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稻田大學（下稱早大）在中國久負盛名，提起中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兩黨、抗日戰爭乃至近40年的改革開放的參與人群，都不難見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印記。
走過百年風雨，早稻田大學大陸校友會於今年3月19日在北京成立。
早大與中國留學生的百年交集，寫滿百年中國近代史。筆者並非通曉近代史，不過是鬥膽歸納學者們著述中的、網際網路上查得到的各種蛛絲馬跡，回首早稻田大學與中國的百年滄桑，致敬歷史、致賀中國校友會。
這段史話須從早大的前世今生說起。
江戶幕府時期，佐賀藩屬武士山本常朝融合中國儒學、佛學與本土神道，編著《葉隱聞書》，以「名、忠、勇、死、狂」之說為藩主鍋島勝茂統治本藩所用。通篇「君臣戒律」自然受到藩主賞識，被尊為佐賀藩的「國學」，成為藩屬武士學館「弘文館」的必修課。於是，《葉隱聞書》有了「鍋島論語」別稱。儘管《葉隱聞書》問世之初並非為北方武士（江戶幕府統治核心）及天皇皇室認可，但《葉隱聞書》仍毫無疑義地成為「武士道」的經典，是後世人們研究近現代日本人精神及文化方方面面、是是非非的必讀史籍。
同一時期，江戶幕府開放與荷蘭的貿易，「蘭學」在日本悄然興起，剛剛問世不久的美國獨立宣言、荷蘭憲法都經「蘭學」傳入江戶幕府治下的日本，「蘭學寮」出現於日本各地。
佐賀藩上層武士之子大隈重信生逢此時，自發蒙即進「弘文館」讀狹隘隱晦的「鍋島論語」。因大隈重信多有不軌言行終被逐出弘文館，反倒成為他進入「蘭學寮」的契機。江戶幕府末期受到「蘭學」影響的一代青年，日後大都走上明治維新的正面舞臺，主導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憲政改革。
1867年，江戶慕府滅亡，延續了682年的武夫統治消亡。
1868年，日本進入明治時代，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開幕。
慕府滅亡，大政奉還於明治天皇后，包括大隈重信在內的改革派積極主張建立民選議會、君主立憲。 1871年（明治4年）大隈重信出任專職「大藏大輔」（財政部長）一職，其平息內亂、修改不平等條約、富國強兵抗衡列強為目的的財政治理特色鮮明。始於1874年（明治7年）的「自由民權運動」，與倒慕後仍把持朝政的舊式「藩閥」針鋒相對，自由民權派的立憲主張以大隈重信奏請的改革方案最為激進。「自由民權運動」持續8年，1881年（明治14年）天皇頒布詔書稱10年後（1890年）開設國會，大隈重信等激進派被罷免，自由民權運動被徹底封殺，史稱「明治14年政變」。
下野後的大隈重信成立「立憲改進黨」，開日本政黨之先河，並於次年1882年（明治15年）創辦「東京專門學校」，日後的早稻田大學。適逢中國光緒8年。
東京專門學校設有政治經濟、法律、理學及英語四科，學校位於東京西北的一片稻田中，校舍僅為兩座兩層樓，一座用於教學、一座用於學生宿舍。由於大隈重信創辦東京專門學校時身處政治逆境，為避國內政黨紛爭，不便過問具體校務。但他提出的辦學宗旨「保障學術之獨立，使之為成就模範國民所用」，在學校上下的苦心運營下，通過眾多具有獨立學術精神的教授們的實踐逐漸生根，成為早稻田大學的傳世校風。大隈重信倡導的「在野精神、進取精神和庶民精神」引導早稻田大學的人才養成一直走在「實用」的道路上，當今日本社會大學生就業率最高的仍是早稻田大學。1897年（明治30年）東京專門學校宣布申請升格為大學的計劃，之後耗時四年進行學科設置、師資招聘、基金籌集等準備工作。
再看看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軌跡。古代日本仰慕中國，在恢弘的中華文化影響下，從體制到一切模仿中國。至日本鎌倉慕府、室町慕府時代，日本逐漸形成獨自的文化和體制，但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不衰。明治維新後，在傳統與現代的博弈中，舊道統的維護者重拾舊日「朱子學」包裝以新稱呼「漢學」，力圖在新式學堂仍有一席之地。以明治時期的「東京帝國大學」設立「漢學科」為代表（安藤彥太郎《早稻田大學與中國》，武漢大學出版社）。
17世紀歐洲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進入亞洲，初入中國，繼而踏足日本，適逢中國明末清初、日本明治前後。傳教士們關注亞洲重農社會的價值觀，他們將東方的哲學、歷史、文化、風俗等方方面面傳達到西方，漸成西方學術體系中的「東方學」，日本漢字表述為「東洋學」。於是，以外交、軍事、媒體等需要為主的對現實中國的關注自然藉助起「東洋學」的套路。
隨著日本對朝鮮和中國的擴張，「優越感」在日本國民情緒中蔓延。1894年，中國光緒20年，日本明治28年，甲午戰爭爆發，這是近代中日關係的轉折節點。以西方模式建立起的日本海軍打敗了自古仰視的中國，沒落王朝的貧弱使得維新後日本國民的「優越感」和對中、朝等鄰國的「蔑視感」膨脹到頂點。由此，日本的「漢學」被國民心態的變化隔絕在古代，發展成可以完全不藉助中文、完全不接觸現實中國的古典學科，至今如是。而「東洋學」則在甲午戰爭後逐漸形成「支那學」。日本建立現代學校體制的過程中，將英、法、德三個語種作為「攀登科學的階梯」納入公共教育體系，而對中文和俄文等人才，有現實需求的外交、軍事、企業商社，既有設在外務省等機構的官辦培訓班，也有民辦速成學校。無論是支那學還是中文教育都在東京專門學校(早大)的視野中，建校之始便著手中文師資的網羅，致力系統的學科建設，成為「支那學」先驅，也是早稻田大學與中國百年緣分的源頭。
甲午戰爭爆發次年，1895年清政府求和，與日本籤訂《馬關條約》，除割地，還賠款兩億兩白銀。之後緊急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使用賠款向日本派遣公費留學生。更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上奏朝廷，力主向日本官費派遣短期留學生、速成人才的必要性。關於派往國家，張之洞1898年在其《勸學篇》中建議「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洋務派核心人物康有為則提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主張仿效日本、變法維新、救亡圖存，並親自到日本考察，推動中國接受學習消化西方文化。1896年首批13名清朝留學生到達日本，兩江、湖廣等地派出的地方政府公派留學生也先後到達日本。根據早大大學院社會學科博士後研究生孫倩《早稻田大學的清國人留學生》（2012年9月《早稻田大學學報》）一文及維基百科資料，1898-1899年早稻田大學開始招收中國留學生，首批入學的有唐寶鍔、戢冀翬、金邦平、楊蔭杭、楊廷棟、雷奮、繆其瑞、富士英、張繼、李士偉等，之後逐年有清國學子入學，如林長民、廖仲愷等等。如同梁啓超評說，中國人4000年睡夢此時被驚醒。走出國門的中國學子開始思考中國為什麼失敗、日本為什麼富強。早大以其獨創的政治經濟學和教育學（師範科）、法學學科受到渴求救國知識、希望了解自由民權學說的中國留學生矚目。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而這一年正是日本學者所稱日本由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歷史性轉折」年，是日本涉足中國事務的活躍期。正是這一年東京專門學校開始在政經學部政治科「外國語學」中設置必修外國語為「英語、法語、支那語」，率先開設中文課。次年，日本政府批准東京專門學校為升格為大學，一個極其普通的鄉間地名冠以高等學府，私立「早稻田大學」橫空出世。
鳩山和夫，日本明治時期自由民權派政治家、法學家。鳩山政治家族始祖、前首相鳩山一郎之父、鳩山由紀夫曾祖父，時任早大校長。
高田早苗，日本明治時期自由民權派政治家，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科畢業，時任早大學監。他既是大隈重信的政治盟友，也是早大政治經濟學科奠基人，1907年任早大校長。
青柳篤恆，日本現代中國學奠基人，早大政治經濟學部「支那問題研究」課創始人，早大「清國留學生部」創始人、主任。
1905年清政府取消科舉制，留日公費留學生與自費留學生疊加，形成高潮。日本各地速成學校林立，留學生良莠不齊，日本教育的形象和中國留學生的形象雙雙受到嚴重影響，成為中日兩國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得益於上述三人的主導，東京專門學校從接收中國留學生起就以規範的學制和實用的學科設置脫穎而出。為進一步規範化，青柳篤恆力主專設學制為「預科一年、本科兩年、研究科一年」的「清國留學生部」，他指責速成教育是「速而不成」。1905年3月底，高田早苗和青柳篤恆專程來中國考察，遍訪中國各地教育設施，與袁世凱、張之洞等中國政經、教育界要人廣泛交換意見。回國後，高田早苗將設立「清國留學生部」事宜全權委託青柳篤恆辦理。青柳就學科設置、宿舍管理等反覆徵求多方意見，還幾番登門拜訪在校「清國人留學生」李士偉（紀旭峰《宮崎滔天與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展》圖錄）。當年9月11日早大清國留學生部舉行開學典禮，宣布辦學宗旨為「學問乃天下公器，非一國一人私屬，況我與支那疆土比鄰，其學術傳來我國，其文字為我所用，本應以我之所長補其不足，能報其舊德乃文化之大成」（《宮崎滔天與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展》圖錄）。這年9月開始的新學年，早大錄取中國留學生762名。
同年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頒布政令「關於接收清國人入學公私立學校的規定」，留學生的入學資格、言論到吃住行都被規範（限制）。《規定》出臺後引發軒然大波，被日本媒體標題黨演繹為《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背後一方面是清政府無法視官派留學生成反清革命黨而不見，一方面無法任行為不軌者害群，還是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聯手日本當局予以規範。日本政府剛剛贏得日俄戰爭，為示好清政府以進一步獲取在華利益，願聯手清政府出手管學生。留學生中的革命黨人無疑受到《規則》取締，東京弘文書院中國留學生陳天華在東京蹈海自盡抗議。
早大校史資料中心至今保存完好的早大上報日本文部省的關於成立清國留學生部宿舍的申請書，內附建築結構（木造蓋瓦二層）、平面圖、食堂盥洗室浴室等設施說明，日本政府管理之謹慎嚴格可見一斑。校史資料還記錄，1905-1906年清國留學生部學費為每人每月3日元，每人每年學費36日元。校史資料除留存了學生名簿、考試通知等，最多的是學生宿舍的諸如費用、信函往來、學生活動等記錄。日本近代大學建設中大都設置學生集體宿舍，集體宿舍難免成為學潮發祥地，政府對大學的監管也往往將集體宿舍視為重點。早大校史資料中心所藏資料不難看出背後有中日兩國政府「互通款曲」防患留學生「出格」的縝密用心。
清國留學生部1905年開學初年全體學生均為預科生，教學內容為日本語、數學、地理、歷史、圖畫、體操等「普通科」，每周一至周六上午9點至下午5點上課，周日休息。當時計劃本科設「政法理財科、師範科、商科」，但1906年首批預科生升入本科時，本科還只有「師範科」，教學內容為物理化學科、博物學科、教育及地理歷史科，之後加入倫理學和教育學等公共學科。之後，為配合清政府文教政策的調整，1907年中止預科、師範科招生，改設三年制普通科。同年日本政府出臺「清國留學生指定校」政策，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法政大學等5所大學和14所專科及速成學校在列。而早大已起步2年，成為示範。
繼1905年早大清國留學生部招生762名後，1907年招生850名，1908年招生394名。畢業生人數1906年327名、1907年381名、1908年182名、1909年176名。隨著清政府與日本公派留學生項目的結束，清國留學生部1910年關閉。5年間，早大通過這一特設機構共接收中國留學生2000餘人，在日本各校中獨佔鰲頭。其中取得畢業資格的1000多人，約六成，其餘或中途轉往他校、或因故退學。
1906年清國留學生部首屆預科生畢業之際，校方向所有畢業生發放統一用紙，要求畢業生任選詩、文、書、畫方式留下感言，並彙編成「清國來賓紀念」冊。青柳篤恆主任親自致函時任「湖北留日學生監督」錢恂為留言冊提名。錢恂致青柳篤恆復函中借用蘇東坡「雪泥鴻爪」詩句為紀念冊提名為「稻泥鴻爪」。1906年7月第135號《早稻田學報》關於紀念冊的報導中稱「鴻爪帖」，紀念冊成書時的正式名稱為「鴻跡帖」。在《鴻跡帖》中以詩文書畫留下感言的為1906年至1908年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具體涉及人數待考)，共七冊。其中第一冊集中收錄了當時清政府駐日公使、留學生總監楊樞，以及各省學監或學政如錢恂、林灝深等23人的感言（《宮崎滔天與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展》圖錄），第二冊起均為畢業生留題，包括個別清宗室子弟。
《鴻跡帖》的詩文書畫留題顯示出晚清中國留學生及諸位監督學官們頗高的國學功底，是他們自身修養的縮影。還可看到這些留學生個人對早稻田大學的評價，對世界先進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化學理的認識以及變法改革報效國家的遠大抱負。在署名中，部分學生使用「清國」，更多的是迴避「清國」身份，特別是來自洋務運動較為活躍的省份的學生，他們或使用「支那」，或僅具省份，個別人使用「中國」，而錢恂本人使用的正是「中國」。他們提名感謝除早稻田大學、大隈重信，還有鳩山和夫校長、高田早苗學監，提名最集中的是青柳篤恆主任。《鴻跡帖》傳遞的歷史信息還告知後人，這些留學生基本是在20-35歲年齡段。
清國留學生部隨著清王朝的覆滅退出歷史舞臺，但求學早大的中國留學生從未中斷。
縱觀百餘年來從早稻田大學走出的中國留學生人生軌跡，「索我理想之中華」的仁人志士輩出。1905年孫中山、黃興等在東京組建以留日中國學生為骨幹的中國同盟會，約100人到會，僅有確切資料可查的139名清國留學生部畢業生中就有30名同盟會會員，他們追隨孫中山、黃興等發動辛亥革命，其中不乏為中華崛起獻出生命者，如陳與燊、楊毓麟、宋教仁等。
1912年，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稱帝」，同盟會等五團體針鋒相對地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成立大會30名參議中宋教仁、張繼、胡瑛、陳陶遺、莫永貞、景耀月、孫毓筠等七人曾留學早大，國民黨早期領導人中還有許多早大畢業生，例如覃振、廖仲愷等。1914年大隈重信二次出任首相兼外相，1915年主導日本出臺「二十一條」逼迫中國接受，早大中國留學生李大釗等反對大隈重信支持袁世凱政府，奮起成立「中國留日學生總會」，繼而中斷學業，與數百名退出日本各校的中國留學生一起回到中國。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核心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均曾留學早大，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也多有早大畢業生，如澎湃、杜國庠、廖承志等等。
近代西方和日本先進的思想理論傳入中國與中國海外學子的翻譯傳播密不可分，而留日學生所做貢獻十分突出。1900年早大留學生楊廷棟、雷奮、楊蔭杭、富士英等積極參加的留日學生第一個翻譯團體「譯書彙編社」在東京成立，他們通過日文大量翻譯各國文獻，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早大學生楊廷棟翻譯的盧梭《社會契約論》，這是盧梭著作的首部中譯本，可以說是早大留學生將盧梭帶入近代中國，帶入中國人的視野。楊廷棟譯自高田早苗東京專門學校政治學講義中美國伯吉斯（J.W.Burgess）日文版《政治論》對於起步時期的中國現代政治學具有深遠影響。當時「譯介」受到中國洋務派政治家的重視，他們成立「出洋學生編輯所」向中國社會傳播西方思想，楊廷棟、楊蔭杭、雷奮、富士英、戢冀翬、陳縛賢等主筆各大報刊的同時積極從事翻譯，為中國打開了認識世界的門窗。
民國初期，面對積貧積弱的祖國，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們更多選擇的是教育救國。1906年畢業的繆其瑞是中國交通大學的創辦人之一；1911年畢業回國的陳時於次年參與創辦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武昌中華大學（華中師大及武漢大學前身），1917年任校長；1907年畢業、1910年回國的湯增壁參加武昌起義後於1914年任教湖南第一師範，曾為毛澤東、蔡和森等授課；1909年回國的林長民於1911年創辦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福建師範大學前身之一)和福州二中，並親任福州二中校長；1909年回國的葛祖蘭長年執教中國各地，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錢玄同、李大釗、馬裕藻、陳獨秀、朱希祖、杜國庠等等多名早大畢業生先後受聘於早期的北京大學，不僅撐起北大兼容並蓄校風的一片天，還是新文化運動的一代精神領袖、五四運動的推手。
民國初期法制建設是中國走向近代的必經之路，從事法制建設和教學的早稻田大學畢業生在歷史上留下了鮮明足跡，比如唐寶鍔、戢冀翬、楊蔭杭、馮自由、陳受中、李劍農、李肇甫等等。
歷任民國財政部及農商部顧問、中國銀行總裁、中日實業公司總裁的李士偉等是投身實業的代表性人物。而先後在民國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任職從政的早大留學生則是數不勝數。還有著名作家、詩人、翻譯家蘇曼殊等等……
近代中日間恩恩怨怨，走在這段歷史中的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們彰顯了高尚的愛國情懷，既有堅決反對日本染指東北的林長民、堅決反對二十一條的李大釗，也有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戰鬥在抗日戰爭中的鬥士，如中共新華社社長廖承志、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和中途島戰役密電協助美軍擊斃日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國民黨中統局特工池步州。日本曾通過偽滿洲國向日本公費派出大批東北籍留學生，卻重蹈晚清官派留學生覆轍，「培養」出眾多抗日誌士，例如潛伏偽滿的中共黨員袁殊、張紹維、張紹紀等等，早稻田大學有幸進入眾多中國近代史人物的求學履歷。
戰後中日兩國政府關係中斷，大陸赴日留學生出現近半個世紀的空白，但早稻田大學與新中國的交往一直維繫，著名近代史學者安藤彥太郎教授不僅一直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機構保持合作關係，還通過各種方式配合廖承志領導的中日友協開展民間交流，促成早大上世紀50年代起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中數次接待中國郭沫若、梅蘭芳等率領的訪日代表團。
早稻田大學歷經百年風雨成長為世界知名的綜合大學，校友中不僅走出過石橋湛山、竹下登、海部俊樹、小淵惠三、森喜朗、福田康夫、野田毅等七名日本首相、百餘名國會議員，也走出了與中國近現代發展史有著密切關係的知名民間人士宮崎滔天、淺沼稻次郎、松村謙三等。
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恢復正常，1979年中國派出首批公費留日學生，又是早稻田大學率先敞開大門，中國大陸留學生報考早大漸成高潮，至今延續38年不衰，人數一直居日本各大學之首。目前在校留學生5431人，其中中國內地留學生2775名，佔51.1%。38年來早大畢業的中國內地留學生已達數萬名，活躍於中國各行各業、遍及大部分省市自治區。
早稻田大學1957起設立名譽博士授予機制，迄今已向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茨等137名國內外傑出人士授予名譽博士稱號，其中18人為中國內地人士，他們是原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1982年）、原中日友協會長孫平化(1988年)、以及陳佳洱、王大中、馬俊如等。
「世界的道路通向早稻田」，早稻田大學校友會遍及世界，但早稻田大學中國大陸校友會卻是姍姍來遲。或許歷史的曲折令先輩們扼腕，或許是百年滄桑令後世學子敬畏……
然而遲來更顯出厚積優勢，2017年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史上又將留下一掠「鴻跡」，「早稻田大學中國大陸校友會」濃墨重彩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