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發現C型肝炎病毒的三位科學家

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發現C型肝炎病毒的三位科學家

（神秘的地球uux.cn報導）據俄羅斯衛星網：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Harvey J. Alter、Michael Houghton和Charles M. Rice，獲獎理由是發現丙型肝炎病毒。

諾貝爾獎委員會在Twitter表示：「今年，諾貝爾獎授予了三位科學家，他們在應對血液傳染性肝炎方面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血液傳染性肝炎在全球範圍內引發民眾的肝硬化和肝癌。」

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被授予William Kaelin、Peter Ratcliffe和Gregg Semenza。獲獎理由是「發現了細胞如何感知和適應氧氣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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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地球uux.cn報導）據新浪科技：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美國科學家Harvey J。 Alter，英國科學家 Michael Houghton 和美國科學家Charles M。 Rice 三人 獲獎，獲獎理由：發現C型肝炎病毒。從發現C型肝炎病毒到治癒C型肝炎的故事非常像一部經典懸疑小說的情節。

先是令人費解的罪行，接著是對嫌疑人的漫長追捕，最後是對作惡者的嚴厲打擊。儘管故事還沒有完全結束，但與C型肝炎的鬥爭已經演變為現代科學研究中最偉大的成功故事之一。

未知的罪魁禍首

肝炎（Hepatitis）即肝臟的炎症，長期以來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歷史。不幸的是，肝炎的症狀對許多人來說十分熟悉，包括腹痛、疲勞、黃疸（皮膚和眼睛發黃）等；在許多嚴重的病例中，還會出現肝功能衰竭和死亡。直到20世紀，科學家才發現大多數肝炎病例是由感染肝臟細胞的病毒引起的。後來，研究人員根據病毒性肝炎病例的特點將其分為兩種不同的疾病；這兩種疾病可能都很嚴重，但它們在傳播和致病方式上有所不同。A型肝炎（Hepatitis A）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或通過受汙染的食物或水傳播的，潛伏期短，能導致急性疾病。B型肝炎（Hepatitis B）則是通過血液和其他體液傳播，潛伏期長，可能導致慢性（長期）感染。由於許多肝炎病例似乎都是由於輸血引起的，因此病毒的鑑定，特別是引起B肝的血源性病原體的鑑定就變得至關重要。如果已知存在病毒，就可以對血液供應進行篩查，防止疾病的傳播。

1963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糖尿病與消化及腎臟疾病研究所（NIDDK，當時稱為「國家關節炎和代謝性疾病研究所」）的科學家發現了B型肝炎病毒的一種主要蛋白質，最終允許對血液供應進行檢測。然而，B肝病毒篩查和排除傳染性獻血者僅使輸血後肝炎病例減少25% 至50%。據推測，其餘病例要麼是由A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要麼是可能在篩查過程中漏掉的B型肝炎病毒引起的。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傳染病實驗室的哈維·詹姆斯·阿爾特（Harvey James Alter）研究團隊鑑定出了A型肝炎病毒，並與NIH臨床輸血醫學中心的部門合作，發現其他的肝炎病例既不是A型肝炎，也不是B型肝炎。在肝臟內部，有一些別的病毒在大肆破壞，所有的跡象都指向第三種病毒。像B型肝炎一樣，這種新發現的疾病可能通過受感染的血液傳播，並可能導致慢性感染和肝硬化（瘢痕）。然而，這種慢性疾病在成年人身上出現的機率遠高於B型肝炎，而且患者很少出現急性症狀，這可能意味著這種疾病在出現明顯的感染跡象之前，可能會陷入一種慢性狀態。在接下來的15年裡，這種疾病背後的罪魁禍首一直不為人知，因此這種疾病被簡單地稱為非甲非B型肝炎。

阻止非甲非B型肝炎

科學家尋找著非甲非B型肝炎背後的神秘因素，同時也將精力集中在治療上。由於病毒仍然未知，第一批試驗的便是那些已被證明有效、針對絕大多數病毒的藥物。B肝患者對一種名為「α型幹擾素」的化學物質會出現一定效果的反應。α型幹擾素是一種自然產生的物質，是免疫細胞對病毒感染或其他環境壓力作出的反應。幹擾素通常是注射到病灶，使細胞進入一種抗病毒狀態，即「幹擾」病毒複製，從而使細胞免於感染。由於幹擾素是一種對抗多種病毒的一般防禦機制，因此嘗試用它來對抗引起非甲非B型肝炎的未識別病毒是合乎邏輯的。

1984年，NIDDK院內研究項目的科學家在馬裡蘭州貝塞斯達的NIH臨床中心對10名患者進行了幹擾素初步研究。在16周的時間裡，這些患者每天都要服用藥物，並通過檢測血液中是否出現肝損傷標記來監測他們的肝臟健康。研究人員很快就有了試驗結果，而且頗具戲劇性：大多數患者的肝臟在一個月的治療後顯得更加健康。4個月後停止幹擾素治療，患者復發；然而，一旦重新開始治療，他們的肝臟健康又再次改善，即使在劑量逐漸降低並在一年後停止治療後仍保持正常。一些患者對幹擾素治療只有最小的反應，而另一些患者有反應但隨後復發；但是，在最終長達10到25年的隨訪中，試驗中有一半的患者沒有顯示出肝臟感染的跡象。他們是首批治癒這種疾病——最終被稱為C型肝炎（hepatitis C）——的患者。

儘管有這些初步的結果，但更大規模的臨床試驗降低了人們對幹擾素的期望。這些研究的結果因患者而異，但僅用幹擾素治療通常成功率——以持續病毒學應答率（SVR）來衡量——較低。實現SVR的患者在停止治療後至少24周內檢測不到病毒，意味著治療成功且患者不會復發的可能性非常大。單獨使用幹擾素治療的SVR通常低於20%。然而，幹擾素與其他抗病毒藥物的結合讓研究者看到了希望。其中一種藥物是利巴韋林（ribavirin），已經由NIDDK的研究人員作為一種獨立療法進行了首次試驗，但它對病毒水平只產生了較低和暫時的影響。後來的研究表明，幹擾素和利巴韋林的聯合使用優於單獨使用幹擾素，顯示SVR為30%到40%。另一個進展是科學家對幹擾素進行了化學修飾，使其在人體內的持續作用時間更長。這種「聚乙二醇幹擾素」（peginterferon）結合利巴韋林的方法達到了55%的SVR率，成為了C型肝炎患者的標準治療手段。

這些研究的結果表明，科學家要做的還有很多。儘管對超過一半的患者來說，基於幹擾素的治療通常是成功的，但也經常伴隨著副作用，如發熱、疲勞、肌肉疼痛和抑鬱等，這些往往限制了治療的劑量和時間。儘管如此，這些初步試驗為了解病毒對治療做出的反應（或抵抗）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並為了解病毒的生物學特性和抗逆能力提供了重要線索。當以更有效的手段為基礎設計治療方法時，這些都將十分有用，即將到來的重大進展也將使這些療法觸手可及。

C型肝炎病毒的發現

1989年，美國加州一家名為Chiron的生物技術公司的生物化學家麥可·霍頓（Michael Houghton）與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研究人員合作，發現了這種非甲非B型肝炎病毒。該研究證實，這是一種新的病毒，現在的官方名稱為C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簡稱HCV）。這是醫學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進步，使科學家得以開發檢測C肝病毒的檢測方法，並迅速應用於獻血篩查。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隨著檢測技術的改進，C肝病毒從輸血供應中被有效消除。C肝病毒的鑑定也促成了一系列後續的研究，確定了該病毒的分子結構。這對於設計專門與病毒成分相互作用，並抑制其複製的藥物至關重要。病毒的鑑定還使研究者能更精確地診斷C型肝炎，並理解其患病率；事實上，最終的研究結果顯示，C型肝炎是西方世界最常見的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病因。

C型肝炎病毒的發現是決定性的，但是這個謎題的另一關鍵部分尚未解答：單是病毒就能導致肝炎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科學家們必須研究克隆的病毒是否能夠複製並導致疾病。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研究者查爾斯·M·賴斯（Charles M。 Rice）和其他研究RNA病毒的小組注意到，在C型肝炎病毒基因組末端有一個此前未被識別的區域，他們懷疑該區域可能對病毒複製很重要。賴斯還在分離的病毒樣本中觀察到遺傳變異，並推測其中一些可能會阻礙病毒複製。通過基因工程，賴斯獲得了C型肝炎病毒的RNA變異，其中包括新定義的病毒基因組區域，不存在失活基因變異。當這種RNA被注射到黑猩猩的肝臟時，在它們的血液中檢測到了病毒，並觀察到了與患有這種慢性疾病的人類相似的病理變化。這是最後的證據，證明單單C型肝炎病毒就可以導致不明原因的輸血介導型肝炎病例。

利用新的直接檢測技術對C肝病毒進行檢測，表明幹擾素治療降低了血液中的病毒水平；重要的是，對治療有臨床反應且沒有復發的患者變成了C肝陰性，他們的慢性病毒感染被治癒了。對血液中C肝病毒RNA（該病毒的遺傳物質）的檢測是未來治療的關鍵。研究表明，在停止治療後的12周內持續沒有發現C肝病毒RNA可以作為可靠的治療終點。SVR的數值成為了新療法臨床試驗的基準，而批准一種新療法的標準是，其產生的SVR要高於利巴韋林結合聚乙二醇幹擾素的療法。

對C肝病毒基因組成的研究表明，該病毒具有若干基因型（或基因變種），這些基因型決定了該病毒對治療的反應效率。例如，基因型1是全世界範圍內最常見的基因型，但臨床試驗發現，它對幹擾素治療的抵抗力比其他基因型更高。不同基因型的鑑定可以使研究人員更好地預測並定製治療方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些臨床試驗參與者使用聚乙二醇幹擾素的結果好於其他人。鑑定C型肝炎病毒的另一個重要結果是，現在研究人員能夠分析病毒的分子成分，並確定哪些可以成為理想的藥物靶點。這些潛在目標包括一種聚合酶，它對病毒遺傳物質的複製至關重要；一種蛋白酶，病毒在組裝前利用該酶對其成分進行加工；還有一種名為NS5A的蛋白質，在病毒複製中發揮著多種重要作用，包括調節細胞對幹擾素的反應。

當科學家努力研究C肝病毒的特徵時，他們也在治療C肝方面取得了進展。2005年，三組研究人員在實驗室的細胞中各自培養出了這種病毒，在藥物設計方面邁出了巨大的一步。這使得對C肝病毒生命周期的研究和關鍵病毒成分的鑑定成為可能。這些研究促進直接針對病毒靶點、專門阻斷HCV複製的治療方法的發展。儘管幹擾素和利巴韋林等廣泛的抗病毒療法有一定效果，但副作用令人難以忍受。如果能設計出一種專門針對C肝病毒的藥物，效果可能會更局限於感染病毒的細胞，從而極大地限制「友軍炮火」對身體其他部位的損害。

聚焦C型肝炎病毒

專門針對C肝病毒的直接抗病毒藥物（DAAs）的時代始於2011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批蛋白酶抑制劑。這些藥物包括特拉匹韋（telaprevir）和波普瑞韋（boceprevir），以及後來批准的幾種類似藥物，針對的都是HCV蛋白酶，而這是病毒複製的關鍵。當蛋白酶抑制劑與聚乙二醇幹擾素和利巴韋林聯合使用時，SVR高達75%。然而，這種三聯療法與已經使用聚乙二醇幹擾素和利巴韋林的患者相比，會出現額外的副作用。儘管如此，C型肝炎病毒特異性蛋白酶抑制劑的成功表明，這種病毒存在弱點，可以通過精心設計和適當使用的藥物加以利用。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研究者開發並試驗了更多新的抗C肝病毒藥物。這些新藥包括索非布韋（sofosbuvir）和達薩布韋（dasabuvir），它們都可以幹擾HCV聚合酶的活性。第二類藥物的成員，雷迪帕韋（ledipasvir）和達卡他韋（daclatasvir）針對的是病毒的NS5A區域，這是一種對病毒複製至關重要的結構蛋白。這些藥物中有許多一開始是與聚乙二醇幹擾素和利巴韋林，或與蛋白酶抑制劑聯合試驗的。一般情況下，SVR至少為80%。

隨著直接抗病毒藥物療法的成功，情況也變得更加明朗：當其中幾種療法聯合使用時，幹擾素就不再是必要的了。這是C型肝炎治療進展中至關重要的一步，因為消除了對聚乙二醇幹擾素的依賴，避免了伴隨幹擾素治療而來的許多令人痛苦的副作用。這些全口服方案也為不能安全使用聚乙二醇幹擾素的患者提供了治療的可能性。也許最成功的DAA組合是索非布韋和雷迪帕韋；有了這兩種藥物，SVR飆升到99%到100%。此外，這種組合僅用8到12周的治療就能取得成功。經過多年的艱苦研究，終於有了一種真正的治療C型肝炎的方法，並且幾乎對所有人都有效。

C肝治療的未來

目前的治療方法具有如此高的成功率，似乎C型肝炎的故事已經到了最後的章節，但它還沒有結束。預防C型肝炎的疫苗將使該疾病的流行率急劇下降，但開發疫苗的努力仍在進行中，尚未取得成功。雖然A型肝炎和B型肝炎都有疫苗，但C型肝炎病毒的變異能力比這兩種病毒更強，再加上其他因素，使疫苗研製工作變得更加複雜。此外，儘管目前的藥物表現出很好的效果，但FDA批准的更成功的直接抗病毒藥物療法的成本極高，對許多患者構成了重大障礙。

無論如何，C型肝炎研究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從對一種神秘的新病毒的早期搜索，到罪魁禍首的確定，再到開發有效的治療方法，人類戰勝C型肝炎的故事絕對是一部一波三折的經典懸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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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地球uux.cn報導）據藥明康德：諾貝爾基金會宣布，將2020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Harvey J。 Alter博士、Michael Houghton博士和Charles M。 Rice博士，以表彰他們對C肝病毒的重要發現。

千年病毒在戰場埋下的根

被現代醫學確認的C肝病毒，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流行的黃疸性肝炎。近現代以來C肝的爆發和傳播，則更像是二戰戰場上擴散開來的一團烏雲。《病毒學雜誌》的一篇研究，在對全球C肝病例數據進行分析後，猜測性地把C肝傳播和二戰時的野戰醫院聯繫到一起，認為匱乏的醫療條件滋生了血源性C肝病毒的傳播。而戰爭結束後攜帶或感染病毒的士兵，又成為C肝病毒傳到了世界各地的種子。

目前我們還沒辦法真正確定二戰和C肝傳播的直接相關性，但可以確定的是，二戰對C肝病毒發現和治療起到了推動。在二戰結束後不久的1947年，一些科學家基於過往經驗和二戰士兵肝炎病例，建設性地提出了A肝病毒和B肝病毒的存在，為現代醫學探索病毒性肝炎敲開了一扇窗，也間接帶動了C肝病毒的發現和治療。

揪出隱匿的病毒

最初，人們推測A肝病毒經由口-糞傳播，而B肝病毒經由血液傳播。接下來的十幾年當中，科學家們試圖找到這兩種肝炎的「元兇」，並以此研發更好的治療藥物，來對抗病毒性肝炎對人類健康的威脅。

1965年之後，人們推測中的B肝和A肝病毒相繼被發現，但當時的一位科學家哈維·阿爾特（Harvey J.Alter）教授很快發現，它們並不是肝炎病毒的全部。因為，在輸血後發現的肝炎樣本中，有近80%病例既不屬於B肝也不屬於A肝。這也就意味著，存在第三種肝炎病毒，和B肝病毒一樣，以血液等體液為傳播途徑，隱匿在人群中無聲地傳播，成為影響輸血乃至人類健康的潛在風險。

在之後長達15年的時間裡，受當時的醫學研究手段所限，阿爾特教授和他的團隊都未能窺見這第三種肝炎病毒的真容。但是他們依然盡其所能，給世界豎起了安全的防護牆——通過增加輸血檢測指標，將輸血後病毒性肝炎的感染從33%降低至4%；並為病毒的發現留下了線索——在黑猩猩身上培養神秘的第三種肝炎的感染血清，並將它留給能破解密碼的接任者。

1989年，麥可·霍頓（Michael Houghton）教授和他的團隊接過了接力棒。利用分子生物學克隆技術，他們分離出了C肝病毒的RNA片段（HCV-RNA），讓C肝檢測從以往的排除法發現，進入到了精準化發現的新階段。

通過這個技術，科學家得以檢測出：88%既不屬於B肝也不屬於A肝的病例，正是C肝！這樣的檢測被迅速應用於世界範圍內的輸血及血製品篩查，到1992年隨著技術的改進，C肝病毒幾乎從輸血及血製品供應中絕跡，每年讓數百萬患者免受C肝感染。

給C肝病毒以「生命」

在完成「發現C肝病毒」這關鍵且艱難的一步後，故事本應沿著「從確定分子，到尋找靶點，再到對症下藥」的常規路線順利走下去，但很快躊躇滿志的科學家就遇到了新麻煩：C肝病毒極難在實驗室環境下進行複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得不到實驗材料的科學家要如何研究C肝的病毒構成和生命周期？又要用什麼來研發針對性的抗病毒藥物？

問題又回到了C肝病毒本身。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查爾斯·萊斯教授（Charles Rice）和來自德國的拉爾夫·巴滕施拉格教授（Ralf Bartenschlage）在攻克「讓活細胞被C肝病毒感染」這個難題上，取得了突破。

萊斯教授比較了大量從患者體內分離出的C肝病毒RNA，並找到了它們的「共有序列」（consensus sequence）。這條「標準」RNA注入到猩猩體內後，成功引起了C肝感染。兩年後，在萊斯教授的研究基礎上，巴滕施拉格教授更進一步找到了首個能讓C肝病毒進行高效複製的細胞系。又過了一年，萊斯教授也在《科學》雜誌上報導了由他的團隊獨立開發出的全新細胞系。

這兩則重磅消息引爆了整個學術圈與工業界——人們終於有了能用來篩選C肝藥物的工具，為開發直接抗病毒藥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DAAs）奠定了基礎。

黑夜雖漫長，但黎明已到來

在這個基礎奠定之前，C肝被視為極難治療的一種肝病，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案是幹擾素合併利巴韋林（一種廣譜抗病毒藥物），但這樣「盲人摸象」式的「標準方案」會引起極大的副作用。科學家一直在探索C肝治療的針對性抗病毒藥物，以避免「友軍炮火」對身體其他部位的傷害。在實驗室成功培養出C肝病毒，為科學家研究其成分和生命周期提供了必要條件。

通過不斷實驗篩選，科學家發現NS3/4A蛋白酶、NS5A蛋白酶和NS5B聚合酶具有成為攻克C肝靶點的潛力。其中NS5B聚合酶直接負責病毒的RNA複製；NS3/4A蛋白酶催化C肝病毒非結構蛋白水解成熟，是C肝病毒生活周期所必須的；而NS5A蛋白上存在幹擾素敏感決定區，且NS5A對C肝病毒的複製有調節作用。如果能開發藥物，有效針對這些靶點，就可以極大地幹擾C肝病毒複製，讓它們「斷子絕孫」。

2011年，特拉匹韋（telaprevir）等首批直接抗C肝病毒藥物經美國FDA批准上市。試驗結果顯示，與此前治療C肝的「標準方案」相比，靶向NS3/4A蛋白酶的特拉匹韋具有更高的抗病毒活性及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在12周的治療後，特拉匹韋結合幹擾素和利巴韋林的三聯療法，使89%的受試者血液內檢測不到C肝病毒（SVR 89%），療效明顯優於使用幹擾素和利巴韋林治療的對照組（SVR 44%）。儘管相關療法依舊存在副作用，但也讓C肝患者首次看到了治癒的希望。

2013年，NS5B抑制劑索非布韋（sofosbuvir）的誕生是科學家在C肝攻堅史上樹立的一座裡程碑。它是首個無需幹擾素就能高效治癒C肝的直接抗病毒藥物，徹底變革了C肝的治療，讓患者不再受幹擾素副作用的困擾。在臨床試驗中索非布韋展示出了對C肝2型和3型患者100%的治癒率！學界著名期刊《細胞》雜誌稱其為「這一代人在公共衛生領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未完待續的徵程

在醫學史上，只有屈指可數的慢性疾病能夠被治癒，C肝正是其中的一種。根據《內科學年鑑》上發表的一項新的研究，基於現有的篩查和治療手段，到2036年，曾經在世界傳染病中排名前列的C肝將成為罕見病，世界衛生組織更是把2030年消滅C肝作為目標。

與C型肝炎的鬥爭似乎已經進入了尾聲，但科學家的努力還沒有結束。目前，A肝和B肝都已經有了預防疫苗，但C肝還沒有疫苗。與A肝和B肝病毒相比，C肝病毒更容易變異，這給C肝疫苗開發工作帶來了複雜的挑戰。此外，在全球推廣C肝的直接抗病毒治療依然任重道遠，面對少部分C肝病患未滿足的醫療需求，我們需要繼續投入研發力量，同時也需要進一步降低研發成本，讓好醫好藥儘早惠及全球病患。

過去三十年，科學家和產業人士的共同努力，讓我們看到了C肝治癒的奇蹟，也給我們帶來了探索前路的勇氣。

相關報導：2020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發現C型肝炎病毒

（神秘的地球uux.cn報導）據新浪科技：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Harvey J。 Alter， Michael Houghton and Charles M。 Rice 三人 獲獎，獲獎理由：發現C型肝炎病毒。有史以來的第一次，C型肝炎病毒現在可以被治癒。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者們的發現，揭示了慢性肝炎其餘病例的病因，並使得血液檢查成為可能，新的藥物也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授予為抗擊血源性肝炎做出決定性貢獻的三位科學家。血源性肝炎是一種主要的全球健康問題，會導致世界各地的人罹患肝硬化和肝癌。

Harvey J。 Alter、Michael Houghton和Charles M。 Rice的重大發現使我們能夠鑑定一種新的病毒——C型肝炎病毒。在他們的工作之前，儘管A型肝炎和B型肝炎病毒的發現至關重要，但大多數血源性肝炎病例仍然無法解釋。C型肝炎病毒的發現揭示了其餘慢性肝炎病例的原因，並使驗血和新藥物成為可能，從而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詳細解讀：

肝炎——人類健康的全球威脅

肝炎（hepatitis），是希臘語中的「肝」和「炎症」一詞的組合。肝炎主要由病毒感染引起，但酗酒、環境毒素和自身免疫疾病等也是重要的原因。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人們發現主要有兩種類型的傳染性肝炎。第一種成為A型肝炎（hepatitis A），其通過被汙染的水或事物傳播，但對患者幾乎沒有長期影響。第二種類型主要通過血液和體液傳播。因為可以導致慢性疾病，並發展為肝硬化和肝癌（圖1），這種類型的肝炎威脅更嚴重。這種類型的肝炎是隱性的，因為健康個體在感染之後，可能會經過許多年才會顯現出嚴重的併發症。血源性肝炎與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相關，每年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一百多萬人死亡，從而使其成為與HIV感染和結核病相當的全球性健康問題。

獲獎人介紹：

Harvey J。 Alter於1935年出生於紐約。他在羅切斯特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學位，並在斯特朗紀念醫院和西雅圖大學醫院接受內科訓練。1961年，他加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擔任臨床助理。在喬治敦大學任職數年之後，他於1969年回到NIH，加入臨床中心的輸血醫學系，擔任高級研究員。

Michael Houghton出生於英國。1977年，他在倫敦國王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82年，他加入了G。 D。 Searle & Company公司，之後又在加利福尼亞州埃默裡維爾的Chiron公司任職。他於2010年遷往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現為加拿大卓越研究教授，主攻病毒學；他還是阿爾伯塔大學的「李嘉誠教授」，併兼任李嘉誠應用病毒學研究所所長。

Charles M。 Rice 1952年出生於薩克拉門託。1981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並在1981-1985年期間接受博士後培訓。1986年，他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小組，並於1995年成為全職教授。自2001年以來，他一直是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的教授。2001年至2018年期間，他擔任洛克菲勒大學C型肝炎研究中心的科學和執行主任，目前仍在該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