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等媒體報導，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於6月中旬正式發布2012版《世界人口展望》。該報告預測全球人口將於2025年增加至81億，2050年達到96億；印度人口將在2028年趕上並超過中國，成為人口第一大國；中國人口將於2030年開始減少，並在本世紀末減至11億。從聯合國人口司網站發布的數據來看，與上一版（2011年5月發布的2010版）相比，新版報告主要調高了對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的預期，對2050年全球人口的預測值比上一版增加了約2.5億。其中，對中國人口（指中國內地人口，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下同）預測的調整比較顯著，將人口峰值從上一版的13.96億調高了5772萬，達到14.53億；人口峰值年份從2026年往後推遲了4年；將中國人口2050年和本世紀末的預測值分別調高了8937萬和1.45億。
聯合國人口司每兩年發布一次《世界人口展望》報告，對全球人口現狀進行評估，對未來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預測結果一般分為低、中、高三種方案，其中的中方案代表聯合國官方機構所認為的未來人口發展的最可能情形。考慮到新版報告是在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稱「六普」）數據正式發布之後的最新研究成果，調高的人口預測實際上是對「六普」數據的新解讀，反映了聯合國官方機構對中國人口發展趨勢的新認知。由於此前中國官方發布的「六普」人口總量數據其實低於2010版《世界人口展望》的評估值，新版報告對未來中國人口的預測做出不降反升的調整，多少有點出人意料。這種調整的依據何在？
人口變動的過程就是人口出生、死亡和遷移的過程。相應地，人口預測就是在對現有人口狀況評估的基礎之上、根據一定的算法對未來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水平及遷移趨勢的估計。由於人口變動是個長期連續的過程，今天的人口也是未來一定時期人口的組成部分，未來人口的變動亦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今天人口變動的慣性，因此，人口現狀評估的準確性對於未來人口估計的影響極為關鍵。由於新版報告基本沿用了上一版的人口預測算法模型，並且兩版報告對人口現狀的評估均截止於2010年，因此新版預測值的變化主要來自於對人口現狀數據及發展趨勢估計參數的調整。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新版報告對2010年中國人口總量、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數據均有所調整，且這種調整貫穿於1950～2100年整個評估期。在國際人口遷移方面，兩版報告的差別不大，均將中國評估為人口淨遷出國，且最高淨遷移率絕對值均在萬分之四以下，其對人口總量預測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基於此，以下主要從人口總量、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三個方面來考察新版報告所作的調整。
首先看總量數據。聯合國報告的人口數據定義為每年7月1日的年中數。為統一比較口徑，我們將《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2012》發布的歷年中國人口總量由年末數調整為年中數。聯合國新版報告中2010年中國人口總量為13.60億，比中國官方數據多出2212萬，亦比上一版報告高出1849萬。即使不考慮7月1日至普查日之間4個月的人口增量，將新版報告直接與「六普」人口數據（含現役軍人及難以確定常住地人口）相比較，其對2010年中國人口總量的評估仍多出2006萬。進一步對比5歲間隔年齡結構數據可知，該報告中0～4歲、5～9歲及10～14歲低齡組人口數分別比「六普」數據高出978萬、711萬和772萬；15~29歲分年齡組人口亦分別高出330萬~789萬不等；30歲及以上人口則以低於普查數據為主。若根據新版報告來評估「六普」數據質量，相當於認為「六普」0~14歲人口的漏報率高達10%左右，15~29歲漏報率在3%~8%之間。新版報告對中國人口普查數據的「調整」力度不可謂不大。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曆次人口普查暴露出的人口漏登（尤其是低齡人口漏登）問題一直廣受關注，以至於「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幾乎成為「世紀之謎」。「六普」結果發布以來，研究者們利用出生人口隊列分析技術，結合曆次普查結果及教育、衛生等數據資料的比較，對普查數據的準確性和一致性進行評估。由於缺少一個公認的分性別年齡人口的真實「定格」數據作為參照，為了比較不同普查年份間同一出生隊列人口的差異，這類研究一般都先假定某一年份的人口數據是真實的，再以此為基準進行年齡移算，其研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某種假設條件之上的推論，不同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事實上，除非有後續新的普查數據（如預期中的「七普」、「八普」數據）以供一致性檢驗，目前給「六普」數據質量下定論為時尚早。就這一意義而言，聯合國新版報告對「六普」數據的評估和調整，與其說是一個確定性的結論，不如說是一種傾向性的假設和推論。
事實上，聯合國人口司採用隊列分析方法來估計歷史人口主要是為了彌補部分國家的普查數據缺失或數據的不一致性，重在建立一種歷史人口發展模式，由此產生的估計數據與現有統計數據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這一點在聯合國網站上已有相關說明。就中國人口歷史數據而言，新版報告所估計的1950~2010年間人口數，除了1953年的與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基本吻合之外，其他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別，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估計值始終比統計值高出1000萬~3500萬。由此推知，聯合國報告應該是以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基準來進行跨度達60年的人口推算。為保持其所建立的人口增長模式的一致性，報告中對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人口下降甚至做了持續上升的平滑處理。這進一步證明聯合國報告的中國人口歷史數據含有較大的假設成分，並且這種假設以持續調高普查與統計數據為主要特徵。
再來看生育水平估計。聯合國報告採用總和生育率來表徵生育水平，該指標近似等於每個婦女在其育齡期生育孩子的總數的平均值，其賦值的微小變動足以對人口評估與預測的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兩版報告對中國婦女生育水平的估計有所差異。上一版報告將1970年代至今的總和生育率設定為持續下降的過程，直至2015~2020年間的最低值1.51，此後持續上升，2100年為2.01；新版報告則調高了1980~1990年間的總和生育率，但加大了1990年之後的下降幅度，使得最低值1.55提前出現於2000~2005年間，此後緩慢上升，2010~2015年間為1.66，2100年為1.88。總體而言，兩版報告在生育水平估計方面的最大區別在於：新版報告認為中國總和生育率的下降過程已在10年前結束，目前及今後近百年間處於生育水平緩慢上升階段。這無疑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判斷。
與人口總量之謎一樣，囿於近幾屆人口普查的數據質量問題，我國1990年代以來的總和生育率至今尚無定論。一般認為，由未經調整的「五普」、「六普」結果直接得出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2和1.18）存在較為嚴重的低估。不同的研究者通過評估和調整普查漏登數據測算得到的近10年總和生育率估計值主要分布在1.3~1.7之間。由此可見，新版報告將中國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估計為1.55和1.63，基本處於合理範圍之內。主要的爭議在於對生育水平發展趨勢的估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走過的人口發展歷程表明，生育率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婦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斷下降。作為仍處於高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我國，未來的生育水平究竟是延續別國人口發展歷程繼續走低，還是像聯合國新版報告所估計的那樣，已於10年前觸底反彈，並將在本世紀內持續升高？這一問題至少在目前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或許聯合國人口司的此項預測已考慮到了生育政策調整因素，預見到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放鬆生育控制，甚至轉而鼓勵生育。但是我們也不應忽視，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低於政策生育率。同時，大量研究表明，人的生育行為並不總是能被政策所調控，尤其是在鼓勵生育方面，政策未必能夠奏效。與我國生育文化較為接近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低生育率態勢一經形成，儘管政府鼓勵生育，但其近年來的總和生育率一直處於1.3以下的極低狀態難以回升。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新版報告對中國生育率已然回升並將在本世紀內持續上升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假設。
最後看死亡水平估計。與上一版相比，新版報告顯著提高了對出生人口預期壽命的估計，平均提高了2.2歲。其中，將2005～2010年間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從71.1歲提高到74.4歲，與「六普」結果基本相當。這一調整是尊重普查數據的結果，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2012版《世界人口展望》對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人口總量數據進行了遠大於普查結果的估計；對中國未來生育水平做了持續上升的假定；調高了出生人口預期壽命的估計值。而這三種調整中的任何一種都足以導致其得出中國人口增長時間延長、人口峰值增高的預測結果，更不必說三者同時作用所產生的疊加效應。因此，當我們在引用聯合國報告的預測數據，驚呼中國人口增長「回彈」的時候，不應忽視其背後所依賴的假設條件。至少，這樣兩個重要的假設條件是不容迴避的：一是假設2010年中國人口總量比「六普」結果高出2000多萬；二是假設中國生育率已於2005年左右觸底反彈，並將在本世紀內持續上升。前文的分析已經表明，這兩個假設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建立在這種假設之上的「聯合國人口預測」的可信度恐怕也得打打折扣了。（作者系復旦大學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研究創新基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