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眼中的澳大利亞:社會很難不退化,我不會移民到這裡

「我沒有察覺到這個社會的基調有何怪異之處，但有這樣的生活習慣，又沒有知性的追求，社會很難不退化。我的看法是，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會移民到這裡。」——達爾文《小獵犬號航海記》

達爾文的環球旅行

1836年1月，環球旅行的達爾文來到了澳大利亞。

一開始，達爾文是充滿了希望和驕傲的。作為一個英國人，達爾文看到同胞將雪梨建設的如此繁華，難以掩飾自己的自豪感。

「這是不列顛民族之偉大的最有力的見證」——自從1788年1月26日亞瑟·菲利普在雪梨灣升起英國國旗之後，這裡就成了英國殖民者努力建設的大本營。

達爾文來到這裡的時候，雪梨的建設還不到50年時間，已經擁有了大片的房子和倉庫，寬敞整潔的街道，以及物品豐富的商店。怪不得達爾文由衷的感慨：「我的第一感覺是慶幸自己生為英國人。」

但是，很快達爾文就改變態度了。

亞瑟·菲利普登陸澳大利亞

他首先發現，自己該慶幸的不是生為英國人，而是生為「有錢有地位的英國人」。當時的澳大利亞到處都是英國流放犯，他們被分配到每個農場幹活，每天面對的是監工的皮鞭，肯定不會為自己是英國人而自豪。

從第一批被帶來的700多名罪犯開始，源源不斷的流放犯成了免費勞動力，是英國建設澳大利亞的最重要力量。但問題在於，澳大利亞很快就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地方。

澳大利亞學者歐內斯特·斯科特的《澳大利亞史》記載，很多囚犯幹活的農場一片荒涼，治安官兇狠殘暴，讓罪犯無休止的工作，動輒就是一頓打罵。亞瑟港的很多罪犯甚至故意再次犯罪，希望能被執行死刑，他們受不了治安官的虐待了。

還有一些罪犯直接逃跑，隱藏在叢林之中，伺機搶劫自由移民的馬車。

流放到澳大利亞的罪犯

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定居點，經常處於恐慌當中，不知何時就會有罪犯燒殺劫掠。

英國派出的調查委員會發現，那些本來「道德良好」的自由移民，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也很快變得「道德淪喪」。

達爾文在一個農場發現，「雖然農場具備一切必需品，但明顯缺乏舒適感，也沒有一個女人住這裡」。因為殖民地最初缺少女性，很多農場主都是單身漢，更不要說幹活的罪犯了。

於是，當時澳大利亞的「社會基調」有些怪異，但又很難一語道破。仿佛所有人都受到了不良影響，達爾文所接觸的上層人士，也揮霍無度，不講最基本的道德，讓人感到厭煩。

那些中層的農場主，每天只能與罪犯一起生活，也是脾氣暴躁。達爾文感慨說：「所有的人，無論窮富，都一心想著發財。」

所以，達爾文覺得澳大利亞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地區，社會一定會「退化」的。

「凡是歐洲人踏足之處，死亡就與原住民如影隨形。」

塔斯馬尼亞人

達爾文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因為他發現每一片新大陸似乎都是這樣。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達爾文首先認為這是傳染病的原因，歐洲人帶來的各種疾病，導致了土著居民數量急劇下降。

不可否認，傳播諸如天花一樣的疾病，確實是殖民擴張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從本質上來說，傳播疾病和揮舞刀槍一樣，促成了原住民的滅頂之災。

當然，達爾文也提到了英國人對澳大利亞土著的圍剿行為。

「所有原住民都被趕到巴斯海峽的一座島上去了」——1830年，因為範迪門斯地的殖民者和土著人衝突嚴重，殖民當局發動了所有民眾，組織了一場「大圍獵」。所有人手持武器，組成一條橫跨全島的包圍圈，一點點縮小，企圖抓住所有的土著人。

但是最終，土著人利用自己對地形的熟悉，躲過了大搜捕。但是最後，他們還是被送到了一座小島，逐漸滅亡。

達爾文不知道的是，除了這「拉網式」的搜捕土著人，殖民者的殺戮行為也很誇張。

白人獵殺土著人

一位名叫蘭斯特洛·斯雷爾克德的英國傳教士，對澳大利亞進行考察之後，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報告，上面有這麼一段話：「一大群人被驅趕到一片沼澤地，騎警圍著他們不停兜圈子，不分青紅皂白亂槍射殺，直到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一個不剩被殺死！」

英國學者理察·埃文斯在談及澳大利亞的時候，也表示屠殺土著人在澳大利亞十分普遍，「通常都是被釋放的罪犯所為」。

確實，當大量的罪犯刑滿釋放之後，他們決定留在澳大利亞定居。新的定居點就要圈佔土地，而且是大片的土地。這樣，他們就不可避免的與土著人產生了矛盾。剛剛被釋放的罪犯沒有耐心和土著人協商，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直接殺戮。

歐內斯特·斯科特在《澳大利亞史》中舉了一個例子，1838年有一群被釋放的罪犯，在新南威爾斯中部殺害了30名土著人。殖民政府因此逮捕了他們，並判處其中7人絞刑。這幾個人十分疑惑，想不通為什麼「白人殺死黑人會被處死」。

當時大多數對土著人的殺戮行為，並不會被懲罰。

早期澳大利亞殖民地農場

約翰·威斯特在《塔斯馬尼亞史》中寫道：「受傷的人腦袋受到重擊，嬰兒被丟進火裡，刺刀一次次插入瑟瑟發抖的身體中。土著人在火焰旁相擁而眠，卻在黎明前成為祭奠自己的靈火。」

有組織的滅絕性的對待土著人，連英國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很多來到澳大利亞冒險的英國人，就像達爾文一樣，一旦知道了這裡的情況，立刻感到震驚和憤怒，對澳大利亞充滿了厭惡。

達爾文匆匆離開了澳大利亞，剛上岸時的自豪感已經沒有了。他留下了一句讓人感慨的話：我以前想像澳大利亞會變成一個像美國一樣興旺強大的國家，但現在看來，這樣的未來宏圖不太可能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