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成公十三年》：「……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按，膰，音蕃 ㄈㄢˊ；脤，音蜃 ㄕㄣˋ）所謂「執膰」即手持宗廟祭祀所用之熟肉；「受脤」即接獲帝王祭祀所用之生肉。
我國古來重視「祀與戎」，「祀」即祭祀，《禮記·曲禮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戎」即戰爭，而「戎」亦泛指古代西方之少數民族，蓋因其好戰之故。先秦古籍中提及中原政權與各路「戎」之戰事可謂不勝枚舉。（按，傳統有「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之謂，統而言之曰「戎」、「戎狄」等。）
商代之時，祭祀之對象及其應用之禮儀、供奉之犧牲，已多至難以計數。凡舉神明，何日、何時、何處祭祀，由何人主持，採何種禮儀、牲畜幾何，以何種方法宰殺，埋於地下抑或沉溺於河中，甚至是否烹飪，用何種烹飪法。無不考究細節。由此可以想像感受商王唯誠唯恐之態度與心情。商人所祭祀之對象中，「帝」為最具威力之神靈。「帝」能命令降下風雨、雷霰、陰晴，禍福災祐。並有下屬及其各自權責，「帝」至高無上，儼然鬼神之王。
周滅商之後，「帝」被抽象之「天」所取代，人之最高名號亦稱「天子」。周代之天很可能不同於商人之概念，商代卜辭中，「天」僅偶爾受祭。周代之「天」以予人福祐或降以災禍，甚至國運維繫於天之眷顧與否。商人對於「帝」（亦稱「上帝」）全心信賴，以為神靈之保證絕對可靠；而周人強調天命有變，為政者當時時警戒，不可疏忽人事，以至於為「天」所厭棄。故此，周王不完全依恃天命，仍須改進或鞏固其統治技巧。周代為我國傳統天命觀之發軔。
戰爭源於生存之競爭，此為自然界成員所不得不採取之手段。為尋求必要之生存物資，於利益不平衡中保存自己，則必須透過各種途徑壓制對手。戰爭即為壓服對方並解決爭端之方法。最激烈之行動即消滅對手。
人類為自然界之成員，為尋覓食物、保護自身及繁衍後代，與動物、植物做不同形式之爭鬥。不同於以消滅對方為主要方式之其他物種，人類更為高明得多，人類將野生動物馴養成為家畜；將野草培育為穀物進而發展農業。此外，不可避免與同類引發爭執，從而出現小至因個人或家族利益，大至部落及國家之間規模不等之戰爭。古代戰爭之目的不外掠取土地及其資源，及至以戰敗者為奴工從事生產、服務戰勝者。
戰爭殘酷，卻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或缺之主要動力。戰爭帶動武器研發之進步，工具之改良進而提升社會之生產效能。弱者為對抗強者，則建立聯盟或共同體集團，亦促成戰爭規模擴大。為有效進行戰鬥，則要求良好之組織，並授權有能者領導。如此終於催生國家制度。故文明之國家無不於連續之戰爭中成長。傳說黃帝開創帝國，歷經五十二次戰鬥。
我國傳統觀念，使用武力並不被讚美，可能源自東周時代先民飽受兵燹摧殘之後，對於暴亂之反感。亦因儒家王道思想之傳佈得以深化此觀念。例如：《禮記·樂記》：「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幹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荀子·王制》：「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以仁義為善政。
修德立國之外，武備為國族競爭之後盾。《論衡·非韓》：「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故有德之國，須養兵自立，內安百姓，外禦勁敵；無德之國，擁兵為亂為患，概莫能外。
言及抗戰，此為吾國近現代之樞機時代，我國內修善政之時，被迫應戰並堅持禦侮，國力雖弱而民心士氣高漲，不因一時一地之敗績而喪失必勝之信心。抗戰八載，貫徹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戰略，「我全軍將士之忠勇效命，全國同胞之一致努力」，歷經廿二場會戰，終於取得最後勝利！
抗戰犧牲之將士均入祀忠烈祠，以此永誌不忘我國軍將士之奉獻，如此，「祀與戎」之意義更多一層，又至九三軍人節，當向保家衛國、親民愛民之將士表達最高之敬意！
衡陽南嶽忠烈祠
雲南騰衝忠烈祠
臺北圓山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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