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錄於話題 #女權主義 2個內容
如果沒有兩性相互間的獨立和平等，那麼人類的解放就不可能。前段時間，LOL官方認為「勁夫勁夫」的叫法涉嫌侮辱女性，禁止職業選手和工作人員提到「勁夫」，在遊戲圈引起不小反響。該話題很快擴大化，由電競圈的不滿開始，演變成了一場針對「女拳」的抨擊。「勁夫」是LOL圈內玩家對於遊戲角色腕豪的別稱，出處是曾經被頂上輿論風口浪尖的蔣勁夫家暴事件。筆者本來與電競圈毫無交集，為了寫作這篇文章專門去做了相關了解，又經過對部分網際網路輿論的觀察，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網際網路的撕裂程度無疑使女性主義運動變得更加困難了。接著我將進一步指出，造成對勁夫梗誤會的原因並不只是語義學上的理解偏差，而是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即當今中國仍然是一個父權制主導的社會。而對於父權制的討論我將從兩個層面展開，即父權制是不是真實存在的，父權制是如何讓人認可/再生產的。最後我將辨析一些為勁夫梗辯護的觀點（常常也是為反女權辯護的觀點），順便引入上野千鶴子教授的「厭女」概念和交叉性分析的重要性。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對待家暴、女權等性別議題，必須用嚴肅的話語進行表達，應該避免使用以勁夫梗為代表的以男性經驗為主導的多義性話語，而這本身就是女權主義鬥爭的一部分。並且，在勁夫之外，我們有必要認識到女權主義對現存父權制結構的革命性作用，並且以積極的態度去看待。梗文化作為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的副產物，關於它的討論早已不是新鮮話題。梗文化所具有的明顯的直觀性，使得它往往拒斥個體化的表達（因此總是表現出整齊劃一和眾口一詞）和沒有根據的論述（因此它的邏輯往往深藏在梗本身之外）；而梗文化所具有的圈層性和閉環性，又使得它在傳播過程中始終面臨著被誤解的風險。以上這兩種特性，在勁夫梗事件中完全顯現，並導致了尖銳的意見對立：女權主義者無法容忍「勁夫勁夫全場歡呼」這樣「赤裸裸的支持家暴」的言論，而廣大電競愛好者則感到很委屈，聲稱男人都很鄙視家暴，這個梗的本意就是在嘲諷蔣勁夫的家暴行為，而委屈很快就轉變為對於「無處不在的拳師」的憤怒，形成大範圍反女權的情緒。而之後的官方下場禁止勁夫梗，更加激化了這一情緒，儘管此時多方可能都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許多電競愛好者甚至以為這是蔣勁夫團隊的操作。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莫名讓人聯想到馬保國。同樣是圈層之間的相互不理解，年輕人把假大師做成梗取樂，而許多父母老師一輩的人面對鋪天蓋地的「耗子尾汁」，卻將其解讀為年輕人對馬保國的追捧。而官方的處理也如出一轍，即動用行政管理力量直接禁止。而勁夫梗的對立性則要遠遠超過馬保國，後者最多是泛娛樂範圍內的事件，而前者觸及到女權議題，結合這幾年頻繁被討論的女權或所謂「田園女拳」事件，稍一討論就可能演變為雙方的罵戰。勁夫梗作為一個流行梗被生產出來之後，就不會再停留於電競圈的語境之內。去年在上海某大學的辯論賽上就出現了這樣的場景，男性辯手與隊友說起」勁夫出拳」，被對方女辯手聽到，對面的女生認為這是在侮辱女性，而男生認為她們根本不知道梗是什麼意思，因而指責對方「玩田園女權」。
這種申辯的邏輯往往是：
我在意的不是你事實上感受到了什麼，而是我要表達什麼。如果這種表達無法為你所理解，或者出現了不利於我的理解，那麼一定是你的問題，你一定是某種非正常人（比如「田園女權」），一定有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挑動男女對立」）。這樣極端的有罪推定有其深層次的原因，我們放到第二部分討論。至於要在技術層面上解決這個問題，有兩條路，一是消滅或者替換勁夫梗，徹底消除發生誤會的可能性；二是雙方進行溝通，男生需要誠摯地解釋為什麼勁夫梗不是在侮辱女性，以及自己堅定地反對家暴和歧視女性。但是考慮到不了解勁夫梗的人比了解的人多得多，每次玩梗都要解釋一番防止誤會，這樣玩梗似乎就失去了它本來的娛樂意義（雙方心照不宣地樂呵樂呵）。因此LOL官方的處置辦法並不無道理，和朋友在網吧開黑時可以肆無忌憚，但在職業比賽賽場上就應該避免使用這類易引起誤解的敏感梗。此外，一些人認為「我們應該大力推廣勁夫梗，這樣才能把家暴男永遠釘在恥辱柱上」，這樣的觀點至少在兩層意義上站不住腳。第一，推廣勁夫梗絕不是反對家暴的可選擇方案之一。對家暴的反對完全可以不用反諷的表達方式，甚至不適合用反諷的方式來銘記。大概沒有人會用「向井田毅，全場致敬」來紀念南京大屠殺（日本戰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犯下臭名昭著的百人斬罪行），因為後者是切實地給中華民族造成過巨大傷害的，只能用嚴肅的話語去敘述和反思。而家暴，比起具體歷史事件，給人們（不僅僅是女性）造成的創傷更隱蔽、更持久，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更令人痛苦。因此我們反對家暴時，也應該用嚴肅的話語去批判。第二，推廣勁夫梗在「實然」層面，根本無法起到反對家暴的作用，甚至在特定的輿論情緒之下，會把勁夫塑造成「反對女拳師」的工具。有多少事實上的家暴男會因為聽到「勁夫出拳」就意識到家暴是可恥的，從而痛改前非呢？將勁夫用作正面形象的極端觀點雖然不多，但在這次論爭中確實湧現了。對勁夫事件現象層面的討論就到這裡，接下來我會討論一些關於此事件常見看法，並藉此探究勁夫事件的結構性問題。
這位網友通過改寫魯迅的名句，表達了對於「女拳師」過度敏感的嘲諷。但只要對魯迅稍有了解就能看出，這句話形式上仿魯迅，實際上連魯迅思想深度的十分之一尚且不及。魯迅那句名言是：「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力唯有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這種聯想的原因，是道貌岸然的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迫和異化：在明面上大家都是君子，性和性慾在正統話語裡沒有位置，整個社會的陽面是一個「乾淨的社會」，然而在陰面則是從思想到行為皆充斥著性的影子，連結婚也無外乎是做「性交的廣告」（《狗貓鼠》）。魯迅通過這樣詼諧尖銳的諷刺，直指封建禮教的虛偽。而我們細究這位網友的仿寫，就不得不問：導致如他所說的這種聯想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可以僅僅歸結於個人或某個群體（女拳師）嗎？擴大來講，如今對於女權話題的敏感度如此之高，固然有原因是年輕一代女性的權利意識較之上一代更強，但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我們的社會仍然是一個父權制主導的社會。什麼是父權制？我們在這裡採用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援引的哈特曼的定義：
我們將父權制定義為：擁有物質基礎且存在於男性間的階級制度關係以及最終使男性統治女性成為可能的、只存在於男性間的一系列社會關係。（Hartman，1981：日譯本65頁）
而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認為「父權制」概念的核心是性統治中存在「物質基礎」：
父權制的物質基礎是指，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統治。這種統治通過防止女性接觸經濟中必要的生產資源，或者通過控制女性的性機能來維持。（Hartman，1981：日譯本65-66頁）
在當今社會，父權制真實存在嗎？假如從表面上看，父權制不僅不存在，男女不僅已經平等，甚至女性要比男性更強勢：男女平等不是已經成為政治正確了嗎？女性在社會各方面不是已經取得地位了嗎？甚至在我國建國之初，不是就已經有了「同工同酬」、「婦女能頂半邊天」這樣的豪言壯語了嗎？假如從個人體驗來看，男性甚至會抱怨「現在女生太厲害了」「我們才是被壓迫的一方」。即使同樣從現象層面應對，這樣的觀點依然是「個人體驗的」和捆綁式的。事實上，就像在勁夫梗的討論中，無論是女權主義者，還是路人男性，都不適合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樣，女性本身受到的結構性壓迫程度也遠遠不同，比如都市白領女性和農村女性，她們在資本面前的議價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程度、從傳統家庭關係中脫嵌出去的能力都不可以一概而論。而「我從小到大沒有遇到哪個女生被壓迫啊」這樣的觀點無疑等同於「我們村頭的地主明明很善良，為什麼還要土改呢？」這類個人體驗式的發言。而從結構性層面看，我們則始終沒有走出父權制的陰霾。在當今，父權制不僅表現為一種經濟上的宰制（比如女性在職場面臨的諸多限制、在特定專業招收時的歧視），更表現為一種意識形態，即父權制意識形態。恰如阿爾都塞在其名篇《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所說，
「意識形態的後果之一，就是在實踐上運用意識形態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性加以否認。」為了便於沒有相關基礎的讀者閱讀，這裡的「意識形態」可以簡單理解為一種先於個人的社會共識，人們漂浮在社會共識的汪洋大海上，默認這些社會共識是可以自證正確的。典型的父權制意識形態譬如「蕩婦羞辱」（恰好對應了哈特曼提到的「控制女性性機能」屬於父權制物質基礎之一），譬如無所不在的男性凝視，譬如所謂「處女情結」。女性主義哲學家Marilyn Frye在論文Oppression中舉過這樣的例子，如果一個女性精心打扮，她就會被看作在為她的性能力做廣告，如果她不精心打扮，則會被看作「沒有女人味」。如果一個女性說髒話，人們會認為她很放蕩（居然「像男人一樣」在表達中帶上生殖器官，真是豈有此理！），而如果她不說髒話，則會被看作嬌氣的、不能駕馭言辭的淑女。而筆者也曾在學校表白牆上親眼見過這樣的言論：
丨「Everything in life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而這樣的意識形態既不是個別的、零碎的，也不是中心化的、由某個權威機構所生產出來的。關於前者，Marilyn Fryea 有過一個著名的比喻，即「壓迫」本身就像一個鳥籠，如果你離近了看，會覺得鳥面前只有一兩根鐵絲，為什麼鳥不繞開它們飛走呢？只有當你採取宏觀視角，才能看見四面八方的鐵絲通過種種關係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一個無法逃離的囚籠。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也舉例過：單身者、離異者雖然也許沒有遭受一夫一妻制下某一特定個人（丈夫）的壓迫、統治，但她們還是要面對一夫一妻制社會所帶來的組織式的「對單身者的歧視」「對離異者的歧視」。關於後者，阿爾都塞則論述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分散的、私人性的。它可以藉助政治機器、傳播機器進行灌輸，同樣也可以藉助宗教機器、家庭機器，以及阿爾都塞所特別強調的，學校，進行意識形態的再生產。父權制是如何再生產自身的，也就是說，父權制是如何自證其正確、讓人們認可的，這個問題可以借用阿爾都塞的理論回答。阿爾都塞認為，資產階級要維持剝削，亦即維持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也就必須維持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再生產，那麼就需要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完成這個工作。學校，就是最典型、最高效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同理，父權制需要再生產它自身的意識形態，也需要全社會的意識形態機構的共同參與。如果說某年春晚小品《女神和女漢子》強化男性凝視、抗疫劇《最美逆行者》完全無視女性抗疫人員這些個案，是由於「一小撮編劇的落後思想」，那麼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從「父愛如山、母愛如水」到「解放軍叔叔、護士阿姨」，則是全社會對於性別分工的規訓。
在勁夫梗事件中，還湧現出一批真正反女權、侮辱女性的言論，而這些言論往往在男性的聚眾談論與相互應和中得以完成。
正如上野曾援引過的，社會學學者佐藤裕在《論歧視》中寫道，「歧視需要第三個人」。他舉過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案例。男人A說：「女人腦子裡怎麼想的，真是弄不懂。」這句話不是男人A對女人B說的，而是對男人C說的。男人A發出這種話語的意圖，是想尋求男人C的同意，試圖和他一起將女人B他者化，從而構成「我們男人」的集體認同。這裡還可以引入「厭女」的概念進一步說明。在上野千鶴子的女權主義著作《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中，「厭女」被用於描述人們對女性的憎惡、蔑視、偏見和物化。這種厭女症並不只是以家暴這樣的具有強烈對抗性質的形式表現出來，大部分時候它以一種更隱蔽的、甚至是溫情脈脈的方式呈現。「好男不和女鬥」和「勁夫出拳」根本就是一體兩面，前者通過建立一種男性道德維繫男性的集體認同，而這個道德是建立在對女性的體力、地位的弱勢評價上的，而這樣的弱勢完全不是生物性的性質，而是作為社會性別（gender）被歷史建構起來的產物，仍然是服從於父權制結構的。再如在一部分男性眼中，女性是一種沒有主體性和獨立性的、只需要被「哄著」的生物，此時的百依百順何嘗不是另一種厭女症？且當這種將女性視作「待獲得物」的手段被作為「情感技巧」呈現時，在成功建立關係後往往會演變為「言既遂矣，至於暴矣」。這前後的巨大反差，實則共享著同一個意識形態基礎。上野沒有僅僅停留於此，她接著揭示了厭女症同樣有可能在女性身上出現。揆諸我們的生活，例子數不勝數，「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孩子嫁個好人家就行了」，這樣的話語難道不經常是從同為女性的母親口中說出的嗎？但就如第二節提到的，這類「兒子是建設銀行，女兒是招商銀行」的厭女觀點，在農村和落後地區往往多些，而在經濟較發達、第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少些，因此造成許多人感受不到明顯的厭女和性別不平等。還有一類為勁夫梗辯護的觀點需要特別反駁，即用階級矛盾掩蓋或消解性別矛盾。
之所以要特別反駁這樣的觀點，是因為近年來左翼有回潮跡象，階級敘事重新出現在許多文本中，但與此同時大量出現了一種唯階級論的看法，試圖用階級分析的範式解釋一切社會問題，將種族、性別矛盾全部看作是階級矛盾下的子題。我本人也曾持過這樣的看法，但是後來發現，這無論在實踐中還是歷史上都行不通：因為如果不把性別當作與階級同等重要的問題看待，抱著「只要解決根本問題，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想法，到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其他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
丨筆者曾經的一條筆記
我們必須警惕單一範式對於社會問題的絕對解釋，社會的真實情況是非常複雜的，同在階級壓迫的框架下，女性就可能遭受比男性更嚴重的、重複性的暴力。比如著名的ABCD事件（導致日本第四國際支部最終被除名的一場組織內性侵事件），日本的新左翼組織「革命的共產主義者聯盟」內部曝出了核心派官僚長期性侵女性成員的醜聞，而當女性成員要求重新審視黨組織和結構中導致特權性暴力的結構性問題時，第四國際支部卻以官僚化的姿態強行停止了爭論，至於理由，雖然在日本，但我們中國人聽起來大概也會耳熟：即無論何時都要以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為重，「不要以組織成員的個人問題以偏概全來妨礙革命事業的進行」。不難看出唯階級論在父權結構下仍然有利於男性，發展交叉性的分析思路此時顯得尤為重要，例如現代女權主義流派中的交叉性女權主義，她們主張種族、階級和性別相織相就，經由社會結構的構型而塑造出微觀的不平等經驗。因此遇到性別問題時大可就事論事，不必也不應該抬出階級矛盾這一所謂「根本矛盾」來壓制問題，至於「女權主義是附屬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矛盾，性別壓迫附屬於經濟壓迫」之類的觀點更加是站不住腳的。綜上所述，父權制仍然是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對性別平等的爭取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對男性來說，用嚴肅的話語批判家暴，考慮不了解勁夫梗語境的女性聽到這句話時的感受，儘量不觸及兩性話題的雷區，這是每個人在推動性別平等過程中所能做的一點微小的努力。畢竟對於大部分男性而言，認識到自己在性別關係中處於結構性的壓迫者一方就以及很不容易。還有激憤的網友說「女拳欺負到門上來了，這次絕不能再退」，但實際上，不使用勁夫梗非但不是對男性權益的割讓，恰恰相反，正是對男性權益的爭取。女性主義運動絕不僅僅是女性的事情，男性在父權制結構下同樣深深地感到痛苦——比如社會對於男性所謂「成功」的要求之高，對於所謂「陽剛之氣」的苛責，反女權者所常常提到的「彩禮」「有車有房才能結婚」（他們用這些例子說明女權主義者貪得無厭，但卻反過來證明了女權主義運動的必要性，因為只有當女性真正得到解放，根植於不平等性別秩序的種種積習才有鬆動的可能）。可以說，在性別不平等框架下，沒有人不需要反思，要推動現狀的改變，則需要雙方從激烈的對抗情緒中走出來，認識到困境的根節究竟在何處。
參考文獻：
[1] Frye, Marilyn. 「Oppression」 in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Trumansburg, NY: The Crossing Press,1983) pp. 1-16
[2] （日）上野千鶴子 王蘭譯 《厭女》上海三聯書店，2015.1
[3] （日）上野千鶴子 薛梅譯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11
[4] 阿爾都塞 《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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