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人員看來,焦慮具有重大的進化學意義,它就像一個直擊心靈的警報,高強度地提醒你危險在靠近,厄運正降臨,防備若不力,禍事恐難避……但這類警報有時會很折磨人,如果它預報的負面情況遲遲不出現,卻又始終存在出現的可能,那麼我們的大腦會持續處於焦慮狀態,難以平靜,比如,等待大選結果的川普、拜登以及美國的選民;比如,提交了申報課題後等待是否中標結果的你……
那麼,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我們的大腦發生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對焦慮的神經機制的理解後,科學家提出了有望幫助焦慮者恢復平靜,有效實現情緒調節的策略。
一名年輕人在等待屏幕揭曉總統選舉結果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R)心理學教授凱特·斯威尼(Kate Sweeny)是UCR生活事件實驗室(Life Events Lab)的首席研究員,長期致力於研究人類在等待重要事件結果時會對「不確定性」產生怎樣的反應。
「我們的數據非常一致地表明,人們只要處於等結果的狀態,就會更焦慮更憂心忡忡,我們分析的每一段『等待時間』都見證了研究對象的身體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所做出的『更瘋狂的應對』。」
此外,科學家藉助大腦成像技術發現:由不確定性引發的焦慮和擔憂與由確定的威脅導致的恐懼,並非彼此獨立互不幹擾,而是在部分相同的神經迴路內相互關聯。
不同的等待,觸發不同的焦慮模式
包括斯威尼在內的很多研究者針對美國總統選舉時蔓延於選民間的焦慮情緒開展研究,並有了不少發現。
斯威尼和她的研究生凱爾•蘭金(Kyle Rankin)於2019年在《動機與情緒》(Motivation and Emotion)雜誌發表了一項研究。他們調查了699位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投票的美國人以及376名於2018年的中期選舉時投票的公民,結果發現:
那些認為選舉更重要,政治參與程度更高,覺得等待結果出來是一件困難事兒的選民對選舉結果的憂慮感更強;有趣的是,對於個體來說,接觸相關媒體的多與少並不影響焦慮水平。
同時研究人員發現,不同人群的焦慮源頭各不相同。律師在獲知自己律師資格考試的成績前,需要度過4個月的等待期;博士們在尋找學術職位的過程中可能會經受更長的痛苦煎熬;而選民們則對誰將領導其社區、州和國家深感憂慮。
在專家看來,不同的等待觸發的焦慮模式其實也不同。
斯威尼與加州大學默塞德分校的健康心理學研究員詹妮弗•豪威爾(Jennifer Howell)曾於2019年在《心理與健康》(Psychology and Health)雜誌共同發表一項研究發現:對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更加憂慮的選民往往比不那麼擔心的人飲酒更多——不管他們支持哪位候選人;等待資格考試成績的律師表現出了相似的焦慮模式,但博士生群體則不然。
斯威尼和豪威爾認為需要更多研究來探索焦慮機制。
目前,斯威尼正在研究一個新課題——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242名支持前副總統喬•拜登、182名站隊唐納德•川普以及22位給其他候選人投票的選民成為斯威尼的調查目標,她對這446人的焦慮水平進行了分析。數據初步顯示,拜登的支持者相比川普的支持者表達了更高水平的焦慮。不過斯威尼尚未正式探究其中原因。
那麼,當你擔心不確定的負面後果時,大腦中發生了什麼?
焦慮會暫時改變大腦情緒中心
神經科學家經常談論所謂的「戰鬥or逃跑」(fight or flight)反應,也就是當面對某種迫在眉睫的威脅,例如過馬路時有賽車衝向你,我們必須抵抗或逃避威脅的衝動。一旦威脅出現,大腦的關鍵情緒中樞或邊緣系統(包括杏仁核和海馬體)會激活這種反應。
戰鬥or逃跑反應啟動後,皮質醇和腎上腺素等激素將充斥著血液,這可能使你出汗,心跳加快,肌肉也會進入待命狀態,這一系列反應的目的就是保證你身體的安全。
但戰鬥or逃跑反應不只會被緊急威脅觸發,焦慮加劇時,驚慌失措時,它都可能出現,觸發源也不一定是只針對身體的威脅。
耶魯大學的精神病學和細胞與分子生理學副教授尼·艾迪(Nii Addy)表示,當這個「緊急」情緒中心開始掌控大腦,常規時間的情緒主管——前額皮層(PFC,其各部與情緒密切相關,負責情緒調節和決策),則會暫時退居幕後。
更為確定的一點是,我們的大腦擁有更多的情緒控制系統。一旦我們走向不確定性,前額皮層以外的其他區域就會接管,幫助我們擺脫不確定性狀況,進入更加確定的狀態。
恐懼和焦慮共享部分神經迴路
科學家曾經認為恐懼和焦慮各有獨特的大腦迴路。
恐懼是指對即將發生的明確威脅的強烈而短暫的反應(戰鬥或逃跑響應)。焦慮更多是對不確定的威脅感到警覺。
用美國馬裡蘭大學神經科學家亞歷山大·沙克曼(Alexander Shackman)話說,就連弗洛伊德也將恐懼和焦慮視為不同的現象。
但最近發表於《神經科學雜誌》(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的一項研究支持另一種觀點:恐懼和焦慮背後的神經迴路是相互聯繫的。
邊緣系統中的杏仁核具有產生情緒、識別情緒和調節情緒的功能,與人體對某些危險的反應相關。
沙克曼和同事發現,鄰近杏仁核的終紋床核(bed nucleus of thestria terminalis)既與焦慮(不確定性)相關,又是應對確定性威脅(或者說恐懼)的神經網絡的一部分。
沙克曼等人將痛苦的電擊(無害),嚇人的圖像(例如被肢解身體的圖片),以及懾人的聲音(例如尖叫聲)設為「威脅」傳送給研究對象,並以數字作為威脅來臨前的提示——部分人每次經受威脅前都會得到倒計時的提示,因此他們的威脅是確定的,相應的情緒是恐懼;
另一部分人在體驗痛苦之前只能無助地觀看一串無規律數字,他們不知道看到哪個數字時電擊就劈過來了,或者觸目驚心的肢解場面就出現了,因此他們的威脅是不確定的,相應的情緒是焦慮。
研究者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儀觀察了兩類受試者的神經反應。結果發現:兩種威脅情景似乎都激活了大腦中的同一網絡。這令他們更加確信,不應在生物學層面將恐懼和焦慮分離。
沙克曼表示:「如果恐懼和焦慮完全不同,那我們就要開發完全不同的生物治療方法。可就它們部分重疊的情況來說,我們不妨思考並不那麼非黑即白的治療。」
當然,研究人員也強調:這只是一項僅有99位受試者參與的神經影像學研究,我們需要更客觀全面地對待研究結果;此外,人們對長時間焦慮帶給大腦的影響一無所知,該實驗使用的神經影像學研究往往只能捕獲人腦在20至30秒時間內的影像。
但無論如何,這項研究給到了更充足的證據,證明大腦對某些確定或不確定的威脅的反應之間存在根深蒂固的聯繫。
焦慮時,怎麼辦?全神貫注會令時間過得飛快
關於長期焦慮影響的研究還未獲得有分量的成果,但科學家可以確定,長期的焦慮狀態加劇可能改變大腦的結構、細胞和活動。
艾迪表示:「長時間的焦慮會使人類變得更警覺,令其在沒有真正的威脅時也感到焦慮,這與創傷後應激障礙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冠的全球大流行,似乎正令社會經歷一種集體創傷。」
不過研究者也認為,並非所有的焦慮都不好,它反倒可能成為激勵因素:你可以把對未來的擔憂轉化為政治行動和社區建設,將當前的不確定性變成你希望看到的確定性結果。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採取一些必要方法去消除不必要的焦慮。比如:如果閱讀大量來自新聞或社交媒體的內容引發了你的擔憂,那就限制這類閱讀。
艾迪認為保持有規律的日常活動對於把因為焦慮而退居幕後的前額皮層重新拉回主事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執行日常活動有助於刺激具備「平靜」功能的腦區,減輕焦慮反應,幫大腦平穩度過情緒波動。
斯威尼則指出,尋找能讓自己進入「流動」(flow)狀態——也就是全神貫於某事物,感覺時間過得飛快的狀態——的活動也是度過不確定性艱難期的好方法,這個活動可以是烘焙、園藝、電玩或音樂,甚至也可能不是娛樂性的——斯威尼坦言自己在進行數據分析時會感覺到進入了流動狀態。
另外,提醒自己,無論你有多焦慮,焦慮本身對於結果的好壞沒有絲毫影響!
資料來源:
Anxious About Election Results? Here’s What’s Happening in Your Brain as You Wait
END
一鍵三連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