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華造假風波後又來生意，龍文教育15億減值坑慘母公司，5億對賭懸而未決
公訴！這家私募徹底涼了：法人代表從希臘引渡回國！
以票據市場創新發展 助力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在疫情中，污衊中國為何成了西方精英的「剛需」？
聯合國秘書長表態！
何新 十念生 今天
共濟會是一個秘密組織，《不列顛百科全書》說共濟會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組織。共濟會自己則說——它並不是一個秘密組織，而只是一個有秘密的組織。
一、什麼是共濟會？
其實共濟會是一個非常神秘的組織，要研究和解釋清楚很不容易。我目前的研究仍是很初步的。海外有人評價我的書（指《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2010年出版）內容只有40%左右的正確性——其實這已經很不容易。
我因為心臟有問題，情緒不宜波動，所以已經多年不出來講東西了。今天我主要是給各位領導準備了一些書籍、圖片、實物和資料，請大家研究。先談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共濟會究竟有沒有？
這個問題不必有疑問。在上海、威海、天津、廈門都還有解放前建立的共濟會堂遺址。我見到過一個資料上記載，共濟會的中國分部實際是直到1954——1962年期間才撤離中國的（但確切究竟是哪一年我也搞不清楚）。
共濟會的英國會堂，地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我實地去看過。那座房子的地基上有一個奠基石，英文石碑。據這個碑文的記述，依照共濟會創立的紀年，已經超過5000年了，比地球上一切宗教的歷史都長。而這個碑和會堂都是1932年建立的。這個石碑就立在這座建築的牆邊，面向著大街。我後來給俞正聲同志寫了信，建議上海應予以關照和保護。
上海北京西路（1623號）英國共濟會堂舊址石碑
何新實堪上海北京路共濟會教堂遺址石碑：
共濟會紀元5931年建立，（前4000—1931）
此外，在威海、在天津、在廈門、在青島，據共濟會有關資料記錄，都曾經有會所的遺址。有人說廈門那個會所建築因為老舊近年被拆了，非常可惜，因為這是共濟會19世紀中期所建的較早的一個會堂。
1878年在廈門的英、美共濟會員建立廈門愛奧尼克會所
在海外，共濟會在香港、臺灣、新加坡都有現實中存在的共濟會堂，設立有分會，一直在活動著。
註：香港共濟會第一個會所在1844年4月29日成立於維多利亞島，三年之後成立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會。歷史上香港的共濟會分別傳自於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
1865年，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在現時新世界大廈所在的洩蘭街興建「雍仁會館」作為英格蘭分支香港共濟會總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會所被日軍炸毀，遂於1950年遷往香港島堅尼地道一號（雍仁會館）至今。
多位香港總督包括夏喬士·羅便臣、麥當奴及卜公等都是香港共濟會榮譽會員（他們本身也是英國共濟會高級會員）。李嘉誠、前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梁、希慎集團利銘澤、國泰航空前董事姚剛、香港賽馬會前副主席周湛榮等政商界人物也都是共濟會會員。
臺灣臺北中華美生會（共濟會）會堂
對於共濟會，大英百科全書，國外的很多百科全書都有記述。有心人可以查閱一下。中文版《不列顛百科全書》稱共濟會為世界最大的「秘密組織」。但中國的《百科全書》則沒有這個條目，表明中國人確實對這個組織缺乏了解。《中國百科全書》最近發函邀請我撰寫這個詞條，我還沒有答覆。因為給《百科全書》寫詞條要慎重，要儘量避免爭議。
我在這裡帶來了兩組我最近從國際集郵市場上賣到的一些郵票。這一組是2003年法國共濟會成立紀念其成立275周年（1728—2003）的紀念張。這一組是南美殖民地小國牙買加發行的郵票，紀念共濟會在牙買加登陸250周年（1742—1992）的郵票。從老牌的殖民主義國家法國到一個小小的殖民地島國，都為共濟會發行紀念性專題郵票。由這兩組郵票，各位可以了解共濟會的歷史以及其影響力是多麼強大。
法國共濟會成立275周年（1728—2003）紀念郵票
共濟會登陸牙買加250周年（1742—1992）紀念郵票
所以關於共濟會究竟是否存在，毋庸置疑，無須再討論。這是地球上真實存在著的幽靈組織，而且十分強大，毫無疑義。只是我們中國人很無知，主要是知識界很無知，所以對其了解很少。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共濟會存在，但多數的中國人不知道？
實際上中國人中也有一些人還是知道的。但多數人的確不知道，也不很重視這個組織。我認為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國人普遍對西方宗教、對世界歷史缺乏了解，或者只是根據現有的教科書教條式地了解。而國內所有主流的世界歷史書上，對共濟會都沒有任何記載。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共濟會這個組織確實只是藏頭露尾，十分陰謀，也十分隱秘。
第三個問題，國外的各種宗教組織很多，共濟會是否只是其中一個普通的、異端的會道門組織？僅屬於一種特殊的宗教性的自由信仰？或者只是一種民間的什麼學會之類，是一種非制度化的民間性組織？
那我要說——表象如此，實際不是。這個問題我下面會細談。
第四個問題：共濟會是否很重要，也很強大？
是的。共濟會或者說正是共濟會的成員們一直掌控著當代西方的金融體系，掌控著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握著美聯儲和西方許多國家的央行。這樣一個組織重要不重要？
此外，共濟會在政治上也非常重要，共濟會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相當強大。
也許可以這樣說，共濟會就是國際上最大的一批金融巨頭與控制西方政治的國王、貴族和政客們抱團在一起作為「兄弟」們，進行密謀、策劃和協調行動統一行動的一個平臺組織或者是一個高端的俱樂部。
香港太陽報：共濟會，政要權貴的秘密結社
二、共濟會這個組織的性質是什麼？
共濟會是一個以銀行家特別是猶太銀行家為核心的歷史悠久的神秘組織。通過主導貨幣和金融體系，共濟會對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已經很久。可以這樣說：共濟會是一個以銀行家和大壟斷商人（許多是猶太人）為核心的一個秘密盟會性組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部近代歐美資本主義的歷史，其實就是共濟會（猶太）銀行家的歷史。
共濟會員之間互相都以「兄弟」相稱（所以也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兄弟會」brotherhood）。共濟會成員表面上人人平等，但實際上內部存在3級制度（藍色會所BIUE HALL）、13級（約克禮儀YORK RITE）和33級（蘇格蘭禮儀SCOTISH RITE）制度複雜而森嚴的等級分離組織。共濟會對其成員的律法的理念是：「共濟會優先於你的一切，優先於你的祖國、父母和家庭。」
表面上共濟會似乎並沒有單一的最高領導人——實際肯定會有，只是我們無法知道。做出最高決策的是十幾個壟斷和掌控了全球金融體系的世襲家族——有一種說法是存在所謂「共濟會13家族」，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
西方近代許多名人、政治家、主流人物，都與共濟會有關（參看本書附錄的共濟會員名單）。美國的開國元勳、多任總統、金融大亨都是共濟會員。美元是印著共濟會的符號。包括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內，世界是許多城市的規劃設計平面中暗涵共濟會符號。在西方，共濟會的影響力量實際上超過基督教。雖然其信徒總人數並不太多（全世界僅約500—600萬），遠少於基督徒。但因為共濟會會員都是西方上層頂級的主流精英以及經濟精英、政治精英、文化藝術精英；都是西方最有錢、最有權勢、最有影響的人。
以近代歷史上的名人來說，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夜的那些啟蒙思想家，以及後來拿破崙的家族，都是共濟會員。
著名的大音樂家貝多芬、莫扎特，科學家如牛頓，也都是共濟會員。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80歲臨死前的一年，加入了這個組織，並且履行了複雜的全部入會儀式。
我給各位帶來一些圖片，請觀看。（見附錄）
2006年2月6日，奧地利發行一套《莫扎特和共濟會》郵票，計20枚：
[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OI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27-1791.12.5）生於薩爾茨堡。
自幼從父親學習音樂，4歲便公開演奏古鋼琴，5歲開始作曲，是一位音樂神童。
1784年，莫扎特加入維也納共濟會。他為共濟會寫作了多首樂曲，包括著名的「共濟會葬禮進行曲。」他創作的著名歌劇《魔笛》等作品反映出共濟會的神秘理念和道德觀，莫扎特去世時年僅36歲]
法國大革命時期（1791年）印製的人權宣言
頂部正中可見共濟會的符號：獨眼金字塔
共濟會非常重視象徵物和一些標記符號。共濟會有一種最基本最多見的符號，就是三角形與一隻獨眼，獨眼金字塔。有時也是一隻單獨的眼睛。這兩個記號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三角形代表金字塔，也代表共濟會。獨眼睛叫「荷魯斯之眼」也叫「上帝之眼」，但共濟會的上帝並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作為宇宙的偉大設計師」的上帝。
這兩個符號很常見，普通人不會懂得它們的意義。實際上，共濟會是在用這種符號向它的秘密會員們打招呼——我們在這裡。
三、共濟會有一套符號體系
共濟會內部還有許多秘密的暗語，密碼和複雜的手語，包括奇特的握手方式。
英國肯特公爵和共濟會兄弟的握手禮
布萊爾與教皇的共濟會式握手
——共濟會兄弟之間有神秘的握手方式
共濟會的會徽是圓規和角尺（方矩），以及一個字母G:
共濟會還有種重要的象徵性標誌：
除了規矩圖標，二是獨眼和金字塔。三是六芒星（又叫大衛星，猶太星）。
六芒星（大衛星，猶太星）
以色列國旗以六芒星為基本圖案
四是對稱雙柱（所羅門神殿石柱，一個名叫雅斤，一個名叫波阿斯）。五是棋盤格（共濟會神殿）地板。
共濟會神殿，包括獨眼等各種神秘標記。
（美國田納西共濟會徽：凝聚與愛）
共濟會有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經濟方面軍，自由市場教就是共濟會出錢讓亞當斯密去搞出來的。共濟會有自己的哲學體系。它的那些標記都具有被特殊的哲學涵義，如：
規矩表示宇宙和天地之道——天圓地方。（圓規象徵天之環宇，方矩（拐尺）象徵大地。）
[關於天道為圓、地道為方的概念，來自上古天文學及畢達哥拉斯學派。中國古代也有相似的天地觀念]
此外，以規矩為標誌，也有象徵法度的涵義。
關於共濟會標記中的「G」字，共濟會的著作對於這個字母有三種解釋：
一是代表共濟會信仰的上神，英文GOD的第一個字母。
18世紀美國銅版畫：共濟會的G
二是紀念美利堅開國元首及共濟會大師喬治·華盛頓，是「George」的縮寫。
三是象徵一條自己咬自己尾巴的環形蛇——據說是時間之神的象徵。
古巴比倫宮殿浮雕：蛇與沙漏（計時器）
共濟會崇拜金字塔，把金字塔看作通天塔。金字塔是象徵共濟會要實現的偉大事業和目標——「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但是共濟會的金字塔是未完成的半截塔，表示共濟會的事業還未完成，還要奮鬥。
1932年版的壹美元鈔票上就有這個未完成的金字塔。而獨眼，是象徵共濟會的上帝——神之眼。下面有一句拉丁文：世界新秩序。
獨眼金字塔圖案出現在美國國家印章（國璽）和壹美元上
共濟會把這些標誌作為印跡，深深地嵌入現代文化。目前正在舉行的倫敦奧運會，就充滿這一類象徵物。據西方人講，這次倫敦共濟會開幕式有三個主題，一是回顧，二是啟蒙，三是讚頌新秩序。這三大主題都是來自共濟會和光明會的。
倫敦奧運中心的金字塔燈塔
倫敦奧運開幕式上出現的共濟會標誌
共濟會的英文詞Freemason,即富瑞梅森，這個詞在英語的意義是自由石匠。把它翻譯成「共濟會」容易給人造成一種誤解，以為它是個平平常常的慈善組織。這個詞的這種譯法對於梅森們保持低調和隱身是很有利的。
實際上「富瑞梅森」這個詞最初來自法語，原意是非農奴、具有自由身份的石工、建築石匠。在古代，大理石的工匠地位很高。因為加工大理石需要特殊技能，而大理石是建築神殿、宮殿和雕像的主要材料。在古羅馬時代，這些石匠中有許多是來自中東的閃含族人。
大理石是共濟會的物理崇拜物。近代共濟會發起的文藝復興起源於義大利的託斯卡納地區，這就是一個盛產大理石出石匠的地區。佛羅倫斯就在那裡。
共濟會最早可能起源於古代的大理石匠和建築承包商的一種行會組織。建造神殿和宮殿建築需要大量的資金。在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上，掌握大量流動資金的富商特別是發放高利貸的富商基本都是猶太人。
四、共濟會的歷史
根據我的研究，共濟會最早就是在古中東的閃含人（猶太人的祖先，猶太人是在猶太教出現後才形成的）中形成的一個秘密宗教組織。據說最初成立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守護和重建聖哲所羅門聖殿。這個組織的成員包括古代的祭司、富豪、石匠、建築師、藝術家。
古代的光明會則是猶太教形成後出現的一個秘密組織，主要信仰經文是猶太教的《光明經》，而以光照神眼作為象徵，所以也被稱作「光照派」。在中世紀，共濟會與光明會為了反對天主教結為盟友。
猶太人自古從事商業和高利貸金融活動，因為猶太人多富有而引起貧窮的基督徒的嫉恨。加之猶太教與基督教信仰相對立，被認為是出賣基督的猶大子孫，因此中世紀猶太人常遭受基督教會和基督徒的歧視和迫害。
共濟會這個組織深刻貫穿影響了12—15世紀十字軍東徵和文藝復興以來到今天的整個西方近代歷史。
猶太共濟會銀行家在14—15世紀建立了佛羅倫斯和威尼斯共和國，使義大利的這兩個城市成為最早的猶太共濟會銀行家控制下的金融國家。正是這兩個城市的文學家、藝術家得到美地奇家族等銀行家的資助，而發起了解構封建政治文化和天主教體系的文藝復興運動（共濟會打進了天主教後就在天主教內成立了耶穌會，耶穌會就成為共濟會在世界各地的得力助手。）
共濟會早在中世紀就是歐洲猶太銀行家的秘密結盟組織。在中世紀，基督教禁止基督徒吃利息，禁止放高利貸給基督徒，鄙視商人。因此從事商業和食利的高利貸活動成為了不信仰基督的猶太人的專利事業。
馬克思的家族是改宗猶太人（馬蘭諾Marranos），但是，他對猶太資本主義進行尖銳的批判。他在青年時代寫過《論猶太人問題》的著名論文，指出猶太精神就是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精神。因此人類要尋求解放，就必須使人類從「猶太精神」中獲得解放。對這一論斷的深刻意義，如果不了解猶太銀行體系與歐美資本主義的關係，不研究共濟會的歷史，是難以理解的。
生活在基督教地區的猶太人往往被迫改信基督教，這些改宗者被稱作「馬蘭諾」。但是多數改宗者只是表面皈依了基督教，秘密仍奉行某種猶太教或者其他異教信仰和活動。這些信奉猶太教和異教的「新基督徒」隱蔽他們的宗教活動，共濟會、光明會等秘密組織就成為猶太人和異端基督徒之間秘密進行聯絡、相互進行救助的秘密互助組織。而外部的觀察者（或基督教的密探）難以深入洞悉改宗者信仰現象背後的真情。
公元9世紀以後，共濟會商人在義大利的熱那亞、威尼斯、佛羅倫斯等地區建立了最早的金融家和商人行會共治的共和國。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當時實際是全歐洲的中央銀行。
中世紀的義大利地區有兩個權力，一個代表上帝，就是教皇和教廷，另外一個是日耳曼人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兩邊經常鬧矛盾，這些城市共和國的商人們就巧妙利用兩個主人的矛盾。他們用給皇帝和貴族繳納稅金提供貸款的方式，獲得了神聖羅馬帝國的承認和優容，同時進行反對教皇和教廷的鬥爭。
1717年以後，共濟會在英國得到王室成員的加入和國家的支持。此後共濟會在英國和一些國家逐漸成為可以公開存在和活動，具有準國家性權威而吸收信眾的神秘組織。
猶太人一直保持自己獨特的猶太教信仰。所以，在歷史上，猶太人有兩重性。一方面在宗教上受歧視，他們被基督教認為是異教徒，是出賣耶穌的猶大的後裔。但另一方面，多數猶太家族自古以來就富有，猶太人多數是有錢的商人、資產階級。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說，猶太精神就是金錢精神（拜物教）或市場精神，猶太人就是商人和商業的同義語。
直到現在，美國猶太人也是控制美國財富和世界財富的主體。美國全部猶太人只有五、六百萬，佔總人口的3%，但他們掌握著美國70%以上的財富。美聯儲的八大股東家族，幾乎都是猶太人，猶太富豪始終是共濟會的核心。
五、共濟會的目標是構建世界新秩序
類似共濟會的秘密行會組織，中世紀本來還有很多。但一直保存至今的，主要就是共濟會。其他還有由畢達哥拉斯秘密會組成的知識分子行會，中世紀演變成從事鍊金術的「玫瑰十字會」，後也併入了共濟會。
近代英國共濟會為「Free Mason」這個詞語賦予了一種新的涵義。所謂「石匠」，不再是指蓋房子的建築師，而是指「思想性的石匠」（Ideological mason，見《不列顛百科全書》）——寓意是：共濟會員是世界新秩序的建築師。「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這個口號，出現在美國的國璽和壹美元鈔票的圖案上。那麼什麼是世界新秩序呢？就是建立一個統合全世界的新的共濟會國家——第三羅馬帝國。
[歷史上已經有過兩個羅馬帝國。建立第三羅馬帝國，這當年也是希特勒目標。]
英國共濟會總教堂
位於倫敦的英國共濟會總會大樓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可見到經典的對立石柱設計，頂部一頂啟明星Estern Star。
我研究共濟會問題的時間並不長，不過三、四年而已。但據我所知，國內目前對共濟會的研究非常薄弱，實際上國際上的研究也不多。
這麼重要的一個組織，歷史如此悠久，政治經濟上如此重要，為什麼世界上研究者這麼少？知道它的人這麼少？就是因為共濟會不支持對它的研究。共濟會需要隱形和消聲。
除了我自己的這本書，我還帶來了另外兩本國內出版的著作，一本是復旦大學出版的《共濟會與俄國近代政治史》，還有這本東方出版社的《共濟會的秘密》。目前國內還只有這麼幾本嚴肅著作是研究共濟會的。
但是實際上，在西方近代、現代的文學作品中，提到共濟會或者涉及共濟會的著作則有很多部，可以拉出一個大單子。例如託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在該書第二卷就有整整一章是這部小說主人公彼埃爾與一個俄國共濟會員的哲學對話。共濟會在俄羅斯近代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一系列革命運動，包括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和1917年2月的革命都與共濟會的策劃和活動有關。
有一位美國著名作家丹·布朗，近年連續出版了幾部有關共濟會的長篇小說，最有名的就是《達文西密碼》，該書得到《紐約時報》書評專欄的好評。表明美國的主流輿論也肯定它。好萊塢（共濟會控制下的）還據此拍了一部大片。有意思的是，丹·布朗作品中談到共濟會是美國建國的奠基者，有為共濟會美化和推上檯面的涵義。他的書中說共濟會是一個致力於推進人類進步的秘密組織。丹·布朗的書中的確透露了共濟會的一些秘聞，他說這些秘聞都是真實的歷史。我也認為他的書許多內容不完全出於虛構，而且我認為他就是共濟會員。
前幾年，當我寫那本書的時候，在國內的網絡上幾乎找不到任何關於共濟會的資料，特別是難找到中文方面的資料。偶爾有一點，往往一出現就被抹掉，刪除了。好像有一隻手在做這件事。但是最近這兩年來，網絡上關於共濟會的資料已經出現不少，只是其中真真假假，真偽參半。
特別是關於共濟會出現了一些很魔幻的奇特說法，例如說共濟會是什麼外星人（什麼「蜥蜴人」）的組織。還有的說法把什麼伏羲八卦也跟共濟會掛上——的確很八卦。
我認為，許多這類魔幻的說法，可能都正是為了模糊真相和混淆視聽而有意釋放出來的。
華盛頓（中央立者）身穿共濟會禮服（石匠圍裙）主持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奠基儀式（油畫藏於美國國家共濟會紀念館）
附註：對於何新很多年輕人可能不知道，90年代何新是中國高層非常重要的智囊團成員，他提出來很多經濟方面的關鍵建議均被高層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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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來自網絡,感謝作者辛苦創作.作者： 黃加銘來源：生命之鷹
規格高：公開名義上這是一場由HHS（衛健部）組織的一場業務演習，有19個聯邦部門參加，如國防部、退役軍人事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最更令人不安的是NSC（國家安全委員 組織這樣一次演員）也參與其中。就是集中了美國從政府到軍隊到情報等要害部門。按：
看了崔天凱大使接受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的專訪，最大的感慨，果然薑是老的辣，崔大使講話滴水不漏。
但有些話很真誠，但又綿裡藏針。比如當布雷默提到某個參議員時，崔大使說：我不想指名道姓。
哈哈，地球人都知道，點到為止，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我總認為，外交本質是溝通。有時候自然要針鋒相對，但更多時候需要溝通交流，用別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將自己的主張傳遞出去。在這方面，崔大使確實讓人刮目相看。
從這個角度看，68歲的他還在超期服役，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4月3日，崔天凱大使在華盛頓接受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節目連線採訪，就新冠疫情、媒體關係、中美關係等回答了提問。有關節目已於4月11日起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各平臺播出。全文實錄如下：
布雷默：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很高興見到您，非常感謝。
崔大使：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布雷默先生，這次是在屏幕上。
布雷默：是啊。首先告訴我，您最近怎麼樣？看起來您應該是在使館落實居家令。還好嗎？您現在在家嗎？
崔大使：我在使館。我仍然每天上班，因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維繫兩國政府間的溝通，幫助美國公司解決從中國運送抗疫物資到美國的具體問題，還要同媒體交流。我們在美國還有人數眾多的中國公民，尤其是留學生。坦白說，他們有些憂慮。我要照顧好他們，與他們溝通，努力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布雷默：我知道美國國務院因處理美國在外公民回國的問題已經不堪重負，也許這是過去幾周投入外交力量最多的一件事。這也是您投入最大的事情嗎——處理在美中國公民相關事務？
崔大使：一般而言，保護海外公民也許是所有政府都面臨的艱巨任務。在這方面我與美國國務院感同身受。但我們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很多華裔人士在美國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據我了解，他們中認真考慮回國的並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接下來情況會怎麼發展。但對很多學生來說，他們遠離父母家人，其中一些人學生籤證很快就要到期，因為美國學校通常到5月左右就會結束學期，有的甚至都沒有經濟資助了。所以坦白說他們現在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布雷默：當然美國政府現在忙於處理這一史無前例的危機。我記得美中兩國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時候，您與姆努欽財長要保持經常性溝通，我想問的是，疫情是否影響了您或您的政府保持與美國政府適當層級的經常性聯繫？
崔大使：我要說的是，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達成主要歸功於兩國經貿團隊。他們為這個協議付出了近兩年的努力，達成協議也是為了互利共贏。據我了解，儘管過去數周我們面臨著這樣的嚴峻局面，大家還是在努力落實第一階段協議。相信我們能繼續落實。
布雷默：但美中兩國現在需要應對一系列嚴峻挑戰，難度可能超出第一階段協議的落實。美中關係現在的性質如何？您認為雙方還是保持著適度開放嗎？這種開放程度是否適宜？開放得夠不夠？兩國之間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嗎？您怎麼描述當前的關係？
崔大使：我想可能沒法用一兩句話來回答這些問題。中美關係是如此複雜且涉及方方面面。幸運的是，在領導人層面，兩國元首保持了良好溝通。就在上周，習近平主席和川普總統進行了長時間、建設性的通話，他們一致認為兩國應合作抗疫，現在是需要團結合作的時刻。
我們使館現在主要有以下三項工作，可能還不止三項。第一，我們要推進兩國抗疫合作，共同挽救生命。不管是關於醫療物資的還是關於兩國疾控中心、研究機構技術合作的，使館都竭力推動雙方溝通協調。上周日（3月29日），兩國疾控中心又召開了技術性視頻會議。第二，正如兩國元首之間及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達成的共識，我們要共同努力，穩市場，促增長，保就業，保民生。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個工作重點。對於我和使館來說還有一項工作也同樣重要，坦率講，就是確保一個有利於兩國合作的輿論民意氛圍，這和前兩項工作一樣很艱難，但很重要。除此之外，我們要照顧這裡的華僑、留學生，我的職責還包括照顧好使館同事和他們的家人。
布雷默：您的工作的確很多。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也許我先從宏觀的角度談談這個事實，即中國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危機的挑戰。一開始疫情在中國爆發，現在我們在美國也面臨疫情，確診數字是此前想像不到的。我們先聊聊這個。您認為中國現在在應對疫情方面情況怎樣？您和中國人討論時有什麼感受？
崔大使：我想幾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對病毒和疫情毫無準備，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幾個月前極少有人甚至沒有人對它有任何了解。這是一個不斷加深對病毒認識、不斷了解如何應對的艱難過程，是對所有人的挑戰。我們是最先應對這一艱難局面的國家之一，為此付出了艱苦努力和高昂代價。現在中國的情況在好轉，確診病例已經較少，目前還有約3000個確診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較之前我們對如何治療已經有了更多了解。我們還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時重啟經濟，恢復正常經濟社會活動。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們知道，單靠自己無法成功完成這項任務，我們要為國際抗疫合作貢獻力量，因為除非疫情能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控制，否則包括中美在內，沒有哪個國家是安全的。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還在努力。
布雷默：中國在應對這一危機方面比其它國家積累了更多經驗。您對美國政府接下來如何應對有什麼建議？有什麼經驗教訓？
崔大使：在公共衛生方面我給不了任何專業建議，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們從本國及其他國家經驗中了解到一點，那就是必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價都要做到。我們要挽救生命，保護人民健康，尤其是保護好弱勢群體，包括老人、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和窮人。我們要把這一點作為重中之重，為此不惜代價。
第二點，我們確實需要加強國際合作。要摒棄利用他人苦難謀取政治私利的行為。遺憾的是，在這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還是有人企圖這麼做。我們要共同努力，堅決反對這種圖謀。長期來看，還要從此次疫情中吸取經驗教訓。過去數年，很多人都在討論大國間的戰略競爭，討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很少有人預計到這樣一種看不見的病毒會對我們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所以，必須要認真思考我們面臨的真正威脅是什麼？真正的敵人是什麼？共同利益在哪裡？應如何在世界範圍內應對諸如此類的全球性挑戰？
布雷默：您感到憂慮嗎？這是個全球化的時代，擁有即時化且有效的供應鏈，中國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組成部分，但這也意味著如果出現任何問題，中國也會受影響。所以現在又有人在推進本地化，在消費者所在地生產更多產品，這就能較大幅度地減少美中經濟相互依賴。您怎樣回應對即時化供應鏈的擔憂？公司應該怎麼做才能減少受到這些突如其來的衝擊的影響？
崔大使：我認為這是經濟學家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必須承認，當前病毒傳播速度遠超供應鏈變化速度。同時，全球化進程是受經濟效率和技術驅動的，是客觀力量作用的結果，不是什麼人能夠人為設計出來的，我們無法真正阻止這些基礎性力量發揮作用。當然，我能理解人們希望供應鏈更加多樣化，這樣面對危機時他們仍能保證供應。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應該這樣做，但也許只能在一定限度內，因為顯然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國界之內。
疫情再次證明，這是一場全球性挑戰。病毒不分國界，不分政治體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樣方式攻擊所有人，所以我們才需要更加緊密有效的全球合作。如果說過去的全球化進程是有問題的，現在我們就應該使其更加開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顧好弱勢群體，照顧好孱弱、窮困的人群。這是我們修正全球化缺點和不足時必須要做的事。同時，疫情再次證明全球各地是緊密相聯的，當我們面臨這樣嚴峻的全球性挑戰時，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緊密團結呢？
布雷默：您已多次提到，我知道您已清晰表明這是一場全球性危機，我們需要開展全球合作來應對，但我們目前還沒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國集團已召開數次會議，表示將繼續關注局勢。二十國集團也已召開會議宣布將繼續關注局勢發展。不管是政治上、經濟上、貨幣領域還是衛生領域，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協調，看到的是各國各自應對。您認為中國具體能做些什麼來推動國際協同應對？
崔大使：你說得對。當然，以視頻形式舉行的G20特別峰會很成功，做出了一些明智決策，當前任務是落實這些決策。儘管如此，我認為全球治理的現狀特別是其不足能促使人們對你提出的G零觀點進行更多認真思考。無論在全球經濟還是公共衛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沒實現良好運行，人們必須認真思考應建設怎樣的全球治理，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已歷經數個危機。從911恐怖襲擊，到金融危機，再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經歷了安全挑戰、金融動蕩以及現在的公共衛生危機。儘管我認為我們早就該覺醒了，但如果我們還沒有開始覺醒、還能稱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麼現在是時候我們來付出努力、構建一個良好的面向21世紀乃至未來的國際治理體系了。
同時，這也取決於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如果我們想要的仍然是基於某種政治體制或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我認為我們不會成功。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新型國際治理體系，各國相互尊重，充分認同文化、文明、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的多樣性，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我認為建立一個有效的新型國際治理體系已經具備條件。我們現在必須做出正確選擇。
布雷默：大使，我非常明白您的觀點。您說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現有機制將無法有效地發揮作用，您指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嗎？這是您所指的嗎？
崔大使：平心而論，這些機構都在盡最大努力進行改革和改進，來適應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份額制度及如何回應成員國需求等進行了重大改革，它們做出了很多努力。這些機構在最近的G20峰會上也表示要提供幫助，願發揮應有作用。我們當然要鼓勵它們做得更多。對世貿組織而言，很遺憾多哈回合談判沒有成功。（世貿組織）很多規則是在新技術出現之前制定的，我們確實需要支持它改革，使其與時俱進，更有能力應對挑戰。公平地說，這些組織裡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我跟多邊機構打過多年交道，我知道有一種說法：國際組織的成效取決於其成員國。因此，我們成員國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布雷默：我要問的是，展望未來三五年時間，正如您所說，一些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國際機構已不足以應對當前任務，這個論斷很直接，那您認為這些機構經過改革之後會具備足夠能力嗎？還是我們需要新的架構，來自中國或其他一些國家？您認為我們將沿著這二者中的哪一個方向走下去？
崔大使：坦率地說，如果現有國際機構能夠對其成員國的需求和願望進行及時有效回應，我指的不僅是其中幾個而是所有成員國，那麼它們就可以通過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職責，否則，成員國就會被迫考慮建立新架構的可能性。但我確實希望我們可以對現有國際機構進行改革，使它們變得更好。
布雷默：我們來說說美國和中國，顯然這兩個大國有能力實施刺激性措施，確保我們度過這場經濟危機。您和我都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具備這種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準備籌集大量資金，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避免其走向崩潰。當我們開始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最糟糕的經濟狀況時，是否應該期待中國更多地扮演領導角色，並提供更多資金，為緩解危機做出貢獻？
崔大使：事實上，中國一直非常積極地參與這一進程，特別是過去十年積極參與了國際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努力。我們增加了對這些機構的出資，現在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繳納國和第二大維和經費出資國，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我們的貢獻在增加，正竭力為國際社會做更多事，因為我們堅信各國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緊密相聯，休戚與共。當然，也希望美國能繼續做更多的事情。
布雷默：這些機構設立的時候是西方機構，如果現在中國人在出資和貢獻方面佔據最大份額了，可能會要求附帶什麼樣的條件呢？例如，在這些組織負責人的任命上擁有更大發言權，或者改變投票權和份額，或者是還貸方式和附加條件？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扮演更大角色，中國政府是怎麼考慮的？
崔大使：不同組織擁有不同架構。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是基於成員國的認繳份額，因此如果我們貢獻更多，投票權自然更大。對於聯合國而言，所有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因此在聯合國大會，中美兩國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只有一票。當然安理會不是如此，我們是常任理事國，有更大責任也確實需要貢獻更多。但中國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我們希望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得到廣泛遵守。如果這些原則能在全球範圍內得到落實和尊重，僅就自身而言，我們並沒有更多別的「追求」。
布雷默：顯然，我們看到在這場危機之後，中國經濟恢復最快。中國對於醫療物資和醫護人員的分配也至關重要。您是否認為中國在全球舞臺上扮演著與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認為中國藉此次危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為全球領導者？如果是這樣，這是精心部署的戰略嗎，還是只是被動反應？您認為中國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稱：這是中國應該發揮領導作用的時刻？
崔大使：如果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當然希望這一切不要發生，因為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危機。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因為我們堅信各國同屬人類命運共同體，只要還有一個國家發生疫情，就沒有人是安全的，我們必須幫助別人。我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正竭盡全力幫助他人挽救生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在幫助自己。如果其他國家仍在苦苦掙扎，中國就無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們在幫助他人，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通過幫助他人來幫助自己。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所謂的「世界領袖」，因為我們從不相信世界需要一個領袖國家，我們堅信所有國家一律平等。當然，有些國家更強大，能力更強，應該做出更大貢獻。我們願意做出貢獻，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間真正的尊重，同時希望大家能充分認識到國家間的差異會繼續存在，我們應該將這些差異視為多樣性、互補性，而不是對抗或衝突的來源。
布雷默：世界各國對中國有怎樣的回應？我們看到中國的公共外交非常活躍，積極給予各國人道主義支持，特別是美國的主要盟友歐洲。這些政府具體做出了怎樣的回應和反應？
崔大使：大家當然歡迎我們的幫助。我們也在盡最大努力提供技術支持和醫療物資，並與他們分享抗疫經驗。但我們也清楚地表明，中國採取的措施是基於中國的國情與環境，例如我們人口眾多，許多國家並沒有那麼大的人口規模，我們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因此，對中國有效的措施不一定適合其他國家。我們一直在說，各國必須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一套適用自己國家的整體策略。但是就技術和醫療援助而言，我們願意提供幫助。
布雷默：讓我來問一些更具挑戰性的問題，也許從中國內部事務開始。顯然有很多批評認為中國政府最初對於疫情的爆發式增長有所隱瞞，尤其是對「吹哨人」李文亮的做法。他雖然後來被當地政府「平反」，但一開始是被噤聲的。中國政府從疫情應對的早期失誤中吸取了什麼教訓？
崔大使：我想說的是，美國媒體的一些報導或者美國政客們聲稱的一些事情並不符合事實。我來和你談談事實。你提到李文亮醫生，他是個好醫生，是個好人，很不幸他去世了。李醫生是一名眼科醫生，並不是病毒方面的專家。他的確向同事發出了警告，但事實上他並不想將自己的警告公之於眾，不知何故這條信息傳了出去。
其實在他之前，武漢就有一位女醫生收治了三個不明原因發熱的可疑病例，她馬上上報，一兩天之內當地疾控中心就派專家到醫院調查。第二天，也就是這位女醫生上報三天後，當地疾控中心向當地所有醫院發出提醒，提示發現不明原因發熱的可疑病例。當時是12月底，首次上報是在2019年12月27日。之後的2020年1月3日，中方就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這一特殊情況，也就是說幾天內我們就向所有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通報了信息。第二天，中美兩國疾控中心專家進行了首次溝通。我不是醫學專業人士，無法告訴你這樣的通報應對是否足夠清晰、足夠好，但我認為，就時間而言，這些事都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的。
然後，在人們意識到這種病毒可能人傳人之前，中央政府派出了專家組到武漢調查這些可疑病例。當他們意識到這種病毒的確可以人傳人後，我們對擁有1千萬人口的武漢實施了封城，實際上，擁有6千萬人口的整個湖北省也基本處於封省狀態。武漢封城兩天後，美國宣布撤離在武漢的總領館人員和美國公民。2月初，美國宣布禁止所有（過去14天）到過中國的旅行者入境，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總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布雷默：中國政府當時反對這項政策。
崔大使：我想說的是，事實是中方很早就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了這些可疑病例，僅僅數天內就向其他國家發出提醒。至於別的國家做得是否到位，我不好評論。
布雷默：有些道理。川普總統在最近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受到疫情爆發的影響十分嚴重，所以他不認為中國政府是故意這麼做，不認為中國事先知道會發生疫情。但川普總統也說，中國的病例數有些偏低。就在最近，媒體報導美國情報機構一份機密報告顯示，實際上中國政府隱瞞了疫情的嚴重程度。您每天處理這些問題，肯定已經看到這些報導了，您對美國政府這些直接指控有何回應？
崔大使：事實是我們從疫情最初就開始每天向媒體通報情況，現在仍在這樣做，每天發布最新情況，包括診治病例數、確診病例數等等。早在1月早些時候，中方就向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分享自身抗疫經驗。我們甚至公布並不斷更新所有可能的治療方法，包括如何使用中藥治療病人。所有這些信息和經驗一律公之於眾。對於那些所謂中國隱瞞病例數字的指控，大家想想看，中國有這麼龐大的人口，這麼大一個國家，是沒法隱瞞惡性病毒病例的，因為有病人就是有病人，有人感染就是有人感染，怎麼可能把他們藏起來呢？
布雷默：可以把他們統計到別的數字裡啊。最近俄羅斯一直在少報病例數字。伊朗更是嚴重少報瞞報，衛星圖像顯示伊朗挖掘了大型墓坑，但伊朗政府並沒有告訴伊朗人民和其他國家當地疫情多麼嚴重。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很多人沒有得到檢測。通過很多方式都能使公布的病例數字不一定反映真實數字。我只是說，如果美國情報機構和川普總統都對中國提出直接指控，對我來說，能給中國駐美大使一個直接回應這些指控的機會很重要。
崔大使：我不知道你現在能不能去中國，想不想去中國，但看到媒體的報導...
布雷默：我不知道現在允不允許我去。最近實施了籤證限制，我想我不會被認為是必要人員。
崔大使：大家真的很擔心病毒會從境外輸入到中國。這些都是人們採取的合理預防措施。但不管怎樣，如果你看媒體的報導，中國人民正努力重啟經濟，恢復經濟和社會活動。許多公司重新開業，商店重新開張，一些省份的學校也重新開學了。如果對控制病毒沒有信心，就不會採取這些行動。中國的感染人數正在下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布雷默：我知道中方一直擔心疫情再次爆發，大家都想努力避免。中國政府曾採取了一些步驟，包括開放部分景點、開放電影院等，然後又迅速叫停，這是因為中國出現新的病例了嗎？
崔大使：不是，我們只想確保不會出現所謂第二波疫情。我們非常謹慎地對待這樣的可能性。你看，有的感染者可能沒有症狀，如果出現無症狀感染者，他們會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然後再傳染給更多的人，我們對此要非常小心。但我認為這些措施都是基於科學知識和醫療需求而採取的。對於那些指責中國隱瞞事實的人和機構，你看看他們自己的歷史吧，通常他們自己才是慣於對公眾隱瞞的。我不知道在他們骯髒的地毯下藏著什麼，也許你可以去看看。
布雷默：我再快速問一下，武漢封城以後，武漢市市長提及在該市封城前有500萬人離開武漢，而我們知道當時疫情已經開始爆發。我們能知道這些人去了哪裡嗎？其中有多少人已返回？
崔大使：首先，我不在當地，不掌握具體數字。其次，即使在武漢封城前有很多人離開，絕大多數人是沒有籤證的，無法去其他國家。因為如果是匆忙離開，他們肯定沒有時間申請籤證。所以如果他們離開武漢，絕大多數人肯定仍然留在中國。如果你留意相關數據，包括中國其他省份甚至是武漢相鄰省份的確診病例數據，會發現它們的確診病例數並不是很高。那意味著我們已有效遏制了病毒在全中國範圍內的傳播。因此，不應將在那些遠離中國的國家中病例數的增加歸咎於中國，也許這是源自其他地方。
布雷默：談到中國經濟重啟和今年的增長預期，您預計供應鏈將在什麼時候完全恢復？您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是多少呢？中國經濟增長情況會怎樣？
崔大使：說實話，我認為全球經濟面臨巨大挑戰。我現在還無法預測到今年年底世界經濟表現如何，但中國正在盡最大努力恢復供應鏈，恢復生產。但這是全球供應鏈，中國一家不可能什麼都做得了。供應鏈有上遊，也有下遊，必須確保一切都正常運行。因此，我們在努力保證供應，銷售商品特別是醫療物資。我們還同其他國家合作，確保全球供應鏈重新運作起來。
布雷默：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剛剛能讓人們逐步返回工作崗位，您認為中國什麼時候完全恢復正常運作？5月？6月？還是更晚？您怎麼看？
崔大使：我們還沒能全面恢復產能。可能有一些省市已非常接近完全恢復，但全國範圍內還沒能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加快這一進程，儘快全面恢復產能。我們將拭目以待。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抗疫努力，要確保不會出現第二波疫情，同時也取決於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程度，所有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如果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就肯定會波及到我們的經濟、製造業和金融領域。我們與世界各國緊密聯繫，大家必須互幫互助，共克時艱。
布雷默：面對所有這些不確定性，您一開始談到要共同努力，希望仍能繼續落實好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當時做出很多承諾，是因為當時對經濟的預期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您認為這是否意味要靈活落實協議？雙方是否都能實現協議的目標呢？
崔大使：據我所知，中方仍在執行協議內容。比如說，我們仍在從美國採購一些農產品，正在取消外國公司進入中國金融市場面臨的一些限制。這些事情我們都在做。當然，正如你所說，全球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所以我希望我們兩個經濟團隊能坐到一起，或者就開個視頻會議，他們能夠很好地評估不斷變化的形勢，並協調應對。
布雷默：我還想就兩國之間的信任問最後幾個問題。我們知道兩國一些政界人士進行了相互指責。中方最近收回了所有《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駐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記者的籤證。您對這個決定感到驚訝嗎？這一決定還能被撤回嗎？
崔大使：坦白說，我並不驚訝。事實是，並非所有人的籤證都被終止。相關媒體仍有一些人在中國工作，不是所有人的籤證被終止。但這一決定並不讓我感到驚訝，因為這是美國挑起的。看看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我們在美國的記者的。他們驅逐了約60名中國記者，藉口是記者們代表著或信仰了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但我知道的是，不能基於政治信仰區別對待記者。他們可以有任何政治信仰，但他們的職業仍然是記者。看看我們的記者在這裡的遭遇，就知道我們所做的只是進行了回應。
布雷默：您認為美中之間是否還有任何轉圜餘地？我認為現在是我們經歷的最大危機時刻。兩個國家採取的具體舉措並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對抗。圍繞媒體的決策只是其中之一。您有沒有看到兩國有任何顯示出相向而行的具體行動，也許是我不知道的？
崔大使：任何時候，我都不希望兩國出現任何關係緊張的情況，特別是在此關鍵時刻。我當然不想看到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我也在竭盡全力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但令我震驚的是，有時一些人、一些政客可以如此卑劣，令人著實震驚。
布雷默：您是說那個認為病毒產自武漢生物實驗室的參議員嗎？
崔大使：我不想指名道姓。
布雷默：我提到這個，是因為中國政府也曾進行過類似指責，而且是正式的。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說這種行為出自美國單方面，其實雙方都是如此。
崔大使：事實是，這些不斷升級的指責不是我們挑起的，我們沒有挑釁。但如果別人選擇這樣做，我們不得不回應。
布雷默：我們怎樣才能擺脫這種惡性循環？
崔大使：讓我們聚焦積極的事務，關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攜手努力應對這場全球危機，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經濟的未來，拯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布雷默：兩國元首通話前，川普總統曾將病毒稱為「中國病毒」，通話後他不再這樣做了。此次通話中有什麼讓您有理由相信兩國將再次走近？
崔大使：從我本人經驗看，兩國元首保持著良好、有效的工作關係，每次會晤和通話都富有建設性，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落實兩國元首共識，切實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必需要做而且是具有建設性的事情上來。
布雷默：兩國元首有否提出可能開展合作的具體方式？是否會舉行任何峰會？或者任何給我們希望的事情？因為和我們都很熟悉的工商界領袖和決策者交流時，我們都感受到，他們對兩國關係順利發展不抱太大希望。
崔大使：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人提供思想引領，促使人們向前看，擁有廣闊視野，充分認識到21世紀世界不斷發生變化的現實，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遊戲，因為那些都是19世紀或20世紀初的思維方式。
布雷默：大使先生，如果您指望我，我們就沒戲了。
崔大使：我對你寄予厚望。
布雷默：很高興看到你，我的朋友。十分感謝您！您還有其他要強調的內容嗎？
崔大使：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真正談談G0機制，談談有利於各方的「某種機制」。
布雷默：您認為「某種機制」是什麼？如果必須要選擇，它是什麼？
崔大使：正如我前面說到，我們確應看看需要什麼樣的全球治理。這種全球治理應該建立在承認多樣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更加開放、包容，任何單一國家都不應謀求主導。
布雷默：那它是否是我們要求的新的大國集團機制？
崔大使：這不是某種集團機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
布雷默：但您也認為現在世界上有的領導人思維方式並不到位。
崔大使：我認為實際上很多條件已經存在，現在需要的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願景，這取決於我們能多快、多好地做出反應。現在缺乏的就是這種真正的願景。或許有些人已經有了這種願景，所以我們才會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我認為不是所有領導人都有這種願景。
布雷默：這很有趣。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美國和中國，如果我們暫時放下這兩個國家，看看其他國家，誰已經建立這種願景？在您看來，除了美國人和中國人，哪個政府，哪個領導人，哪個人現在擁有這樣的願景？
崔大使：某種程度上說你是對的。我們是兩個大國，承擔重大責任。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但的確有一群知識分子或在智庫工作的學者，他們每天都在思考這種宏偉戰略，這樣的思考到處可見。但對其他國家，較小、較窮的國家，或在國際決策中無太多發言權的國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性，意識到當前缺乏有效、高效和公平的全球治理體系，但他們無力改變。所以他們寄望我們引領國際努力，為大家共同構建良好的國際治理體系。
布雷默：您還是未給出具體人的姓名。這次對話對我而言著實費思量，這是我們諸次對話中我說話最少的一次，讓我頗費腦力。但沒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下次見面再解決。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面，現在的情況真是一團糟。
崔大使: 是的，我也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面。
布雷默：感謝您接受採訪。
崔大使：紐約仍是我最喜愛的美國城市。
布雷默：我也是。所以我哪兒也不去，就在紐約。
崔大使：我們祝紐約和所有紐約人好運。
布雷默：當然。您的這句話我們要播出來。
來源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