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啟蒙運動的另一個結果是強烈的懷疑論。那種對官方說法的條件反射式的不信任，看上去好像與人們對宗教和陰謀論的信仰背道而馳。說到底，質疑精神是輕信的反義詞。但是當懷疑與輕信都過了火，他們就可能融合為陰謀論思維。不要相信任何事——除了這一點：真相被刻意隱藏了，而這個隱秘的事實可以被發現，並被精確描述出來。
在美國的頭一個世紀裡，美國人相信自己被女巫和印第安人這些撒旦的陰謀包圍了。在第二個百年裡，他們又對國外的陰謀感到恐慌——有暴君傾向的領袖與歐洲君主串通一氣，其他的暴君領袖與歐洲革命勢力暗中勾結。從1797年一本名為《陰謀的證明》（Proofs of a Conspiracy）的書中，美國人知道了像共濟會（Freemasons）和光明會（Illuminati）那樣控制了歐洲顛覆分子的全能秘密集團。這本書有個激動的讀者，是一名來自麻薩諸塞的牧師——喬納森·愛德華茲的學生傑迪代亞·莫爾斯（Jedediah Morse），他在一次又一次的講道中提到光明會邪惡的全球陰謀。
這是危險的一派胡言，其他的陰謀論者堅持——光明會陰謀是虛構的，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捏造的，他夥同英國人在美國製造恐慌。1798年，國會通過了約翰·亞當斯總統籤署的《客籍法》（Alien Acts），使他有權關押或者驅逐任何可疑的外國人——尤其是法國人。因為據人們講，法國剛剛進行的革命是光明會一手策劃的。 此外，法國人幾乎都是天主教徒，而人們對梵蒂岡密謀毀掉美國的恐慌在19世紀愈演愈烈。教皇在美間諜——也就是說，天主教徒們——的人數每十年都要翻一番。傑迪代亞·莫爾斯的兒子——一名紐約市的油畫教師兼修補匠——把對天主教歇斯底裡的討伐當成了副業，並在那時發明了電報。
塞繆爾·F. B. 莫爾斯於1835年出版了《針對美國自由的外國陰謀》（Foreign Conspiracy Against the Liber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這本書揭露了「外國異端的險惡本質……以及威脅美國自由的外國陰謀的存在」。 此時，美國人終於覺醒了，開始重視老莫爾斯關於共濟會的警告。共濟會分會從英國發跡，與現在的樣子並無二致：它們是成年人的兄弟會，是熱心公共事務的人們聚餐、喝酒、社交及舉行一些傻乎乎的秘密儀式的俱樂部。
喬治·華盛頓以及十幾個在《獨立宣言》和《憲法》上簽了字的人都是共濟會成員。「共濟會最大的秘密，」年輕會員班傑明·富蘭克林說，「就是根本沒有什麼秘密。」絕大多數成員是社會上層人士，擁有廣泛的社交網絡。當宗教熱潮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席捲美國的時候——所謂的「第二次大覺醒運動」——一場恐慌也在蔓延，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最堅定的人群中，人們相信無所不能的共濟會正操縱著美國。[1] 據傳，共濟會成員是一群放蕩、墮落、邪惡的人，是某個秘密政府的操縱者。散布恐懼的首先是借全國性大妄想東風的基督教神職人員，接著是仇恨精英階層的普通人和利用這種心理的投機主義者，甚至還有一位前總統。
「我們國家道德上最大的汙點，」約翰·昆西·亞當斯宣稱，「就是共濟會這個機構。」最大的汙點，這位討伐過奴隸制的前總統如是說。他還發表過著名的言論，稱理性的、和平的美國「不會去國外尋妖除魔」。 或許，大眾對待天主教移民和本土共濟會高層人士的群體性瘋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弗洛伊德所說的「置換」（displacement）：比起在奴隸制日漸增長的陰影之下對國家失控感到焦慮，抱怨假想的恐懼要簡單得多。其中最大的諷刺是——就像戴維斯所說的——在美國，「那些真正的陰謀，還不如人們討伐假想陰謀團體的運動對社會現實造成的影響大」。他具體指的是美國南北戰爭前夕，北方人所認定的「奴隸主集團陰謀」。然後，當那場真正的劃時代的奴隸制危機終於不容忽視的時候，每一方都認為另一方是被邪惡主子操縱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