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伊恩·莫裡斯
翻譯：朱寧雁
校譯：宋雄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過去的500多年間，西方緣何佔據世界的主導地位？對此，人們有諸多解釋。然而伊恩獨闢蹊徑地指出：西方之所以崛起並贏得全球霸主地位，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其先天的地理優勢。
「我穿的衣服是你們的款式，我說的是你們的語言，我看的是你們拍的電影，甚至今天是（公元紀年上的）哪年哪月哪日，都是你們說了算！」
這是馬來西亞律師沙德·法魯奇（Shad Faruki）在1994年對採訪他的英國記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說的話。他的話不無道理。200年以來，聚集在北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國家（世人通常用「西方」來描述它們）史無前例地統治和支配著這個世界。
大多數人都想知道：為什麼是西方主導著我們的世界？這個問題有無數種理論解讀。可能有人會說：西方人具有優於其他人群的種族優勢；也許有人認為西方文化獨具活力，或者是西方世界擁有更好的領導者，也有人認為可能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基督教使它擁有某種優勢。還有人乾脆說西方的主導地位是命中注定的，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不過是一件頗具偶然性的事件；現在很多西方人注意到中國經濟以兩位數的增長將世界拉出了經濟衰退；一些歷史學家甚至放言：目前西方處於主導地位不過是歷史的小插曲，世界終將回歸古老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模式。專家們分歧如此巨大，這就需要我們用全新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持西方主導論的人，如經濟學家、政治評論員和社會學家等，他們傾向於依據當代所發生的事情，而對歷史做出判斷。然而，研究西方為什麼能主導世界這個問題，確實需要我們另闢蹊徑：從歷史中尋求答案，並觀察其發展走向。正如這本雜誌的主編指出的那樣：「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對於現在有著重大的意義」。
歷史的形成
為了解釋西方為何佔據主導地位，這需要我們以一種不同慣常的視角審視歷史：我們關注的目光應該從某些歷史事件中挪開、轉向更寬闊的歷史畫卷，即全球範圍內數千年的歷史變遷。這樣首先展示在我們面前的是人類在生物學上的同一性，這一點會完全否定從人種決定論作為切入點來解讀西方的主導地位。
我們人類屬於現代人種，在距今20萬年至7萬年前在非洲大陸進化而來，並在最近6萬年的時間裡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遷徙和繁衍。大約3萬年前，我們人類的旁系先祖，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退出了舞臺；到了距今1萬年前的時候，地球上僅剩下一支現代人種（那就是我們人類的祖先），並且他們佔據了這個星球的每個角落。這樣廣泛的分布也促使人類基因進一步分化，但是由此形成的人種之間的差別大部分是浮於表面的（如膚色、眼睛和頭髮的顏色），而因基因突變造成的較大的區別（如頭顱形狀和耐糖性）則和西方主導世界幾乎沒有什麼聯繫。解答西方為何主導世界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認識到這個事實：無論東南西北，我們去到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會發現每個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那麼，不同地區的人類歷史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呢？很多歷史學家指出：西方文化有其獨到之處。他們說，看看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聖經》裡蘊含的智慧，或是萊昂納多·達文西的輝煌成就；自古以來西方就獨領風騷。可是這種所謂的「文化比較」顯然過於偏頗。舉蘇格拉底為例，他當然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公元前5世紀，和他同樣活躍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還有以色列的希伯來先知、印度的佛陀和耆那教的創始人，中國的孔子及道教創始人老子。這些聖哲和蘇格拉底一樣，都在苦心孤詣地探究這樣的問題：「我能認識真實的世界嗎？」、「什麼是美好的生活？」及「怎樣才能完善我們的社會？」。他們的思想被記錄下來，在各自的文化裡都成了典籍，並被後人視為解答生命意義的不朽的著作。
希臘羅馬人、猶太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的典籍中的思想如此相似，因此學者們通常把公元前最後一個千年稱為「軸心時代」（Axial Age），意指歐亞人的思想史均以那個時代萌發的思想為中心。此後從地中海到黃海的廣闊區域，出現了（比那個千年）更大更複雜的社會；它們也都經歷過類似的問題和挑戰，它們找到的解決方法竟然也是相似的。蘇格拉底是恢宏的歷史畫卷上的一份子，但是他並不是引導西方走向世界主導地位的唯一的巨人。
縱觀人類歷史全景，基督教同樣也是如此。我們與其認為它是西方獨有的文化優勢，不如將其視為反映世界大趨勢的一種地區性宗教，這樣更為合理。公元前5世紀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之時，人們產生了新的困惑（如「人是否有前世今生？」，「我能得到救贖嗎？」）迫切需要得到解答，應運而生的新信仰贏得了將近4 000萬信眾；幾乎在同一時期，隨著大漢王朝的消亡，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也給出了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並一舉贏得了4 000萬的追隨者；之後，伊斯蘭教很快也在非洲、中東和南亞贏得了眾多信徒。
即便是文藝復興時期成就斐然的人物，如萊昂納多和米開朗基羅，他們賦予古代西方智慧新的意義，並以此改造當時社會從天文到美術的方方面面。我們最好這樣理解他們的歷史角色：他們是中世紀後歐洲社會嬗變急需的新型知識分子。而中國早在此400多年前就有了中國版本的「文藝復興」式人物，他們也利用古代智慧（當然是東方智慧）來變革一切事物。以沈括（公元1031--1095）為例，他完成了一部鴻篇巨製，內容涉及農業、考古學、製圖學、氣候變化、經典著作、人類學、地質學、數學、醫學、冶金學、氣象學、音樂、繪畫和動物學。淵博如萊昂納多也當擊節稱奇。
上述事實一再表明了：西方文化雖輝煌，卻絕非混沌世界中唯一的文明之光；它只是人類文明發展洪流中的一條支流（位於西方的一條支流）。如果我們按人類學的視角在更廣闊的視野中看待西方文明，西方歷史也會被看作是人類歷史發展模式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而不是絕無僅有的發展歷程。在人類歷史初期，原始人以打獵兼採集果實為生，過著群居的生活，人群規模小卻是人人平等。冰河時期之後，一些人擇地定居下來，形成村落；他們開始種植野生植物和馴養野生動物。漸漸地，一些村莊演變為城市，精英統治階層開始形成；再往後，一些城市變成城邦，繼而形成帝國，最後變成工業化國家。沒有一個社會能從打獵、採集階段一躍而入高科技時代（除非有外力影響）。無論人類身處何方，就人本身而言，他們幾乎都是一樣的；也正是基於此，人類社會幾乎都遵循相同的文化發展順序，西方社會也不例外。
地緣，地緣，地緣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我舉的例子，如義大利、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都位於一條狹窄的緯度區間，即北緯20°-35°之間，也跨越了整個的舊世界。這並非純屬偶然；事實上，它是解釋西方為何主導世界的關鍵所在。任何地方的人也許大體上都是相同的，可是他們所在的地方並不盡然相同。地理位置的優劣決定了世界上這些差異的存在。
大約一萬兩千年前，冰河期將近尾聲時，氣溫開始升高。全球變暖對地球各地都造成嚴重影響；不過跟現在一樣，它對一些地方的影響要甚於其他一些地方。在北緯20°-35°之間以及美洲大陸南緯15°至北緯20°之間的地區，由於氣候轉暖的緣故，產大粒種子的野生植物和較為溫順的大型野生動物出現、並且大量繁衍。這些野生植物包括小麥、稻子、類黍類（玉米的前身），野生動物有野山羊和野豬等。這對於食用它們的人類而言是個福音，在侍弄這些生物的過程(培育並照料植物，放牧並挑選動物配種)中，人類也無意間學會種植這些野生植物並馴化了這些野生動物，並分別將其變為莊稼和家畜。我們大肆改變了它們的基因，以至於它們變成了新的物種，這給我們提供了遠多於從前的食物。可以這樣說，轉基因生物早在那個時期就出現了！無緣生長在這些「幸運地帶」（lucky latitudes）的動植物本來也有可能被馴化和被人工種植，不過它們的數量相比之下實在太稀少了。確實，在很多地方，如西歐大部分地區、非洲南撒哈拉地區和澳大利亞，那裡本土基本上沒有可以被馴化的物種。其結果可想而知，即便到處都是一模一樣的人，可是在那些幸運地區的人們要遠早於其他地區的人們開始種植農作物和馴養家畜、從而進入農耕時代。幸運地區的人們並不見得比其他地區的人更聰明或更勤勞，可是大自然就是賦予他們更多的生產資料，並保證他們的生產勞動發展迅速。
大自然在幸運地帶的內部也不是完全公平的。所謂的「丘陵側翼」（Hilly Flanks），即從今天的以色列一路經由敘利亞、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直至伊朗西部的那片區域，尤其受大自然的眷顧；中國長江和黃海之間的區域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次之；墨西哥的瓦哈卡和秘魯的安第斯山脈一帶則更遜一籌。其結果就是丘陵側翼成了這個星球上第一個進入農耕時代的地區（公元前7500年之前），接著便是中國和巴基斯坦（公元前5500年前後），然後是瓦哈卡和秘魯（公元前5000年前），最後才輪到地球上其他地區的人們，他們在接下來的7 000多年時間裡陸續進入農耕社會。
農耕模式能從其若干個起源地向外傳播，究其原因是比起狩獵和採集，它能養活更多的人。雖然農夫們的生活通常比獵人辛苦，夥食也趕不上獵人，但是這些都不是關鍵所在。農夫們在數量上的優勢、其處於萌芽期的劣根性（源於群居生活，與家養牲畜的「品行」有類似之處）、效率更高的組織（較大的村莊維持秩序所需）以及更優良的武器（解決不斷爭端的必需品），使他們與獵人的較量中穩穩地處於上風；獵人要麼為了自身利益，投身農業勞動，要麼選擇逃離。
世界主要農業區在它們發展擴張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了複雜的機構。在農耕時代開始前的3000-4000年間(即公元前3500年前的亞洲西南部地區、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谷、公元前1900年前的中國、公元前1500年前的墨西哥和公元前1000年前的安第斯山脈一帶)，最初的城市和國家初具雛形。在之後的幾百年間，開始有官員專職記錄大事；在2000多年前，從地中海到中國的廣大地區出現了一系列的帝國，其人口規模達千萬。帝國的軍隊和商人那時已將農業、城市和文字推廣到幸運地帶之外的地方，直至西北方寒冷多雨的大不列顛和東南部炎熱潮溼的柬埔寨。這些偉大的帝國--東方的大漢王朝、印度的莫臥兒王朝、伊朗的波斯帝國和最西邊的羅馬帝國--它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其中地域最廣闊、最富有和氣勢最為磅礴的帝國是羅馬帝國，它是歐亞文明的繼承者，它就位於丘陵側翼，是世界最西面的主要農業區。
地緣學解釋了農業為何最早發祥於舊世界幸運地帶的最西端；如果西方能一直保持厚愛它的大自然賦予它的這一領先優勢，如今用地緣學來解釋當今西方的主導地位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距今1萬年的歷史裡，西方並不總是地球上最富有、最強大和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在超過1000年的時間裡（最晚從公元600年一直到1700年），扮演這個角色的是中國，而不是西方世界。
羅馬帝國和大漢王朝滅亡後到在公元6世紀之前，中國又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帝國，而西方仍然是呈小國割據狀態，還受到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公元700年前，中國（唐王朝）的都城長安很可能人口已達百萬，中國的文學也正處在鼎盛時期。木刻板印刷術使中國人印出了數以百萬計的書籍，購書時人們用世界上最早的紙幣（10世紀的發明）來支付。公元1000年之前，文化蓬勃發展之外，經濟也迅猛發展：公元11世紀中國每年生產的鐵相當於工業革命前的1700年整個歐洲的鐵產量總和。為了生產出這樣大量的鐵，中國的鐵匠幾乎成片地砍伐森林；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比西方提前600年學會了用焦炭熔化鐵礦石。
數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財富和國力使西方相形見絀。1405年-1433年，當小小的葡萄牙輕帆船試圖在非洲西海岸登陸時，中國皇帝派出的龐大的艦隊橫渡了印度洋；艦隊是由宦官鄭和帶領的，傳說中此人身高近3米，腰圍2.3米。鄭和的指揮船和它的主人一樣，都是巨型的；船身長達80米，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木船。當哥倫布在1492年起航時，他的指揮船比鄭和船上的主桅杆都短，長度僅僅是這位巨人的船舵的長度的兩倍。哥倫布帶領了三艘船和90名水手，鄭和則率領著300艘船和27 870名水手。他的艦隊帶走了印度各城市呈給中國皇帝的貢品，訪問了麥加，甚至到達了肯亞（此處是否是鄭和艦隊遇難的地點，對此中國的考古學家至今還有分歧）。
地理位置與力量
中世紀中國的輝煌看來並不支持以地緣學解釋西方的主導地位。畢竟，近500年來地緣並沒有改變多少。
不過，地緣也有可能發生了一些變化。地緣塑造了歷史，但並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進行。地緣位置決定了地球上某些地方的社會發展比其他地方要快得多，但是與此同時，社會發展的程度也決定了所在的地緣位置的意義。
再次以大不列顛為例，它從歐亞大陸伸向寒冷的大西洋。4000年前，它遠離古文明中心，如尼羅河流域、印度河谷及黃河流域；這些地區的農耕文化已經發展了上千年，那裡有大型的城市，成千上萬的勞工為了達成他們神聖的國王希冀永生的願望，在拼命建造金字塔和宮殿。當時這些事物和現象在遙遠的大不列顛幾乎無跡可尋，不過它們也在緩緩地從地中海的中心區域移向大西洋的西海岸。可以這樣說，地緣位置拖累了大不列顛的發展。
但是如果我們能跨越三千多年，也就是距今400年前，我們就會看到，曾經使大不列顛落後的地緣位置如今卻帶給這個島國以財富和強盛的國力。它已經進入快速擴張和發展的階段，它擁有能橫渡大洋的船隻和射殺大洋彼岸人們的大炮。向大西洋延伸這個4000多年前的地理劣勢，從17世紀起卻成了一個巨大的地理優勢。
最初到達美洲大陸的是義大利人{克里斯多福·哥倫布是熱那亞人；1497年到達紐芬蘭的著名的「英國」探險家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實際上是在弗羅倫薩長大的，原名喬瓦尼·卡波多（Giovanni Caboto）}，可是他們很快就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和荷蘭人遠遠甩在後頭；這不是因為來自大西洋沿岸的冒險家比地中海人更勇敢或更聰明，僅僅是因為西歐離美洲更近一些。
假使時光倒流，15世紀世界最偉大的水手-中國人-肯定早就發現了美洲，並會在那裡拓殖{2009年，太平公主號（Princess Taiping）-一艘仿照15世紀大木船的複製品-眼看就要圓滿完成從臺灣到舊金山的往返航行了，可是就在離臺灣20英裡處與一隻貨船相撞，以致這次航行抱憾而終}。但是，就像地理位置曾使「丘陵側翼」的人們更容易栽培莊稼和馴養家畜一樣，這次西方又蒙幸運之神垂青：英格蘭到美洲的新英格蘭的距離僅是中國到加州距離的一半。幾千年來，由於缺乏渡洋的船隻，這個地理位置顯得無足輕重；然而，在公元1600年前，這一下子就成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理優勢。至此，地理位置的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
這僅僅是開始。17世紀，以北大西洋為中心，一種新型的經濟開始出現；它通過挖掘利用西北歐各處海岸的地緣差異獲得巨額利潤，並推動了工資的上漲。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人獲得的報酬急劇增加，因為他們能解釋風和潮汐的工作原理，或能用更好的方法測量和計算，或是能解釋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的奧秘。不出所料的是，歐洲人開始以新的眼光觀察世界並積極思考，這帶動了一場科學革命。這之後，他們又將這場革命拓展到他們生活的社會，我們現在稱之為「啟蒙運動」。牛頓和笛卡爾無疑是天才，可是中國的顧炎武（1613-1682）和戴震（1724-1777）同樣也是天才，他們也用畢生的精力研究自然界。而差別就在於：地緣學僅僅向牛頓和笛卡爾提出了新的問題。
西方人回答了這些新問題後，發現這又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在1800年之前，科學和大西洋經濟的結合為商人們提供了進行機械化生產和利用礦物燃料的動力和機遇。這些都發端於大不列顛，那是由於其地緣位置有助於這些新事物順利產生。礦物燃料提供的巨大能源迅速引發了人口爆炸、生活水平的提升和軍事力量的強大。所有的障礙都消除了。1842年，英國的軍艦打開了中國和西方貿易的大門，美國人在11年後也用同樣地方法打開了日本的大門。西方統治的時代開始了。
以史為鑑
我們從所有這些歷史中學到了什麼？我想主要有兩點。一是既然人都是一樣的，在過去的一萬年時間裡，擁有相同生理特質的人類共同完成了人類社會在財富、生產力和軍事力量上的大跨越；二是地緣學解釋了地球上一些國家（我們稱之為「西方」）佔世界主導地位的原因。
地緣位置決定了在冰河時代末期地球開始轉暖之時，從歐亞大陸到地中海再到中國這一片幸運地帶先於其他地區開始農耕文化、繼而創造了第一批城市、國家和帝國。但是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它改變了地緣位置的意義；權力和財富的中心也開始在幸運地帶的這幾個國家之間不斷變更。原本歐亞大陸的西部一直到公元500年都保持著領先地位，但是在羅馬帝國和大漢王朝滅亡後，重心開始向東移到中國，中國的優勢保持了了一千多年。直到1700年左右，權力和財富的重心才重新向西方移動；這主要歸功於槍炮、指南針和航海船隻的發明。雖然這些發明最初源於東方，但是由於地緣位置的原因，這些發明在西方更有用武之地。西方人然後開創了大西洋經濟，圍繞「世界是怎樣運行的」提出了意義深遠的新問題，並把西方人帶進了科技革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中。在19世紀中葉，西方佔據了世界的主導地位。
但是歷史並沒有就此止步，地緣決定歷史的法則繼續發揮作用。1900年之前，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將北美的豐富資源吸納進來，並把美國從一個相對落後的、無足輕重的地方變成新的世界中心。20世紀，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將亞洲的資源吸收進來，從而使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然後是中國和印度，成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通過綜合分析這些歷史發展模式，我們可以做一些預測。如果整個21世紀能保持20世紀的發展速度，那麼在2100年前東方的經濟會超越西方；但是如果發展速度呈加速狀態，就像15世紀以來的經濟發展那樣，那麼東方在2050年就能佔據世界主導地位。
快速變化的時代
這一切分析看來十分清晰，可是沒有將一個令人困擾不已的問題考慮在內。過去的歷史表明，地緣塑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模式，與此同時，後者也在影響地緣學的意義；現在所有的跡象表明，21世紀地緣學的意義將比以往變化地更為迅猛。我們甚至可能會說：地緣學正在喪失其意義。世界正在變小，我們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如核武器、氣候變化、大規模移民、流行瘟疫、以及食物和水的供應，這些都是世界性的問題。或許，歷史真正給予我們的警示是：在東方超越西方之前，西方為什麼佔主導地位這個問題也許將不再重要。
作者伊恩·莫裡斯（Ian Morris）是史丹福大學典籍系和人類學研究中心的教授，著有《西方為何主導世界--寫給今天的書：歷史發展模式及其對未來的啟示》（2010，此文為該書概述）。
（本文原載《譯品》，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轉載自中道網/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