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w Beck
Matthew Beck是雪梨大學商學院的基礎設施管理副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行為經濟學和建模。
並非「黑天鵝事件」
許多人都說新型冠狀病毒前所未有，但實際上與新冠疫情類似的事件一直在重複上演，人們甚至可以預測這樣的事件。在過去大約100年內，人類曾不止一次地經歷過類似的事件，例如1820年前後的霍亂、1855年的瘟疫、19世紀80年代後期的黃熱病和俄羅斯流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至1970年的亞洲流感和香港流感、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愛滋病以及21世紀初的SARS和豬流感。
類似的事件即使發生得不多，但似乎至少每過一代人的時間便會發生一次，因此它並非人們所謂的「黑天鵝事件」。當今世界，人口數量不斷增長，全球旅行讓世界各地的人們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人們發現的耐藥細菌越來越多，發生類似事件的概率也越來越高。比爾·蓋茨警告說，一頭「灰犀牛」（指概率極大、衝擊力極強卻被忽視的風險）正衝向我們。
圖片來源：Fernando Cobelo submitted for United Nations』 Global Call Out To Creatives
我們不善於觀察禽類
2007年，尼古拉斯·塔勒布（Nicholas Taleb）將「黑天鵝事件」理論帶入了公眾的視野，並指出，許多研究觀察結果已表明人類並未做好應對預期事件的準備，而是等待著預料中機率極小的某一重要事件。我們嘗試以可能不存在的數據模式（敘述性謬誤）尋找和做出解釋，同時更加重視那些符合自身信念的證據（確認性偏差）。
總體而言，人們的決策和判斷存在著廣泛的探索和認知偏見，其目的是簡化我們周圍的世界。在這個日益複雜的世界中，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但正如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指出的，這種方法所帶來的結果就是，為了找出簡單的答案，人們傾向於在不知不覺中替換困難的問題以期尋求簡單的答案。
因為我們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我們擁有如此多的信息，但諷刺的是，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輕鬆地避免信息混亂。現在，我們很容易找到符合自身世界觀的新聞來源，並忽略那些與之不符的新聞來源。新聞和信息消費的這種重複模式又進一步強化了內群體偏見和外群體偏見，這對問題的解決毫無幫助。
這種「雙方對峙」的心態也意味著對話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評分和發表評論。在這種情況下，具有影響力的人的意見變得比專家的意見更加重要，並且意見分歧現在很少被文明化。不幸的是，在全球政治中也出現了這一趨勢，全球政治同樣已經變得分裂和對立。
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而這也對專家不利，因為我們不擅長了解複雜的事物，而且我們認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是找出簡單的解決方案。但為了解決複雜的問題，科學本身必然也會變得複雜，而這也導致人們拒絕或忽略「外群體」傳達的那些過於複雜、過於尖銳的信息。
圖片來源: Alexis Fauvet | @childeye on Unsplash
聽不到「隆隆」的警報聲
墨爾本的電車上載著「當心犀牛」的警示語，因為行人經常無法看到這些大型車輛向他們隆隆駛來。因為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不善於從「黑天鵝事件」中吸取教訓，也不擅長發現「灰犀牛」，但我們的體制中的不當誘因會對我們的決策造成衝擊。
我們做出決策的主要依據是實現當前的最佳利益，而非長遠利益。「貼現」這一基本財務概念表明，未來的現金流的價值不如今天高。這種方法存在可取之處，但是過分強調當前的績效便意味著讓短期決策佔據主導地位。
同樣，政客們傾向於做出能夠讓他們在短短幾年內當選的決策，而非十年至二十年內適合國家的決策。儘管有比爾·蓋茨（和其他人）提出了警告，但川普仍於2018年解散了美國的大流行病應對團隊，稱不需要為此花錢，因為他是「……一個商人，不喜歡讓成千上萬無關緊要的人圍在他自己身邊團團轉。」
我們已成為羊群的一部分
當發現自己面臨無法控制的情況時，人們會設法控制自己能做的事情，例如人們可能會選擇控制飲食或減少衛生紙的使用量等。此外，人類也容易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羊群效應、需順從的社會壓力以及根深蒂固地認為如此龐大的群體根本不會犯錯。
領導權的零散會導致羊群的分散，而模稜兩可的建議會導致混亂和疑惑。在最近的森林大火危機期間，新南威爾斯州時任農村消防服務專員肖恩·菲茲西蒙斯（Shane Fitzsimmons）針對火災威脅和需要採取的應對措施提出了清晰明了、始終如一的常規建議，而他也成為了人們依靠的堅強後盾。
澳大利亞經常遭受森林大火。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知道發生火災的地點、如何撲滅大火以及如何遠離火災。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知道何時已經將大火撲滅。但新冠病毒是一個看不見的敵人，我們對它一無所知。在抗擊新冠疫情期間，我們沒有實體證據以證明自己所做的產生了怎樣的效果，而人們可能會懷疑如此大張旗鼓究竟是為了什麼。因此，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統一的信息源以向人們提供清晰、簡潔的建議。
群體缺乏免疫力
許多人最近指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經歷了長期的和平與繁榮，和平與繁榮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錯誤的安全觀。在商業領域，人們不僅給未來「貼現」，還讓「敏捷」和「精益」佔據了主導地位，同時還採用了「準時生產」制度以儘可能地降低庫存和提高效率。
但是，由於精簡的業務結構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求降低錯誤冗餘，從而使經濟更容易受到供需衝擊的影響。導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銀行業缺乏足夠的流動性緩衝。短期激勵措施意味著許多數十億美元的公司僅持有有限的現金流量，並處於危險之地。
由於這些商業和經濟決策，許多家庭也容易受到系統衝擊的影響。過去十年來，人們的工資水平始終低迷，澳聯儲幾乎一直在懇求各級政府對此採取一些措施。就業變得越來越臨時化，工作保障性也越來越低，醫療保健和保險費用佔據了人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福利一直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住房成本佔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水平。而最終的結果就是，家庭儲蓄僅約為20世紀80年代的三分之一。
同樣，過去二十年間不斷增多的減稅措施導致政府的收入減少，這意味著政府的開支也相應減少。值得慶幸的是，澳大利亞仍然設法維護了相對健全的公共衛生系統。這一系統的覆蓋面非常廣泛；也是未來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領域之一。
圖片來源: Hello I'm Nik | @helloimnik on Unsplash
但是我們可以保持韌性
商業領域的另外兩個流行詞是「可持續性」和「韌性」。可持續性屬於多維指標，但為了保持可持續性，必須要保持韌性，具備從困境中快速恢復的能力。韌性對於應對新冠疫情至關重要。
人們對韌性的一個重大誤解是認為韌性屬於個人特質，但事實並非如此。韌性是系統中的資源的一個特質；人們應對不利情況的能力取決於自身擁有多少富餘的資源。
與其將新冠疫情視為「黑天鵝事件」，不如對疫情進行反省，並利用疫情以提高我們的韌性；我們要更好地理解新冠病毒並將從中得出的理解付諸實踐，因為我們不僅面臨著這一挑戰，同時還要應對我們的健康和經濟所面臨的其它生存威脅，例如氣候變化等。
現在還不是考慮個人問題或短期問題的時候。事實上，新冠疫情在逐步地緩解，我們的研究證據也表明，這一次人們選擇了信任政府，並建立了能減緩疫情的妥當行事規範。
但為了維持當前的局面，我們還需要保持韌性：現在，我們要捫心自問：我們每個人需要做什麼才能成為他人系統中的資源並讓他們具備保持韌性的能力？當我們從當前的一致採取限制措施時期，向可能更加困難、的解除限制時期邁進時，保持韌性尤為正確，因為新冠疫情對某些地區的影響比其它地區更大。目前尚未發現明確的解決方法，這期間可能會出現思想、觀點和利益碰撞。但是，即使我們每個人最多只能成為其他兩個人的資源，我們也能夠以更快的速度從當前的困難中恢復過來，並展示我們所具有的韌性。
關於雪梨商務洞察
雪梨商務洞察（Sydney Business Insights，簡稱SBI）是雪梨大學商學院的一個合作實驗室，雪梨商務洞察通過書面分析、視頻、活動和播客等形式深入探討科技、商業以及那些影響世界的奇妙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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