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想像東方:當維密天使身披青花瓷 腰纏一條龍

2017年「維多利亞的秘密」上海大秀在一片混亂、質疑和連綿不絕的口水戰中落下了帷幕。可能沒人想到，這個在美國本土業績下滑的內衣品牌，在高調進軍中國市場的第一次亮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瞬，竟然是中國模特奚夢瑤在接近「V」字型舞臺中心的位置狠狠跌倒，摔得人仰馬翻。

近些年來，富起來的中國新興中產以其消費能力讓全世界瞠目結舌，曾經高冷的奢侈品牌紛紛瞄準中國市場，維密雖然只能算輕奢內衣品牌，但也瞄準了這一消費人群。今年的上海維密大秀不僅破天荒地邀請了7位華人模特，還在「青瓷天使」（Porcelain Angels）主題單元中，讓模特披著小商品市場質感的青花瓷印花「致敬」中國文化。

「青瓷天使」單元中模特披著青花瓷圖案的鬥篷走秀

事實上，為了給今年的中國首秀預熱，在2016年巴黎大秀的「前路奇緣」（The Road Ahead）單元中，維密就大量使用了中國元素，甚至還讓模特Elsa Hosk裹著一條「龍」走了出來。然而，這個旨在禮讚文化多元融合的單元，卻被《Vogue》雜誌生活方式版的執行主編Helin Jung批評為「居高臨下的種族主義」。

讓我們從維密T臺上的龍和青花瓷談開去：為何在面對國外時尚品牌這類貌似放低姿態的「致敬」時，中國消費者歡欣鼓舞甚至泛起自豪，卻對網紅模特Gigi Hadid「眯眯眼」的種族歧視行為群情激奮？為什麼時尚可以免於政治正確的檢視，以美之名繼續強化對亞洲文化和亞洲女性已經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簡而言之——時尚是否是去政治化的？天使也有種族嗎？我們如何看待西方語境下自己的形象，又如何在更具隱蔽性的經濟秩序裡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許，從好萊塢女星黃柳霜到華人維密天使，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東方女性從未走出種族偏見的陰影。

從鴉片到眯眯眼：西方如何想像東方？

在《維密為什麼不能停止設計種族主義的內衣？》一文中，Helin Jung認為，「前路奇緣」單元的服裝設計是典型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即在對某一族群的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和平等尊重的情況下，對其中的一些符號或視覺元素做「表面化」、「奇觀化」的挪用，以製造某種脫離了其原本文化語境的「異域風情」，這種挪用往往發生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或一國之內的主流文化和少數族裔文化之間。

而這場秀的尼泊爾裔珠寶設計師Arpana Rayemajhi在接受採訪時所說的話，似乎印證了Jung的觀點：「（我們的）想法就是從世界上每種文化中這裡拿一點、那裡拿一點，融合起來。」但在這些西方外圍的文化符號中，中國元素似乎格外突出，無論是一條金龍做成的翅膀、刺繡流蘇的靴子，還是火焰形狀的尾巴，都充斥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廉價解讀。「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國正在成為21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世界強國，從美國政府、好萊塢到維密，都不得不面對這一新的現實。但展示東方主義並不是一個尋求理解和對話的恰當方式。維密是要多麼居高臨下，才會認為只要給模特裹上一條龍就可以與中國的消費者建立聯繫。」Jung在文章中寫道。

模特Elsa Hosk在去年維密大秀上裹著一條龍

弔詭的是，這篇文章在發布幾小時後即被下線，《Vogue》的網站上顯示「該頁不存在」。然而，關於維密種族歧視的指控卻沒有結束，就在今年維密上海大秀之前，網紅模特Gigi Hadid因一張種族歧視照片遭到中國網友抵制。她曾在自己的社交帳號上發過一張圖，在這張照片裡，她舉著一塊佛像造型的幸運餅乾（fortune cookie，海外中餐廳在餐後送給客人的一種小甜餅，內藏一個印有祝福好運的諺語的小紙條），模仿佛眯起眼睛的動作被很多亞裔指控為種族歧視。儘管她曾多次就此事道歉，但最終依然無緣上海大秀。

Gigi Hadid模仿「眯眯眼」

英文中的「squintly eyes」、「chink eyes」或「slanty eyes」指細長的眼睛或「眯眯眼」，也有人直接稱之為「中國眼」，在美國語境中被認為是典型的亞裔面部特徵，而這種面部特徵——在崇尚大眼睛、深眼窩的西方中心主義審美下——通常被認為是不夠美的，甚至是滑稽的，因此，眯起眼睛這一簡單動作也就變成了一種種族歧視行為。尤其是在美國——亞裔人口眾多，又有臭名昭著的排華、殖民佔領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前科」——這一條已成為基本的社會共識。反而在中國，這種政治敏感並不普及，國產彩妝品牌卡姿蘭甚至在2015年推出的一款睫毛膏廣告中，直接使用了「放大中國眼」這樣的文案。

卡姿蘭「放大中國眼」

種種時尚行業的種族歧視醜聞都直指一個核心問題，即在帝國主義的19世紀和「熱戰冷戰」的20世紀，西方對東方的殖民掠奪和他者化的想像。這套被薩義德（Edward Said）稱之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邏輯，究竟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回到歐美時尚品牌搶佔亞洲市場的營銷策略之中去的？換言之，為什麼時尚可以免於政治正確的檢視，以美之名繼續強化對亞洲文化和亞洲女性已經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服裝學院的首席策展人安德魯·博爾頓（Andrew Bolton）曾在為2015年《中國：鏡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時裝展撰寫的前言中，提出了一種解釋。在這篇題為《朝向表面美學》（Toward an Aesthetic of Surface）的文章中，博爾頓指出，「設計師的意圖通常在理性認知之外，較少被政治的邏輯影響，而更多地被時裝的邏輯引導，追求一種表面美學，而非文化本質。」

從這次備受爭議的時裝展的幾件展品看來，博爾頓的解釋似乎也有幾分道理：一件1951年的迪奧小禮服上印著18世紀的中國碑文，但碑文的內容卻很「掃興」，講的是一場國難；鬼才設計師麥昆也沒能做得更好，他理解的中國元素就是將幾隻打碎的青花瓷盤子縫在一件女士緊身上衣上；YSL則將一款由東方香料調配而成的香水命名為「鴉片」，在這款香水2000年推出的廣告中，模特看起來已經進入了吸食致幻藥物後的恍惚狀態……這些設計仿佛都在告訴我們，我們不必對時尚過於認真，時尚是關於無害的光鮮表面的，放輕鬆享受視覺盛宴就好。

YSL「鴉片」香水廣告

但這一潦草的去政治化論調，真的令人信服嗎？

電影學者張泠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時尚幾乎是今天世界上最政治化的工業，與資本、階級、種族、性別、消費主義、勞工剝削、環境汙染等政治議題有著撇不清的關係。即便是設計本身，也絕非一種脫離了社會歷史語境的純粹精神活動，這種對東方元素的隨意挪用和拼貼，通過不斷將「東方」建構為對立面和參照物的方式，來鞏固西方的主體地位和文化霸權，而「鴉片」意象的運用，不僅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假裝失憶，還將中國封鎖在一個落後腐朽和色情化的形象之中，並將其包裝為一種病態的美感販售給西方消費者。

更有趣的是，隨著中國成為西方奢侈品瞄準的新興市場，中國消費者對時尚承載的政治議題表現的態度也是差異化的。在面對一些時尚品牌貌似放低姿態的「致敬」時，中國消費者的態度是歡迎的，並將其視作一種積極的文化輸出，至少意味著中國文化得到了外國資本和權威機構（如大都會博物館）的認可，這似乎印證了薩義德所說的——東方主義不僅是一種西方看待東方的視角，也塑造了東方看待自己的方式。但面對Gigi Hadid和其他一些外國明星的「辱華」行為時，中國消費者的態度卻異常強硬，而這種強硬態度背後往往是作為「市場」或「票倉」的購買力加持的底氣。這似乎是一個經濟迅速崛起但文化依舊邊緣的國家和它的國民不得不面對的一種矛盾現實。

從蝴蝶夫人到鄧文迪：對東方女性的偏見如何延續至今？

1996年至2011年擔任迪奧首席設計師的John Galliano，曾於2007年推出了以日本藝伎（Geisha）為靈感的高級定製系列，這一系列的幾件作品也出現在《中國：鏡花水月》展覽中。當被問到創作這一系列的靈感時，Galliano表示是《蝴蝶夫人》中美國軍官平克爾頓和日本藝伎喬喬桑的愛情。

迪奧「藝伎」系列

《蝴蝶夫人》是普契尼的著名歌劇，1904年在米蘭首演，歌劇改編自美國約翰·路德·朗（John Luther Long）的短篇小說《蝴蝶夫人》，而這部短篇小說則取材於法國作家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的半自傳體小說《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故事發生在1904年的日本長崎，美國海軍軍官平克爾頓正準備與15歲的日本藝伎喬喬桑（「喬喬」是日語中「蝴蝶」的音譯）結婚，但在平克爾頓心中，這段婚姻只是為了一時便利，一旦他找到心儀的美國妻子，就會立刻拋棄喬喬桑。果然，新婚後不久，平克爾頓就離開了日本，一去就是三年，留下喬喬桑和他們的孩子苦苦等候。

三年後，喬喬桑從平克爾頓的朋友處得知，丈夫即將回到日本。當她興奮地去港口迎接時，卻發現，和丈夫一同歸來的，還有他的美國妻子凱特。這次他們回來，就是為了爭奪喬喬桑孩子的撫養權。悲憤至極的喬喬桑最終用切腹刀割喉自盡。

《蝴蝶夫人》歌劇中白人演員扮演的「蝴蝶夫人」

在上世紀80年代末，歌劇《蝴蝶夫人》又被改編為音樂劇《西貢小姐》，故事的背景變成了越戰末期的西貢，主人公也換成了美國大兵克裡斯和17歲的越南妓女「金」。事實上，由於美軍在二戰、韓戰和越戰期間對於亞洲不同程度的軍事佔領，以及在美軍基地周圍聚集的專門為美軍士兵和軍官服務的妓院、酒吧等娛樂場所，《蝴蝶夫人》和《西貢小姐》這類始亂終棄的故事並不乏人物原型。這類故事因隱喻了東西之間的殖民歷史、權力關係與性別角色，而成為「東方主義」研究的經典文本，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藉助流行文化的強大傳播力，塑造了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男性對東方女性的刻板印象。

音樂劇《西貢小姐》

這樣的刻板印象主要基於兩個典型形象：首先是藝伎，或者所謂的「瓷娃娃」（china doll），主要強調亞種女性安靜、順從、被動的特徵，因為藝伎的妝容常常給人一種沒有情感和靈魂、空洞呆板的美麗皮囊的感覺；其次是所謂的「龍女」（Dragon Lady），指的是神秘、強勢、專橫跋扈又冷酷無情的女人，利用性誘惑力欺騙和操縱男性是「龍女」的殺手鐧。當代「龍女」的代表莫過於鄧文迪，在默多克宣布與她離婚之後，《名利場》的一篇深度人物報導的標題便是「被誘惑，被拋棄」（Seduced&Abandoned），文章還採訪了《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一書的作者——這本書正是以露骨的種族歧視口吻，描寫了以「獵取外國富豪老公」為職業的「上海拜金女」群體。

《蝴蝶夫人》曾於1922年被好萊塢改編為一部54分鐘的短片《海逝》（Toll of the Sea），主人公又換成了中國姑娘「蓮花」，和被「蓮花」從海難中救起的美國人卡弗。其中蓮花的扮演者，正是20世紀上半葉好萊塢最著名的華裔女星黃柳霜。在當時的好萊塢，作為一個在非黑即白的二元種族格局中無法被歸類黃皮膚演員，黃柳霜曾扮演過各色各樣的「非西方」女性角色，包括印度人和愛斯基摩人。儘管這些角色來自不同國家、種族和文化背景，他們的命運卻難逃上述兩種套路：要麼是一個痴痴愛上白人男子並為其殉情的悲劇東方女性，要麼就是為了佔有愛人而威脅要殺掉愛人的白人妻子（或情人）的歇斯底裡的「龍女」。

黃柳霜的形象——無論是外表還是其飾演的角色——都深深影響了美國大眾對亞裔女性的認知，這一極端的殖民主義視角，並沒有隨著中國的共和進程與中美在二戰期間的聯盟關係而改變。在《中國神秘女子：賽珍珠、黃柳霜和宋美齡》一書中，性別研究學者Karen J. Leong曾寫到，在20世紀40年代援華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在美國的募捐活動上，一邊是關於中國現代女性教育和解放的官網介紹，另一邊則是穿著旗袍的華裔「禮儀小姐」忙著派發傳單和募集捐款。

黃柳霜

與今天星光熠熠的慈善晚宴類似，在當時的美國大都會，募捐活動也常常需要藉助娛樂和時尚擴大影響力。1941年5月，在紐約舉行的時尚午餐會上，一位上流社會的白人小姐就穿了一身翡翠色的山東綢連衣裙，戴了一頂白色「苦力帽」（coolie hat，指19世紀的美國華工常戴的一種遮陽草帽），她留著黃柳霜式的短劉海，還通過化妝技術將自己的眼睛變細變長。一方面是將中國打造為一個新興的「文明國家」以爭取美國援助的「品牌策略」，另一方面，這種「品牌策略」嚴重依賴舊中國那些深入人心的刻板印象，於是，我們看到「苦力帽」搖身一變成了上流社會追捧的時尚單品，而過去那段充滿苦難和血淚的排華歷史，也被重新寫入了團結和友誼的新篇章。

上世紀30年代美國上流社會女性戴的「苦力帽」

倘若把時間拉回今日，我們不難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何其相似的處境：一個飛速發展的第二大經濟體，一個有待挖掘的巨大市場，一個謀求大國地位的政治體，一個主張文化自信的文明古國，這一切新的敘事、「中國故事」如何與舊的世界秩序、東方主義的視野共生共存？後者又是如何以一種更具遮蔽性的方式進入並潛伏在前者之中？而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又該如何在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這或許是一場以鬧劇收場的維密秀可以帶給我們的一點沉澱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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