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期對衝戰略探究:以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寮國為例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深刻轉變，傳統的兩極體系逐漸走向「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不斷湧現的地區性國際組織也使得國際社會行為體更為豐富和複雜。在這一轉變中，尤為重要的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及其世界影響力的發展增加了美國的不安全感和戰略焦慮，中美之間的競合關係由此成為了影響當今國際發展的主要因素。新冠疫情這一全球公共衛生事件更是加劇了世界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不明確性。在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之下，作為國際政治重要場域的東協逐漸在中美競爭中扮演重要角色。普遍採取或傾向對衝戰略日益成為東協各國的基本戰略事實，也逐漸成為了東協國家對外戰略的典型特徵。本文在對現有國內外文獻批判性爬梳的前提下，通過建構新的理論分析模型，分析了後冷戰時代東協國家普遍體現的對衝戰略傾向的原因及特點，進一步深入研究了不同國家對衝戰略的類型特徵、對衝強度和形式的變化以及疫情對東協國家戰略抉擇的影響。

東協國家普遍採取對衝戰略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在中美相互競爭態勢不斷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權衡本國的特點和國家利益而做出的戰略抉擇。中美競爭對東協營造的相對緩和的結構壓力是其普遍實施對衝戰略的主要原因，在這種國際背景之下，國家能力的強弱和特定時期的結構壓力突出影響著國家的對衝形式和強度。根據當前國際局勢的變化和東協國家的實際情況，冷戰後東協國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即從對衝轉為追隨的國家、穩定對衝的國家和由追隨到試圖轉變為對衝的國家。本文通過對關鍵要素的衡量，從三類國家中分別選取了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寮國作為代表性案例進行考察，以此概括出自冷戰後三國所體現的不同的戰略轉移軌跡。

雖然對衝戰略早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現象，但國內外學術界對此現象的學術研究尚不充分。本文的研究對於理解過渡時代的權力轉移、非對稱性權力關係、中國反對衝舉措的有效性及對國際政治結構再認識等問題具有較強的啟示價值，同時也有利於促進戰略理論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發展，進而擴展到對國家行為選擇的研究。本文還有利於總結新時期以來一些國家在中美之間進行外交斡旋的現實經驗，為中國處理與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關係提供較有說服力的政策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