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白宮性醜聞事件的當事人、前白宮實習生莫妮卡·萊溫斯基在沉默十年之後，走上Ted大會的講臺，呼籲抵制網絡欺凌。
「22歲時，我愛上了我的老闆；24歲時，我飽受了這場戀愛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萊溫斯基在演講中表示，網際網路讓她成為全世界羞辱的對象。
「公開羞辱這充滿血腥的運動，是該停止的時候了。」她說道，「我就是那個在全球範圍內，一夜之間失去所有個人尊嚴和名譽的『0號病人』」。這種公開的網絡上的誹謗，已經變成了一種網絡上的普遍現象——並且很有可能變成一種致命的人身攻擊。在飽受網絡欺凌之苦之後，萊溫斯基決定站出來，對網絡暴力說不。
萊溫斯基TED演講：《羞辱的代價》——
萊溫斯基：一個曾經是世界上被羞辱得最厲害的人，挺過來了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上個月，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坐在曼哈頓一個禮堂裡觀看一群十幾歲的女孩表演舞臺劇《蕩婦》（Slut）。她當時穿著運動上衣和藍色牛仔褲，頭髮用一個小發卡別在腦後，正在拭去眼裡的淚水。
臺上有一幕，一個年輕的姑娘坐在審訊室裡。她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描述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她說，那天晚上去參加派對的路上，她被一群男性朋友摁倒在計程車裡實施了性侵犯。她向警方舉報了他們。現在這件事在學校裡弄得人盡皆知，每個人都對她品頭論足。
「我的生活完全垮了。」這個女孩用顫抖的聲音說道，而她的父母就在隔壁房間，「現在我成了『那種女孩』。」
演出結束，萊溫斯基在她的手包裡翻找紙巾。這時，一個女人走過來，把她帶到了舞臺上。
「大家好，我是莫妮卡·萊溫斯基。」她說，看上去明顯有些緊張，「你們年輕人有些可能只在饒舌歌詞中聽說過我。」
觀眾笑了，他們大部分都是正在念高中、大學的女生。《莫妮卡·萊溫斯基》是說唱歌手G-Eazy一首歌的歌名；她的名字還曾經出現在坎耶·韋斯特（Kanye West）、碧昂斯（Beyoncé）、痞子阿姆（Eminem）、吉茲（Jeezy）等歌手的作品裡。而這份名單還能更長。
「感謝你們的到來，」萊溫斯基接著說，「感謝你們能選擇用這種方式站出來，反對受害女性被當作性侵事件中的替罪羔羊。」
發言結束，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這時，坐在她後面的一位女性向前探過身來對她說：「我看見你了，但是我沒有意識到自己身邊坐著的是莫妮卡·萊溫斯基。」
不一會，一群女孩也向她走來。「謝謝你能來。」其中一個穿著條紋衫、戴著金色大圓圈耳環的女孩對她說。女孩問是否能和她合影，萊溫斯基躲閃了一下，禮貌地拒絕了這個請求。那個女孩說：「我完全理解。」
之後在被問到她對這齣戲怎麼看時，萊溫斯基說：「聽說人們開始關注這個話題讓我很受鼓舞。審訊室的那場戲讓人難受得看不下去。關於創傷，我學到的一件事情是，當你發現傷疤再次被人揭開，承認一切都已經不一樣了會好過點。」
如今，對於萊溫斯基來說，很多事情都不一樣了。首先，直到去年之前，她已經有十年時間基本上淡出了公眾的視線。當年的那個白宮實習生、一度被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稱為「那個女人」的萊溫斯基現在已經41歲了，擁有倫敦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社會心理學碩士學位。
她一直在紐約、洛杉磯老家和倫敦之間輾轉。她說她一直很難找到工作。
大多數時候，她的生活都很平靜：冥想，做義工，和朋友們聚會。
重回公眾視線之前的十多年裡，萊溫斯基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
但去年5月之後，她的平靜生活結束了。當時，她為《名利場》雜誌（Vanity Fair）撰寫了一篇文章，講述自己與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性醜聞曝光對她往後生活造成的影響——因為她和這本雜誌以及主編葛雷登·卡特（Grayden Cater）有多年的交情（早在1998年攝影師Herb Ritts就為她拍攝過登上這本雜誌的照片）。
那篇文章後來獲得了2015年美國國家雜誌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s）的第二名。她在文章中稱，現在是時候了，「應該燒掉那頂貝雷帽，埋葬那條藍裙子」，「給我的過去賦予新的意義了」。
她寫道，這個新的意義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她要重新講述自己那段被瘋傳的故事，二是幫助那些曾經遭受過類似羞辱的人。「我將為此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她在文中寫道，「我很快就會知道。」
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寫文章這件事似乎並沒有對她造成什麼負面影響。事實上，一切恰恰相反。
過去的六個月裡，她亮相的場合包括諾曼梅勒中心（the Norman Mailer Center）舉辦的一場慈善活動（她與已故的諾曼·梅勒一直是朋友）、設計師瑞秋·科米（Rachel Comey）紐約時裝周的秀場晚宴以及名利場雜誌奧斯卡晚宴派對；她還與舞臺劇演員艾倫·卡明（Alan Cumming）一同出席了金球獎結束後的派對（他們結識於1990年代）。
最近，她參加了紐約霍勒斯曼學校（the Horace Mann School）一個反對欺凌的研討會，還加入了一個倡導女權主義的社交團體。（「我把自己看成一個以小寫『f』開頭的女權主義者，」她告訴我，「我支持性別平等。但是比起女權主義運動而言，我更關心的是這個議題本身。」）
最有意思的也許是這個：2014年10月，萊溫斯基參加了商業雜誌《福布斯》（Forbes）舉辦的一個大會，會上她首次發言談到了網絡霸凌。這個問題已經影響到了每一個人——從女性博客作者到捲入好萊塢豔照外洩事件的詹妮弗·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再到她自己。她告訴在場的觀眾：「我的名聲沒了。我在公眾眼中成了一個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人。我迷失了自我。」
而在3月19日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辦的TED大會上，萊溫斯基把自己的宣言再向前推進了一步。她站在舞臺中央，發表了一份言辭犀利的文化批判，批評了把羞辱別人變為賺錢工具的現象。這場贏得觀眾起立鼓掌的18分鐘演講的題目是（也許這也是對她過去經歷的最好概括）：《羞辱的代價》（The Price of Shame）。
這並不是萊溫斯基第一次嘗試重塑自我。但她同樣也不再是十多年前的那個萊溫斯基：那時的她設計過一系列皮包，還涉足過電視真人秀。
她這次的轉變則是一堆矛盾的綜合體：熱情而謹慎，開放而警惕，強壯卻又脆弱。
她親切、風趣、敢於自嘲，她也很聰明，但在這一點上她並沒有得到太多的肯定。但是她就像被困在了一個自己無能為力的扭曲時空裡。
很多同齡人可能會想要擁有的東西，41歲的萊溫斯基並沒有得到，比如：一處固定的住所，一個明顯的收入來源（她拒絕評論自己的經濟情況），以及明確的職業規劃。
她同時非常、非常緊張。她總是擔心自己被人利用，說的話被人歪曲，擔心記者會舊事重提。
她幾乎總在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一段可能會被斷章取義歪曲引用的話；涉及前總統柯林頓一家人的問題，儘管她拒絕討論。「她承受著來自各方各面的煎熬。」她在《名利場》的編輯大衛·弗伊安德（David Friend）說。
萊溫斯基自己沒有把這稱之為重塑自我。她說，儘管媒體出了那麼多報導，儘管還有無休止的花邊新聞，但用她在TED大會上的話說，這才是「很多人都見過，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的那個她。
「這就是我，」她對我說，「進化中的我。」
我之所以接觸萊溫斯基是因為她在《名利場》上發表的文章，但同時也是因為我心裡的一絲愧疚。我成年的時期恰好是萊溫斯基那個時代；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聞周刊》（Newsweek）。最早挖出柯林頓性醜聞的就是這家雜誌的記者，但最後，那名記者只能眼看著自己的報導捅到了《德拉吉報導》（Drudge Report），成就了一段傳奇。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還是高中生的自己和朋友們一起，睜大雙眼盯著用詞含蓄的《斯塔爾報告》（Starr report）看。
萊溫斯基或許是白宮歷史上最最出名的實習生。
那時，我們當中還沒有人足夠成熟到可以理解這起總統和年輕實習生的緋聞裡所包含的複雜性和權力規則。當年16歲的我對萊溫斯基只有一個印象：蕩婦。當然，那時22歲的萊溫斯基也只比我大了幾歲。
因此，我給她發了郵件。我告訴她，我對她為重新站起來所做出的努力很感興趣，尤其是大眾對她行為的反應，似乎預示著一場公共反思即將到來。當年事件剛曝光時保持沉默的女權主義者突然開始用「蕩婦羞辱」和「媒體的性別歧視」這樣的術語來為她辯護。
深夜談話節目主持人大衛·萊特曼（David Letterman）曾經在電視直播中對自己過去嘲笑萊溫斯基的行為表達了懊悔，最近他在採訪美國電視新聞女王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時又問道：「從某個角度看，你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其實是一個人很悲慘的處境？」時事評論員比爾·馬赫（Bill Maher）談到讀完萊溫斯基《名利場》文章後的感想時說：「不得不說，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愧疚。」
她也得到了年輕姑娘們的支持：公開活動結束之後她們衝到萊溫斯基跟前；她們在社交平臺上給她發信息；她們詢問是否可以跟她拍張自拍。（「見到她就像見到了一個流行文化偶像。」舞臺劇《蕩婦》演員、17歲的阿瑪瑞·利（Amari Leigh）說，「很難想像她在只比我大幾歲的年紀做過的一件事竟然影響了她的一生。」）
「無論你對這件事本身怎麼看，它後來的發展都是非常荒唐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高級編輯麗貝卡·崔斯特（Rebecca Traister）說。柯林頓醜聞爆發時她剛剛大學畢業，後來還寫過相關的文章。
崔斯特說，現在回過頭去重讀自己的文章，連她自己都會嚇一跳，「無論是出於愧疚，逐漸成熟，還是因為對性與權力的動態變化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我覺得人們都已經開始認為：『是的，她也許確實有權講出自己的經歷，而且這是件好事。』」
這一次，萊溫斯基似乎下定決心，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講這段往事。她請了一名公關人員負責篩選媒體提出的各種問題和訪問邀請，帶著預料之中的小心謹慎：畢竟這是一個曾經備受羞辱的女人。
她有理由這麼做。就在幾周前，肖像畫家納爾遜·尚克斯（Nelson Shanks）的一則簡短的採訪視頻被放到了網上。視頻裡，他被問到哪個繪畫對象最難表現時，他提到了現收藏於美國國家肖像畫廊（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的柯林頓畫像。畫像中有一個人影，用來隱喻萊溫斯基，而為了獲得這個人影，他確實給一個假人穿上一條藍色的裙子。採訪視頻發布於周日，第二天早上就傳遍了整個網絡。
萊溫斯基一醒來就發現郵箱收件箱裡潮水一般的郵件，隨之陷入了恐慌之中。
她感到非常難過，她對我說，但是她不能指望用一篇文章讓這件事過去。
我們通過郵件和電話反覆溝通。文章一遍一遍地被打回，被通過，又被打回。
你想知道萊溫斯基生活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嗎？就是這樣。
緊接著的星期二，我在萊溫斯基的住處見到了她。
她當時正在一個小金屬樂譜架前為演講排練。她的演講教練，皮帕·貝特曼（Pippa Bateman）在英國通過Skype對她進行遠程指導。
我安靜地坐在沙發上，注意到了房間裡的一些細節：一個書架把臥室空間隔斷了出來，書架上放著她親人和朋友們的照片，照片裡的萊溫斯基還是個孩子。茶几上擺著玫瑰、玻璃製品、以及一根點燃的蠟燭。
她遞了一份手稿給我，說：「內容有些變化，你可以順著看看。」（到她真正走上TED大會的舞臺，面對著滿場觀眾時，她所做的演講已經是修改過的第24版了。）稿子的背面用潦草的筆跡寫著：「繃緊手臂肌肉，挺直背部和脖子。」
她正在推敲演講稿的中間部分，在那一部分，她要講述自己在一間酷似舞臺劇《蕩婦》裡那個審訊室的房間裡接受調查員問話的經歷。那是1998年，萊溫斯基以前的朋友琳達·崔普（Linda Tripp）錄下了她倆之間的通話，她被要求確認這些錄音的真實性，隨後錄音材料會被呈送到國會。
她掃了一眼稿子，然後把目光投向了前方。
她說：「我滿心恐懼而羞恥地聽著。」
「我一邊聽一邊胡言亂語……」
「我聽著錄音裡時而刻薄、時而粗魯、時而犯傻的自己，變得殘忍、無情、粗俗……」
「我聽著錄音，為自己最糟糕的一面而深深地感到羞愧，」她暫停了一下，「我甚至都認不出那是我自己了。」
「這段感覺怎麼樣？」教練貝特曼問道，「你必須全情投入。」
萊溫斯基沒有聘用撰稿人，她的演講稿是自己親手寫的。
但是她有很多顧問——記者，編輯，新朋友，舊相識，她的律師，她的出版商，她的家人。如果大家都能達成一致，這當然很好。但實際情況是每個人的意見都不相同。
最大的分歧是演講的開場白：那是一個笑話，講的是萊溫斯基在福布斯論壇演講後被一個比她大14歲的男人搭訕的事情。
「他失敗的搭訕話頭是什麼呢？」她故意反問道，「他說他能讓我覺得重新回到了二十二歲。那天晚上的晚些時候，我才意識到，我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年過四十、但卻不願意回到二十二歲的女人。」
這個笑話確實很好笑（從TED大會現場的反應來看，簡直是讓人笑得發狂）。但這個笑話會不會從一開始就過分強調了她的性別色彩？作為一個在公眾眼中被打上如她自己在演講中所說「娼婦、蕩婦、婊子、蠢貨」烙印的人，她是不是應該儘量避免這種影射？
有人建議她刪掉這一段，直接用下一句話來開場。那是一個向觀眾提的問題。
她會問：「有沒有人二十二歲的時候沒犯過任何錯誤，或者沒做過任何讓自己後悔的事？請把手舉起來。」
最後，她還是決定用那個笑話開場。（隨後的問題也保留了。）
當天稍晚一些時候，她在市中心排練時練習了這個開場，幾天後又在一大群聚在一起吃著奶酪喝著酒的朋友面前彩排了一次。走在街上、出門辦事、坐在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奧斯陸的航班上時，她都在練習。就像她在Twitter上開的玩笑那樣：「如果你看到我走在紐約街頭，口中念念有詞，請不要為我擔心.我只是在排練我的TED演講。」
TED看過萊溫斯基在福布斯大會上的演說後，邀請她在今年以「Truth and Dare」（「真心話大冒險」）為主題的大會上發言。TED內容總監斯凱莉·託澤爾（Kelly Stoetzel）說：「我認為，這個故事之所以有意思，部分原因在於，人們可以全方位地了解莫妮卡，而不僅僅是17年前新聞報導裡的那個莫妮卡。」
萊溫斯基在TED大會上以《羞辱的代價》為題發表演講。
這個主意已經醞釀了許多年。萊溫斯基經常在想這段恥辱給她的人生帶來的傷害。讀研究生時，她研究的就是創傷對個體造成的影響。
接著，羅格斯大學（Rutgers）大一新生泰勒·克萊蒙蒂（Tyler Clementi）與一名男子的親密場面被室友拍下並曝光，泰勒後來自殺身亡。那是2010年，萊溫斯基的母親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異常悲痛，按照萊溫斯基在臺上的說法，「她陷入了極度的痛苦，讓我不太能理解。」
後來，她說她終於明白，對她母親而言，克萊蒙蒂就是曾經的萊溫斯基。「我媽媽仿佛又回到了1998年，」她遠遠地看著人群說道，「回到了她每天晚上守在我的床邊，要求我洗澡時必須讓衛生間的門開著的那些日子。」
她停頓了一下，情緒有些激動，「也就是回到了我的父母擔心我會不堪凌辱、選擇死亡的那些日子裡。」
「人們很容易忘記，」她說，「『那個女人』不止有一面，她也有自己的靈魂，也曾經擁有完整的生活。」
她不喜歡多談過去，但她願意談一談過去的創傷對她殘留的影響：每次電影裡出現警察亮出警徽的場面，她都必須馬上離開電影院（因為她會想起當年被聯邦探員在五角大廈購物中心飲食區伏擊的經歷）；以及為了減輕傷痛而進行的研究和閱讀。
她說：「我得接受大量的療愈工作和康復治療，才能開始接受上一年發生的一切。」
「經歷過創傷的人都知道，那些痛苦並不會在彈指間消失。它們就像回聲一樣存在你的生命當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回聲會漸漸變小。」
她說，她所做的事不僅僅是為了講述自己的故事，她還要以此去幫助其他的人。就像她所說的那樣，羞愧和恥辱在我們的文化裡已經變成了一種「商品」——網站靠曝光醜聞得到蓬勃發展，它還滋生了許多相關產業，還有人靠處理這類事件賺錢。
人的同情心都到哪裡去了？她在舞臺上這樣問道。她說：「我們需要的是一場文化上的革命。」
按照萊溫斯基的說法，她是如今常見於生活中的網絡欺凌的「首位受害者」（Patient Zero）。她並不是第一個例子，但它的影響力卻是空前的。也就是說，它意味著，一夜之間，她從一介無名之輩成為了她口中「全世界公開羞辱的對象」。
芭芭拉·沃爾特斯說：「不誇張地說，她那時就算去餐廳點一份湯喝都會在第二天都會變成新聞。」沃爾特斯稱，她和萊溫斯基的訪談是電視史上收視率最高的片段之一。
她的故事是政治和性的完美結合。「就像在看一本非常精彩的色情小說。」沃爾特斯說，「唯一不同的是，這個故事不僅關係到她（萊溫斯基），還關係到她的母親、她的阿姨。」
那個年代還沒有出現網際網路洩露性愛錄像這種事，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黛安娜王妃在健身房運動時被隱藏攝像頭偷拍；帕米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和湯米·李（Tommy Lee）的蜜月性愛錄像帶在家中被竊，隨即市面上出現了大量的非法拷貝。
萊溫斯基在《名利場》雜誌的編輯弗伊安德正在編寫一本關於1990年代的書。他說：「萊溫斯基事件就挑在這種侵略性文化的槍尖上。」
隨後，事件很快開始蔓延。萊溫斯基迅速被媒體塑造成了《華爾街日報》報導所稱的「小妓女」。《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給她取了個「水桶腰肥婆」（"Portly Pepperpot"）的綽號。《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用「沒頭沒腦」和「欲求不滿」這樣的詞語來描述她。
其他女人，也就是寫自詡為女權主義者的女人，也騎到她頭上。「我的牙科護理員看出她患有三期牙齦疾病。」美國作家艾瑞卡·江（Erica Jong）曾說。美國女權主義領袖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輕蔑地稱她為「小蠢蛋」。
「它是一種嚴重針對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羞辱。」另一位女權主義者、記者歌羅莉亞·斯坦能（Gloria Steinem）在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中這樣寫道。她還在郵件中指出，萊溫斯基在這起事件中還成了「極端右翼分子」攻擊的目標。「我很感激（她），」斯坦能說，「感謝她有勇氣回歸公眾的視線。」
如果萊溫斯基事件發生在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在網上的傳播會更嚴重（或者說至少會變得更露骨）。「人們會把她的私人照片全挖出來。」法學教授、《網絡仇恨犯罪》（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一書的作者丹妮爾·席特倫（Danielle Citron）說。但是相應地也會出現回擊的平臺：更多的渠道，更多不同的聲音，Twitter上甚至還可能會有人發起#IStandWithMonica（我支持莫妮卡）的話題標籤。
「如果事情發生在今天，那些認為她活該遭到公開羞辱的聲音應該會微弱得多，」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網際網路文化的新聞學教授克萊·舍基（Clay Shirky）說，「關鍵的變化並不是信息本身——在此之前，新聞媒體就曾對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性侵案做過多年大量的調查報導，人們也看得出來柯林頓的否認有多荒謬——而是調動各方反應的能力。」
從這個角度看，萊溫斯基可能最終會處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來講述她自己的故事。「我並不清楚，抗擊網絡欺凌具體要怎麼做。」沃爾特斯說，「但至少她正在反擊。我真的覺得，我們是時候給她一個機會了。」
TED大會的前一晚，萊溫斯基按照習慣點燃蠟燭，在一張桌子上擺好玻璃製品，討論應該戴哪條項鍊，然後預訂了晚餐和茶。
到了晚上九點半她就會去睡覺，第二天早上五點起床。哈佛大學社會心理學家艾米·卡迪（Amy Cuddy）約了萊溫斯基在早上見面，她關於肢體語言的TED演講曾在網上獲得約2500萬次的觀看量。她們要一起討論演說的姿勢。
萊溫斯基此行有一位來自洛杉磯朋友的陪同，順路來祝她好運。她們倆此前從來沒見過面。
萊溫斯基坐在地毯上說：「如果一年前你告訴我，我要到TED去演講，我會當著你的面笑出來。」
她說話的時候看著自己的朋友。
「一年前……」她哽咽了，「你是知道的。實在是太難了。有幾次我都覺得要撐不下去了。」
「我很感激能有這個機會，」她說，「我既驚訝，又感激。」
早些時候，我問過萊溫斯基她打算通過TED這樣的平臺去完成什麼目標。她反過來問我有沒有看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書《對醜陋人物的簡單採訪》（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書裡有一章的主題是苦難，講述的故事是一個女孩從虐待中活下來的經歷。
萊溫斯基說，故事裡那個年輕女孩忍受的遭遇非常可怕，但經歷了這一切後，她意識到：自己能挺過去。
「一定程度上，這就是我覺得我的例子所能貢獻的啟示。」她說，「給正在經歷人生中最黑暗時刻的人們潛意識中嵌入一個觀念：在某個時間點上，有一個人曾經是世界上被羞辱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挺過去了。」
TED演講——《羞辱的代價》
主講人：莫妮卡·萊溫斯基
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個在大眾面前沉默了十年之久的女人。當然，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不過這只是最近發生的事。
不想回到22歲
幾個月前，我在《福布斯》雜誌舉辦的「30歲以下」峰會（Under 30 Summit）上發表了首次公開演講。現場1500位才華橫溢的與會者都不到30歲。這意味著1998年，他們中最年長的是14歲，而最年輕的只有4歲。我跟他們開玩笑道，他們中有些人可能只在說唱歌曲裡聽到過我的名字。是的，大約有40首說唱歌曲唱過我。
但是，在我演講當晚，發生了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我作為一個41歲的女人，被一個27歲的男孩示愛。我知道，這聽上去不太可能對吧？他很迷人，說了很多恭維我的話，然後我拒絕了他。
你知道他為何搭訕失敗嗎？他說，他可以讓我感到又回到了22歲。後來，那晚我意識到，也許我是年過40歲的女人中唯一一個不想重返22歲的人。
22歲時，我愛上了我的老闆；24歲時，我飽受了這場戀愛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
現場的觀眾們，如果你們在22歲的時候沒有犯過錯，或者沒有做過讓自己後悔的事，請舉起手好嗎？是的，和我想的一樣。
與我一樣，22歲時，你們中有一些人也曾走過彎路，愛上了不該愛的人，也許是你們的老闆。但與我不同的是，你們的老闆可能不會是美國總統。當然，人生充滿驚奇。
之後的每一天，我都會想起自己所犯的錯誤，並為之深深感到後悔。
飽受網絡欺凌之苦
1998年，在捲入一場不可思議的戀情後，我又被捲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法律和輿論漩渦的中心。
記得嗎？幾年前，新聞一般通過三個途徑傳播：讀報紙雜誌、聽廣播、和看電視，僅此而已。但我的命運並不是僅此而已。這樁醜聞是通過數字革命傳播的。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獲取任何我們需要的信息，不論何時何地。
這則新聞在1998年1月爆發時，它也在網際網路上火了。這是網際網路第一次在重大新聞事件報導中超越了傳統媒體。只要輕點一下滑鼠，就會在全世界引起反響。
對我個人而言，這則新聞讓我一夜之間從一個無名小卒變成了全世界人民公開羞辱的對象。我成了第一個經歷在全世界範圍內名譽掃地的「零號病人」。
科技是這場草率審判的始作俑者，無數暴民向我投擲石塊。當然，那時還沒有社交媒體，但人們依然可以在網上發表評論，通過電子郵件傳播新聞和殘酷的玩笑。新聞媒體貼滿了我的照片，藉此來兜售報紙，為網頁吸引廣告商，提高電視收視率。記得當時的那張照片嗎？我戴著貝雷帽的照片。
現在，我承認我犯了錯，特別是不該戴那頂貝雷帽。但是，除了事件本身，我因此受到的審判是前所未有的。我被貼上「淫婦」、「妓女」，「蕩婦」，「婊子」，「蠢女人」的標籤，當然，還有「那個女人」。許多人看到了我，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我。對此我表示理解，因為人們很容易忘記「那個女人」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她也有靈魂，她也曾過著平靜的生活。
17年前，對於我經歷的這些遭遇還沒有一個專有名詞。現在，我們稱之為「網絡欺凌」和「網上騷擾」。今天我要與你們分享一些我的經歷，我想談談那次經歷是如何形成了我的文化觀察，我希望我過去的經歷能夠產生一些改變，減少他人的痛苦。
1998年，我失去了名譽和尊嚴。我幾乎失去了所有，我幾乎失去了我的人生。
讓我來描繪這樣一幅場景：1998年9月的一天，我坐在美國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一間沒有窗的屋子裡，頭頂上的日光燈嗡嗡作響。我正在聽我的錄音，那是一位所謂的朋友偷偷錄下的電話談話。我被依法要求鑑定那20個小時的電話錄音是真實的。在過去的八個月裡，這些錄音帶中神秘的內容就像一把懸在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的意思是，有誰會記得自己一年前說過的話？
在恐懼和羞愧中，我聽著錄音，聽我閒扯每天發生的瑣碎之事；聽我坦白對總統的愛慕，當然，還有我的心碎；聽有時尖酸，有時粗魯，有時愚蠢的我是如何冷酷，無情，無理取鬧。我帶著深深的羞愧聽著那個最糟糕的我的聲音，糟糕到我自己都不認識了。
幾天後，斯塔爾報告提交至國會，那些錄音帶和文字記錄，那些被竊取的言語，都是這份報告的一部分。人們能夠讀到這些文字對我來說已經夠恐怖了，但是幾個星期後，那些錄音又在電視上播放，有一些重要的內容還被發布在網絡上。公開的羞辱讓我飽受折磨。這樣的生活讓我幾乎無法忍受。
在1998年，我所說的這些還並不常見。我指的是竊取他人私下的言語、行動、談話內容和照片，並公之於眾——在未經本人同意，未交待背景的情況下，毫無惻隱之心地將這些內容公之於眾。
醜聞爆發之後，鋪天蓋地都是對此事件的報導。
快進到12年後的2010年，社交媒體誕生了。可悲的是，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更多像我這樣的例子，不管這個當事人是不是真的犯了錯，而且，公眾人物和普羅大眾都深受其害。對於有些人來說，後果是嚴重的，非常嚴重。
什麼是網絡欺凌
2010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和我的母親通電話，我們在討論一則新聞，關於羅格斯大學的一個名叫泰勒·克萊門蒂的大一新生。可愛、敏感、富有創意的克萊門蒂被室友偷拍到和另一個男人有親密關係。當這個視頻在網絡世界曝光後，嘲笑和網絡欺凌的火種被點燃。幾天後，泰勒從喬治華盛頓大橋上縱身跳下。一個年僅18歲的生命就這樣逝去。
我母親在講到泰勒和他的家人時情緒有些失控，她所表現出的痛苦讓我並不十分理解。後來，我才終於意識到，她正在重新經歷1998年發生的一切。重新經歷她每晚坐在我的床頭的時候；重新經歷她要我開著浴室門洗澡的時候，重新經歷她和父親擔心我會因為受到羞辱而自尋短見的時候。真的是這樣。
今天，太多父母沒有機會及時介入來拯救他們摯愛的孩子。太多的人，當他們獲悉自己的孩子的痛苦和受到的羞辱時，已為時已晚。
泰勒悲慘而毫無意義的死亡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他讓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親身經歷，他讓我開始觀察身邊這個充滿羞辱和欺凌的世界，讓我看到了不同的東西。
1998年，沒有人知道這種名叫「網際網路」的新技術會把人類帶向何方。自誕生以來，網際網路用難以想像的方式將人類聯繫起來。它讓人們找到失散的兄弟姐妹、拯救生命、發起革命，但是我所遭受的黑暗、網絡欺凌和被稱為「蕩婦」的羞辱也如雨後春筍般瘋長。
每天，在網絡上都會有人，特別是年輕人被辱罵和羞辱，而他們對此束手無策。這些辱罵和羞辱讓他們想立刻死去。悲劇的是，有些人，真的因此死去。這一點兒也不虛擬。
ChildLine是英國一個致力於幫助年輕人解決各種問題的公益組織。去年年底，該組織公布了一組令人震驚的數據：從2012年到2013年，與網絡欺凌有關的電話和郵件數量增加了87%。一份來自荷蘭的綜合分析首次披露，網絡欺凌比線下欺凌更容易讓人產生自殺的念頭。去年，還有一項研究讓我震驚，儘管我並不該感到震驚。研究顯示，羞辱是比快樂或者生氣更為強烈的情緒。
殘忍對待他人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在網際網路上，技術讓羞辱放大，一發而不可收，並且永遠可以被看到。
過去，醜聞最多在你的家庭、村莊、學校或者社區傳播。但是現在也在網絡社區流傳。數百萬的網民，經常匿名地惡語相向，這帶來很多痛苦。而且，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公開地你，讓你成為眾矢之的？這是無法計算的。被公開羞辱對個人而言代價很大，而網際網路的發展加劇了這種代價。
近20年來，我們慢慢地在文化的土壤中播下恥辱和公開羞辱的種子，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八卦網站、狗仔隊、真人秀節目、政治、新聞媒體，有時甚至是黑客都是羞辱的通道。冷酷、放縱的網絡環境助長了網絡煽動、侵犯個人隱私、和網絡欺凌。這種轉變形成了一種尼古拉斯?米爾斯教授所說的羞辱文化。
想想最近六個月發生的事情。Snapchat是一項主要是年輕人使用的服務，它號稱所有的信息只有幾秒鐘的壽命。你可以想像這些信息會包含哪些內容。Snapchat用戶使用的保存信息的第三方應用被黑客攻擊，近10萬名用戶的私人談話、照片、視頻被洩露到網上。現在，它們可以永久保留了。
詹妮弗·勞倫斯和其他幾位演員的iCloud帳戶被攻擊，他們所有私人的、親密的、裸體的照片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在網際網路上鋪天蓋地地傳播。一個八卦網站僅僅因為這一則新聞就獲得了超過500萬的點擊量。索尼影視被黑客攻擊的情況又如何呢？最受的文件是那些公開羞辱價值最大的私人電子郵件。
但是在這種羞辱文化中，公開羞辱還被貼上了另一種價格標籤。這個價格標籤衡量的並不是受害者付出的代價，比如泰勒、還有其他很多人，特別是婦女，少數群體和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群體(LGBTQ)成員所付出的代價，而是衡量損害他們利益的牟利者的收益。侵入他人領域成了一種原材料，被人以最快的速度無情地挖掘，打包並出售。
一個市場橫空出世，公開羞辱是商品，恥辱變成了一種產業。靠什麼賺錢呢？點擊。恥辱越多，點擊越多。點擊越多，廣告收入就越多。我們身處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對這類八卦點擊得越多，我們就會對故事背後的當事人越麻木。我們越麻木，就越會去點擊。
與此同時，有些人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每一次點擊，我們都是在做出選擇。我們文化中充斥的公開恥辱越多，它就越容易被接受，我們就會看到越多的網絡欺凌、網絡煽動、某些形式的黑客入侵，和線上騷擾。為什麼呢？因為它們的核心都是羞辱。這種行為成為了我們所創造的一種文化病症。想想吧。
向網絡欺凌說不
改變行為從改變信念開始。不管是現在還是過去，無論是種族歧視、同性戀歧視和其它很多的歧視，都是這樣來消除的。隨著對同性戀結婚觀念的改變，更多人被賦予了平等的自由。隨著對可持續性的提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循環利用。
對於羞辱的文化也應該如此。我們需要文化革命。公開羞辱這種血腥的運動應該終止，是時候對英特網和我們的文化採取幹預行動了。
轉變可以從簡單的事開始，不過這也不容易。我們需要回歸人類固有的一種價值，也就是同情心和同理心。網際網路正經歷著同情心匱乏和同理心危機。
引用研究者布林·布朗的話來說就是，「羞辱在同理心之下無法存活」。羞辱在同理心之下無法存活。我的人生中有過一些非常黑暗的日子，是來自家人、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一些陌生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拯救了我。
哪怕只有一個人的同情也會產生改變。社會心理學家謝爾蓋·莫斯科維奇提出了小眾影響理論。他說，哪怕是小眾人群，只要能堅持下去，也能做出改變。在網絡世界中，我們可以成為行動派，培養小眾影響力。成為行動派意味著不再袖手旁觀，而是發表積極評論或是舉報欺凌現象。
相信我，表達同情的評論能夠削弱負面影響。我們還可以通過支持處理這類問題的組織機構來對抗這種羞辱文化。例如，美國有泰勒·克萊門蒂基金，英國有反欺凌項目，澳大利亞有Rockit項目。
關於言論自由的權力我們討論了很多，但我們還應該更多地談談享受言論自由時所承擔的責任。我們都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但是我們要區分有意圖的發聲和尋求的發聲。網際網路是表達自我的超級高速公路，但是，站在他人角度考慮問題對我們都是有利的，而且能夠幫助創建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
我們需要懷著同情心在網絡上交流，懷著同情心閱讀新聞，懷著同情心點擊滑鼠。試著想像活在別人的新聞頭條裡。
最後我想以個人說明做總結。過去九個月裡，我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是「為什麼」。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要逆流而上？你們應該可以聽出這些問題的言外之意。答案與政治無關。
我的答案是，因為是時候了，是時候不再為過去而過得如履薄冰，是時候結束背負罵名的生活，是時候奪回我的話語權了。
這不僅僅是為了拯救我自己。任何遭受恥辱和公開羞辱的人，都需要明白一點：你能挺過來。我知道這很難，肯定會伴隨痛苦，肯定不會又快又輕鬆，但你可以通過你的堅持，書寫一個不同的故事結局。
同情自己。我們都值得同情，無論線上還是線下，我們都應該生活在一個更富有同情心的世界。
（本文根據www.ted.com發布的內容翻譯，翻譯：張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