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是「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商務印書館作為老北站地區重要的歷史文化印記，肩負著傳承靜安城區文脈的重要使命。印刷所舊址的復原揭牌，提醒著人們對中國現代出版歷史的回望與追問。
商務印書館為何誕生在上海？在昨日召開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文化自信」研討會上，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熊月之對這個問題發表了看法。
「在商務印書館創辦以前，上海已經是中國印刷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城市。」據他考證：自1844年到1897年，中國新出版的書籍至少有75%是由上海出版的；1843年至1911年，上海至少先後存在過160家出版機構，這些機構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教會系統的美華書館等，二是中國官辦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三是私人資本經營的鴻寶齋書局等。
在他看來，商務的創辦與發展，與上海比較發達的印刷資本主義市場有密切關係。由於商務印書館的創辦者曾是美華書館的工人，直觀地接觸到現代出版企業的運作和各類實務，並對印刷技術有所掌握，因此「將商務印書館早期歷史放到上海出版文化的大格局中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繼承、損益脈絡。」
不過，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是，百日維新遇挫後，一大批新型文化人南下上海為商務印書館的初步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作為商務印書館主持人的張元濟也正是因為參加百日維新被革職才到了上海。據他估計：戊戌變法時期，上海至少集結了1200名新型文化人。而到了民國時期，由於上海多學科知識分子的高度集聚提供了有力支撐，商務印書館迅速發展成為了特大型出版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