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1983,那年我高考

2020-12-14 澎湃新聞

文/王健

作者簡介

王健,男,漢族,1965年10月生於甘肅蘭州。西北政法大學法學學士(1987年),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1996年)、法學博士(1999年),北京大學博士後(2001年),現任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黨委委員,主要從事基礎法學研究工作,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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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高考

我是1983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的。在那之前,高考已連續舉行了6年,總的印象是神秘、神聖和艱難,不管在大人還是小孩子的心目中,考上大學是遙不可及夢想,也因此視高考為畏途。原因很簡單,考不上。考不上到了什麼程度呢?自打1977年恢復高考後,蘭州鐵路職工子弟第五中學的畢業生,幾乎年年全軍覆沒,是有名的「推光頭」中學,極少數不甘心失敗者努力復讀,最後考上個大專,就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兒了。1977年恢復高考時,錄取率只有5%左右,到了八十年代初,錄取率雖已提高到10%左右,但依然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有個鄰居同學的家長,高考後逢人便誇讚他孩子:我家娃參加高考了!在這位家長眼裡,家裡出了個參加高考的人,是祖上有德,極為榮耀,至於考上考不上,並不在意。

鐵五中是蘭州鐵路局西站分局轄區內的一所普通中學,創辦於1964年,位於蘭州西站的武威路和建西東路十字的東北角,從西站三角線向南,穿過蘭西醫院和雙洞子就到了。鐵路系統進行「主輔分離」改革後,學校劃歸地方管理,2008年正式改名為蘭州市第五十五中學。學校北面與蘭州鐵路貨運編組場僅一牆之隔。編組場承擔著隴海線、蘭新線、包蘭線和蘭青線各條鐵路線貨運列車的解體和編組任務,也是淘氣孩子模仿鐵道遊擊隊的英雄們玩扒火車遊戲的地方。

蘭州局所屬中學,鐵一中名氣大、水平高、質量好,是蘭鐵系統唯一的重點中學。其他中學都很一般。與鐵五中對應的小學,是位於蘭西分局機關對面的鐵路小學,現在叫西站小學。好多年前的一次中午,我和舒國瀅教授、米健教授三人在薊門裡的馬蘭拉麵館裡吃麵。米健對我的經歷十分驚訝,因為他也曾就讀於蘭西鐵小和蘭鐵五中。為驗證真假,他十分認真地問我:蘭西醫院那裡有個太平間你可知道?我說當然知道,於是通過了我畢業於蘭西鐵小和鐵五中的身份鑑定。米健提到的那個太平間,其實是蘭西醫院的一個停屍房,建在醫院邊緣的一處土坡上。從蘭西鐵小到鐵五中之間,通常是走武威路大路,土坡那裡本來無路,可人們為了圖近便,硬是沿著土坡走出了一條捷徑。小孩子上下學從那裡經過,常常嬉鬧推搡,互相嚇唬,所以印象深刻。

「文革」時期,已無高考。高中畢業後,年青一輩都去了「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75年4月的一天,蘭州西站的站臺上擠滿了人群,家長和親友們為去武威插隊的知青送行(蘭鐵分局的知青點主要在武威南),場面跟後來電影裡的情景再現一模一樣,綠皮車上,人頭爭相探出窗外,和在站臺上的人們揮手告別,呼綽號的,扔軍帽的,令人動容。那年我哥從鐵五中畢業,去武威南中畦公社下中畦三隊插隊,我也前去送行,所以很可能跟米健擦肩而過。不過,蛟龍終非池中物,1977年恢復高考後,米健以優異成績成功考入蘭大歷史系,從此展翅高飛。

1977年國家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高考,這對中小學生的觸動和影響很大。在報紙和廣播裡面,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觀點受到了批判,要把被「四人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有些家長敏銳地預感到,以後不學習不行了,孩子肯定沒出路,在教育孩子時,往往把不好好學習,考不上大學的後果,和鄰居某個反面典型進行關聯和對照,以此為示範,申明學與不學的重大意義。小學快畢業時,我漸漸對高考有了這些朦朧印象。

1978年小學畢業時,春季開學開始改為秋季開學。為此,小學需要延長半年。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從這一年起,小學畢業升初中,必須參加入學考試,不能再像之前的無需考試自動升學。這一變化,使得小學延長的這一學期,完全用於考前的臨陣突擊複習。白天班主任賈老師串講學過的全部內容,晚上補課練習寫作文,抓得很緊。這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傳來了郭沫若先生的名篇《科學的春天》,當年第一期《人民文學》發表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這些作品膾炙人口,廣為流傳,強烈激勵著青年一代的求知慾和上進心。葉帥「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為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的詩句,成為教室、校園宣傳欄的重要標語,是激發同學們克服學習困難的名言警句。就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和背景下,我從蘭西鐵小畢業,考入了蘭鐵五中。

此後,一改小學時學業自由放任狀態,開始有意識的專心學習。以古人為榜樣,把頭懸梁、錐刺股、鑿壁借光、三更燈火五更雞之類的詞句,工整抄寫在卡片上,壓在書桌玻璃板下面,時時提醒自己不能打瞌睡和偷懶。每個學期放假時,我便向上一年級的同學借來用過的各科課本,利用假期預先學習,做完所有的作業。等到開學時,整個一學期的內容便已基本學完,上課時聽老師再講一遍,這樣等於學過兩遍,想以這樣的辦法,來解決學習跟不上的問題,驗證「笨鳥先飛」這話到底管不管用。這樣一來,初中階段每一學期的各門課程,我學習得都比較輕鬆。節省下來的時間,全部用於學習課外知識。訂閱報刊雜誌,特別是《中國青年報》《課外學習》《遼寧青年》《飛碟探索》《讀者文摘》,一度令我著迷;熱衷於做手工模型或實驗裝置,做望遠鏡,做九大行星模型,希望自己能像伽利略、哥白尼那樣觀察天象;加入菸灰點燃白糖,是一次成功的化學實驗,這給了我很大信心。另外還保持著每周去一次郵局換郵票的習慣,延續著從小集郵的愛好。郵票題材的內容如同百科全書,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上的中外名人、文物古蹟、花鳥魚蟲、山川名勝,對我學習歷史、地理幫助極大。初中三年,我基本保持著全年級學習全優記錄。

到了1981年初中畢業考高中時,我陷入了一個兩難選擇:按照鐵五中的規定,如果全優生繼續選擇在本校讀高中,可不經考試直接升入,但是如果報考其他重點中學,則不再享受這個優惠。按照當時「考上師大附中,就等於一隻腳踏已經邁進了大學校門」的流行說法,又看到有的同學轉而報考鐵一中、蘭州一中、四中那些好中學,我不甘心,想試一試,為了考上大學,於是填報並參加了西北師大附中的考試,但事實證明,這是一次失敗的冒險,報考師大附中的夢想未能實現。最終我又回到了鐵五中。儘管這次失利對我學習上的自信心打擊很大,但它也是一次檢驗學習挑戰度的好機會,促使我提早考慮高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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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預考和高考

上高一後,我明顯感到高中課程的壓力,特別是數理化課程,比初中明顯提高了難度,學起來感到有些吃力。高一第一學期期末,蘭州市針對高一學生搞了一次全市數學測試,各學校選了一些學習成績較好的學生參加這次考試,我被作為學習好的學生抽出來參加測試的,可這次考試我沒能及格,對我打擊很大。於是認真考慮文理分科選擇問題。當時高中仍是兩年制,但又傳言說要改成三年。到底兩年,還是三年,直接影響備戰高考的時間安排。我決定不管兩年還是三年,先按兩年做打算。若選理科,必須數理化要好,但要按部就班學完高中兩年的數理化就高考,複習時間肯定不夠。而且高一的那次數學測試給了我當頭一棒,數理化不佔優勢,顯然不能選理科。若選文科,好處是可以自由把控學習進度,因為文科要考的歷史、地理完全可以自學,但不利之處是,鐵五中高中階段不開設《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因為沒有老師,所以也不開設文科。

權衡之後,我下決心選定文科。從外地郵購來最新版的初中《中國歷史》和高中《世界歷史》《世界地理》教材,並把語文、英語、數學、政治這些科目拿到一起,互相比較,從早到晚,分別時間段制訂出一份適合自己的學習計劃。一切安排大定,便機械刻板地遵照執行。從高一第二學期一開始,完全進入到備戰高考狀態。學校正常開設的課程,只上政治、語文、數學和英語,物理、化學課被我替換成歷史、地理,逃課在家自學。這也意味著我基本沒有學完高中的物理和化學,只記得有機化學中的「烴基」、「羧基」幾個零星名詞。

到了高二第一學期快結束時,終於傳來正式消息:凡市立地方中學,高中學制一律改為三年制。廠礦企業所屬的子弟學校,高二結束時即畢業,下一年起改為三年制。這樣,我成了兩年制高中的最後一屆畢業生。

當時還有一個規定,參加高考之前,還必須參加全市統一組織的預考。預考的科目和形式類似高考。只有通過預考,才能參加高考。預考沒有通過,就算結束中學教育走向社會了。在鐵五中上初中時,全年級學生編為10個班,每個班大約五十人。到了高中,就只剩下4個班。到高二時,只有兩個班了。同學上著上著就不來了,課桌像走馬燈似地來回變化,大多是接替父母參加工作了(當時有個政策,如果父母從單位退休,允許一名子女頂替工作,叫「接班」),也有去上中專技校,或者參軍入伍。堅持到最後的兩個班參加完預考,結果只剩了4人,除了我一個文科生,還有三個理科生。鐵五中也很用心,集中全校各科最好的老師,全幅投入這僅存4名考生最後衝刺的輔導。當時高中雖然沒條件開設文科,而我又通過了預考,學校不能不管,於是安排一位教初中歷史的老師專門為我輔導。回想起來,這種一對一的輔導,真是很奢侈了。

7月初的正式高考,我的考場被編在蘭州四中,在西站敦煌路東側蘭石廠家屬區附近,離家不算遠,騎自行車十來分鐘就夠了。考試科目是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和英語6科,每科100分。高考成績和分數線公布後,我的成績高出分數線36分(文科分數線360分)。等待結果的那段時間,我常常獨自溜達到甘肅省博物館,坐在博物館大門的臺階上,遙望馬路對面友誼賓館,當時甘肅省的高考錄取工作,都在那裡進行,腦際充滿了對高考和未來各種遐想。大約8月中旬,我終於等到了西北政法學院法學專業的錄取通知書。

選擇報考西北政法學院,其實是我在上高二時就確定的目標。根據連續幾年全國各高校在甘肅招生計劃名額的情況分析,文科可選擇的高校範圍遠少於理科。文史哲方面的專業主要是在重點大學和名校,招生數量基本是個位數,毫無成功把握。招生名額較多的是財經院校和政法院校。其中,1982年西北政法在甘肅的招生計劃是60個,是全國高校在甘肅招生數量最多的一個。其次是蘭州商學院。我當時夢想到外地上大學,不想在家門口。從蘭州邁出一步,到西安上大學,這當然是一個理想的結果,於是也放棄了填報蘭州商學院的想法。因為如果招生數量這麼大都考不上,再考慮報考其他學校,顯然毫無意義。

我選擇西北政法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這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重視民主和法制建設,社會上對上大學學法學也很看重。我在上高中時就訂閱了《民主與法制》這本雜誌,對國家法制建設的未來充滿信心。1983年高校招生計劃公布時,西北政法在甘肅招生100人,名額大幅增加,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結果,於是毫不猶豫的鎖定了高考志願的填報目標。高考志願表分重點高校和普通高校兩欄,每一欄依次填五個學校。重點高校我基本不考慮,隨便填滿,而普通高校欄的五個空格,西北政法學院被填滿了全部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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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感受

以上零碎記錄了自己當年參加高考的經過。高考已是過去37年前的事了。現在回過頭去看自己走過的路,真是無限感慨。人們都說,高考是改變人生命運的大事。對我而言,這話實在是一點兒不假。總結起來,一是我深深感到在學習上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極端重要性,如果只是按部就班地被動接受外部的知識輸入,就很難在學業上有所成就。而學習的能動性與自學能力應該是相當的。二是開闊眼界和打開思路,對於提升個人的學習能力和學業水平十分關鍵。茅塞頓開、豁然開朗,要害可能在於達至這種狀態效果的機緣和方法,有賴於適合的對象、適合的外部條件和適當方法的作用之間能否產生同頻共振。三是基礎教育的內容和教學法,對人的知識結構的完善,對人的職業選擇,對人的全面發展意義重大。中學課程由於缺少植物學,以致今日,我對大千世界中的一些常見植物,無法從專業上進行辨別;數學課上只講概念定義,不講數學思維的現實背景,不講數學發展史,學習起來就會非常痛苦,至少我的感受就是如此。在後來讀了科學史或數學史之類的書後,我便納悶,高中數學課上講函數和微積分時,為什麼不介紹古希臘人對極限問題的思考,為什麼不講17世紀以來歐洲的科學家們對即時速度、求曲線的切線、求曲線構成的面積、求曲面構成的體積等問題的提出、思考和探索經過,而只是生硬地複述函數、微分、積分的結論性定義和推導演算,否則,我學習數學的熱情可能會更高,效果也會更好一些。這個經驗,與我後來在學習和寫作中,特別注重對學術史、對學術思想沿革的理解、訓練和把握,有一定關係。在教學當中,也是同樣如此。

原標題:《王健:1983,那年我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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