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古代典籍，最古老的當屬六經，即《詩經》、《尚書》、《周禮》、《樂》、《周易》、《春秋》。除了《樂》之外 ，其他五經直到我們今天都可以看到流傳本，這就是說，其中的《樂》因為亡佚而失傳了。那麼，《樂》究竟記錄的是什麼內容？它為什麼會失傳呢？
《漢書·藝文志》稱「周衰而樂亡」，將《樂》經之亡歸罪於周衰；後來東漢的應邵、南朝宋沈約等將《樂》經之亡歸罪於暴秦。但他們都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為什麼失傳的偏偏是秦始皇焚書名單中所沒有的《樂》呢？所以，《樂》的亡佚其實一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謎。
《中庸》中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思是說，世間萬事萬物沒有不在隱匿中被發現的，沒有不在細微之中突顯出來的。因此，只要曾經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文化典籍，就一定會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只要我們的思路正確、方法得當、不被表象所迷惑，不為假象所誤導，就一定能夠解開這個謎團。
文化史上一直有一種疑古思潮，尤其是古人那些在今天看來都顯得不落後不過時的思想，總覺得古代人的思想不可能那麼先進、那麼發達、那麼嚴密、那麼超出今人的想像，總覺得古人肯定不如今人，根本就不可能比今人看得透、看得遠，古人的任何成就也絕對不可能比今人還大。所以，他們覺得古人所重視的那些東西多半是假的，或者是後人偽造的。所以，對於《樂》的亡佚，並沒有幾個人覺得是中國文化的損失，似乎它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沒有什麼意義，甚至有人懷疑可能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真的存在過，也就沒有人去關心、去研究了。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於一個事物不了解、不知道，那麼即使它具有再高的價值也得不到認可、發掘和發揮。對於在中國古代文化中處於重要地位的「樂」也是如此。或許因為它的亡佚，我們失去了非常寶貴的東西，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因此，非常有必要去研究一番。
要解開《樂》的亡佚這個謎團，我們首先就需要確定《樂》經在歷史上是不是真的曾經存在過？
一、《樂》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過？
《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謂老聘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許多人對此就不相信，理由是《莊子》中記載了很多寓言故事，所以其關於孔子修篡六經的內容都不可信。而搞笑的是，他們卻相信這些寓言故事，很重視《莊子》。
他們不相信《莊子》沒關係，證據其實有很多。《國語·楚語》記載，春秋中期，楚莊王定太子傅時曾諮詢大夫申叔，其中提到「教之《春秋》」、「教之《詩》」、「教之《禮》」、「教之《樂》」、「教之《訓典》」等內容，再次證明了《樂》的真實存在。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發現的楚簡即所謂「郭店楚簡」中有一篇《六德》，文中說：「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所講的次序與《莊子》完全一樣。由於這些文物早已被深埋在了地下，從而避免了人為的篡改，所以它的價值也就更高。這就通過實物直接證實了《樂》至少直到春秋中期仍然存在，不由你不相信《樂》的真實存在！
順便說一句，這也印證了《莊子》關於六經的說法真實可信。
二、樂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從內容上來看，《詩》、《書》與《易》、《春秋》其實都是在從不同的角度講禮與樂；從表面順序上看，《樂》在六經中排在《詩》、《書》、《禮》之後，居第四位，不過這應該是依據難易程度規定的學習六經的先後順序而非依據其重要性來排序的，就像四書一樣，越後面的越高深；從中國古代排序習慣和對「中」的重視程度來看，天子居中，居中的都是最重要的，那麼，《禮》、《樂》的地位則要高於位於左右兩側的《詩》、《書》與《易》、《春秋》而居於核心地位上。
很自然地有人會問：這樣的理解有沒有證據？
找證據其實並不難，只要看一下中國古人是怎麼認識樂的，就會明白樂在中國古人心中的地位。
1.《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易經》、《春秋》乃至諸子著作中幾乎都有樂或者與樂相關的描述，顯示出樂在中國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這是古籍文獻資料所提供的社會生活事實上的證據。
2.我們還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理論上的證據。中國古人認為：音由心生而行於聲，而樂則是音產生的源頭，其根在人心對物的感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樂，是與倫理相通的（樂者，通倫理者也）。這就是說，中國古人把樂看作是聲音的根源，而聲音是語言最基本的表達方式；同時，樂又與倫理相通，而倫理則是社會生活一刻也不離不開的，這就把樂與日常生活密切聯繫在了一起，成為了像衣食住行同等重要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重要性遠遠超出我們現代人的想像。
遺憾地是，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時，卻把如此重要的東西忽略了，這表明我們一直以來並沒有真正搞懂我們的古代文化，要真正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僅如此，在中國古人看來，「樂由中出」而「由天作」；「禮自外作」而「以地制」。這就把樂與禮提升到了天性的高度，屬於「自然」範疇了，因此，重視禮、樂，不過是古人「順其自然」的又一例證罷了。這表明，中國古人重視禮樂，是發自內心順其自然的，並非外力所強迫。這就徹底推翻了那種認為禮樂是孔子所極力鼓吹宣揚而古代統治者藉以作為統治萬民的工具通過強硬的政治手段才得以推行的觀點，為我們重視審視與認識中國古代文化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而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過去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3.中國古人對樂的認識並不是孤立的。他們認為，普通人只知音而不知樂，只有君子才有能力真正知樂（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認為：①審聲可以知音，審音可以知樂，審樂可以知政，能做到這些的話，管理之道就完備了（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②知樂就接近於知禮（知樂則幾於禮矣）；③禮樂刑政四個方面都完善了，那麼王道就完備了（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總結一下就是，中國古人認為，禮、樂是順應天性，而刑、政則是聖賢帝王為了保障順應天性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四者皆完善了，就是真正的王道。這樣看來，禮、樂實際上的確是處於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地位。
然而很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禮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顯然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片面理解甚至曲解和誤讀。那麼，《樂》的亡佚必然就是中國文化的重大損失。
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對樂的亡佚進行深入的研究。
三、《樂》都記載了些啥？
既然《樂》的確是歷史上的真實存在，而樂又與禮同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那麼，其中記載了些什麼內容呢？
從發展心理學角度講，整個人類的思維發展的過程可以通過個體思維的成長過程來體現。這就是說，我們用今天的思維來思考，不僅可以基本包括古人的思維，而且要超過古人。用我們今天的眼光和思維來看，不外乎如下內容：①樂的基本概念、基礎知識；②樂的理論（即樂理）；③樂隊編制、分工；④樂曲樂譜。那麼，中國古人所編輯的《樂》，不會超出這一範圍。因此，我們就以此來研究《樂》的內容。
關於①樂的基本概念、基礎知識的內容，我們已經從《周禮》、《禮記》、《詩經》、《尚書》、《易經》等古籍中和出土文物中都發現了部分相關內容，例如關於中國古代五聲音階中五個不同音的名稱：宮、商、角、徵、羽，不僅在文獻中有記載，在出土的編鐘上也發現了明確的標註；許多樂曲名稱、樂器名稱在《周禮》、《禮記》等著作中都有記載。這表明，亡佚的《樂》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樂的基本概念、基礎知識通過其他古籍文獻得以流傳了下來。
關於②樂的理論（即樂理、樂德等），同樣也有記載，比如《禮記·樂記》就詳細介紹了音、聲、樂的關係，樂與王道之間的關係，樂與禮的關係，樂與秩序的關係，論述了樂的產生和樂與禮、社會、人的關係以及樂對人類社會的作用等等，可以說是一部比較完整的關於樂的理論的著作。考慮到《禮記》原本就是對周禮的解讀和釋義之作，因此，《禮記·樂記》應該涵蓋了《樂》中樂理部分的全部內容。這就是說，《樂》雖然亡佚，但其中關於樂理的部分內容卻通過《禮記·樂記》得以流傳下來了。
關於③樂隊編制、分工，《周禮·春官·宗伯》中有著完整明確的記載，因此，這部分內容也並沒有失傳。
關於④樂曲樂譜部分，迄今為止尚沒有發現相關記載，應該就是所謂《樂》亡佚的主要內容，也是人們認為《樂》亡佚的主要原因。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莫大的損失和世人莫大的遺憾了。
這就是說，所謂《樂》的亡佚並不屬實，亡佚的其實只是一小部分，主要內容為中國古代的樂曲樂譜及樂器知識等。因此，《樂》的亡佚不可挽回的最大損失就是《周禮》等古籍中提到的那些古代著名的樂曲都失傳了，而關於樂的理論尤其是核心內容則得以保留了下來。
這實在中華民族的幸運了。
四、《樂》亡佚於何時？
《樂》究竟亡佚於何時？
最早提及這一問題的是東漢的班固。這表明，亡佚時間應該在東漢之前，而且不會太久，否則最早發現的就應該是其他朝代的人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認為《樂》隨著周的衰落而逐漸亡佚，但他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而且所指的時間跨度太長，因此，這一觀點屬於真理性的廢話。
後來東漢末期的應邵、南朝時期的沈約等都將《樂》亡佚的原因歸罪於暴秦。由此可以確定，最早在東漢早期班固生活的年代，《樂》已經見不到了。而這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樂》的亡佚的時間離東漢非常近，應該就在秦至西漢期間。
將《樂》的亡佚歸罪於秦，其實是源於人們對秦始皇焚書坑儒與阿房宮大火的聯想。不過，據《史記》記載，秦丞相李斯說的是：「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請注意，李斯說的是「《詩》、《書》、百家語」，六經之中只有《詩》、《書》二經上了黑名單，而禁止的原因則是這些書「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要知道，春秋時期的孔子宣揚禮樂就被認為是不合時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返古之道，因此，到終結戰國時代的秦始皇時期，更不會有人關注禮樂了。所以，《禮》、《樂》未上李斯的黑名單是很自然的事情。就連上了黑名單的《詩》、《書》都得以流傳了下來，那麼，沒有上黑名單的《樂》的亡佚也就更與秦始皇的焚書無關了。
據《漢書》記載，當初劉邦先於項羽攻入鹹陽後，從「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此事在《史記》中也有記載。那個時候，秦尚未滅亡，不但楚漢之爭尚未開始，就連歷史上著名的「鴻門宴」也還沒有籌劃呢，蕭何已經將秦丞相府的圖籍文書全部收走了，秦哪有什麼機會毀滅《樂》呢？又有什麼理由毀滅《樂》呢？
事實上，鴻門宴結束後劉幫「歸數日，羽引兵西屠鹹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火燒阿房宮」或者稱作「火燒秦宮室」事件。然而這已經是蕭何將秦丞相府的圖籍文書全部收走許多天之後的事情了，又怎麼可能與《樂》的亡佚扯上關係呢？
再者，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後來幾經輾轉「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就在這篇石刻碑文中有「人樂同則」一句，意思是「人與樂實行相同的規則」，這與《周禮》、《禮記》中關於禮樂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自秦以後就再也見不到對樂有如此高度的認識了，所以這話不可能是秦以後的人加進去的。這清楚地表明，秦始皇之時，《樂》是仍然存在的，它的亡佚一定是在這以後的事情。
還有一個重要的物證——編鐘。編鐘是中國古代樂器的代表之作，所以，《樂》的亡佚不可能早於編鐘的消失，而應該是與編鐘一起消失的。而我們迄今為止所見到的最晚的編鐘正是西漢的編鐘，例如雲南出土的滇王編鐘和哀牢編鐘，經考證其使用年代應該是戰國中晚期到西漢中晚期，大致相當於哀牢國存續期。這表明，至少在西漢初期，《樂》應該是存在的，否則，西漢的編鐘做什麼用？怎麼演奏？演奏什麼呢？
《漢書》在總結劉邦的功績時這樣寫道：「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請注意，這裡只有「禮儀」而不是以往古人所重視並習慣於連在一起表述的「禮樂」，既不符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的慣例，也不符合「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的標準。這就是說，中國文化中沿續了幾千年的「禮樂」到了西漢劉邦這裡被割裂開來，「樂」沒有了，而只剩下了「禮」。
這樣看來，班固在《漢書》中其實是用了極其隱晦的表達方式明確告訴人們：禮樂分開始於漢高祖劉邦，暗示了《樂》的亡佚就是在西漢。
根據《史記》、《漢書》等記載，劉邦對於《詩》、《書》、《禮》、傳習六經的儒者甚至連儒者們的服飾打扮內心都充滿了反感、厭惡和排斥。例如《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不僅一般的儒生要挨罵，就連那些重要的謀臣劉邦同樣毫不留情。比如因為陸賈在自己面前常提到《詩》、《書》，劉邦就曾經對陸賈暴粗口直接自稱「乃公」。
拿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一提起來就破口大罵，可見劉邦對於傳習六經的儒者的厭惡程度之深。儘管在陸賈的影響下，劉邦對《詩》、《書》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變化，但那也是因為精明的劉邦迫於治國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的，並非發自內心。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也明確記載：面臨登上帝位，劉邦不得不考慮禮儀的問題，但他仍認為那不過是花架子沒什麼實際用處，要求負責禮儀制定的叔孫通「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簡單說就是越簡單越好。叔孫通了解劉邦的為人，所以並不反駁，也沒有辯解，而是言聽計從。結果一大幫大臣在朝堂上邊喝酒邊爭功，喝醉後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寶劍在柱子上亂砍，劉邦這才意識到禮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劉邦仍強調製定的禮儀必須「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這表明劉邦對禮的認識還遠未達到古人的認識高度，對禮的要求僅限於能幫助自己及其子孫坐穩皇帝位子、有助於統治國家而已。因此，他不過是放寬了一點兒對禮儀的「簡單化」的苛刻要求而已。由此可知劉邦內心對於這些東西的厭惡之甚。
從上面的分析還可以看出，劉邦對待《詩》、《書》、禮的態度都是憤怒、反感和排斥，都是在感受到了現實的壓力後才不得不改變的。
從情理上講，秦始皇家族歷經多代國君，又稱王多年，按照周禮，秦始皇及其上幾代秦王都是貴族國子，肯定是進過國學學過樂理、樂德甚至樂器使用及欣賞的，怎麼可能會讓從小就熟悉、接受教育薰陶並下過功夫的《樂》消失呢？與之相反，西漢的開國皇帝劉邦，不僅是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而且是個不務正業的農民，根本沒有機會系統地接受關於《詩》、《書》、《禮》《樂》等的高級別教育，從劉邦對《詩》、《書》、《禮》的態度上看，劉邦才更可能因為被人恥笑而憤怒、反感和排斥這些東西而將其消滅。
從心理學上講，對於那些曾經非常需要卻由於某種原因極度缺乏而得不到滿足，或者渴望得到而無法得到的東西，人們會因為心理上的過度補償而對之產生過度的偏愛，或者反感甚至厭惡、排斥；而通常人們在受到侮辱時會感到憤怒。因此，雖然史料並無明確記載，但我們依據心理學仍然可以基本確定，劉邦在接觸《詩》、《書》、《禮》、《樂》的過程中遭受過沉重的打擊，造成了心理創傷，在心中形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情結。而這一情結則讓他感到憤怒、反感和排斥。
據《史記》、《漢書》記載，劉邦曾經在為父親祝壽時說：「當初您常認為臣（劉邦在太上皇父親面前的自稱）沒有賴以生活的技能，不能治產業，不如老二劉仲有能力。今天您看我所成就的家業與劉仲比誰更多？」雖然這是當作笑話來說的，但反映的卻是劉邦內心的滿足之情，洋洋自得之意溢於言表。這表明，在父親的眼裡，老二劉仲家業上的成功曾經是兄弟們的榜樣，是壓在劉邦心中的一塊石頭；但當上皇帝之後，劉邦反超了劉仲不止多少倍，這塊石頭自然就沒有了；也許，劉邦從來就沒有這方面的壓力，因為他的內心一直有一個更大的目標，並且對此一直是信心滿滿的。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劉邦內心的極度憤怒、反感和排斥？並因為心理上的自我防禦機制由此產生了對《詩》、《書》、《禮》、《樂》等的極度憤怒、反感和排斥？這對於我們深入了解劉邦的內心世界，找出劉邦反感、排斥《詩》、《書》、《禮》的內在動力，進而揭開《樂》的亡佚之謎至關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要搞清楚。
要深入了解劉邦的內心世界，找出劉邦反感、排斥《詩》、《書》、《禮》的內在動力，我們就必須了解劉邦的成長經歷和他的親密關係人。
親密關係人，是一個心理學專用語，指扶養人（一般是父母或養父母）、兄弟姐妹及成長夥伴。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劉邦的親密關係人：史料中對於劉邦的大哥劉伯只提到了名字而沒有其他信息，表明老大劉伯一事無成；老二劉仲善於持家治業，是劉邦父親眼中孩子們的榜樣；排行老三的劉邦上面有個姐姐，後來封為宣夫人；老四劉交早年從名師學《詩》，後來成為劉邦的得力幹將，文武雙全，入關之後，受封文信君，後來又晉封為楚王，是漢朝的締造者之一。當然，毫無疑問的，不論是劉仲還是劉交，最終都沒有劉邦的成就大。
劉邦的父親應該是比較隨和，否則就不會任由兒子，而且不只一個兒子不務正業；劉邦與父親的關係也應該是比較隨意不受禮節約束的，這從劉邦對禮的反感和排斥上可見一斑。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來看，劉邦這樣子與父親相處顯然是一種不孝。在項羽以烹殺劉邦的父親作要挾時，劉邦嬉皮笑臉地對項羽說：「咱倆是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烹你爹，也得分我一杯羹。」劉邦表現出的是烹不烹隨便你！世人也因為這句話而罵劉邦一副無賴潑皮嘴臉。
其實不然。劉邦這話顯然讓項羽沒有了殺劉太公的興趣，但這並不是重點，也不是故事的全部，而只是一半；重點是劉老爹在聽了劉邦這話後會有什麼反應，會不會激起項羽殺人的欲望，那才是決定最終結果的關鍵。要知道，項羽可是有烹人前科的，那可不是嚇唬人。
事實是，項羽最終卻讓劉老爹健康的活了下來。這就是說劉老爹當時的表現同樣讓項羽沒有了殺人的任何興趣。這意味著關鍵時刻，劉邦父子倆的表演可謂配合默契天衣無縫。這表明，劉邦父子平時肯定是開玩笑習慣了的。我們藝術化的展示一下當時的情景，大概是這樣：劉老爹嬉皮笑臉的對項羽說：「好兒子，快烹了我吧！你一向說話算數，又這麼講義氣，一定會給你兄弟分一杯湯。只是我有些心疼你，擔心你將背上個殺父的罵名，而你兄弟卻白白飽了口福。」項羽一聽，心想：我可不能讓劉邦這小子討這麼大便宜！偏不殺你，我要讓天下人看看我是怎麼孝順老子的，而你劉邦是怎麼孝順老子的。後來劉邦做了皇帝五天去看一次父親，很難說與這段經歷沒有關係。
我們再看一下劉邦的成長經歷：據《史記·韓信盧綰列傳》記載：「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另據《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壯，在古代指的是三十歲。可見，劉邦是將近三十歲才開始發憤「學書」。古代學習的順序是先學《詩》，後學《書》。從劉邦對《詩》、《書》、《禮》的態度上我們可以推知，實際情況很可能是，當年近三十的劉幫認識到了學習的重要性打算跳過學《詩》而越級直接「學書」時，才發現因為自己早已臭名遠揚致使沒有人願意教他，甚至有人諷刺、挖苦他，說以他的品行根本不配學《書》，只配當個非正式沒有學籍的旁聽生；而且劉邦能夠參加學習很可能是靠了盧綰的關係。而正是這段經歷給劉邦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讓他從此對《詩》、《書》、《禮》、《樂》等產生了極度的憤怒、反感和排斥。因此，劉邦「學書」，指的是學習寫字，而不是學習《尚書》，或者雖然有人教他學了，但不承認他的學生身份。
劉邦同父異母的弟弟老四劉交從小就投師荀子的門徒浮丘伯學習《詩經》，直到秦始皇焚書坑儒，才被迫各自分手離去。這可能也是成為了劉邦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痛，或者加重了他的心理創傷。
在學會了寫字之後，劉邦終於具備了當官的資格。藉助於自己原本的臭名遠揚，加上年近三十開始發憤學習的正能量，劉邦再一次成為轟動一時的名人。於是就有人推薦劉邦「試為吏」，從此開啟了他的發跡史。
那麼三十歲之前的劉邦在做什麼呢？史料記載，三十歲之前，劉邦沒有一個可以賴以生活的固定職業，「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所以劉邦沒有錢。偏偏劉邦「好酒及色」，更要命的是，他崇拜信陵君，模仿信陵君「喜施」、「仁而愛人」，「常有大度」，整天帶著一幫子狐朋狗友吃喝玩樂、胡吹海嗙，常常從鄰居家的酒店賒酒喝。往往酒錢漲了數倍到年底也還不上。酒店老闆礙於情面，又怕這幫人鬧事，往往消帳了事。可見，劉邦有點類似於今天那些混社會的小混混。就這樣，劉邦從一個十足的問題少年逐漸成長為了一個問題青年。
從心理學上來說，在劉邦的成長過程中，老大劉伯、老二劉仲顯然都會對其產生很大的影響。顯而易見，劉邦沒有學習到二哥的持家治業，倒是學習了大哥劉伯的不務正業。因此，走上正道後的劉邦對於這個大哥顯然不會有什麼好印象。這也就可以理解史料中為什麼會對劉伯一提而過了。
直到快要三十歲了，劉邦才突然開悟，正像歌中唱的那樣「再也不能這樣活，再也不能這樣過」，於是開始發憤學習，逐漸走上了正道。這樣的社會經歷，使劉邦在收穫了十足的社會經驗的同時，也徹底喪失了系統的學習《詩》、《書》、《禮》、《樂》的機會。
在劉邦的親密關係人中，有一個人不能忽視，這個人就是盧綰。據《史記》記載，盧綰與劉邦父輩相親；二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都是快三十了才開始「學書」 ，是比一般發小更加親密的那種。雖然我們看不到關於二人學書時的經歷的史料記載，但劉邦對《詩》、《書》的反常態度表明，他們在學書的過程中一定有過對劉邦來說不同尋常的痛苦經歷，並讓劉邦感到了憤怒、反感和排斥。而這段經歷劉邦是打死都不會說的，至於盧綰會不會說，劉邦心中沒底。後來盧綰不過是圖以自保而已，卻被劉邦認定為謀反，表明劉邦對盧綰內心原本就有嫌隙，或許正與此事有關。
對於獨步天下的劉邦來說，他雖然在經濟政治上的成就遠遠蓋過了老二、老四以及一事無成不值得一提的老大，但在學問上，特別在《詩》、《書》上，永遠都無法與老四比肩，甚至都比不上盧綰，永遠都是一個失敗者。更讓劉邦無法接受的是，這個文武雙全的弟弟竟然是父親在外面養的情人所生，而盧綰又是自己的下屬！這讓劉邦感到異常的憤怒，或者深深地感到自卑，對《詩》、《書》充滿了仇恨。在劉邦看來，要消除這種自卑和仇恨，唯一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證明《詩》、《書》、《禮》根本沒有用，所以他就時時處處貶低、漫罵、排斥，以至於將這種情緒擴大到了傳授這些經典的儒者以及所有的經典，心理學上將這種現象稱作「泛化」。
但陸賈、叔孫通卻用事實讓劉邦認識到了《詩》、《書》、《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劉邦自己設計的消除自卑的路被徹底堵死了。所以，即便後來當上了皇帝，這種自卑或仇恨也仍然是壓在劉幫心頭的那塊最大的石頭，說不出口，又放不下。正是這種深深的自卑感或仇恨，讓劉邦對《詩》、《書》、《禮》、《樂》等產生極度的反感和排斥。
——歷史所留下的零星的信息碎片中，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理由可以更合理的解釋劉邦為什麼會對《詩》、《書》、《禮》、《樂》等有如此的反感和排斥了。
由於樂的實用價值遠不及禮與《詩》、《書》，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麼機會讓劉邦感受到離開樂不行的現實壓力。因此，《樂》也就成了唯一可以證明劉邦反感、排斥《詩》、《書》、《禮》、《樂》是正確的證據了。因此，劉邦必除之而後快，籍以維護自己的自尊心，這又是心理學上的自我防禦機制在起作用。這就是劉邦反感、排斥《詩》、《書》、《禮》、《樂》的內在動力，也是劉邦一定要讓《樂》消失的心理動力。
另外，從時間上來說，秦從統一六國開始到結束用了十年的時間，從統一到滅亡總共不過十四年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內又怎麼可能在中國這麼大的範圍內讓一部極具影響力的經典著作消失呢？而西漢長達二百多年，卻有足夠的時間讓任何一部書消失。這樣看來，《樂》的亡佚時間在西漢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還有一點就是，班固從私撰國史差點兒被處死到受詔修史，中間經歷了一次死劫，他的歷史觀必然是站在維護當朝皇帝的立場上的。因此，即便他明知道《樂》的亡佚就在西漢，也知道亡佚的原因，卻未必敢講實話。說樂因周衰而亡，既保全了皇帝家族的臉面，又遠離了現實，在有限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不違背真實的歷史，為後人探求真相留下餘地，更保全了自己，這實在是一箭三雕的明智之舉。至於班固之後的應邵則很可能也發現了《樂》亡佚的的相關證據，作為當朝官員同樣投鼠忌器不敢明說，又礙於證據不能睜著大眼說瞎話把事情扯得太遠，只好歸罪於前朝的秦了。雖然這其中也有年代已久壓力相對減小的因素，但比起班固的觀點畢竟也算是一個進步了。及至再後來的沈約等，則不過是因為接受了秦暴的歷史定位而沿襲了應邵的說法而已。
總之，種種跡象表明，認為《樂》毀於秦的說法實在沒有任何證據，所以不足為信；《樂》的亡佚其實就是在西漢年間，正因為如此，才使得最早注意到《樂》已經消失的是東漢初期的班固而不是之前的某個人。
事實上，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樂》亡佚於西漢籠統地說成是「周衰而樂亡」並不違背了歷史的真實性，最多只是時間跨度太長、過於籠統、不夠精確而已。這反映出了班固的高明，表明在經過了生死大劫以後，班固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成熟、謹慎起來，已經具備了一名真正的儒者的大智慧。
綜上所述，史料能給我們提供的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樂》的亡佚緣起於漢高祖劉邦，最終消失於西漢。
五、揭開《樂》亡佚的真相
人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樂》的亡佚究竟是怎樣一個過程呢？根據文獻資料所提供的線索，藉助心理學相關知識，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大致還原這段歷史：
劉邦從小就不愛學習總是跟著大哥在外面亂跑，整天胡吹海嗙，喝酒吃肉不務正業，一晃就過了上學的年齡。父親整天在耳邊絮絮叨叨讓劉邦向二哥學習，劉邦很是不以為意，因為他心中有比二哥這事業大得多的夢想。四弟劉交從小就從名師學習《詩經》，成了當地有名的文化人。他很是瞧不起這位庶出的四弟，卻又實在踏不下心來學習，這讓劉邦心裡很不爽。他自我安慰道：學習《詩》、《書》、《禮》、《樂》這些東西，既不能打仗建功立業，又不能換酒，真的沒有什麼用。
到了該服徭役的年齡了，因為老二操持家業，而老四則從師學習，所以不務正業的劉邦就常被家裡人推薦去服徭役，希望藉此鍛鍊一下他；而劉邦也樂得到外面見世面、交朋友。有一次，劉邦被派到鹹陽服徭役，可以在鹹陽隨便轉轉，意外地見到了秦始皇的車隊，這讓劉邦在開眼界。他感嘆道：「啊呀，大丈夫就應當這樣生活啊！」
與秦始皇的這次偶遇，成了劉邦人生的轉折點。劉邦心中有了一個清晰的人生目標——做官！
而要做官首先得會寫字。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劉邦開始四處拜師從文。然而，由於他的壞名聲早已遠近皆知，加之他已經年近三十比初來求學的其他孩子大得太多，更沒有人相信他是真心學習，也沒有人相信他能堅持下去，所以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教他。這給他的內心帶來了極大的震動，也是劉邦遭遇到的第一次人生挫折，也為劉邦的心理創傷埋下了種子。
無奈之下，他只好去找自己的好友盧綰幫忙。這時，盧綰已經開始跟著老師學習《尚書》了。因為兩家屬於世交，二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從小就玩得好，所以，盧綰表示非常願意幫這個忙。老師聽完盧綰的介紹，沉吟片刻，表示浪子回頭主動來學習是好事，可以作為你的學伴，但他這樣的人品不配學習《尚書》。我只教他寫字，不教他《尚書》，出去也不要說是我的學生。先生的意思很明白：來學習可以，但只能當盧綰的伴學，不是我的正式學生，沒有正式文憑。盧綰看到解決了好朋友學習的難題非常高興，就興衝衝地告訴了焦急等待中的劉邦。而劉邦聽完這個好消息，感受到的卻是無盡的屈辱。正是這個伴學身份，讓劉邦感覺到了低人一等，覺得是受到了老師諷刺、挖苦甚至是侮辱，在劉邦心中種下了仇恨的種子，給劉邦造成了心理上的創傷，從此劉邦對《詩經》、《尚書》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和排斥。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劉邦並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而是選擇了忍耐，表面上他看上去非常開心。所以盧綰對此毫不知情。
只要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點委屈算什麼？在這樣的信念支持之下，劉邦堅持了下來。年近三十歲的人，只要自己主動學習足夠用心，不管學什麼，掌握起來都是很快的，加上劉邦本就天資聰慧，所以，沒兩三年的功夫，劉邦就學會了寫字、寫文章，而且文採還很不錯。這從劉邦初起事攻沛縣，僅憑一封書信就發動城內的百姓殺了縣長主動出來獻城一事上已經得到了體現；另一個體現劉邦文採的作品就是《大風歌》。
一個混跡社會多年、不務正業的著名小混混，居然一下子成了愛學習的模範，成績還不錯，這真是浪子回頭金不換！劉邦的名聲再一次引起了社會上的轟動，與上次出名不同的是，劉邦這次得到的是鮮花、掌聲和讚譽。於是，有愛才、惜才的鄉紳就向官府推薦了劉邦，劉邦成為了一名試用小吏。
第一次出名雖然是因為不務正業，但在劉邦看來，這是人生觀的差異，他並不在乎；而第二次出名，則讓劉邦真正品味了人生貴賤的巨大差別，那種低人一等的屈辱深深地印在了劉邦的腦海之中。他暗暗發誓，一定要清洗這次的屈辱！沒有學習《詩經》和《尚書》，我這不一樣可以做官嗎？加上身邊那些學習過《詩經》、《尚書》的人的腐、酸、臭、空，讓劉邦一看見讀書人打扮的人氣就不打一處來，壓不住內心的無名怒火。學了《詩經》、《尚書》又有什麼用？隨著事業越做越紅火，職位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劉邦的這種情緒也越來越控制不住，以至於聽見手下談論《詩經》、《尚書》便破口大罵，甚至看出讀書人打扮的人也大發雷霆，早年養成的流氓脾性又表現了出來，乾脆拿下人家的帽子當尿壺。這些報復性行為，給劉邦帶來了巨大的快感，讓他獲得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滿足感，就像上了癮一樣，一發而不可收拾。
做了皇帝以後，劉邦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雖然自己做了皇帝高高在上，雖然自己超過了父親眼中的乖兒子二哥，可是一想到《詩經》、《尚書》、《周禮》、《樂》，劉邦就會有一種被人壓迫到窒息的感覺，感覺到無盡的屈辱。因為《詩經》，自己在四弟面前永遠也挺不起腰杆；因為《尚書》，自己在盧綰面前永遠低人一等；因為《詩經》和《尚書》，自己在陸賈面前永遠都是小學生；因為《周禮》，自己在叔孫通面前永遠是個失敗者；因為《樂》，自己在所有死去的帝王面前、在那些上層貴族面前永遠都是一個粗陋無知的下等人。我可是皇帝啊！怎麼就改變不了這四本書給我帶來的影響？
終於有一天，劉邦想出一個奇妙無比的計策：效仿秦始皇發起一場文化革新運動：改革沿襲下來的周禮，銷毀讓人玩物喪志的編鐘，收繳誤國誤民的《樂》經，將其中不適應新時代精神的腐朽內容全部銷毀，將《詩經》、《尚書》中不符合新時代精神的腐朽內容全部刪除……
沒有任何資料記載這場運動，也沒有人確切知道這場運動持續了多長時間。只要看看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發生的那場文化運動，我們就會明白，要在全國範圍內毀滅某些書籍和文物古蹟有多麼容易，根本用不了多長時間的。別忘了，西漢可是有二百多年的時間足夠慢慢去消化這些的。
雖然從來沒有聽見有人提起過，但劉邦還是偶爾會擔心當年的這些顏面丟盡的事情會被人說出去，所以內心總有一絲擔心揮之不去。隨著一個個昔日的功臣的反叛、被殺和身體健康狀況的惡化，劉邦心中的這種恐懼感與日俱增。
而眼看一個個異姓王侯被剪除，劉邦的小夥伴燕王盧綰內心也充滿了恐懼——如今活著的異姓只有兩個了，下一個不是自己，那麼下下個一定是。出於自保，盧綰一方面與匈奴聯絡，一方面勸說叛臣陳豨率軍逃亡與劉邦指揮的剿叛大軍轉入遊擊戰，使匈奴、陳豨叛軍與燕形成「連兵勿決」的假象。
當聽說盧綰與匈奴、陳豨聯絡時，病中的劉邦下意識的反應就是盧綰會不會把我當年的事情說出去？於是馬上派人召盧綰進宮。而盧綰深知劉邦的為人，害怕有去無回而不敢奉召。聽到盧綰不來面見，病中的劉邦更加害怕當年所受的屈辱之事會衝毀好不容易才打造出來的加在自己身上的神秘光環。這種恐懼感讓劉邦完全失去了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本有的清醒，加上呂后等人在耳邊不停地訴說異姓王反叛的必然性，身心疲憊的劉邦最終作出了錯誤的判斷，認為盧綰這位鐵桿夥伴真的反叛了，並馬上派兵攻打燕王盧綰。
而盧綰聽說劉邦生病的消息，卻帶著他的家屬、宮人、親信等共數千騎，在長城下等候，希望劉邦病癒之後，親自入長安謝罪。然而四月盧綰卻得到了劉邦駕崩的噩耗，盧綰知道，已經永遠沒有機會與這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髮小解釋其中的誤會了，家是回不去了，於是帶領眾人逃亡匈奴。
劉邦雖然去世了，但他所發起的那場文化革新運動卻在他的繼任者的關照下繼續進行著，《樂》全部被銷毀。除了其中與《周禮》或《禮記》中重合的部分得以完整的保留下來以外，還有那些零散地記錄於其他古籍文獻中的少部分內容也得以倖存下來，這就是前文中我們所列舉的那些內容。
六、《樂》的亡佚標誌著中國古代優秀文化被徹底閹割
對於《詩經》、《尚書》、《周禮》、《禮記》等古籍經典的解讀明明有許多質疑和漏洞，二千多年來文人經歷了一代又一代，大儒名家出了一輩又一輩，卻沒有一個人出來更正，解讀除了在無關緊要的細微之處爭論不休外，核心認識依然大同小異。難道是歷代的文人們真的低能到都沒有發現問題嗎？或者問題和漏洞真的隱藏的太深難以發現嗎？
當然不是！
對於秦始皇的「書同文字」，以前都一邊倒的認為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具有特別重要的先進意義的大規模的文化改良運動，具有完全的革命性和先進性。但實際上，秦始皇的「書同文字」，並不只是統一了文字的寫法，同時被統一的還有字義；而在字義統一的過程中，某些帶有敏感信息的字義便被悄悄篡改了，而這種篡改實則是中國古代優秀文化的倒退，是對中國古代優秀文化的閹割，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帶來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而這卻被現代的研究者忽略了。
被篡改了字義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庸」的「庸」與「問鼎」的「鼎」（關於這些因涉及內容太多，另有專文論述，在此不作贅述）。而對這兩個字的字義的篡改，直接誤導了後世對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對中國古代政權象徵的禮器的認識，為曲解這些優秀的文化創造了條件；隨著歷代文人的推波助瀾逐漸閹割了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並因此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其深刻的負面影響。
實際上，中國歷史上自秦始皇開始的歷次文化運動在其先進性和革命性的同時，都帶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式的負面影響。過去，研究者一直強調其革命性和先進性，而將這種負面影響輕描淡寫地歸結於時代局限性，顯然不準克、不恰當的。只有認識到這種倒退性，才是一種全面、深刻的認識，我們才能夠不受誤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發掘出有價值的東西，才能真正實現創新性發展和創新性轉化，才能真正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在發展中探索創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找準方向、開拓視野、創新方法、提供無盡的動力源泉，真正實現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目標。
下面我們用最具代表性的三個例子：秦始皇的「書同文字」與「焚書改書」、對孔子中庸思想的曲解、《樂》的亡佚以及隨之對禮樂文化進行的閹割，分別來認識一下這種倒退性。
1.秦始皇的「書同文字」與「焚書改書」
前文已經大致介紹了秦始皇「書同文字」時對部分關鍵字的字義作了篡改，其實，這和秦始皇的焚書、改書一樣，都只是一個系統的篡改工程中的不同步驟而已。秦始皇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在焚書是所說的「以愚百姓」以便於統治。經過筆者多年的研究發現，秦始皇為了實現「書同文字」的宏大目標，實施了三個步驟：
第一步，秘密組織了一批文人編寫了一部「書同文字」所用的標準化文件，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工具書，這部工具書就是後世不知出自何時何人之手的《爾雅》。
第二步，在全國多個地點根據秦始皇關於改書的指示精神，運用《爾雅》作為標準化工具，秘密地進行著改書的工作，而篡改的主要對象就是《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春秋》，以及截止到秦始皇之時關於重大歷史事件的記錄。
以上兩步，進行了至少八年的時間。上述工作基本完成以後，秦始皇不動聲色，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實施他的第三步，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鹹陽宮擺設祝壽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獻酒頌祝壽辭，結果僕射周青臣和博士齊人淳于越對於如何治理已經統一了的天下觀點相左，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秦始皇吩咐大臣們就此問題展開討論。秦始皇等待良久的機會終於來了。李斯藉機建議收繳民間所藏圖書歸官府所有，禁止民間私藏，並頒布了嚴酷的刑法對違反規定者進行嚴厲的制裁，對於官府放不下、用不著的圖書全部予以燒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焚書」事件。
其實，收繳圖書、「焚書」只是秦始皇改書這一系統工程所必需的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只有將民間所藏圖書全部收繳才能保證不會有遺漏，只有將絕大部分圖書燒毀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需要篡改的圖書數量便於改書，只有大張旗鼓的燒書，才能給世人製造原版古書已經全部銷毀的假象，才能為篡改後的圖書打著私藏原版古書的旗號得以流傳創造條件，以便於篡改後的圖書在民間主動傳播。整個計劃可謂天衣無縫完美無缺。
在第二步的實施過程中，由於各個改書小組的主持官員在對原版文章的理解上有分歧，對於秦始皇改書的指示精神的領會上有差異，尺度把握上有區別，又由於交通不便信息溝通不暢，又是秘密進行的，因此，就出現了不同的版本。這就是所謂多個版本的《詩經》、《尚書》、《春秋》。後世不明所以，為了哪個版本是正版而爭論了二千多年，至今不休……其實，這些版本都是秦始皇授意下的篡改本，核心思想上都是一致的，而分歧則只是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
自從秦始皇自立為始皇帝以來，一直到世襲制的皇權被徹底打破，哪一位（代）皇帝不是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世世代代永遠做皇帝呢？既然如此，又有哪一位（代）皇帝所做的文化運動不是為了「以愚百姓」便於統治呢？二千多年來，歷代文人、大儒、名家本質上都是皇帝的御用文人，也是皇帝集團中的一員，都在幫助皇帝實現「以愚百姓」的目標，以維護包括自身在內的所有統治集團的利益，所以不管他們說的多麼冠冕堂皇，本質上他們內心的需求是一樣的，都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而已，暗地裡他們與秦始皇一樣，並在秦始皇開啟的篡改模板基礎上，繼續推波助瀾，在篡改著歷史、篡改著文化。
換句話說，歷代的皇帝和御用文人嘴上在罵秦始皇焚書改史，實際上卻都在做著和秦始皇同樣的勾當，沒有一個真心去發掘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因為他們深知，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會讓人人都積極進取，而且方向明確、方法得當，這樣下去，一定會形成賢能者上愚者下的社會風氣，那麼天下將一定是賢能者的天下，如此以來，自己的皇權怎麼可能世代相傳？又怎麼可能長久？所以，必須將這些東西深埋起來，不能讓外人知道，更不能讓平民百姓知道。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被秦始皇篡改以後逐漸塵封在歷史的深處得不到發掘的原因。
很顯然，只有到了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的時代，中國古代文化中這種「賢能者上愚者下」的競爭機制才能真正得以實現。這就是說，只有在高度民主、真正實現了賢能者上愚者下的時代，中國古代的這一優秀文化思想者才有機會重見天日、發揚光大！
2.對孔子中庸思想的曲解
前文提到，「庸」和「鼎」是秦始皇篡改字義的重點對象，因為「庸」和「鼎」分別對應著秦始皇篡改字義前後象徵最高權力的禮器之最。具體來說就是，秦始皇篡改字義之前，庸，本意是指庸器，是最高級別的樂器大師之懸、懸鼓、玉磬、笙的合稱。因為這些樂器只有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天子或帝王才有權使用，諸侯及以下是不允許使用的，否則就是僭越。
所以，在中國古代的文化中，庸，象徵著最高權力，可以指代帝王、天子、聖人、天等至高無上者，所以引申為最高的、最好的、至高無上的等等。庸器比較特殊，它雖然是樂器，屬於樂官管轄，但同時它們也屬於禮器的範疇。作為禮器，庸器的地位與天子之器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的地位相當。
然而在秦始皇篡改字義以後，庸，則變成了平常、普通、碌碌無為，或者解釋為用，與最高權力一點關係也沒有了，反而成了人人厭惡的平常、無能，再也沒有人願意與庸沾上什麼關係了。而這正是秦始皇所希望的，他就是要徹底撇清庸器與最高權力的關係，讓百姓不再和最高權力扯上關係。
在篡改了庸的字義以後，就需要有另一個字來補上庸原本所代表的意思。於是，篡改者們看中了「鼎」。在秦始皇篡改字義以前，鼎，只不過是日常做飯用的大鍋而已，屬於天官管轄。所以它連禮器都算不上，更別說代表什麼國家權力了。篡改者之所以看中了「鼎」，是因為天子之器當中有兩個帶「鼎」的禮器——崇鼎和貫鼎。實際上，崇鼎和貫鼎是兩個具有特別意義的鼎，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鼎。《左傳·宣公三年》記載的「楚子問鼎」的故事中，楚王所問的「鼎」，指的就是崇鼎和貫鼎。對於篡改者來說，選擇「鼎」來代替「庸」十分便於通過偷梁換柱的手法來偷換概念，而且很難被人覺察。於是乎，篡改以後，本來用於做飯的鼎，就替代了本來的庸，搖身一變成了國之重器，而真正的天子之器崇鼎和貫鼎卻被人為的忽視，漸漸被人們遺忘。
受秦始皇對這兩個字篡改的牽連，受影響最大的首先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本來，在孔子時代，在包括孔子時代在內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庸器，幾乎是婦孺皆知的東西，儘管很少有人真正見到過；「平庸」，就是與帝王平起平坐，而這自然是人人努力追求的目標。正是因為婦孺皆知，受到樂的啟發，出於「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的考慮，所以孔子這才將自己所總結的「大道」命名為「中庸」。所以，孔子時代直到秦始皇篡改字義、改書之前，人們都可以非常輕鬆地理解「中庸」的內涵，非常容易記住其核心意思。當然，雖然理解起來記起來簡單，實際做起來卻仍然很難把握。所以《中庸》中才說，到了極致，聖人也有不明白的地方。
然而秦始皇篡改字義認後，不但再也沒有人願意「平庸」了，人們連「中庸」什麼意思也看不懂了，只能聽那些文人來胡編亂造。於是乎，中庸就成了不左不右、不走極端、走中間，甚至和稀泥、當老好人、隨大流……這明擺著是愚弄人嘛，算什麼「大道」？從此孔子思想被徹底曲解和誤讀了。
3.《樂》的亡佚標誌著禮樂文化徹底被閹割
中國古代文化是以禮樂為核心的，六經中其他四經其實都是在從不同角度講禮樂，所以，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禮、樂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中國古人認為：「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樂通倫理者也」。如果說倫理是內涵，那麼禮則是形式，因此樂與禮相通的。「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這就是中國古人對天地間萬事萬物及其次序的認識。中國古人的傳統是「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古人對德的評價標準是「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治國之道則主張「禮樂刑政」四駕馬車並駕齊驅，「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強調「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國古人還解釋了這樣做的原因：「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由此可見，這是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論體系。
然而，自漢高祖劉邦開始，只制禮儀，樂被悄悄刪除了，致使《樂》亡佚，從此，中國文化就成了只有禮一條腿走路的獨行俠，而這個禮也被僵化、教條化，成了愚忠愚孝，中國文化被徹底閹割了。
孔子曾經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孔子還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參照前一句，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不學樂，無以成」。聖人孔子的自我評價是「成於樂」，其聖人地位在中國歷史上屹立二千多年不倒，至今仍在吸引人們的心，而且大有越來越受到更多的人重視的趨勢。
那麼，被閹割後的中國文化沒有了樂，還能走向成功嗎？
這是我們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加強對中國古代文化中「樂」思想的研究，還原中國古代文化的全貌，發掘其中的優秀部分，真正實現創新性發展、創新性轉化，為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