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羅伯斯庇爾，筆者便想到了流傳在其身上的一個幽默史實：
相傳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羅伯斯庇爾在上臺後，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將成千上萬人推向斷頭臺，最著名的便是那個路易十六的國王，也不知是不是風水輪流轉，在後來「熱月政變」推翻了雅各賓派，羅伯斯庇爾及其黨羽被抓捕，也同樣被推向了斷頭臺，在他的墓碑上，幽默的人們留下這麼一段話作為墓志銘：
「我，羅伯斯庇爾，長眠於此，過往的行人啊，不要為我的死而哀傷，因為我要是活著，你們都活不了」
一提到羅伯斯庇爾就說是獨裁者，狂熱主義分子，這樣片面化的認知，事實上是很不利於我們解讀這個人物的。
仔細審視羅伯斯庇爾的政治生涯，無論是他在民眾中的演說還是在議會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他一直都保持著一個政治家的基本素養，絕對不像人們口中說的那樣激進或狂熱，與之相反的是，事實上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和他的支持者都是極為理性的，並且是極度克制自我的理性。
在他還沒有完完全全成為一個共和黨人之前，他便在制憲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否決條款」，即規定「所有制憲議會成員在本屆議會結束後四年內不得擔任公職」，給了他所認為的對民主的一個保障。同樣，羅伯斯庇爾從來不像是獨裁者，他曾對他家門口的請願者說：「為什麼給我？為什麼不交給委員會？每個人都交給我，好像我有無限權力似的。」他所維護的是啟蒙思想家所推崇的人權，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
我所說的並不是為羅伯斯庇爾後面的恐怖統治洗白，在他當權期間，將成千上萬人送上斷頭臺無疑是赤裸裸的恐怖統治。
但是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應該看到，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言人，他天然對民眾的力量感到恐懼，然而矛盾卻在於他認為革命成果的鞏固必須依靠巴黎人民，所以他必須與其周旋。而作為應對和消解民眾給他們帶來不安的方式，他曾經反覆強調以美德教化人民，但是在大革命很短的時間內，道德對社會的推動只能是收效甚微，最後他只能不可避免地滑向了高壓恐怖統治。
學者威廉多伊爾在《法國大革命》一書中曾指出，法國大革命的重要問題在於，他從未構建起英美式的政黨體制，這導致了政治生活的混亂。可實際上從大革命一開始，革命者就對「政黨」這一概念像瘟疫一樣唯恐避之不及——例如吉倫特派從未承認過自己是一個黨派。
在當時，他們將黨派視為一種侮辱。這背後的根源來自於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與英國的封建主所享有的自由不同，法國在路易十四時代以來便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制，路易十四更是自稱太陽王，牢牢地把握著國家的權柄。
因此在法國的體制內，從未出現過大憲章這樣貴族對國王權力的限制，更不提英國那樣的議會傳統，即使是和英國議會大相逕庭的三級代表會議，從路易十四時代開始，也有一百多年沒有召開了——我們可以說，以三級會議作為代議制方案，正體現了法國議會制傳統的匱乏。
與此同時，法國形成了另外一種政治話語權空間，即民間自發的政治團體。在這種俱樂部中，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精英階層宣揚啟蒙思想、評論公共政治，像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一樣，不定期的舉行論戰，形成一套自己的公共輿論，到中央集權制度和君主制的後期，隨著君主權威的逐漸下降，公共輿論逐漸成為政府政策合法性與權威性的基石，甚至於國王也不得不忌憚公共輿論幾分。
精英們在民間社交團體中演說啟蒙精神的價值觀：自由、平等、理性、法治，進行自己的政治構想，君主立憲派和民主共和派爭吵不休，但共同希望建立一個新世界，他們相信國家和民族將被重塑，人與人之間將真誠而透明。
與英國議會中一般是精英階層就具體政策實施與否的激烈爭辯不同，在法國，在共同的價值訴求上，人們關注大的政治結構的確立，從來不會因為現實來徐圖改良，人們盡力馬上就建立起一個盡善盡美的制度框架。所以，如果說英國的革命不得不妥協於自身的歷史傳統，在舊瓶子裡裝新酒，那麼法國的革命則是基於共同的價值理念：在真誠而透明的社會關係上重建一個啟蒙價值主導的全新共同體。
基於這樣的理念，革命者認為普遍的真誠與美德是可以實現的，而政黨只會因為各自的所代表的私人利益分裂這個共同體，所以羅伯斯庇爾們是具有偉大理想主義情懷的，他們堅信，啟蒙思想中的普世價值一定是未來共同體的磐石。
然而這裡卻形成了一個悖論：對於共同價值的追求加劇了人們對潛在政黨的敵視，而為了在這種敵對中生存下來，他們不得不抱團尋求庇護，並且不自覺地開始黨同伐異，最終另一種事實上的政黨形成了——如果沒有羅伯斯庇爾的指責，吉倫特派絕不會走到一起。
但是這種形勢下造就的政黨並不具有價值上的正當性，再加上法國議會政黨傳統的缺失，失去了秩序與規則的政黨衝突無法造就憲政，只會形成無窮無盡的混亂，所以法國大革命最根本的悖論在於：作為一個共和國，他天然的抵製作為共和國基礎的政黨政治。
除此之外，與封閉的議會辯論不同，為了獲得支持者，政治團體的演說文化一定會開放化，也更為貼近民眾，這也就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話語權和影響是一個不斷下移的過程。
隨著革命的推進，人們在這種爭辯性的思想熔爐中逐漸萌發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開始了自己的革命訴求，傳統的閣樓式貴族政治已經控制不住革命的局勢，斐揚派的急速失勢很大程度上就與俱樂部文化有關，相信君主立憲和精英政治的他們，在1791年仍然選擇私人聚會而非公開演說，這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轉而加入雅各賓俱樂部，無論是政治主張還是宣傳形式，他們都無情的被公眾淘汰了。
然而公眾寬泛的民主引發的不可收拾的混亂最終引發了羅伯斯庇爾的擔憂，羅伯斯庇爾為了遏制這種恐怖，開始倡導美德，在收效甚微之後，便選擇用恐怖去制裁，最終他走向了瘋狂，而他本人似乎也預見了自己的結局，在自己被送上斷頭臺的前兩個月的一次演講中，羅伯斯庇爾激動神經質的說：
「我是法國人，是你們的代表！哦，高尚的人民！清接受我本人這一祭品吧！誕生於你們之間是多麼幸福！為你們的福祉而死會更加幸福！」
所以在我看來，羅伯斯庇爾本身便是大革命中最大的悲劇：一個公認的不可腐蝕者、一個在1791年提出自我否決的議員、一個可能是最為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卻最終創造了恐怖。
當然，羅伯斯庇爾的悲劇命運並不意味著法國的這種政治文化是失敗的，恰恰相反，他創造了基於公眾參與的共和傳統，而這也是英國傳統所缺失的，從此政治不僅屬於國王、貴族甚至革命領袖，也屬於公民。
1789年的群眾為糧食走上街頭，而1795年婦女們則高喊著「我們要麵包和1793憲法」，人們的政治覺悟開始啟蒙，從此啟蒙價值深入人心，國王的命令沒有議會的承認就不能頒發，貴族對公共財物的侵佔只會激起更多的革命，新生的法蘭西民族不僅屬於資產階級，更屬於全體公民，革命精英們走上街頭，用他們的政治觀點去獲得民意的支持，在他們頭上的，是永不下降的三色旗。
共和派信奉這些理想，並且忘死的去推行他們，不是僅僅是他們吸引了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贏家和輸家，而更是因為他們為建立新的社會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希望。他們繼承了從古代希臘和羅馬廣泛的政治參與的民主理想，並且以一種更加完美的方式給他們披上了一層新衣，那就是民主選舉、廣泛的責任心和有組織的政治活動，他們一時的失敗掩蓋不了長遠的思想勝利的光芒。
不由想到了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託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這一根本真理。
我們可以預見，民主自由的啟蒙思想，將會隨著大革命的進程，在歐洲掀起一場無與倫比的社會變革。
文/扒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