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科學家們的拼圖
「大咖」們紛紛落座了，沒有名牌，不排次序。
一位隨意拽過一把凳子，坐下，向鄰桌問道：「哎？最近那冰桶怎麼那麼火啊？」
「聽說是和ALS（俗稱漸凍人症）有關……」另一位答。
「啊！那我們AD的病人也是需要關注的呀！」這話一下子掀起了話題。AD 指的是阿爾茨海默病。「ALS 在國內有20萬，而AD有幾百萬哪！」一位科學家在沙龍上說。
8月底，這群研究阿爾茨海默病的科學家們相聚於復旦上海醫學院舉辦沙龍，並打算成立基金會。
一場「冰桶慈善」顯然刺激了他們的神經——沒想到科學還可以通過這樣的途徑與公眾融合。以往，只有科學家在攻克疾病或研究有重大進展之時才得到不多的關注。
但阿爾茨海默病研究總是難有大的進展。因為迄今為止，所有的臨床嘗試幾乎都宣告失敗。他們最著急的依然是對此病束手無策。「用一句話來概括，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沙龍上，有人這樣說。
今年是世界阿爾茨海默病日設立20周年。公眾對於此病仍然缺乏了解。科學家們依然束手無策，研究幾近停滯。
「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也是中國的機會，得把真正做阿爾茨海默病的人聚在一起來，哪怕是盲人摸象，也可以慢慢拼出全貌。」沙龍的領銜科學家之一鍾春玖說。
「十年來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張晉香最初接到《阿爾茨海默病早期診治新靶標研究》這個題目時，有點頭大。
作為中國科協學術交流處副處長，張每年接受近百個沙龍選題申報，這是今年所有報上來的題目中最枯燥的一個。
但她也沒有提出要修改，「畢竟這就是科學嘛」。
這些專注於科學的人，大多數都只沉浸在科研。「我從來不看報紙不看雜誌。」清華大學的教授鍾毅，正和別人互嘲與社會脫節。他的鑽研領域是通過果蠅研究記憶形成和遺忘分子機制，研究成果發表在《細胞》等國際著名期刊上。
對於阿爾茨海默病研究者，能夠聚在一起，其實是相互支撐——上海交通大學阿爾茨海默病診治中心主任肖世富帶著遺憾的口吻說：「十年來，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1998至2011的13年間，全世界的藥物開發商已取消或終止了101個阿爾茨海默病藥物臨床開發。
美國製藥業巨頭輝瑞公司曾投資7.5億美元致力於一種藥物的試驗，甚至已進入臨床三期（新藥上市前的最後一步），但在2012年還是放棄了。
阿斯利康、輝瑞、葛蘭素史克等藥業公司全都縮減了神經科研團隊的規模。一位科學家透露，阿斯利康公司原本有一個約300人的強大神經學科研團隊，團隊一度縮減至幾十人，而且「不再自己開展科研，而是監視新情況和與其他公司建立聯繫」。
國內的情形也相差不遠，已有不少科學家轉移方向，不做與阿爾茨海默病直接相關的研究。
一位家屬在日記中寫道：「奶奶摔骨折了，但忘記自己骨折了，每天不停地問『為什麼會痛』；她看見別人上廁所就要上廁所，不停地擰門把手，有一段時間，我甚至覺得上廁所是一種罪過；叫她洗手，可是稍不注意，她就把手伸到馬桶裡……好像什麼都是和你反著來。」
另一位寫道：「老媽今天不鬧了，我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樣。高興之餘還在提心弔膽不知哪天又踩著地雷。」
這樣心力交瘁的家屬，鍾春玖每天都能碰到。
作為中山醫院神經內科醫生，鍾春玖始終相信，現在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得把真正做阿爾茨海默病研究的人聚在一起」。
「你老是貢獻理論……能不能多指出一些新的有治療價值的路子」
30多位專家中，有同濟大學校長、中科院院士裴鋼，浙大醫學院院長、中科院院士段樹民，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王以政，醫學神經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鄭平，清華大學醫學院副院長魯白，首都醫科大學副校長王曉民，美國相關研究領域的最高榮譽「頂尖」獎獲得者申勇，美國貝勒醫學院赫芬頓衰老研究中心主任鄭輝……
裴鋼一眼瞥見3位「鄭」姓科學家，說：「這下有指望了，我們有3個姓「裴」（賠）的，做不好，我老說要多找幾個姓鄭（掙）的，中和一下，老這樣賠得起嗎？」周圍大笑。
首先是鄭輝做重點發言。她是位優雅的小個子女性，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阿爾茨海默病的發病機理，活躍在國際上主流研究領域20多年，研究方向是公認的β-澱粉樣蛋白假說。
20分鐘後，計時器滴滴滴叫起來，鄭輝雖未說完，但只能遵守時間。
「下面討論，3分鐘為好，5分鐘最多！」主持人說。有人接過話頭說了幾句「謝謝給我機會」之類寒暄的話，就被主持人毫不客氣地打斷：「已經1分鐘過去了。」
鄭輝參加過國內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這種形式的會議還是第一次參與」：沙龍追求學術爭論；每個單位邀請不超過3位，防止觀點重複；會議前主持人一再地叮囑：「重點介紹本人所做的原創性和開創性的重要工作、新的思想和觀點，不必贅述本人在傳統領域裡的基礎性工作……」
與會者大致分為3類：基礎研究者，專注於發病機制；產業內研發部門的科學家，專注於藥物；臨床醫生，專注於診斷和治療。
很快，沙龍上就出現了碰撞。
有臨床醫生忍不住對鄭輝的發言提了「意見」。「你老是貢獻理論……能不能多指出一些新的有治療價值的路子，我們來轉化？」肖世富說。他的言下之意是，發言的理論不實用，不貼近臨床需求。
基礎科研者也表達了困惑。中科院的研究員趙簡語氣激動：「我們最大的困擾是怎麼把這些好的想法落到實處，怎樣把一些藥物推動到臨床。現在動物學的驗證很簡單，但是上了臨床，這些結果沒有參考價值怎麼辦？」
首都醫科大學神經生物學系副教授鄭焱也說：「希望臨床醫生為我們提問題。」同時，「基礎派」也對「臨床派」提出「要求」。鄭焱說：「國內的臨床研究缺乏統一的標準，我們國內沒有腦庫。建腦庫的話，我現在表態，我可以捐，但是我希望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沒有對照，那是沒用的。」
「你說『臨床研究無統一標準』，這是對我們臨床醫生的一種侮辱。」肖世富故作不滿。場下大笑。
鄭焱趕忙解釋：「那是說研究，不是說診斷。」
裴鋼也是「基礎派」：「你們（臨床醫生）能不能搞出一個標準？如果不能形成一個有利的中國標準，我們其他的事情都白幹。臨床是蛇的七寸，是下圍棋的那個眼。」
爭論中，專業和醫學不沾邊的張晉香算是聽出來了——臨床的覺得基礎的目前研究始終不能解決問題； 基礎的卻不知道臨床想要什麼，而且沒有標準，就意味著無法對接。
「一個項目三十幾家醫院一起合作，做完這個，就散了」
事實上，癥結就在這裡——跨界合作缺乏橋梁。
鍾春玖是比較少兼顧臨床和基礎科研的醫生，因此很能理解雙方面的問題。
一個好的藥物，需要先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可能在老鼠身上實驗、繼而是猴子，再之後是病人，又分為一期、二期、三期……
對老鼠，可以抽腦脊液，可以做腦部切片，但是推及到人，如何將標準對應？這需要由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生物信息學等多個專業的研究人員共同討論、定期溝通。
從某種程度來說，藥企的研發部門，就在做與轉化醫學相關的工作，即「橋梁」。「但藥企只對產品負責，而不是關注整個疾病。」鍾春玖說。如今業界已經認識到橋梁的重要性，「轉化醫學」屢屢被提及，但還不夠成熟。
一方面是機制問題，令雙方合作意願缺乏。曾有基礎研究者想要和下遊負責藥物合成的科研機構合作，對方提出要做「第一作者」，因「第二作者」的分量不夠用於晉升，但研究者自己也不甘心放棄第一署名，合作只能作罷。
另一方面也有觀念問題。
一位旅美多年的科學家說：「如今與不少國內醫院打交道，發現大家都是各立門戶，很少溝通、分享。」一位中國臨床醫生也說：「一個項目三十幾家醫院一起合作，做完這個研究就散掉了，每一次都是這樣。」
因此，當前中國的大部分基礎研究只能眼盯國外，跟著國際趨勢走。「到頭來只是發幾篇好文章……如果只是做一件看上去混飯吃的東西的話，感覺很失敗！」趙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