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財經界》，作者：吳志菲。視頻來源：騰訊視頻。
▲ 1955年，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首屆亞非會議。會上，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經典人文地理》：「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全揭秘
1955年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是歷史上首次由亞非國家自發舉行的國際會議，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萬隆會議所確立的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奠定了重要基礎，會議所倡導的「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有力推動了亞非國家的聯合自強，促進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為了紀念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探討「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中國與亞非國家合作的新形勢、新特點和新方向，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高端研討會最近隆重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赴印尼出席亞非會議和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活動。如果說60年前和平相處、求同存異是萬隆精神的時代主題，那麼60年後的今天，共同發展、合作共贏則最能抓住時代潮流和民心所向。
（一）到底還去不去，周恩來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去
1954年12月31日凌晨，周恩來還在辦公室批閱文件。秘書輕輕地走進來，低聲說:「總理，黃鎮大使從雅加達來電。」
「哦，茂物會議有結果了？」周恩來接過電報仔細看後高興地對秘書說:「好。黃鎮大使給我們送新年賀禮來了。」
原來，亞非各國人民呼籲聯合起來共同反帝反殖、維護世界和平與民族獨立的意願越來越強烈，亞非一些國家領導人也希望坐下來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倡議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得到緬甸、錫蘭（今斯裡蘭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一致同意，5國總理在印尼茂物舉行的會議上正式提出召開亞非國家首腦會議，並一致同意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參加。這對於尚未恢復聯合國應有的席位且被許多國家孤立的新中國來說無疑是個喜訊。
1955年2月10日，周恩來收到了印尼政府方面的正式邀請書。隨後，參加亞非會議的具體準備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
亞非會議定於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的避暑勝地萬隆市召開。誰去，怎樣去？在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的書房裡，毛澤東、周恩來和公安部長羅瑞卿商討亞非會議有關事宜。
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亞非國家的代表將共聚一堂，討論同亞非國家與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一時間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的連鎖反應，亞非會議要達到預期的目的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制定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方針和政策，是妥善處理會議可能出現的變化多端的事態、挫敗有些西方國家的陰謀或企圖、開好會議的前提。自2月開始，周恩來立即著手抓了會前的準備工作，為中國代表團確定了總方針: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正當在緊張為周恩來這次出行做準備之際，中國有關部門獲悉: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特務機關正策劃趁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之機謀害周恩來及隨行人員，並已分頭行動，其行動代號為「1」號。
情報確實、可靠。情況十分嚴峻！到底還去不去？周恩來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去。
經與有關方面的同志研究，認為走海路不行，放棄了周恩來最初提出的坐船走海路的設想，改為由香港乘飛機去印尼。
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只能租用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經與印度航空公司商談，決定租用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並商定:4月11日中國代表團乘該機啟程時，該機作為正常航班，上午飛抵香港，下午再改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於1時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起飛雅加達。
正在周恩來主持起草出席會議方案的時候，他突患急性闌尾炎，不得不於3月12日至28日住院接受手術治療。
中國正全力以赴進行準備之際，周恩來接到了緬甸總理吳努發來的電報。電報邀請周恩來去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前，先在仰光休息兩天。並稱，屆時他將派飛機到昆明來接，將安排一個由中國、緬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國總理參加的小型非正式會晤，研究一下出席亞非會議的有關問題。
吳努總理對中國如此尊重，周恩來自然欣從。周恩來將先到緬甸參加小型會晤一事，並未讓外界知曉。
中緬尚未通航，如何去緬甸？研究決定，中國代表團兵分兩路:一路由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主要成員先去昆明，待緬甸所派飛機試航成功後（當時中國與緬甸之間尚未通航），再啟程去仰光，之後由仰光飛雅加達；另一路按原計劃香港乘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抵雅加達。
（二）前往昆明前收到重要情報:臺灣國民黨特務準備暗害周恩來
4月7日上午，周恩來帶著尚未完全恢復健康的身體，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一部分人離開中南海駛向西郊機場。
與此同時，一個由臺灣國民黨特務制訂的謀殺周恩來的方案也已出臺，他們緊緊盯住了中國代表團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
在周恩來一行登乘伊爾—14飛機前往昆明前，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將剛剛收到的一份重要情報交給周恩來。情報說，蔣介石特務機關已高價收買香港啟德機場的地勤人員，準備利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加油檢修之機將定時炸彈放入飛機油箱裡，以暗害周恩來和代表團人員。
周恩來閱後，極為重視，當即指示:請轉給在京的有關領導辦理。
4月8日，周恩來一行抵達昆明，等待中緬航線的開通。次日，喜訊傳來:試航成功了。
但周恩來並沒有忘記先行到達香港的代表團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試航成功的當晚9時多，周恩來打電話給北京囑咐鄧穎超，並要鄧穎超設法把此情況通報給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團的同志們。鄧穎超隨即進行了部署。
敵人的破壞計劃使所有人為周恩來一行的萬隆之行感到擔心。4月10日，鄧穎超寫信給一生「最親愛的人」周恩來:「這次蔣賊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並從各方面的可能著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時，飛機著陸後嚴加封鎖，起飛前的嚴密檢查，是必須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區對所用交通工具，亦應請看守與檢查。你外出活動，必須嚴密警惕，仔細機警……我衷心地祝福你勝利平安歸來！」落款是「你的知己兼好妻」。
新華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來的緊急電話指示後，在當天晚上就將情況通報給了香港當局。他們怕沒有得到落實，並於次日凌晨1時半又派潘德聲專馳赴印航駐港經理住宅向他通報有關情況。經過兩次通報，印航經理保證，「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港停留之際，絕不允許任何非印航人員接近飛機，就連上食品、加油、押運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負責。
當天下午，還在昆明休息的周恩來接到北京打來的電話，說「克什米爾公主號」已從香港啟德機場按時起飛，未發生任何問題。但是，晚上北京打來的電話卻告知「克什米爾公主號」確已失事。據境外通訊社報導，「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後不久，即在空中發生爆炸，墜於南海，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
（三）特務機關秘密探訪，尋找能「擔任一項具有國家性重要意義的工作」的人選
原來，為了實施爆炸計劃，國民黨保密局專門準備好了一批炸藥，其中包括4枚美國製造的「鍾型定時發火器」，即定時炸彈。保密局將炸彈交給一個在「四川號」貨輪上當廚師的小特務，由他從臺灣基隆偷偷運到香港，然後交給以「就記電料行」為掩護的香港情報站「第五聯絡組」。接下來的事，是要選擇一個實施爆炸計劃的人。
經過一段時間偵察，一個叫周駒（又名周梓銘）的人進入了特務機關的視線。周駒，20多歲，受僱於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啟德機場做清潔工。他光棍一人，是個吃喝嫖賭樣樣俱全的「爛仔」。據說當時公司正準備把他開除。
早在從3月27日到31日，國民黨香港情報站一個姓吳的特務頭子多次找周駒。幾次下來，特務機關完全摸清了周駒的底細。
3月31日，姓吳的再次找到周駒，明確提出來，想讓周駒「擔任破壞一架共產黨的飛機的任務」，而後又軟硬兼施，告訴他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同時又對其許諾:事成之後，他可以得到60萬港幣的獎賞，而且還可以安排他去臺灣定居等等。
60萬港幣，這在當時堪稱是天文數字，周駒最終答應下來。接著，特務機關隨即把周駒帶到一個飯店裡住下，姓吳的根據周駒提供的機場裡面的詳細情況，向周駒交代了爆炸行動的整個計劃和具體細節，讓周駒在房間裡反反覆覆地進行了演練。
就在美蔣特務加緊進行破壞準備的時候，我情報部門也獲得了美蔣特務陰謀在香港對我實施破壞行動的情報。得此情報後，周恩來立即進行了研究和部署。
4月11日上午近12時，「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自印度孟買飛抵香港啟德機場。這是一架美國洛克希德公司製造的星座式749A型飛機，已經飛行了11163小時，飛機狀況良好。
正值中午，飛機停穩後，機組人員除了機械師卡尼克留在飛機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飛機用餐。雖然事先中國政府已經通報港英當局，但香港警方卻並沒有對飛機採取特別的保護措施，只是派了輛警車停在離飛機很遠的地方監視，把觀察的重點放在了行李檢查處和機場入口處。
機組人員下飛機後，卡尼克發現機組的行李少了兩件，於是趕緊去告訴準備用餐的其他機組人員。據卡尼克事後回憶說，當時他離開飛機有十來分鐘，「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機內，兩分鐘即夠」。卡尼克估計，炸彈應該是放在了飛機右翼兩引擎之間，「因該處機板只要兩分鐘便可打開，順利放進去」。
▲ 國民黨暗殺隊一成員1955年4月16日致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的信
炸機事件發生後，周駒的同鄉、知情人周仕學和周國輝二人怕遭特務機關暗算，先是向港英當局投案尋求保護，後來又通過《大公報》的關係來到廣州，向中國有關部門報告了當時的情況:
4月11日上午5點多鐘，由姓黃的特務把一定時炸彈（約茶杯大用雞皮紙包好）交給周駒攜進機場。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抵機場時，周乘進行打掃的機會，把定時炸彈放於飛機右邊輪頭的上頭（引擎部位）。周騙其領班餘培說，這包是西藥，還表示以後對餘有好處等。得手後周把自己的咭紙（報到用的紙張）交給餘培，不等放工時間即由鐵絲網爬出機場，在特務分子的接應下離開機場。
據悉:當天中午12時45分，搭乘「克什米爾公主號」的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和記者等8人，以及波蘭、奧地利的兩名記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員乘坐航空公司的專車抵達機場。
這時印航經理已經站在飛機旁邊，新華社香港分社潘德聲上前詢問:「一切都沒有問題了嗎？」印航經理答道:「OK!」潘德聲又問:「引擎也檢查過了嗎？」印航經理答:「檢查過了。」兩人隨後登上飛機做進一步的檢查，之後開始辦理登機手續，一切進行得都挺順利。
下午1時15分，「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啟德機場起飛。誰也沒有想到，悲劇即將發生。
下午6點40分，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突然接獲英國路透社消息:「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北婆羅洲沙撈越古晉100海裡上空爆炸墜毀，除3名機組人員外，其他人員全部遇難。
新華社記者錢嗣傑是亞非會議記者團記者，在日後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在記者團出發前，他和譯電員劉茂儉於1955年4月1日提前抵達香港，採購一些攝影器材和記者團所需物品，然後準備與記者團會合乘飛機去雅加達。「結果第二天一早，（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就通知我們兩個人，說，你們的行程有些變化，外交部有兩位信使要去萬隆，隨身攜帶了外交文件、禮品等很多重要東西，需要你們陪同保護前往。」
事實上，正是這個臨時決定，讓錢嗣傑和劉茂儉躲過了一場劫難。錢嗣傑回憶當時聽到噩耗的反應說:「當時我們就懵了，這樣的犧牲太大了，飛機上的都是我們社裡的主力記者。」
（四）特意將鄧穎超的來信和自己的回信一併寄回給鄧穎超，「免得失落」
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對勸說他不要再去萬隆的代表團其他成員和雲南省黨、政、軍領導人說:「我們是為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亞非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而去的，即使發生了什麼意外也是值得的，沒有什麼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會好的。」
當時，緬甸總理吳努也曾致電周恩來，勸他慎重考慮是否參加亞非會議。但是，周恩來意志堅定。
周恩來針對已經發生的問題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開了個動員會。為了使飛機多帶一點汽油，周恩來還要求大家儘量少帶行李……
4月12日凌晨，周恩來深情地給鄧穎超覆信:「你的來信收閱，感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望你放心。再見。」
寥寥數語的信箋，把周恩來一生都在忠實實踐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盤託出，從他特意將鄧穎超的來信和自己的回信一併寄回給鄧穎超，「免得失落」這一舉動來看，他當時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同天，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這一野蠻行徑，指出:「這一不幸事件絕非一般的飛機失事，而是美國和蔣介石的特務機關蓄意製造的謀殺……」
險峻形勢也不能改變周恩來的決定。4月14日清晨7時15分，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一行26人毅然乘坐從印度航空公司租借來的另一架專機「空中霸王號」自昆明起飛，前往仰光。
抵達仰光後，周恩來稍事休息，當天下午就和陳毅一起拜會了緬甸總理吳努，隨後參加了緬甸的潑水節。成元功接受筆者採訪時說:「起初，我對總理參加潑水節很擔心的，因為人多，難免魚龍混雜，弄不好就會出岔子。後來才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所去的地方全都是吳努總理特意安排的，向我們潑水的群眾不是緬甸官員的眷屬就是他們的子女。」
安全形勢的嚴峻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的工作。4月15日，周恩來致電中央並告外交部，對「克什米爾公主號」遭破壞後的善後工作提出意見。
當日晚，緬甸、中國、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6國領導人在緬甸總統府召開會議，討論「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帶來的影響，商談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可能出現的形勢等重要問題。
「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的消息傳開以後，不僅給中國代表團每一個成員的心頭籠罩上了一片烏雲，個個心事沉重，就連應邀出席亞非會議的其他國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
針對亞非各國領導人中普通存在的疑慮和恐懼情緒，周恩來冷靜分析了召開亞非會議的有利條件，和悅地指出:「敵人對亞非會議搞示威性破壞，並不說明他們強大，相反這恰恰說明他們害怕我們召開亞非會議。」
4月16日凌晨，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又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號」，飛往雅加達。
「空中霸王號」於當地時間下午5時30分終於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達瑪腰蘭機場，當順利到達的周恩來出現在機艙門口的時候，前來迎接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各界人士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對周恩來的勇氣表示極大的敬佩。
（五）一位路透社記者報導:「大家都承認周恩來才智至高無上地主宰著會議……」
4月17日上午10時，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乘飛機離開雅加達，前往萬隆。當他出現在萬隆機場，各國記者從他在機場發表的講話中聽出了中國人為促進國際合作不畏危險的堅定信心:「中國代表團是抱著對於和平和友好的熱烈願望，前來參加即將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的。亞非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並對於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對於維護亞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尾隨周恩來到來的國民黨特務，在印度尼西亞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殺計劃，企圖阻攔周恩來如期出席萬隆會議並置周恩來等人於死地。
據了解，美國雖然並不參加會議，但它卻派出了一個由間諜、議員、警察、軍人、使館職員、公司僱員及從香港、臺北等地調來的職業特務等70多人組成的龐大的「記者團」。此外，在印尼國內離萬隆幾十公裡還有一支反動武裝，也制定了陰謀襲擊亞非會議的計劃。並且，蔣介石集團在雅加達的基地組成的恐怖組織「鐵血團」也正在秘密策劃活動。
4月18日上午，身著中山裝的周恩來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等中國代表團成員的陪同下，儀態自若地走進「花城」萬隆的獨立大廈，如期出席亞非會議的開幕式現場。
9點30分，會議正式開始。印尼總統蘇加諾神採奕奕發表了精彩的題為《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的開幕詞，引起各國代表的共鳴。隨後，各國代表進行一般性發言，闡述各自國家對亞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則立場。
但是，發言中也有另外一種聲音。伊拉克代表賈馬利在發言中，把矛頭指向了中國，他宣稱，共產主義是一種所謂「新殖民主義」，指責中國對鄰國進行「威脅」和「滲透」，他要求各國一起採取「防禦措施」，直到「共產主義在思想上解除武裝」時為止。
在此後的發言中，其他少數國家也發出了與會議精神不和諧的聲音。會議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身上。人們在關注中國代表團如何應對目前的局面。
美國媒體幸災樂禍，《紐約時報》的評論藉機煽動，要各國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問題上，而應當放在遏制共產主義上，不要去打「殖民主義的死馬」，要去打「共產主義的活老虎」。
面對這些無端的攻擊，周恩來表現得十分鎮靜。本來事先已經準備好了一個發言稿，但是面對新的情況，周恩來利用休會時間起草了一份補充發言。
19日下午3點，周恩來邁著穩健的步伐走上了亞非會議的發言席。會場裡鴉雀無聲，有人形容，此時如果有根針掉到地上大家都會聽得見。
周恩來作了簡要的說明之後轉入正題，他首先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
周恩來沒有避開有人攻擊共產主義的鋒芒，這點讓大家非常欽佩。他們想聽中國總理怎樣解決亞非各國的不同看法，全場都在屏息傾聽周恩來下面的發言:「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在共同的基礎上，會議的目的是什麼呢？周恩來以他獨特的視角提出求同而存異的原則，並據此進一步提出了中國解決一些有分歧的問題的觀點:「我首先談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問題。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來接下來一一解決了人們對中國有無宗教信仰自由、所謂顛覆活動等問題的誤解，以及如何認識新中國。
在周恩來的書面報告和補充發言中，會場上的人們多次聽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周恩來這篇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爭議的發言只有18分鐘，卻成為兩天以來會議的高潮，奠定了亞非會議成功的基礎，也使敵對勢力破壞亞非會議的圖謀徹底破產。
4月23日上午，為使會議最終達成協議，周恩來以更為求同存異的精神說:「在座的有些代表說『和平共處』是共產黨的名詞，那麼我們可以換一個名詞，而不要在這一點上發生誤會。在聯合國憲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處』的名詞，這是我們應該能夠同意的。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加以修改，數目也可以增減，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我們的共同願望肯定下來，以利於保障集體和平。」
4月24日晚，亞非會議勝利閉幕，在一致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中，寫入了十項原則。對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有人這樣評價:「周恩來那準確選擇時機的外交才能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在會議幾乎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一位路透社記者曾報導:「大家都承認周恩來才智至高無上地主宰著會議……代表們驚嘆地說:『他是以怎樣的洞察力能夠察覺並道破大家心窩裡想說的話啊！』」
周恩來在亞非會議期間想方設法地與各國代表接觸，探討相互間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閡和疑懼。頻頻的會外接觸與交往，使周恩來結識了幾乎所有國家的代表團團長，並且收到了顯著效果。
在萬隆會議上第一次品嘗周恩來帶去的茅臺酒的西哈努克親王，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感嘆萬隆之行:「作為柬埔寨王國代表團團長，我在那裡認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他那高超的智慧、淵博的學識和文雅的風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紹他的助手陳毅元帥，陳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當年明確反對共產主義的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後來這樣回憶說:「亞非會議上，我發表了反對共產主義的長篇演說，可是周恩來不但沒有和我爭論，而且還主動和我在會外進行深入的討論，使我深深地感動。雖然當時菲律賓同中國還沒有建交，而我和周恩來從那時起就建立了友誼，成了好朋友。」
（六）一個外國代表說:「萬隆會議閉幕了，但周恩來的旗幟將永遠在萬隆飄揚！」
在緊張的會議當中，周恩來仍同時關心著「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調查情況。周恩來囑咐奉命前往新加坡處理善後事宜的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贊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將親自把烈士的骨灰帶回北京。
在亞非會議開幕後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後，中國代表團收到一封署名「覺醒了的國民黨暗殺隊員」的信，信中說:3月初，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奉國民黨總統府之命，組織了28人的敢死暗殺隊，準備謀殺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
陳毅在代表團緊急動員會上，要求代表團每一位成員都要對周總理的安全負責，並說:「我也是總理的警衛員」。
印尼方面也非常重視，加強了對萬隆的外圍警戒，並抽調了大量警力防範。成元功回憶說:「為保證總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幾個同志，弦繃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鬆懈和麻痺大意，我們所帶的搶都是上了膛的。我們總是緊緊跟隨在總理身後，在情況複雜時我們往往乾脆把總理包在中間。」
當然，周恩來並不輕鬆，既要參加會議，應付來自帝國主義僕從國家的代表提出的名種挑釁，又要在一些代表團之間做工作，求同存異，還要廣交朋友，進行一些必要的應酬。成元功曾回憶:「我對總理當時7天的睡眠做過統計，一共才睡了13個多小時的覺。」
值得欣慰的是，直至亞非會議勝利結束，美蔣特務的暗殺周恩來的陰謀沒有得逞，且亞非會議圓滿成功。一個外國代表說:「萬隆會議閉幕了，但周恩來的旗幟將永遠在萬隆飄揚！」
4月29日，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一行安全飛抵昆明。當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並毛澤東主席，報告代表團平安抵達昆明。
從萬隆回到雲南昆明後，周恩來一天在駐地的院子裡散步時對警衛員成元功說:「這次出去很緊張。大姐（鄧穎超）身體不好，不要對她講，免得她擔心。」成元功聽後，含淚默默點頭。
回到北京後，他立即了解「克什米爾公主號」調查的進展情況。5月8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和印度方面負責事件調查工作的印度國家情報局副局長高。
5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會議，討論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相關的鬥爭方針和策略。
經過研究，為了爭取破案，決定採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爭取英國與我合作。當天，周恩來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接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5月15日，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拜見周恩來，帶來英國首相艾登對周恩來口信的回覆，表示英國政府願全力同中國政府合作。
當天晚上，周恩來對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熊向輝說:「艾登已經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魯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
熊向輝接受命令後，於5月18日下午1點半經羅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爾考親自到羅湖迎接，並派兩個便衣警察專車護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態。
遺憾的是，港英當局在隨後的結案聲明僅僅指控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收買利用的周駒一人有罪，將一些證據確鑿的要犯予以無罪釋放，驅逐到臺灣，該案最終未能將兇手繩之以法。
在蒼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寶山烈士公墓，至今仍然矗立著一個高高的紀念碑。紀念碑前鑲嵌著一塊漢白玉浮雕，浮雕上一隻和平鴿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鐫刻著周恩來的親筆題寫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背面刻著烈士們的姓名與簡歷。石碑上還刻有記載烈士們殉難經過的碑文，最後一句是:「為和平、獨立和自由事業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