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合法職業，是底層人民維持生計的重要途徑，也是自古繁榮便民利民的個體經濟。低門檻的背後，是古老的商業文化，擺攤練攤的經歷，曾是很多人的第一桶金來源。不獨我們如此，國外亦然。擺攤賣檸檬水，至今仍是美國兒童習以為常的「創業初體驗」。
不知從何時起，佔道經營與馬路市場成了「城市文明之醜」，流動商販成了被驅趕的對象。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保持市容整潔和便民利民之間，確實面臨著「兩難選擇」，相關討論曾是報章熱議話題。可當「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成了文明城市評比的否定性指標，城市管理部門便不再有任何猶豫。
此番因為疫情，中央文明辦表示，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明確要求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推動文明城市創建在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群眾生活需要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保民生、保就業是第一位的，保留地攤經濟，對中低收入群體、低技能就業群體、失業下崗工人以及農村進城務工農民，能起到較大幫助，與此同時，也讓一個城市更有溫度、更有「包容心」。
這雖然只是暫時性的調整，卻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可以重新審視一下：以文明城市之名，否定流動攤販和馬路市場，是否確有必要？抑或，可以變「嚴治」為「善治」，在治理馬路攤販問題上，實現理性回歸？
允許佔道經營，與完全不管不顧，是兩回事。既然我們承認允許佔道經營在疫情背景下有諸多好處，疫情結束後好處亦不會隨之消失，為何不能改「堵」為「疏」，讓規範有序的佔道經營堅持下去？
幾乎每一個城管與攤販的「馬路戰爭」現場，圍觀的民眾大多同情攤販，本該是民眾利益代言人的城管，反而經常陷入孤立。這是因為，人們秉持一種樸素的觀念：攤販的生存權，優於城市的整潔權。
如果說減稅降負是從成本上給市場主體解綁，允許佔道經營則是從機會上給市場主體賦能。看到武漢的五星級大酒店，在酒店外擺攤自救，以及沒開學的幼兒園，在幼兒園裡賣燒烤自救等新聞，讓人感嘆在生存面前，它們身上的那股韌勁。
可轉念一想，如此戶外經營很可能違法，如果相關部門找上門來，這條自救之道，馬上就行不通。好在相關部門並沒有這麼做，卻也畢竟留下了「有法不依」的困惑。解決的辦法，應該是改變相關法規，將地攤經濟還原為合法職業。
所謂保就業、保民生，在我看來，對就業最好的促進，對民生最好的保障，就是秉持「生存權第一」的理念，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從事他們力所能及的職業。「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也是靠勞動吃飯，只要加以規範引導，絕非「城市文明之醜」。
誰說允許販夫走卒，城市就不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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