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作為一部在本世紀初「影響一代人」的經典古裝喜劇，《武林外傳》裡一幕常充滿歡樂的橋段，就是「同福客棧夥計們領工錢」。別看只是「二錢銀子」，但每個拿到錢的夥計，都樂得滿臉開花。典型善使「葵花點穴手」的老白，經常把「二錢銀子」往懷裡一踹，顛顛跑出去「喝兩口去」，滿滿都是幸福感。
那放在真實的明代歷史上，《武林外傳》裡的「二錢銀子」，也是這麼充滿幸福感？參考《武林外傳》裡「同福客棧的老井是正德年間的」這一元素，可知其故事背景是在明朝中後期。這也恰是明朝人徹底摒棄「寶鈔」，把白銀作為「法定貨幣」的年代。城市裡的明朝人日常上街，隨身都會帶著剪子，專用付錢時剪「碎銀子」，另外還有「戥子」，用來稱銀子的重量。白花花的銀子，滲透到明朝生活方方面面。
誕生於明朝中後期的神話小說《西遊記》裡，也以趣味的橋段，描繪了「幾錢銀子」的重要性：「二師兄」豬八戒從高老莊跋山涉水走到獅駝嶺，總算攢了五錢銀子的私房錢，找銀匠「煎在一處」，做成「四錢六分一塊兒」的碎銀子塞在左耳朵眼裡。這麼一筆「牙齒上刮下來」的小錢，豬八戒連「買了嘴吃」都捨不得，就想著「買匹布兒做件衣服」，還被孫悟空連哄帶嚇騙走了，心疼得滿身肥肉都哆嗦，連罵「天殺的弼馬溫」。
堂堂「天蓬元帥」，都對「幾錢銀子」如此看重，何況「同福客棧」的那幾位夥計？
那麼這「二錢銀子」，在明朝購買力到底如何？也可以參考明代另外幾本古典名著。比如在《金瓶梅》裡，潘金蓮買一壇「金華酒」要三錢銀子，買豬頭豬蹄要二錢銀子，吳月娘買「請眾人吃了一日」的螃蟹，也是三錢銀子。落魄的西門慶女婿陳經濟在酒店裡要了「四盤四碟」加兩大壺「橄欖酒」，一共花了一錢三分半銀子。可見，假若《武林外傳》裡的老白想「喝兩口」，稍微添個菜，這「二錢銀子」就不禁花。
如果說《金瓶梅》的故事發生地，是明代漕運發達的臨清地區，「物價高」情有可原。那萬曆年間北京的物價，就更有代表性。以《萬曆會記錄》《宛署雜記》統計，萬曆年間明朝的大米價格，基本都在每石（約72公斤）0.8兩左右。上等豬肉要兩分銀子一斤，上等羊肉一分五銀子一斤。活肥雞四分銀子一隻，活鵝兩錢銀子一隻。白棉八錢銀子一斤，白麻四分銀子一斤，普通鐵鍋兩錢銀子一口……
也就是說，「同福客棧」的這點「工錢」，放在萬曆年間，基本買兩隻鵝就沒了。如果不是管吃管住，這麼點錢，真是不夠餬口。
那麼在真實歷史上，明朝的「夥計」們，工資水平又如何？在當時的明朝各個手工產業，已經流行「按日計銀」。比如在作為榨油重鎮的浙江嘉興石門鎮，油工們每天可以拿到兩分白銀，一個月就是六兩。而以《宛署雜記》統計，北京周邊窯廠的窯匠，每天工錢是七分白銀。北安門搬運工的工資是每天三分白銀。衙門裡的馬夫薪水高，每年能拿四十兩白銀。總之，技術類工種往往「待遇好」。
所以，倘若是真實的明代史上，以「同福客棧」的薪金水平，如果不多來點「情懷」，「喝兩口」都差錢的夥計們，恐怕沒幾天就得跑光。
而這樣的「薪金水平」，除了縮影了明朝中後期的商品經濟外，更帶來了許多關於明朝興衰的重要信息。
首先一條，就是農民負擔問題。白銀成為明代法定貨幣後，農民納稅通常是用銀。但銀價的變動，哪怕「天下承平」的年月，也往往叫農民苦不堪言。如前文所說，萬曆年間的大米價格，正常情況下都在0.8兩左右。但每到農民納稅時，由於農民急於要把手中糧食脫手，所以糧食價格往往暴跌。以《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一書裡的統計，萬曆年間時，每次「收稅季」，糧食價格常暴跌一倍左右，「三個月後才恢復到原來的價格」。
這樣的結果，往往就是四個字：穀賤傷農。
如此一來，被「傷」了太多次的明朝農民，為了完糧納稅，往往就扔下土地跑出去掙銀子。以《宛署雜記》的作者沈榜的嘆息，就算是北京周邊的農民，當時安心種地的都很少，有的或是跑去「薪廠煤窯」，有的乾脆「公侯廝養」，所獲得的收入，比起種地來真是「歲倍計」。《西園聞見錄》也描繪了這樣的後果：「京師土闊人稀……兩縣編民百無一二」。天啟年間時，官員吳應箕路過河南，發現原本肥沃的耕地，竟因無人耕種而荒廢……
而另一個影響深遠的現象，就是明朝銀子「越來越不值錢」。
明朝中後期，正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大航海時代」，東南沿海的經濟貿易紅紅火火，絲綢瓷器糖果紙張棉布等「大明製造」洶湧奔出國門，源源不斷賺著全世界的錢。僅僅是在菲律賓馬尼拉一地，中國商船17世紀時，平均每年就要在當地賺走價值100萬比索的白銀。而以西方學者弗蘭克等人的研究，1800年以前，中國從歐美日本至少賺走了近五萬噸白銀。中國境內流通的「法定貨幣」白銀，大多數都是這麼來的。
但這麼多白銀湧入中國，另一個必然後果，就是白銀的貶值：以學者彭信威的觀點，明代的金銀比價，在明初時是一比四，到了明末時一度到了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暴跌的銀價，原本就帶來了明朝物價的上漲。就以明朝的「軍餉」來說，萬曆年間招募一個普通士兵，每年大約要花掉十八兩白銀。而到了明末崇禎年間，一個士兵的「年薪」竟高達三四十兩。單這個負擔，就是成倍增加。
而隨著大量農民「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外加銀價的上漲，明末的糧食危機，也是越演越烈：到了崇禎年間，即使是富庶的東南地區，糧食價格也在瘋漲，蘇州的糧食價格到崇禎年間，幾乎漲到了每石三兩銀子以上，比萬曆年間翻了數倍。這樣的「比價」，再看看晚明觸目驚心的天災，明末的大亂，已經可以找到緣由。
尤其可悲的是，那麼多白銀湧入了明王朝，但明朝的國家稅收，依然緊緊盯著「三餉」，從土地裡刨食，以至於窮農民們不堪重負。明末北方農民每年的差役錢，諸如河南等地都漲到了一頃地12兩銀子。以學者陳卜的嘆息，明末北方有100畝地的農民，每年勤扒苦做，就算風調雨順，「年收入」竟還不夠交徭役差役的費用。只看這個就明白，某些明末精英斥責苦農民「不做安安餓殍」的嘴臉，何其無恥。
同樣可悲的是，一方面是農民們「安安餓殍」都做不了。另一面「前明多富家」，洶湧的白銀，叫士大夫們的財富滾雪球般膨脹。嘉靖年間的大貪官嚴世蕃曾說，家產五十萬兩白銀以上的家族，就是大明朝的豪族。可明末的無錫蘇州松江地區，諸如「錢家」「華家」等「精英清流」們，每年僅地租收入就近百萬兩白銀。家家「收債急於納稅」。一面是王朝風雨飄搖，一面是「精英清流」們富得流油，咄咄怪事，註解了晚明大廈將傾前的亂象。
亮閃閃的「二錢銀子」背後，多少反思在其中。
參考資料：商傳《走進晚明》、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張準《從 金瓶梅 看明代後期白銀流通及貨幣購買力》、高壽仙《明萬曆年間北京的物價和工資》、徐瑾《白銀帝國：一部新的貨幣中國史》、梅朝榮《評 金瓶梅 品明朝社會》、侯會《食貨 金瓶梅 ——晚明市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