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是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作為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工程，雄安新區與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設立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但是，由於時代背景不同，三地承載的功能定位不同、擔負的使命不同，發展要素聚集模式也不同，雄安新區的建設不是深圳和浦東模式的簡單複製，而是要開創國家新區和城市發展的全新模式。
從國際範圍來看，無論是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為代表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設模式，還是以日本、法國為代表的新城建設模式，亦或是以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為代表的遷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為了避免和解決因首都承載過多功能而導致的「大城市病」和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雄安新區的設立，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在推進雄安新區建設的進程中，要重點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把握好新區建設與城市群建設的關係問題。雄安新區的設立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雄安新區不僅承擔著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職能，而且還承擔著與通州副中心共同構成北京新的「兩翼」，進而輻射和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打造世界級的城市群，形成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的職能。眾所周知，城市群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城鎮化的重要形態，成為各國人口居住和就業創業的密集區以及支撐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綜合實力競爭的重要載體。
第二，把握好改革創新與依法決策的關係問題。雄安新區的建設，重在體現一個「新」字，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匯聚創新要素，打造創新驅動和創新發展示範區。另一方面，雄安新區的設立，關係到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實施，這一重大決策涉及徵地拆遷、環境治理、新城建設、單位搬遷、人口遷移等一系列法律問題。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背景下，重大事項必須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作為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應吸收深圳、浦東等國家級新區建設中的有益經驗，加強法制建設，創新完善新區法治保障系統，從法律上解決雄安新區的建制區域、行政區劃等問題；堅持體制機制創新，健全責任清晰且政令暢通的領導體制，探索行之有效且符合實際的運行機制，做好新區建設中的政策引領與立法確認，嚴格行政執法，保證在合理範圍內社會公眾的參與度；另外，要處理好已有法律與針對新區建設的法規條文之間的關係。
第三，把握好創新驅動與文化傳承的關係問題。雄安新區建設的重點任務之一是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打造在全國具有重要意義的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創新驅動是雄安新區的發展基點，要致力於建設集技術研發和轉移交易、成果孵化轉化、產城融合的創新發展示範區，未來的雄安新區一定是一座開放發達的現代化城市。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新區涉及的河北三縣及周邊區域屬白洋澱沿岸古縣，歷史悠久，文化厚重。在新城建設進程中，要注重保護文化遺產，延續歷史文脈，將科技創新元素與中華傳統經典建築元素有機結合，建設兼備文化內涵和創新元素的魅力新城。同時，要組織人文、歷史、考古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深入挖掘區域文化內涵，凝練區域文化特色，講好「雄安」故事，傳承「雄安」文化，以優秀文化傳承培育新區精神，打造「雄安」文化品牌和城市精神，以此彰顯新區特色，留下千年傳承，為創新發展增添動力。
第四，把握好遷移人口與原著居民的融合問題。雄安新區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新區，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重點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金融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這些單位是高層次人才密集區，他們向雄安新區的轉移必將為新區帶來大量的高層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