之一」。無獨有偶，1995年伊波拉病毒就再次在剛果出現，不過又很快消失。愛滋病並沒有成為一系列熱帶雨林傳播病毒的前兆，反而是唯一橫行50年的新型熱帶病毒。
20世紀80年代，狂牛症開始在英國流行，並致使大批牛死亡。這種疾病由飼料中的傳染性病原體引起，通過其他病牛的殘骸傳播。不久，人類也出現了感染病例，許多令人膽戰心驚的預言也很快隨之而來。一項調查顯示，該病致死人數或將達到13.6萬人。一名病理學家警告稱，英國「必須做好準備，該國可能會出現成千上萬、甚至幾十萬的變異型克－雅症（vCJD，即人類狂牛症）病例」。然而迄今為止，英國共有176人死於狂牛症，2011年僅有5人死亡，2012年至今尚無死亡記錄。
2003年，果子狸引發的非典型肺炎（SARS）令「世界末日」的預言四起，北京和多倫多被迫實行檢疫隔離。病毒帶來的不便數不勝數，帶來的影響卻十分有限。不到一年時間，非典就已煙消雲散，僅造成774人死亡。2005年，禽流感疫情爆發，一名聯合國時任官員將其形容為「像是一記全球變暖加上愛滋病的組合拳，傳播速度比眼下的愛滋病快十倍」。世界衛生組織官員預測，將有200萬到740萬人死於禽流感。事實上，2007年底，禽流感逐漸平息，死亡人數也只停留在200人左右。2009年，墨西哥豬流感再度驚動世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Margaret Chan）宣稱：「毋庸置疑，這是需要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傳染病威脅。」事實證明，這場爆發不過是普通流感的一支小插曲罷了。
實際上，全球新流行病沒有增多，而是日漸減少。隨著大規模城市移民，病毒從野生動物傳播到人類的機率非但沒有增加，反倒有所減少，這與媒體大肆宣揚的「惡果」簡直相去甚遠。一般來說，水和昆蟲傳播引發的傳染病是最為致命，不過隨著人類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這種情況正在減少。不可否認的是，類似感冒這樣的偶然接觸性傳染病確實會猖獗一時，但病情不會太重，感染者還可以堅持工作，繼續應酬，當然，這也為病毒傳播創造了條件。縱有致命病毒在全球肆虐，醫學科學也能重組病毒基因組，研製疫苗，提出新的療法。畢竟，人類的醫學水平始終在提升。
「末日四騎士」之人類
過去50年來，人類文明經受了諸多威脅，但沒有那種威脅比得過對「人類」自身的誇張設想。電影《黑客帝國》（Matrix）中的密探史密斯（Agent Smith）如是說：「人類是一種病，是這顆星球的癌症。」這句誇張的臺詞與現實中許多活動家的觀點不謀而合，海洋守護者協會（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認為：「必須把人口數量降到10億以下，這樣才是根本之道，才是明智之舉。……就像治療癌症要斬草除根；要解救感染了『人類』病毒的生物圈，同樣不能心慈手軟。」
保羅·埃爾利希在暢銷書《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描寫了這樣一幕場景：1966年一個酷熱難耐的夜晚，乘坐在印度新德裡的計程車上，「街上好像到處都是人。有人吃飯，有人洗漱，有人睡覺，有人四處遊蕩，有人在吵架，有人在尖叫，有人把手伸進計程車車窗乞討，有人隨地大小便，有人靠在巴士上，有人趕著牲畜……東南西北中，到處都是人。」埃爾利希對印度的前景感到悲觀，他寫道：「載著印度這個國家駛向末日的死亡列車」已經啟程。不少專家也同意這種觀點。1970年首個「世界地球日」的組織者丹尼斯·海耶斯（Denis Hayes）認為：「印度大饑荒在所難免。」威廉·帕多克和保羅·帕多克（William and Paul Paddock）在暢銷書《饑荒，1975！》（Famine—1975!）中寫道：「依靠外界向印度提供糧食只是權宜之計，印度大饑荒已是大勢所趨。」
人類
實際發生的情況與預言相去甚遠。死亡率下降了。饑荒變得更罕見。人口增長率減半，主要是由於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人們生得也少了。在過去五十年裡，儘管全球人口成倍增長，世界人均食品產量卻提高了。事實上，農民們非常成功地提高了糧食產量，以至食品價格在本世紀初掉到了歷史低點。西歐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區開始退耕還林。（一項把部分穀物變為發動機燃料的政策已經遏止了食品價格的下滑，驅動了價格的回升。）
與此同時，全世界的家庭人口持續減少。雖然全球人口在20世紀增長了4倍，但是成倍增長的勢頭也許再不會出現了。隨著非洲大陸上種子、肥料、殺蟲劑、運輸和灌溉術的提高和普及，到2050年的時候，我們也許能輕鬆餵飽90億人口，並且比現在養活70億人口佔用更少的耕地。
「末日四騎士」之資源
1977年，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電視上宣稱：「世界石油產量大約會持續增長6到8年。但是在80年代某個時候，這個勢頭將停止。石油將供不應求。」不少人同意他的看法。整個20世紀，預言石油和天然氣耗竭的聲音此起彼伏。1922年，美國總統沃任·哈 丁（Warren Harding）設立了美國煤務總局（the US Coal Commission）。在長達11個月的調查後，該機構警告說，「天然氣的產量已經開始降低。石油產量不可能長期保持現有速度。」1956年，殼牌石油 公司的地球物理學家M.金·胡伯特（M. King Hubbert）預言：在1970年前後，美國的天然氣年產量將達到約14萬億立方英尺的頂峰。
所有這些預言都落空了。在過去50年中，石油和天然氣產量持續增加。2007年之後，天然氣的儲量大幅度增加。與此同時，工程師們掌握了如何開採豐富的頁巖 氣的技術。2011年，國際能源機構（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計：全球天然氣資源還可繼續開採250年。現在看來：在未來幾十年裡，廉價的石油資源很可能會逐漸減少； 不過，我們應該能夠買到大量的頁巖油和油砂，雖然價格有點高。重重障礙再次出現，但世界末日仍未來臨。自託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之後，災難預言者們往往低估了創新的力量。而實際上，為了應對價格上漲，人們會研發新技術，例如，能幫助我們從頁巖中提取更多石油的水平鑽井技術。
除了能源之外，人們也曾認為金屬將被消耗殆盡。1970年，美國國 家科學院成員哈裡森·布朗（Harrison Brown）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撰文預測，截止到1990年，金屬鉛、鋅、錫、金和銀將全部耗盡。由偏愛在義大利開會的知名環境保護主義者組成的委員會「羅馬俱樂 部」於40年前出版了暢銷書《增長的極限》，該書預言，如果消耗量持續幾何級數式增長，那麼到1992年，幾種金屬的全球儲備將會耗盡，這會在未來百年間 加速人類文明的崩潰，引起人口驟減，那時人類將不再有用於製造機械的原材料。這些主張不久就在教科書中被反覆提及，書裡寫道，「一些科學家估計世界石油、 錫、銅和鋁的已知儲備將在你們有生之年用光。」實際上，就像後來保羅·埃爾利希和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之間那場著名賭注的結局一樣，金屬並沒有枯竭殆盡，反而日益廉價。自稱受人「唆使」誤入賭局的艾爾利希咆哮道，「我們從來不缺少白痴。」
縱觀過去半個世紀，各種生態災難預言都沒有如期應驗，有些預言部分成真，有些被人為規避，還有一些純屬異想天開。這勾起了一個令許多人不安的疑問：預言的表現如此不佳，人們為何還要接受現在提出的有關氣候變化的災難性言論呢？畢竟，2012年不僅標誌著瑪雅人災難預言的最後期限，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知名人士、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 委員會（IPCC）主席拉津德·帕喬裡（Rajendra Pachauri）所謂的最後行動期限，他在2007年曾說過，「如果我們不在2012年之前採取行動，一切都將為時晚矣……這是決定性時刻。」
那麼，我們應不應該擔心氣候變暖？這種非此即彼的問題並不是好問題。我們從那些失敗的生態災難預言中得到了什麼結論？不是生態問題不存在，而是我們考慮問題太極端，忽略了太多中庸的觀點。有關氣候的爭論中，許多人認為氣候災難即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非常嚴峻的了；另有許多人認為這完全是唬弄人的惡作劇玩笑。我們幾乎從未傾聽不冷不熱的「溫和派」怎麼說。「溫和派」作了如下猜測：大氣中水蒸氣的淨正反饋不高，因此本世紀我們僅需面對1至2攝氏度的升溫；格陵蘭冰蓋可能會融化，不過，其融化速度不會超過目前每世紀不足1%的融化率；降水量（和二氧化碳濃度）的淨增長有可能會提高農業生產力；生態系統曾在過去的溫度驟變中倖免於難；我們不應該武斷草率地決定放棄使用化石燃料，逐漸改變能源結構的策略會更經濟、更有利於生態。
同時，也已有證據表明，人類能夠預先阻止氣候變暖造成的大災難，瘧疾便是很好的一個例子。曾幾何時，人們普遍認為氣候變化將導致瘧疾更加猖獗。20世紀，全球逐漸變暖，但瘧疾在包括北美洲和俄羅斯在內的全球大部分地區已銷聲匿跡。瘧疾死亡率在21世紀前十年驟然下降，降幅達到驚人的25%。這段時間的氣候很可能更適合蚊蟲的滋生，不過殺蟲劑、新發明的抗瘧疾藥、更完善的排水系統和經濟的發展已遠遠抵銷了氣候變暖對瘧疾的任何影響。牛津大學彼得·蓋森（Peter Gething）等專家認為，不管氣候變化如何，這些趨勢將持續下去。
政策能讓氣候危機雪上加霜，硬性規定生物燃料量不僅慫恿人們破壞熱帶雨林、增加碳排放，而且令數百萬人陷入饑寒交迫的困境。不過，科技能讓情況有所好轉。如果植物育種專家能提高水稻產量，那麼人們也許會更富裕，能負擔起抵禦惡劣天氣的更好防護措施。如果核工程師在做核聚變（或釷核裂變）實驗時注重成本效益，那麼碳排放量可能隨即急轉直下。如果水平鑽井技術使得天然氣取代了煤炭，那麼碳排放量可能上升得更慢。人類文明進步的速度非常之快，遠遠超乎想像。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未來的生態威脅？與其拿糟糕的情況來煽動民眾的恐慌情緒，不若在威脅初現端倪時，便利用技術創新對其迎頭痛擊！
（譯言訓練營第4期全體學員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