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文
編輯 | 王迪
編者按：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到美東時間8月9日17時35分，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503萬例，為5036387例，死亡病例為162851例。1.
五月上旬，因為要給狗打疫苗，我不得不出了趟門，這是我兩個多月來第一次走出小區。在靠近社區公園的時候，狗不停地狂吠起來，我才想起來，原來它也兩個多月沒有在草坪上撒歡奔跑了。
這個公園是當初房屋售賣的亮點：一個給孩子玩的滑梯，一個在晚上會變幻不同顏色的音樂噴泉，兩張配有燒烤架的石桌，薔薇花叢旁的鞦韆架。但自從三月份新冠病例在美國爆發式增長，公園變得人跡寥寥，沒有園丁再來修剪花圃和草坪，雜草長得有半人高，滑梯和鞦韆架鏽跡斑斑，石桌上的燒烤架也不知所蹤。
門口的公交車站空空蕩蕩的。巴士來了之後，也只是為了應付差事那般短暫停了下。不遠處的超級市場門口倒是排著隊，每個人之間都有兩米間隔。口罩脫銷，購物的人各顯神通，把圍巾、T恤、毛巾，頭巾等改裝成五顏六色形狀各異的口罩，還有人把一整個水桶罩在腦袋上。
暮色裡，突然間有「咔」「咔」的微響傳來。我仔細看，才發現我的鄰居彼得坐在石桌上，一動不動的背影完全隱匿在這片寂靜之中。他低著頭，頭髮像是很久沒有剪過，蜷曲的發梢向四面八方支稜著。他把玩著手中的打火機，小小的火苗時不時竄出來。
「你有煙嗎？」他突然出聲，嚇了我一跳。大概是太久沒有說話的緣故，他的聲音非常乾澀。我走近了幾步，依然謹慎地維持兩米的安全距離，然後大聲說：「不好意思，我沒有。」
他向後方擺擺手，表示不要緊，腳下碾過散落了一地的煙屁股。
大約三天後，我從鄰居楊瀟那裡得知，彼得的母親安娜因新冠肺炎去世了。彼時，新冠病毒在美國奪取了大約七萬人的生命，安娜是這七萬人中我唯一認識的。這讓病毒從報紙上的數據，變成了我身邊活生生的人。
我還記得自己剛搬到奧斯汀的時候，舉目無親，連朋友都沒有。搬運公司偷懶把家具放在樓下，我使出吃奶的力氣努力朝電梯口挪動一張巨大的床墊，一不小心撞上了從電梯裡出來的安娜。我一迭聲地道歉，安娜愣住了，繼而笑起來，遞給我紙巾讓我擦擦汗。
她替我罵了一通搬運公司，囑咐我一定要打客服電話去投訴，然後讓我在原地等一會兒：「我兒子下班回家正在打遊戲呢，我叫他下來幫你搬！」
過了一會兒，穿著套頭衫和運動褲的彼得走下樓來，他揉了揉眼睛，我還沒來得及向他道謝，安娜就把他指揮地團團轉。
那一天，安娜和彼得替我搬運又組裝好了床、床頭櫃、書桌、飯桌、沙發、電視櫃。我根本不擅長看著說明書把不同大小的螺絲安放到不同大小的孔裡面去，安娜和彼得看了一會兒，乾脆讓我去一邊歇著，他們兩個人從自己家裡拿來了工具，「乒鈴乓啷」一陣之後，空空蕩蕩的房子一下子有了家的感覺。乳白色的落地燈投射下一片光亮的扇形，沙發上放了安娜送來的兩個靠枕，枕套是她用毛線手工織的。
忙著忙著就到了晚上，我不好意思讓他們白忙，家裡又沒什么正經的食材。乾脆煮了一鍋酸辣粉，放了幾顆小油菜芯，煎了幾個溏心荷包蛋，再放上香蔥、香菜。端上桌的時候，安娜迫不及待喝了一口，然後立刻打了一個響亮的噴嚏。
「好爽！中國菜好吃！」她豎起大拇指。她是墨西哥人，本來也喜歡吃酸吃辣，一邊吃得滿頭大汗，一邊問我要菜譜。彼得也小口小口地吃完了。他話很少，但還是客氣地說，我一個人住，如果遇到了麻煩，可以打電話給他。
安娜白天在家裡無聊，而我因為工作性質原因，常常在家辦公，安娜便常常來串門。有的時候，她帶親手做的墨西哥卷餅給我，有時候是我做了紅燒肉或者蒜香雞翅請她來吃。她說自己三十多歲才來美國，英語說得不太好，彼得在家裡又不太肯說西班牙語，一來二去，母子關係倒並不是很熱絡。
她似乎把沒處說的話都傾倒在我這裡，包括她年輕時候熱烈的戀愛和最近幾年零星的豔遇。她那些包含墨西哥的風土人情的故事很有趣，常常是她已經說完了，我還在意猶未盡地追問「為什麼」。那段時間天氣詭異，漫長的夏天異常炎熱，中間又夾雜了閃電、雷雨、冰雹等各種古怪天氣，我常常也無心工作，就和她一起坐在沙發上。她用檸檬和薄荷泡茶給我喝。聊著聊著，她會走到陽臺上，稍微抽幾口煙之後，把煙屁股彈出去很遠。
我們有大半年的時間常常見面，直到我和亞當談起了戀愛，並開始同居為止。但我依然時不時在公寓樓下的會所裡看到安娜，她常常在那裡吹著免費空調，喝著免費咖啡，看免費的報紙。
「一個人呆在家裡太安靜了」，她朝我揮揮手裡的報紙，又擠擠眼睛，「我那天在陽臺上看到你和亞當在公園裡遛狗。」
公寓樓裡也逐漸搬來了楊瀟和其他幾位中國留學生，我們建了個微信群，一聊，發現大家都或多或少受過安娜的幫助，吃過她做的菜。她似乎總是也閒不住，又不喜歡一個人呆著，經常幫幫這個又幫幫那個。
一月份，大家好久沒看到安娜的時候還有些擔心，問了彼得才知道，安娜整理柜子的時候從椅子上摔下來，大腿骨折。我在華人超市買了些安娜很喜歡的蛋黃酥和綠豆糕，託彼得帶去醫院，彼得笑著說安娜一個星期之後就能回來了，到時候當面給她更好。
安娜的手術做得不太成功，彼得因為要去英國出差，便讓安娜住進了康復中心。三月份，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之後，康復中心便不再允許探視了。似乎是為了安慰我們，也為了安慰他自己，彼得說安娜恢復地很好，已經可以不拄拐杖走上十分鐘。他去過一次康復中心的樓下，安娜從窗戶上探出頭來，他們一邊打電話，一邊隔著五層樓的高度互相招手，安娜在電話裡抱怨康復中心裡的飯菜都太淡了，不夠辣，吃起來不過癮。
「聽說是那間康復中心裡發生了聚集性感染。」楊瀟發來簡訊，他有一天撞見彼得在電梯裡嚎啕大哭。
我放下手機，抱著沙發上安娜送給我的靠墊，連天黑下來都沒意識到。
我不知道彼得會因為把安娜送去康復中心而內疚多久。我和他通過一次電話，我們談了病毒，談了疫情，談了不作為的總統，和怎麼也不肯戴口罩出門的那一群人。彼得試圖理性地談論安娜的死亡，但很快就情緒崩潰。我們打了兩個多小時的電話，其中一個多小時都是在痛哭流涕。掛上了電話之後，我覺得筋疲力盡。我把給安娜買的蛋黃酥和綠豆糕裝在袋子裡，放在了彼得家門口。
疫情期宅家，為自己準備餐食2.
亞當父親的朋友約翰也去世了。據說，約翰是一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別人勸他戴口罩戴手套，他就說：「如果上帝要拿走我的命，那他拿走好了，我不會反抗的。」別人把戴口罩能大大降低傳染機率的文章給他看，他也統統不看。約翰和亞當的父親一起在軍隊服役過，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但亞當對約翰的印象倒不怎麼好。約翰一來家裡做客，必定帶上兩三瓶烈酒。菜還沒上就已經喝開了，不光自己喝，還拉著別人陪他一起喝，別人不喝他就罵髒話。約翰走了之後，亞當的父親每每要吐上好幾次，還有幾次耽誤了重要的工作。
約翰退役之後一直沒找到正式的工作，靠給人跑貨車開長途賺錢。為了餬口，他常常一連通宵好幾天，開著大卡車橫穿整個美國。賺了錢再買酒醉上個幾天幾夜。他的身體很早就壞了，有人建議他戒酒、運動，他就大手一揮，說我也沒幾年好活了，上帝讓我再活幾年，我就活幾年。
約翰去世之後，約翰的妻子給亞當的父親送來了一些他的遺物——多都是他們在軍隊裡的東西，毛衣、防寒大衣、迷彩服等等。顏色都舊了，但是保存得非常好。亞當的父親狠狠流了幾次淚。反而是約翰妻子來勸他不要太過傷心：「病情發展很快，他從進醫院到去世才兩天，走的時候並不怎麼痛苦。」
3.
到了六月份，身邊感染新冠的人越來越多，同事、朋友、鄰居裡無不有中招的。而且患病的人大有越來越年輕的趨勢——那些仗著自己年輕所以可以勝之不武的人，到底還是在病毒面前敗下陣來了啊。
賈斯汀是六月中旬病倒的。他在凌晨打來電話，問我們能不能開車送他去急診室。在電話裡，他說話還連貫，但是能聽出來他花了很大力氣用力呼吸著，一咳嗽就停不下來，結果明明才幾句話，斷斷續續說了二十分鐘才說完。亞當掛了電話之後，立刻換上了之前粉刷牆壁時買的厚厚的工作服，又把遊泳眼鏡找出來戴上。我們沉默著，翻箱倒櫃看還有沒有其他的防護用品，又把不同牌子的口罩都找出來，比較哪個更厚一些。
我坐在沙發上看著他穿鞋，不知道為什麼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天花板上的吊燈突然閃爍了一下，氣氛更加壓抑了。
他突然長出了一口氣，把裝備全脫了，然後在優步上開始打車。他加了不少小費，所以很快就有司機接單。他打電話去說明是送一個有可能得了新冠的朋友去醫院，又問司機有沒有戴口罩和手套。對面的司機倒是毫不在意，反而不斷感謝亞當數量可觀的小費。
亞當讓司機先開到我們樓下，他把手套、遊泳眼鏡給司機送下去。我們下樓的時候，看到司機停在路邊上，一隻手拿著漢堡一隻手拿著可樂，車裡放著搖滾樂。司機看起來雀躍極了，對我們千恩萬謝：「我開了四五個小時都沒人叫車，要不是有你這單生意，我都捨不得吃晚飯。」亞當想了想，把口袋裡的零錢都遞過去，叮囑司機把賈斯汀送到急診室之後，在門外等一會兒，確定他掛上號了再走。司機一口答應下來。
我們回到樓上，睡意早就全無。亞當打開電視，有一搭沒一搭地看著一部和美食有關的連續劇。
「好像每次和賈斯汀見面，都是約著去吃飯。」我切了一疊西瓜放在茶几上，忍不住搖了搖頭。賈斯汀比我和亞當要小上幾歲，他和亞當在同一個業餘網球隊訓練，又住在我們家附近，我們幾乎每周都會見面。
看起來無憂無慮的賈斯汀卻有抑鬱症。他從不避諱說這些，但是見面的時候，又總是一副話癆加上活潑過頭的樣子，讓人很那把他和電視電影裡那些抑鬱症患者聯繫起來。他說自己失眠很嚴重，普通的安眠藥已經不起作用，效果更好的神經類藥物很容易上癮。他便把時間表都排地滿滿當當的，早晨六點就約人去健身，晚上和朋友喝酒到深夜。他約過我們吃早茶，吃午餐，吃宵夜，因為他不挑食，而且吃起來總是風捲殘雲，大快朵頤，讓同桌的人都覺得很有胃口，所以我們也總是願意和他一起吃飯。
我喜歡吃中餐，偏偏奧斯汀正宗的中餐館都在離市中心很遠的郊外，賈斯汀是唯一願意和我們開一個小時車去吃飯的人。我們最常去的是一家名叫「湖南風味」的湘菜館，裡面矮矮的木桌子配上幾條狹窄長椅，坐下沒一會兒屁股就麻了。
肥腸乾鍋是這裡的特色， 用肥腸和豬頭肉同煮，滿是油脂的香氣。賈斯汀是在美國出生的義大利人，卻並沒有大多數美國人不吃內臟的忌口。他筷子用得極好，還能用中文說「謝謝」和「青島啤酒」。這家餐廳生意不算太好，有時候我們吃飯的時候，收銀的姆媽和後廚大師傅就坐在我們後一桌嗑瓜子聊天，他們都很喜歡胃口特別好的賈斯汀。他吃飯大口大口的，什麼東西到了他碗裡看起來都特別香，而且從來不會剩下。姆媽高興了，就免費送一些甜點給我們，有時候是桂花酒釀圓子，有時候是芝麻湯圓，有時候是芋泥餡的小籠包。
吃完之後，他總是不肯走，說再坐一會兒，然後央著姆媽給我們泡茶。
「回家也沒事情，離睡覺還早著呢。」他這麼說。
「那就坐一會吧，你可別再去通宵喝酒了。」亞當拍拍他的手，「睡不著的話，躺在床上也比喝酒好。」
三月份，我們市頒布了居家隔離令之後，他打電話來，說自己一個人住在偌大的房子裡，每天都見不到一個活人，感覺要瘋掉了。我們安慰他說隔離期很快就能過去，等四月份我們再去「湖南風味」吃肥腸乾鍋。但是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我們依然被迫呆在家裡，哪裡也不能去。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準備穿戴全副防護設備去吃一頓肥腸，在網上一查，才發現這家店五月份的時候就倒閉了。
4.
「他這麼年輕，症狀又輕，不會有事的，」亞當安慰我，我拍拍他的手。我們各自在黑暗裡吃了一會兒西瓜，滿手滿臉都是甜膩的汁水。
「能去醫院對他來講說不定是好事呢，他在家裡都快悶壞了，」我說，「就當讓他換換環境。」
過了三天，賈斯汀才發來簡訊，說「我終於活過來了，差點死掉。」
他去醫院的時候病情尚可控制，也能正常說話和行走，但是一系列檢查還沒做完，病情就急劇惡化。最後是被人推進ICU的。
「無論怎麼呼吸都沒有足夠的氧氣，因為用力，胸部的骨頭鑽心地痛，但是意識卻越來越模糊。雖然模糊，但是又有直覺，能完全感受到這種痛苦。」賈斯汀在簡訊裡寫。他在醫院住了七天，回到家裡，又臥床養了好幾天，但好像身體一下子垮了，連下床走去衛生間，都要喘上好一陣。他的胃也變得很虛弱，不能吃任何刺激性的食物，再也不是那個胃口很好不挑食的年輕人了。
我們才知道，他在家裡呆了兩個多月，抑鬱症越發嚴重了，家裡能砸的東西幾乎都砸完了。那天晚上，他終於忍不住衝出了家門，從家門口一直跑到奧斯汀北邊的的購物中心，然後又一路跑了回來。
「我跑了一整個馬拉松。」他沿著奧斯汀最繁華的馬路，從深夜一直跑到清晨。酒吧、餐廳都關著，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電影院門口還貼著三月份的海報，建築工地上還留著搭了一半的腳手架。
即使到了早高峰，車流也只有平時的四分之一。他站在馬路上向路過的車招手，希望有人停下來和他說說話，但是車一輛接著一輛從他眼前呼嘯而過。後來終於在高架路口看到了一名在乞討的流浪漢，他去麥當勞買了兩份豪華裝的早餐套餐，把其中一份給了流浪漢，和他聊了很久。
「我都忘記我們聊了什麼了，但應該是那時候染上的病毒。」他說。
「這種居家隔離的生活也太不適合他了。」亞當不由感慨道。我合上手裡的書，想到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愛上了小區裡的遊泳池。心血來潮地搞了好幾次泳池派對。賈斯汀每次都帶著大包小包地過來，給我們調雞尾酒，替我們串牛肉串、香菇串、把土豆片兩面都刷上橄欖油和辣椒粉，放在小碟子裡供大家取用。我們一邊聽搖滾樂，一邊在爐子上烤肉，一邊往泳池裡扎著猛子。現在想想，那是多麼幸福又自在的時光啊。
賈斯汀兩個星期後去複診，病毒檢測為陰性，但是經常上氣不接下氣的症狀卻沒有消失，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他患上了哮喘，而且對奧斯汀非常常見的橡樹過敏。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得了新冠之後，就突然冒出來哮喘和過敏，人類在這種病毒面前渺小地一覽無餘。
「我以後大概再也不能跑馬拉鬆了，」他自嘲地說，「和那些失去親人、失去工作的人相比，是不是挺微不足道的？」
「我兩歲就被查出有哮喘，一輩子都沒有跑過馬拉松，你看我還不是活得好好的？」我試圖安慰他。
但是後來，賈斯汀的過敏越來越嚴重，他原本睡眠就不好，現在因為過敏帶來的咳嗽和流鼻涕，一個晚上能睡兩三個小時已經算是不錯的。
「醫生讓我搬到西海岸的波特蘭去，那裡空氣清新，氣候溼潤，而且也沒什麼橡樹。」
「你會不會到了那裡之後，突然發現自己對那裡的什麼植物過敏？」
「不會吧，你說我不會那麼慘吧……」他發來一串省略號，我能想像他一定是皺著眉頭不耐煩地打下這些字。
我們打了通電話作為告別，大概是因為日夜不停的咳嗽，他的嗓音嘶啞，即使言談間依然是玩世不恭的那種腔調，但彼此也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永遠失去了。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二月下旬，在「湖南風味「吃了午飯，又和上學時認識的一些朋友去打了保齡球，晚上在賈斯汀家裡一邊吃外賣，一邊看NBA比賽。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完全沒有覺得世界正在變糟。我自己的社交圈並不大，朋友也大多數有穩定工作，所以想當然地以為哪怕偶然有挫折，也一定是普普通通的挫折，稍微擺擺手就能克服的那種。但幾個月後再看，那些習以為常的東西——外出就餐、體育比賽、聚會、娛樂場所——都變得遙不可及的，而且不知道何年何月生活才能回到2019年以前的樣子。
疫情爆發前，我經常參加這樣的聚會5.
從三月份開始，先是突如其來的恐懼，然後是劇烈的迷茫和不安，然後有過怨恨和失望，到了春天徹底過去的時候，已經是麻木不仁的感覺了。
七月中，我原本要和亞當回老家慶祝他父親的六十歲生日。我們花了兩個小時在電話裡取消機票，又和對方討價還價，希望能拿回現金而不是折扣券。他的父親打來視頻電話，大家在電話裡朝對方舉杯，然後截屏發到社交媒體上給親戚朋友看。
七月底，我在門口發現了一個密封紙袋，裡面是幾塊巧克力和一張卡片。卡片是彼得寫來的，他要搬去和外婆，也就是安娜的母親一起居住。我算了下，安娜已經去世兩個多月了，但是因為一直在家裡呆著，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很模糊，所以感覺安娜來參加我們的泳池派對，給大家看她大紅色的比基尼好像也不過是一兩個星期以前的事情。她保養得很好，像很多拉丁美女那樣有個翹臀，笑起來聲音很大，一到激動的時候就不停說西班牙語，又能做很好吃的檸汁醃魚生，來參加派對的人都對她印象很深。她那麼有活力，我寧願記住她當時的樣子。
那時我們常常在小區遊泳池邊辦派對大家一致要求在彼得走之前，給安娜辦一個追思會，就在公寓樓下的會所。我到的時候，楊瀟已經在角落裡，象徵性地拿著一塊小蛋糕，並沒有吃的意思。彼得在桌子上擺放吃食：獨立包裝的糖果、餅乾和糕點放在一個塑料籃子裡。旁邊還有一些紙杯，裡面裝著獨立包裝的速溶咖啡粉。他看起來憔悴了很多，眼睛都凹陷下去。
住在我樓上的一家也來了，他們夫妻兩個常常在凌晨時分吵架，我隱約聽到過幾句，似乎是因為丈夫丟了工作，快要連房租都付不起了。他們站在門背後，妻子小心翼翼地勾著丈夫的手臂，衝我稍稍點了下頭。
大家都戴著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小心注意著保持兩米的距離。我們隔著距離和口罩講話，對所有重要的話題淺嘗輒止，似乎是害怕講到動情之處卻不能以擁抱來彼此安慰。
我是在這一個瞬間才深刻地意識到我在這個春天失去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