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病人，44歲，體格很好，腦外傷住院。我們從鬼門關前把他搶回來了，可是根據經驗法則判斷，以他的腦傷狀態，病人不會再醒過來，他將會變成植物人。
病人入院的前兩天，碰到的都是他太太，第三天我告訴她：「必須要做氣管切開術！因為你先生雖然活下來了，卻將變成植物人，接下來，你們要有長期照護的心理準備。」
第五天，來了一位蒼老的阿公找我，在術前談話的小會議室，他冷不防地跪了下來，我趕忙扶他起來。
「我今年都88歲了。」老阿公抹著流不停的眼淚：「我老來得子，我老伴也86歲了，如果我的獨子成為植物人，要叫他們怎麼辦？」
老阿公打開會議室的門，門外，老阿婆帶著三個孩子，兩個是唐氏症，一個是紅斑性狼瘡，三個不到10歲的小小孩，怯生生的縮在一起。
「沒出事前，我兒子媳婦在打工賺錢，一個月賺兩萬八、一個月賺兩萬四，三個孩子我們兩個老的帶，現在要是賺兩萬八的成了植物人，那我們要怎麼辦？怎麼活得下去？我和老伴都是快要走的人了，剩下一個月賺兩萬四的媳婦，一個人要帶三個這樣的小孩子，我們真的沒辦法、沒有多餘的能力，來照顧一個植物人了。」
阿公哭得老淚縱橫：「你是醫生，你一定知道，一個沒辦法被好好照顧的植物人，全身這裡爛一塊、那裡爛一塊，身上長著蛆，痛苦不堪地拖著，與其讓我兒子活著受這樣的折磨，求求你高抬貴手，放我兒子走吧，也等於救救這三個可憐的孩子，求求醫生，你同情我這一家，真的無能為力了.老的老、小的小啊！」
這下子換我心裡糾結百感交集了，以我們現在的能力，讓他成為植物人繼續活著，是絕對沒問題的，問題是面對這樣一家人，面對兩個哭得肝腸寸斷的白髮老人家，三個驚嚇到擠成一團的小孩，我救是不救？要堅持救下去，會害苦活著的人，往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要是放棄不救，我將如何對自己的良心交代？
看我沉思不語，老阿嬤步履蹣跚走到我面前，她枯槁的雙手一拳拳搥向胸前：「在這個房間裡，沒有任何人比我更有資格做決定，因為孩子是我的心頭肉，我們如果還有辦法可想，我怎麼割捨得下？怎麼放得落？」阿嬤的聲音，嘶啞悲切；阿嬤的淚，在滿臉皺紋間潰堤，成串溼在衣襟上，卻也滴滴燒進我心頭。
從醫以來最痛苦的天人交戰，讓我呼吸困難。幾番深思後，我選擇只要俯仰無愧於天地、於良知，選擇尊重老人家的意見，讓他們籤了DNR（DoNotResucitate，尊嚴死）。
病人要臨終了，我陪著這家人老老小小一起圍繞在病人床邊，老阿嬤全身顫抖，卻用雙手緊緊捂住嘴，不敢讓自己放聲哭出來。
我心裡的難過，不亞於他們的生離死別，這是我第一次放手讓病人走，看著心電圖，慢慢地、慢慢地變成一直線，在心臟完全停止跳動時，老阿公拉著阿嬤，帶著媳婦和三個孫子，向醫護人員磕頭：「謝謝，謝謝你們，肯救我全家！」
扶起老人家的同時，一旁的護士也忍不住偷偷擦眼淚。有說不出的矛盾掙扎，纏繞在我腦海，不知道要怎樣來形容這樣複雜的思緒？
我放手了，第一次；我努力的說服自己，我放了該放病人的手，可是心底，為什麼還是有說不出的苦澀與無盡的哀傷呢？
我在內心問自己是在積陰德？還是在作孽？
在神經外科，我們成功地救回很多生命，其中也包含了植物人。可是當面臨醫學與人力有所不能的極限，把腦傷病人救成了植物人，真的很讓醫師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家屬？有時候連自己都不免困惑。
以前年輕的時候，對預後的判斷較無經驗，面對困難嚴重的案例，總是先保命再說；等到變成植物人了，整個家庭陷入困境，家屬往往抱怨：「早知道不會醒，會這樣拖磨著，就不該硬要救下來受苦了！」
多年後的我，累積許多經驗，對於不好的預後，至少能夠給家屬較正確的訊息，讓家屬在醫療信息對等的情況之下，做出最適當的決策。
逝者已矣，活著的家屬，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尤其是頓失經濟支柱的弱勢家庭，問題不是唱唱高調之後，就能解決掉的，生活，真的很現實；不論是社會福利制度、或來自民間的救助，伸手能幫的忙，到底還是有限度的！
本文節選自：《生死迷藏：善終，和大家想的不一樣》
作者：黃勝堅，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雲林醫院外科部主任，臺灣重症醫學會理事、臺灣神經創傷醫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