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禁片》中，德國聯邦檔案局的倉庫。
Zeitgeist Films
德意志第三帝國不僅是一個極權國家，還是一個善用多媒體的政權。七十年前，政權轟然倒塌，七十年後，餘燼在現世中還存有蹤影——其中包括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率領的納粹宣傳部製作的約1200部故事片。這些影片是歷史的證據，還是煽動謀殺的工具？是法西斯主義的色情片，還是尚有活力的娛樂品？是具有毒性的廢物，還是過時的三俗製造？或者以上這些全部？
德國導演菲利克斯·穆勒(Felix Moeller)的論說文式紀錄片《禁片：納粹電影的隱秘遺存》(Forbidden Films: The Hidden Legacy of Nazi Film)提出了這些問題。該片於5月13日在紐約「電影論壇」劇院(Film Forum)放映，持續一周，免費入場。
穆勒生於德國戰敗20年後，令他擔憂的是，現在的年輕人對納粹歷史漠不關心，同時右翼民族主義在歐洲崛起。他在柏林接受電話採訪說，籌備《禁片》前，他製作了紀錄片《哈蘭：在<猶太人蘇斯>的陰影裡》(Harlan: In the Shadow of Jew Süss)，這是一部圍繞納粹德國知名導演威特·哈蘭(Veit Harlan)的紀錄片，講述了哈蘭的家族遺產。哈蘭最為臭名昭著的影片是1940年的《猶太人蘇斯》(Jew Süss)。這是一部情節誇張的電影，具有那個時期的典型特徵。劇中，一位猶太裔放貸者密謀佔領公爵的領地符騰堡。影片在當時備受歡迎，反猶程度之深可見一斑。
演員費迪南德·馬裡安在威特·哈蘭《猶太人蘇斯》的海報中。
Terra-Filmkunst/Photofest, via Film Forum
曾著有分析納粹電影產業著作《幻想部》(The Ministry of Illusion)的電影歷史學家艾瑞克·倫奇勒(Eric Rentschler)說，戈培爾的電影產品是以娛樂的形式鞏固既有秩序。1933年希特勒上臺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產生的純宣傳性影片「只佔這一時期電影的很小一部分」，倫奇勒寫道。納粹宣傳經常故意表現出娛樂特徵，可是無論什麼時候，娛樂電影都幾乎不可能免於意識形態。「你無法把政治電影從不政治的電影中分離出來。」身在麻薩諸塞州劍橋的倫奇勒在電話採訪中說道。「它們都在這個發揮功用的系統裡運轉。」
約300部德國電影曾被美軍列入禁片。1950年代，把舊時期的電影從公開放映片單中清除的任務落到了德國地方權力機構手中，具體而言，這個機構是政府資助的穆爾瑙基金會(F.W. Murnau Foundation)。該基金會掌握著1945年前大部分德國電影的版權。
穆爾瑙基金會的44部影片和德國聯邦檔案局的其他一些影片直到今天仍未解禁，只在特殊場合播放，並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放映說明。除了一些為人熟知的宣傳電影，如1933年的納粹殉道片《希特勒少年旗幟引導我們前進》(Hitler Youth Quex)，1935年由萊尼•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 製作的《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猶太人蘇斯》，被禁影片還包括惡毒反英的《克魯格叔叔》(Uncle Kruger)，倡導安樂死的情節劇《我控訴》(I Accuse)，讚美轟炸機飛行員的《斯圖卡》(Stukas)，後三部影片都發行於1941年。
霍斯特·卡斯帕（左）和海因裡希·喬治在威特·哈蘭的戰爭片《科爾貝格》(1945)中。
Murnau Foundation
紀錄片《禁片》給學者、電影人、政府官員、前新納粹主義者帶來的更多的是對事實的展現，而非爭論。穆勒記錄了德國、法國、以色列的博物館或大學對這些禁片的放映情況，並收集了觀眾的反饋。在《猶太人蘇斯》一場售票告罄的放映後，被影片震撼的觀眾接受了採訪。穆勒說，在德國，《猶太人蘇斯》至少每兩周就會在一個地方播放。「我感到有點難受。這個片子拍得不錯，可傳達的是一個可怕的信息」，一名觀眾說。讓觀眾震驚的還有1941年的《歸鄉》(Homecoming)。這是一部為德國侵略波蘭行徑辯護的片子。片中，波蘭人被刻畫成殘忍的形象，迫害波蘭國內的德國少數族裔。
如果說《猶太人蘇斯》展示了奸詐的種族狂熱者如何佔領一片「純」德國領土，而《歸鄉》講述了如何把個體罪行擴大到所有敵人的經典宣傳策略，相似地，《克魯格叔叔》為英國打上集中營發明者的標籤。1940年的偽歷史性影片《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Rothschilds)運用錯誤信息，講了了猶太資本家掩蓋事實，煽動國際恐慌的故事。
不是每個人都會對影片產生同樣的感觸。以色列觀眾似乎就沒有被《羅斯柴爾德家族》困擾——只是覺得它過時而並沒覺得它危險。新納粹主義者認為電影展示了當代的全球主義。一名觀眾看完《歸鄉》很開心，說，這部片子暴露了「波蘭人恐嚇少數群體的無情」。
2013年在德國放映的《斯圖卡》，該畫面被收錄進穆勒的紀錄片《禁片：納粹電影的隱秘遺存》。
Blueprint Film
《猶太人蘇斯》曾在納粹佔領的歐洲進行廣泛播放，並專門為黨衛隊放映，1940年，這部片子參加了威尼斯電影節，當時還是個年輕記者的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還讚賞過它的品質。電影人喬納斯·梅卡斯(Jonas Mekas)在還是學生的時候，也在納粹佔領的立陶宛看過這部電影。喬納斯稱猶太人大反派具有同情心，甚至是英雄主義式的人物，後來他在《村聲》(The Village Voice)中寫道，他「不理解為什麼德國人會允許這樣的影片在佔領區播放」，也不明白在這場反人道的罪孽戰爭之後，為什麼哈蘭的作品還可以繼續得到放映。
納粹電影帶來爭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了。1966年，西德重映哈蘭1945年的戰爭片《科爾貝格》(Kolberg)在國際上引起了相當大的反應。1991年時報的一篇文章討論了對1940年邪惡的偽紀錄片《永恆的猶太人》(The Eternal Jew)的播放限制。文章結尾，一位美國電影導演用一種相當誇張的警告口吻稱它「可能成為一部邪典電影」。的確如此，在《禁片》中出現的一個前新納粹主義分子稱電影中的光頭仔具有曾風靡一時的「洛基恐怖」，並稱，「禁止一個東西使它更加吸引人，擁有了禁忌之美」。或許吧，可是播放這些影片也面臨著讓它們再次被封禁的風險。
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的是，這些電影的原片正在損毀（有一些人覺得就應該這樣做）。穆勒對我說，一些影片，比如為蓋世太保增光添彩的1940年的恐怖片《偽鈔製造者》(Counterfeiter)毀壞得非常嚴重，以致他無法在紀錄片中運用。他已經和其他電影人一起請求穆爾瑙基金會申請電影保護基金。可惜不是所有人都對歷史感興趣。導演奧斯卡·羅勒(Oskar Roehler)觸目驚心的虛擬化作品《猶太人蘇斯：無良的電影》(Jew Süss: Rise and Fall)解釋了《猶太人蘇斯》的誕生，影片在2010年發行時受到廣泛批評。而羅勒好奇為什麼不能把這些電影放入他的DVD圖書館裡。禁止沒有任何意義，YouTube是接觸納粹宣傳電影一個很容易的渠道，穆勒說，「極端分子如果想得到這些東西，總會得到的。」
影片中，穆勒最後展現了電影學者萊納•羅特(Rainer Rother)的觀點。羅特認為對這些電影的不當使用總比把它們掩蓋遺忘來得好。穆勒表示同意，並引用了康德關於成熟政治判斷的思想：「如果這些電影公開放映，會引起公共討論。」穆勒更加警惕，覺得可以消除部分電影的禁令，如《我控訴》，但保留對《猶太人蘇斯》和《歸鄉》的禁令。「確實還是有一些毒性在裡面的，」他說。
這個困境不僅存在於德國。美國電影產業的奠基之作，D·W·格裡菲斯(D. W. Griffit)1915年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是一部扭曲的白人至上主義的、關於南北戰爭和南部重建的解釋。和《猶太人蘇斯》和《歸鄉》一樣，格裡菲斯的電影成為歷史上扭曲事實和操縱情緒的反面教材。這部電影發布時，私刑受到濫用，可影片不僅美化了3K黨(Ku Klux Klan)，還成為了3K黨的招募工具。
禁止《一個國家的誕生》的努力從影片問世前甚至就開始了。但比起禁止或者遺忘而言，還是展示出一部電影並發起討論更好。別忘了，伴隨《意志的勝利》而來的，是對電影專制趨勢、邪惡內容和蠱惑意圖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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