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梧桐
我想問問你
為什麼
法國的梧桐
長滿在
中國的土地？
《候鳥》一開篇就借孩子氣的提問，帶出了一個別有深意的問題。也許有人附會這是隱含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但其實和香港知識分子乃至社會上的身份反思有關。敏感如西西這樣的本土作家，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香港人是怎樣的人？
法國梧桐四海為家，那個時代（上世紀四十年代戰亂時代）的中國人又何嘗不是？我們也不必問，為什麼廣東人張彥童年成長在上海，名字換作了素素（《候鳥》中敘述者的名字），也不必問為什麼上海人素素後來又去到了比廣東更南的南方香港，名字最後變成了西西。
西西，原名張彥。廣東中山人，1937年生於上海，1950年隨父母遷居香港。曾長期擔任教職，同時進行文學寫作。創作有《我城》《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哀悼乳房》《候鳥》《織巢》等文學作品。作品多次獲選開卷十大好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等。2011年獲選香港書展年度文學作家。2018年獲美國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獎。2019年獲瑞典蟬文學獎。
撰文丨廖偉棠
《候鳥》
作者：西西
版本：青馬文化｜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0年5月
1
玫瑰即使換了一個名字，它依舊芬芳——莎士比亞如是說。香港在《候鳥》裡也不叫香港，就叫做南方。日後它還將在西西的小說裡獲得「肥土鎮」、「我城」、「浮城」等著名的名字，在西西的後輩董啟章、韓麗珠等的小說裡變成「V城」、「輸水管森林」等名字。它依舊芬芳。
不變的是香港人的狀態，他們如候鳥來到這裡，其間變成導演王家衛賦予張國榮的「無腳雀仔」的樣子，最後又飛掉、又回來，成為留鳥，或者劇作家陳炳釗所寫的「臨流鳥」。
去年，當我離開香港開始了一段新的漂泊一年後，香港的文學雜誌《字花》編輯一個向西西致敬的專輯，約我以西西作品為本撰寫同題作，我不假思索就選擇了《候鳥》。我寫下這樣的句子：
……
只有一條河流靜靜
穿過我的頭顱
承載幾個地點
所有的風土
……
微斯鳥哉
無誰與歸。
我們一路削骨
直到全身變成筆
……
只有筆是候鳥的歸宿，西西當然早就明白，小說中也低調地帶出一個作家的養成史。但更重要的還是自覺，西西自覺的是：在成為南飛的候鳥之前北移的候鳥就是她的身份了，她的來回沒有始末，這點她比同時代很多到香港的「南來文人」看得清楚。
寫小說之前，她寫詩。《候鳥》前部分每一章前面好幾段詩的結尾都是：「媽媽說／等你長大了／就知道了」但長大了的媽媽也並不知道很多世事，素素掉進河裡被陌生人所救，後來她問媽媽：河有神嗎？媽媽說：「媽媽怎麼知道。」後來媽媽信命了，而素素不信，拯救她的神依舊是自己的筆。
「大家都說，我的魂魄還有一些仍舊在河裡。也許是吧，我永遠也不能把我的魂魄從河裡找回來了……到我長大了，我一定會遇見各種各樣的河，那時候，我就到處再去找找我的那一點兒流浪的魂魄吧。」這是我讀過一個寫作者對自己寫作的動因最浪漫的詮釋，西西也的確做到了。事實上，不用等長大，《候鳥》裡橫亙在素素一家前面的，就是一條巨大奔湧的河流，候鳥臨流照影，為自己和遷移的一代代中國人招魂。
《織巢》，西西 著，青馬文化｜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
2
《候鳥》裡西西孩子氣般的敘述也完全是流動的、即興的，和這遷移的命運同構。這是一個成熟作家的自覺，說不上是刻意挑戰原本每期八百字連載的香港副刊專欄體，但絕對顛覆香港專欄作家墨守成規的起承轉合。小說雖說千轉百回，但總是輕快地承接下去，與其說是意識流，不如說這是東方古文學的散漫餘緒。
或者，我更願意稱之為這是一個女童版本的《莫須有先生傳》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裡面有妙趣橫生的避難記、有驟然訣別的《城南舊事》，也有溪與橋，橋上站了一個更天真的廢名，往往當她寫完野孩子的生命力，無常的夭折就接踵而至，她卻用平等的篇幅待之，哀而不傷。
在似水流年的漫筆中，西西漸漸帶出一些成人的憂慮。她心裡有了秘密，發現了秘密與寫作的關係，那個世界裡有一些東西是不能寫出來的，要留給未來的這個世界。她知道了大江大河的無法逆流，她寫道：「蟬已經叫得很響，鳥兒都沒有回來。」而她知道自己也是這無法回來的鳥之一。
《我城》，西西 著，理想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5月。
3
當中國當代史驟然轉折之時，童言無忌的素素，代替了最溫柔敦厚的西西作出了最委婉的抗議，她不再在乎物質生活的劇變，只是隱忍地說了一句：「我們讀的書大概也是一座座房子，是這些房子給炸塌了，而這種房子，是看不見的。」
「他們原來在跳舞。那是一種很容易跳的舞，我看了一會兒好像自己也會了。不過是退一步，踏一步，向前跨一步，又踏一步，來來去去一個模樣，兩隻手擺擺晃晃。幾個人就在那裡踏步和擺手。」美麗新世界的一切就如扭秧歌，被孩子的目光抽離出來看，細細描述中突顯荒誕。雖然不比張愛玲《秧歌》的殘酷，卻有日後她的詩歌名篇《螃蟹卡農》的同構。
「是南方來的鳥還是北方來的鳥？」臨流鳥終於變成「大概是路過的鳥」，素素的父母做出了如張愛玲在同時同地所作的選擇，帶領全家去了最南方。在動身之前，素素一個人隨年老的外祖父母留在劇變時期的上海，過了一段懸空的生活（有點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那個遊蕩在屋瓦上的馬小軍）。
她成為從小學習永別的一代，從戰時念詩的連長，到幫傭的陳媽、親戚明姨、到在南下火車一路幫助她們的陌生人吳叔叔……「我只是覺得奇怪，好端端的一個人，忽然一走出家門，仿佛一滴水掉進大海裡。」
來到香港的小流亡者素素，從此要面對的不只是人的離別和河的流徙，她發現了一個令人幾乎無力承受的重負：「我那麼希望看海，海在我前面不遠，我卻不能站起來，走過去看。我的肚子好像很虛空，仿佛體內的河已經流盡。」如果承認那個時代的詩意是殘酷的，這句感觸幾乎是全書最有詩意的一個隱喻。眼前的海和體內自帶的苦難文化之河，如何才能貫通並流？這是西西和幾代香港作家都努力以漢語解答的大哉問。此後，我們在西西《織巢》《我城》、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吳煦斌的《牛》等作品中陸續找到了答案。
我們這一輩，的確從小就身不由己，隨著父母為了這樣那樣的原因遷徙，在遷徙裡艱苦地、緩慢地長大。稍微安定下來，又發覺身邊的許多人，又開始了另外的，也許更為遙遠的遷徙。
——西西
本文系獨家原創書評，首發於2020年9月5日新京報·書評周刊。作者：廖偉棠；編輯：張進 西西；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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