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站在中間者）和清朝官員、日本友人在一起。
1896年，甲午戰爭後第三年，清末著名詩人黃遵憲送給梁啓超一首詩《贈梁任父同年》。這首詩可謂泣血之作，代表了當時國內愛國士大夫對割地賠款的悲憤和痛苦。
寸寸山河寸寸金，
侉離分裂力誰任。
杜鵑再拜憂天淚，
精衛無窮填海心。
這首詩由黃遵憲寫來，更有別樣的悽苦傷痛。因為黃遵憲是那時候中國最了解日本的士大夫（沒有之一），他在日本士人階層中名望很高，並有許多日本朋友。多年前他便大聲疾呼重視日本的威脅。可惜，大音希聲，顢頇的當權者置若罔聞。
黃遵憲，字公度，出生在梅州一客家望族，他身上具有客家人堅韌質樸、視野開闊、善於接受新事物的特點。1876年，29歲的他參加順天鄉試中舉。這一年十二月，廣州大埔籍的翰林院侍講何如璋奉命為出使日本大臣。那時候用同鄉是官場風氣，而且能夠辦外交的人才也多出自粵、閩等省。大約因為這些原因，新科舉人黃遵憲被任命為駐日參贊官，日本成了公度先生外交生涯的第一站。
光緒三年（1877年）十月，何如璋、黃遵憲一行來到日本，次月，使館遇到的第一件外交難題就是琉球使臣的求助。琉球國和朝鮮一樣，明清兩代為中國藩屬國，代代朝貢。此時日本國力漸盛，開始覬覦琉球。日本政府阻止琉球向清廷朝貢，要求琉球廢除與清廷的藩屬關係。
十一月初三深夜，琉球使臣馬兼才進入清朝駐日使館痛哭，說受琉球國王之命求助於大清，並分析利害，若日本組織琉球進攻清廷，廢除對清廷的藩屬關係，琉球必將亡國。
琉球對清朝的重要性，何如璋、黃遵憲等使臣十分清楚。他們一方面約見日本政府官員，申明琉球乃大清藩國的立場，一方面上書清廷，要求阻止日本的陰謀實施。使臣在上奏中言：
「日人志在滅球，以阻貢發端，臣與日本當局論理數月，彼一味恃蠻，置之不答，甚至發令琉球改縣，其輕視我國無理已極，義難坐視，今乘其國勢未定，兵力未足，急與爭衡，猶尚可及。若為息事，隱忍遷就，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必掠朝鮮。」
同時，大使何如璋以個人名義致信當權的李鴻章，重申琉球對中國的重要性：
「阻貢不巳，必滅琉球；琉球既滅，次及朝鮮。否則，以我所難行，日事要求。聽之乎、何以為國？拒之乎，是讓一琉球，邊釁究不能免。……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為臺灣計，今日爭之患猶紓，今日棄之患更深也。口舌相從，恐無了局。然無論作何結局，較之今日隱忍不言，猶為彼善於此。」
應當說，何如璋、黃遵憲這些駐日外交官是非常盡責也是非常優秀的，他們深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如果日本順利吞併琉球，必定會慾壑難填，得寸進尺，進而圖謀朝鮮、臺灣。不如趁日本羽翼尚未豐滿，對其採取強硬措施。
很可惜，腐敗的清廷沒有採納這些駐日使臣的建議，容忍日本擴張，直至琉球亡國，被日本完全吞併。
在日本期間，黃遵憲一方面恪守外交官的職責，與日本政府斡旋交涉，維護本國利益。另一方面深入到日本的高層和民間社會，廣交朋友，了解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俗等各方面狀況。與黃遵憲交遊的日本士大夫有伊藤博文、重野安繹、宮本小一、巖谷修、大沼厚、本武揚、大山巖、淺田惟常等重量級人物。他在《日本雜事詩》裡對這類交友多有記錄。
作為一位詩文俱佳的士大夫，黃遵憲不僅以勤於公事的官員標準要求自己，他有著更高遠的視野。他深感中國人包括士大夫對日本國情的隔膜，來到日本後不久，開始收集大量資料，編撰《日本國志》。
1882年，黃遵憲調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離開了日本。但他在政務之餘，仍然孜孜不倦地編撰《日本國志》。這部卷帙繁多的大書直到1887年（光緒十三年）才編撰完成。全書共40卷50萬字，分為為國統志、鄰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邢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志、工藝志。此書被譽為「近代中國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
黃遵憲在出使日本和編撰過程中認識到，日本脫亞入歐，走上現代化，關鍵在於結束了東方傳統的人治政治體制，走向西方的法治社會。因此他尤其注重介紹日本正在進行的憲政改革、近代法律體系的建立等，也闡述了他本人初步的憲政思想。
很可惜的是，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在書稿完成後8年（1895年），即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的第二年才得以正式刊行。同年，時為總理衙門章京的袁昶前往南京，一路上就在讀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到南京和黃遵憲相見後他說，這部書如果早些出版流行，可「省歲幣兩萬萬」（即對日本的賠款）。
甲午戰爭對清廷來說，是一場浪戰。儘管此前有所謂「同光中興」，也只是迴光返照式的，僵化、腐朽的政治體制沒有得到改變。多數士大夫特別是朝廷重臣並不了解東鄰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長足的進步。戰爭的結果是海軍、陸軍大敗，不但丟了朝鮮，還割讓了臺灣，賠款2億兩白銀——黃遵憲出使日本之初的憂慮變成了現實。
甲午戰爭期間，黃遵憲正擔任駐新加坡總領事。他不主張對日開戰。在與朋友的信中他說，如果自己仍然出使日本，必當歷陳利害，阻開戰釁。光緒初年琉球事件時，他力主強硬，但此時情勢已大為不同。日本經明治革新，國勢強盛，數十年來進步神速。而清廷固步自封，不知變通。在這種世界局勢瞬息萬變之際，亟須隱忍圖存，急起改革，厚培國力，才足以應敵雪恥。
然而，大清當權者多是不知己也不知彼的人，士人階層也洋溢著盲目樂觀情緒。清醒者如李鴻章雖明白戰端不可開，但被朝議輿論所逼迫。戰爭失敗後，黃遵憲痛苦異常。從甲午開戰到《馬關條約》籤訂後，他以悲憤之筆寫下了一系列詩篇，如《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臺灣行》、《渡遼將軍歌》等。
甲午之後，黃遵憲成了「戊戌變法」的重要鼓吹者和參與者。他被光緒帝重用，任湖南長寶鹽法道，不久代理按察使（主管一省政法），協助巡撫陳寶箴推行變法。
「戊戌變法」亦如曇花一現，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告終。作為變法重要人物的黃遵憲，慈禧太后自然也不放過，他當時正在上海，朝廷命令兩江總督和上海道將他緝拿。幸虧黃遵憲曾出使國英、美、日諸國，上海又是領館林立。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使節向清廷交涉，營救黃遵憲，而兩江總督劉坤一也是同情變法的開明官員。於是，黃遵憲逃過一劫，免官回故鄉養老，直到1905年病逝。
甲午戰爭失敗而有戊戌變法，變法失敗而有1900年「庚子事變」，清廷用義和拳導致八國聯軍進京。那位當年盛讚《日本國志》的袁昶，時任二品高官太常寺卿。他堅決反對用義和拳排外，上書言「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慈禧太后等頑固派視之為「投降派」，下旨將其誅殺於菜市口，步了譚嗣同等人的後塵。
不知此時以老病之軀、戴罪之身歸隱故鄉的黃遵憲，聽聞故友噩耗有何感想？
不過，袁昶還是太高估一部書的作用了。若朝廷政治腐敗，有黃遵憲這樣的外交人才，有《日本國志》這類圖書，也無濟於事。從甲午之戰到戊戌變法，再到庚子事變，滿清在一錯再錯的道路上狂奔，直至亡國。
文章來源上海觀察，轉載僅作觀點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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