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知華。
活躍在智庫這些年，坎貝爾一直將中國和亞洲作為他的主要研究對象，在《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影響力最大的，要數2018年他和拉特納合寫的《思慮中國》，當時引發了一場關於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否失敗了的中美學界大討論，王緝思、約瑟夫·奈、芮效儉、託馬斯·克裡斯滕森等學者均參與其中。
《思慮中國》提出了一個直截了當的論斷：美國對華政策，尤其是冷戰後的對華政策，並未如預期般推動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也沒能將中國轉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的一名「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美國總是高估自己決定中國發展道路的能力」，因此需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
但坎貝爾和拉特納不同意像遏制蘇聯那樣對待中國，而是建議更加現實些。
在日後的文章裡，坎貝爾延續了這一思路。
上面提到過，坎貝爾和沙利文2019年有過一篇合著的文章《沒有災難的競爭》，當時即再度明晰了他們建議的對華政策。
他們認為，川普政府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是正確的，但不應就此切入冷戰模式，要防止兩國關係滑入危險的衝突狀態。
聽起來似乎比美國現政府全方位挑戰中國的態度理性多了。
但並不值得樂觀。
1月12日，坎貝爾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倡議組織主任拉什·多希發表的最新一篇文章就著重探討了「美國如何構建亞洲秩序」。
其中明確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力量確實破壞了印太地區的微妙平衡，並鼓舞了北京的領土冒險主義」，所以美國應該與盟友一起「向北京傳達一個信息，即中國目前的道路存在風險」。「這項任務將是最近美國治國史上最具挑戰性的任務。」
坎貝爾和多希給出的具體建議是，為了應對中國，可在七國集團（G7）的基礎上邀請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組建D10國家集團。
去年7月，坎貝爾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安全問題高級研究員胡珀還在《外交事務》撰文《中國的外交忍耐結束了？》，直接批評中國放棄了「克制政策」，認為「中國的外交攻勢肯定也將成為未來美國政府的頭等大事」。他們把「重新調整與歐洲和亞洲盟友的關係」視作「這是未來幾十年制衡中國的唯一機會」。
競爭為主，但鬥而不破，以聯盟制約中國，這就是坎貝爾對華思路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