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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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步履蹣跚地走在馬路上。只見他身材不高、身穿一件早已褪了色的灰布長衫，走路看上去有點歪歪斜斜，原因是此時他已被關進牛棚、罰掃廁所，整日批鬥、受盡折磨，身體每況愈下，而且一隻眼睛幾乎快要瞎掉了。即便如此，這個人還是顯得那麼地與眾不同。他的腦袋像一枚炸彈，隨時要爆炸的樣子。瘦削的面龐，有些蒼白、憔悴；鬍鬚時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臉之勢。粗獷的面部，高聳的顴骨，兩頰深陷，一雙眼睛好像燒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這一切又都恰到到處地安放在一個加倍過長的脖頸上。他的身軀幹瘦，像根鋼條那樣健壯，堅硬得難以伸縮。
就在這位老人低頭走路的時候，忽然聽見身後有人叫了一聲「吳老師」。他楞了一下，以為自己聽錯了，於是回過頭來，努力睜大昏花的眼睛問：「是你在叫我吳老師嗎?」一個青年回答:「是的。」「吳老師您這是上街散步，還是買東西?」一句再平常不過的問候，卻讓這位老人頓時熱淚盈眶。在用衣袖沾過混濁的眼淚之後，這位老人抖抖索索地從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十元鈔票，送給站在面前這位年輕人。青年見狀連忙擺手：「吳老師，我怎麼能收您的錢呢?」老人說：「小夥子，你不知道，已經有很多年沒有人叫我老師了。今天你是第一個叫我老師的人，我心裡感動呀！感動呀！你一定要收下這錢，否則我心裡會不安。」見推辭不掉，青年只好將錢收下。要知道，這錢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是老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裡，一聲「老師」，就讓這個老人感動得聲淚俱下。這位老人就是一生在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西南師範學院等12所大學任教，傳燈無數，培養出錢鍾書、曹禺、呂叔湘、李健吾、季羨林、王力、李賦寧、查良錚、何兆武等人的著名學者、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奠基人、文學評論家、教育家、紅學家、詩人、國學大師吳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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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於1894年8月20日出生於陝西省涇陽縣安吳堡，也就是眾所周知的當地富商「安吳寡婦」周瑩營建的吳氏家族。吳宓是周瑩的堂侄。吳宓家是安吳家族的西院，父親吳建常在民國初年曾任涼州副都統，後擔任靖國軍總部秘書長、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等職。吳宓兄弟姊妹一共6人，吳宓是老大。吳宓出生後的第二年，他的生母李夫人即病故。四歲時，由奶奶做主將吳宓過繼給了叔父。吳宓本名吳玉衡，乳名禿子。「玉衡」取自《書經》「陳璇璣之玉衡」之義，是北鬥七星之一。由此可見吳家人對此兒寄予的厚望。1901年，祖母決定為孫子改名，以破除不祥。於是，請玉衡的姑丈，著名詩人陳伯瀾先生為玉衡另取新名「吳陀曼」。吳宓之名是吳宓在1910年報考清華學校時自己所取。當時他隨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閉目隨手一指，得一「宓」字。宓者安靜也，倒也符合吳宓的心性。吳宓的字「雨僧」出自南宋詞人蔣捷的詞《虞美人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吳宓少年聰慧，尤喜讀書，以至於忙得經常在書房裡吃飯。一次家人送來一個餅、一碟油潑辣子。吳宓因為讀書入神，竟然用餅子蘸著墨汁吃而渾然不覺。吳宓很小就會舞文弄墨，十歲嘗試寫小說。不久，就開始寫日記，這一習慣吳宓堅持了一輩子。吳宓自己稱他寫日記的特點是：「體例一取簡賅，以期能不中斷，如電鈴之扣碼、書庫之目錄。凡藏諸腦海者，他日就此記之關鍵，一按即得，故惟示綱目，而不細敘，藉免費時而旋中輟。」《吳宓日記》起自1910年，訖於1974年，前後半個世紀的歷程，既是一部內容豐富的日記體中國現代學術史敘錄，也是20世紀中國現代學人的心靈史和傷心史，其史料價值和人文義涵，均不容低估。
吳宓青少年時期就讀於享有「陝西明、清時期四大書院」之一的三原宏道書院，深受關學薰陶，與于右任、張季鸞同為「關學」餘脈。宏道書院由三原人王恕之子王承裕（明嘉靖戶部尚書）於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創辦。王恕、王承裕父子被時人譽為關學翹楚。高陵呂楠（涇野）、三原馬理（溪田）、雒昂（三谷）等三秦名士皆出於宏道書院。到了清代，宏道書院更成為西北學界的一面旗幟。當時，省學衙署設在三原，府考亦在宏道書院舉行。光緒26年（公元1900年），宏道書院改名為宏道高等學堂，倡導新學，注重經世致用，造就了于右任、李儀祉、吳宓、張奚若、範紫東、張季鸞等一大批海內外知名的民主革命先驅及專家學者，名震一時。
1911年，16歲的吳宓考入北京清華學堂（今清華大學前身）留美預備班。一年後，清政府倒臺、民國改制，吳宓被迫暫時休學，後前往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先在維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次年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師從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領袖歐文白璧德教授，研習比較文學、英國文學和哲學。吳宓此時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留美十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大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特別是哈佛期間，師從白璧德研究比較文學、英國文學和哲學，讓他獲益終生。此間吳宓已立下宏圖大志，那就是回國後要做「中國的白璧德」。吳宓為此奮鬥了整整一生，終於完成宏願，成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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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吳宓海外學成歸國。隨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授，主講《世界文學史》等課程，課堂上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以及中國儒家學說四大傳統互相比較印證，首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之先河。
1924年初，清華學校報請當局，欲正式「改辦大學」。同年10月，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清華國學研究院。起初，清華校長曹雲祥欲聘請在新文化運動中爆得大名的胡適主持國學研究院院務。胡適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當即推辭，明確表示自己只做顧問不作院長。曹雲祥不甘心，又提出請胡適出任研究院導師。胡適再次表示自己不夠格：「非第一流的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後來，曹雲祥聽從胡適建議，聘請了留學哈佛大學的一代名士吳宓來主持清華國學院研究院籌備事宜。
吳宓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延攬天下名師。吳宓雖然留學哈佛大學，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並取得碩士學位，但他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學位。清華國學研究院禮聘的「四大導師」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其餘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三人均無博士或碩士頭銜（梁啓超的「文學博士」稱號，是他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後美國耶魯大學特別贈予）。吳宓為聘請這「四大導師」可謂煞費苦心，其中尤以聘請王國維最能顯出吳宓的禮賢下士風度。吳宓在登門拜訪之前，先將王國維這位前清遺老的生活起居、性情喜好、學術思想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然後才登門拜謁。到了王國維府上，進得廳堂之後，吳宓二話沒說，先「撲通」一聲，趴在地下，行三叩首大禮，然後才起身落座，慢慢提及聘請之事。王國維以為吳宓留學海外多年，一定是西裝革履、握手對坐，沒想到吳宓能如此尊師重道、行叩拜之禮，遂深為感動，當場答應下來。
聘請陳寅恪吳宓也是下了一番大功夫，費了一番大週摺。陳寅恪留學海外十多年，幾乎讀遍了當時美國、歐洲的名校，但他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十幾年中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早在留學哈佛期間，吳宓與陳寅恪兩人就一見如故，吳宓寫信給國內友人，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天學術界爭說陳寅恪，但筆者卻以為，沒有吳宓就沒有陳寅恪。可以說，吳宓是陳寅恪真正意義上的伯樂。吳宓向曹雲祥極力推薦陳寅恪。此時，陳寅恪尚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學習。曹雲祥問及陳寅恪有無學位、專著，吳宓據實以答：陳既無學位又無專著。曹遂面有難色。吳宓雖「費盡氣力」，但曹始終不肯鬆口。無奈之下，吳宓只好求助於梁啓超。梁憤而申述道：「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啓超介紹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譽，曹雲祥聽後立即決定聘請陳寅恪。1926年7月，陳寅恪正式抵達北京。此時吳宓因人事紛爭，已辭去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職務，但他聞之陳寅恪歸國，大喜，遂作詩：「經年瀛海盼音塵，握手猶思異國春。獨步羨君成絕學，低頭愧我逐庸人。沖天逸鶴依雲表，墮溷殘英怨水濱。燦燦池荷開正好，名園合與寄吟身。」1927年7月8日，陳寅恪正式踏入清華園。吳宓在日記中記下了他陪同陳寅恪到校的整個過程:7月7日記有:「下午一時許，即接電話，知陳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車入城，至西河沿新賓旅館5號，訪陳寅恪，未遇……夕五時，再至新賓旅館，與陳寅恪談，告以清華種種情形。又邀之至香滿園飯館晚餐。」第二天又記:「十時半，至新賓旅館，與陳寅恪合乘汽車回校。抵校，進午餐。陳君即住西客廳(吳宓在清華工字廳的住室)。」當天及隨後幾日，吳宓還陪同陳寅恪拜訪了曹校長、梅貽琦教務長、趙元任、王國維、梁啓超等校內同事並介紹陳寅恪與史學家陳垣認識，導陳寅恪遊覽校園，參觀國學研究院、圖書館等去處。吳宓對陳寅恪的教學、科研與飲食起居，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此後，吳宓與陳寅恪情同手足，兩人交往長達五十年。無論世事白雲蒼狗，這一對精神密友始終是惺惺相惜，扶助前行，榮辱沉浮，至死不渝。
馮友蘭先生曾言：「雨僧（吳宓）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並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他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確如馮氏所言，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所以能極一時之盛，是與吳宓求賢若渴、謙遜低調的個人品格分不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從1925年興辦到1929年停辦，前後只存在了四年，錄取學生74人，其中2人退學、4人病故，實際完成學業者只有68人。但由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提倡學術自由，「重學問輕學位」，所以培養出了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吳其昌、姚名達、高亨、陸侃如、劉節、劉盼遂、謝國楨、賀麟、張蔭麟、羅根澤、周傳儒、蔣天樞等一大批文史大家，而這些人日後也大都成為我國20世紀人文學術的棟梁。能將如此眾多的國學大師聚在一起的人，其主事者本身不是大師，又是什麼呢？毫無疑問，吳宓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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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吳宓調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更名為外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這一時期，吳宓參照國外通行做法，親手制訂了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的人才培養方案、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課程設置。吳宓當時是按照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來創辦清華大學外文系，明確提出其培養目標為造就「博雅之士」。經過吳宓的不懈努力，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當時世界一流的系科，堪與美國知名大學的語言文學系相媲美。與此同時，吳宓還兼任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總編，邀請當時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編輯新文學作品。
以往研究吳宓的學者常常忽視吳宓的編輯生涯。此處似有必要略作補充。吳宓出生於報刊世家，嗣父吳建常是《民立》報館的資深編輯，舅父胡堪編輯了陝西最早的白話刊物——三原《訓俗白話報》。吳宓從小耳濡目染，很小就開始了自己的辦報生涯。吳宓11歲時即自編《童子月報》，12歲編《陝西維新報》，13歲編《童子雜編》，後改名為《少年世界》。同年又編《敬業學報》、《童子學報》、《童子叢報》。14歲編《童子雜誌》、《小說月報》。其後，又編《星星雜誌》、《陝西雜誌》等。其中尤以《陝西雜誌》最值得一說。1906年，吳宓考入陝西三原縣宏道高等學堂中學部。1909年，吳宓與三原表兄吳文豹等人創辦《陝西雜誌》。吳文豹任社長，吳宓任編輯。該雜誌由西安公益書局印行，稿成三期，因經費短缺，只出版了一期即告停刊。吳宓曾在該刊發表反映日俄戰爭的小說《軍國民》第一回。1910年，吳宓考取清華留美「第二格」學生，遂結束了他早期的報刊生涯。1911年，剛進入清華學堂不久，吳宓就與摯友吳芳吉、劉紹昆三人商定創辦一研究詩文的手抄報《燕塵月報》，每月一冊，由吳芳吉任書記、劉紹昆為編輯、吳宓為會計。後，三人一致認為《燕塵月報》名字不妥，遂改名為《觀摩新報》。《觀摩新報》為月刊，但一個月後仍不見正式出版，後無疾而終。1914年4月4日，清華學校的學生刊物《清華英文年報》選舉編輯部成員。要求每班選出一人，分別出任相關欄目編輯。吳宓所在班級負責「風趣與幽默」欄目。投票結果，吳宓以多數票當選。吳宓不願涉足學生刊物，堅辭，眾人不許。不得已情況下，吳宓只好硬著頭皮走馬上任。此間，吳宓不僅定期組稿，而且親自跑印刷廠、跑書局去監督、催促。留美期間，吳宓曾積極參與了一些留美學生報紙的籌辦與編輯。比如：吳宓一度曾出版在美國編輯、在上海印刷的《乾報》編輯部長，並在《留美學生季報》第7卷第3號上發表論文《英文詩話》。吳宓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報刊編輯被廣為人知則是始於《學衡》雜誌。1922年1月1日，《學衡》雜誌在南京創刊。受好友梅光迪邀請，吳宓出任該刊總編輯。《學衡》雜誌的創辦人主要是南京東南大學的一些教授，如：柳詒徵、劉伯明、吳宓、梅光迪、胡先驌、湯用彤等。該刊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該刊系文史哲綜合性刊物，欄目有：通論、述學、文苑、雜綴、書評、附錄、插圖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已席捲天下的情況下，《學衡》雜誌的文化保守立場立即招來新文化運動陣營的猛烈攻擊。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該刊總編輯的吳宓自然成為眾矢之的，被斥為是「文壇怪人」。對此，吳宓不以為然，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學衡》為我之事業，人知我以《學衡》。故當冒萬難而竭死力，繼續辦理，不使停刊。」《學衡》雜誌從1922年創刊到1933年停刊，持續十年之久，共出刊79期，其中耗費吳宓大量心血。
在清華大學期間吳宓還為天津《大公報》主編文學副刊。《大公報文學副刊》每星期一出版，自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六年間共出313期。其中，除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底，遊學歐洲期間由浦江請代編外，其餘均由吳宓主編。1934年初，報館方面在未作任何說明的情況下突然來函通知停辦，對此吳宓先是困惑不解，繼而無比憤慨。繼《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之後，在吳宓的報刊生涯中，持續時間最長的要數《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了。抗日戰爭勝利後，吳宓任教於武漢大學，期間與著名學者程千帆先生合作編輯了《武漢日報·文學副刊》。該報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直轄的一家黨報，雖然資金有保障，但內部卻矛盾重重，常使得吳宓勃然大怒，並屢屢提出辭職。編至50期時，吳宓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憤然辭去主編一職。至此，吳宓的報刊編輯生涯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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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遵照當時教育部規定，吳宓赴歐洲遊覽訪問。他先後遊歷了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士、德國等許多國家，訪問了雪萊、司各特、盧梭等人的遺蹟。1931年，吳宓結束了訪學，歸國，繼續擔任清華大學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7年，抗戰軍興，清華奉命南遷，與北大、南開合組西南聯大。此時，吳宓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南嶽文學院分校授課一學期，後又隨文學院遷往雲南省蒙自縣。1938年，隨校遷往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任教。此後，吳宓被民國政府教育部聘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 1943至1944年，吳宓曾一度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吳宓任職西南聯大期間留下了數不清的佳話，其中尤以他與「紅樓夢」的情緣為世人所稱道。
吳宓是一位卓有建樹的紅學大師，早年潛心研究《紅樓夢》，留美期間即發表《紅樓夢新談》。1944年赴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作《紅樓夢》學術報告，轟動一時。1945年在成都《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發表《〈紅樓夢〉之文學價值》《〈紅樓夢〉之人物典型》《〈紅樓夢〉之教訓》《賈寶玉之性格》《王熙鳳之性格》《論紫鵑》等多篇極具學術價值的紅學論文。1947年回陝省親時，吳宓應邀在西北大學講授紅學，一時名動長安。1963年，吳宓幫助重慶市川劇二團編導根據《紅樓夢》有關章節改編川劇《晴雯傳》。吳宓在紅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得到紅學界的一致公認。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吳宓以講《紅樓夢》而聞名，甚至有學生贈他一個「妙玉」的綽號，他含笑回答：「不敢當，不敢當，不敢當。」吳宓認為《紅樓夢》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書，並且稱自己為「紫鵑」，理由是紫鵑對林黛玉的愛護最純粹。吳宓曾在《論紫鵑》一文中，對紫鵑忠誠、善良、執著的品格褒揚備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請視紫鵑。」在吳宓看來，林黛玉是中國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夠像紫鵑那樣無限忠誠和深情地服侍和維護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吳宓喜愛《紅樓夢》，當年昆明一家小飯店取名為「瀟湘館」，吳宓認為此等煙火汙濁、杯盤狼藉之地，怎能以林妹妹的「瀟湘館」為名，於是氣不打一處來，提著手杖進去，一通亂砸，直到老闆把店名改成「瀟湘食堂」，他方才作罷。如此痴迷，古今罕見。吳宓對《紅樓夢》研究造詣極深，飲譽中外，凡聽過吳宓紅學演講之人，無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輒發深嘆：「那不是聽報告，簡直是看演出。」吳宓一人將林、王、薛、賈演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因志趣相投，陳寅恪曾作《紅樓夢新談》一首贈予吳宓，詩曰：「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1944年秋，吳宓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吳宓改任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吳宓推辭掉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的聘約，執意到武昌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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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天玄地黃。與當時中國絕大多數讀書人一樣，吳宓此時也面臨著他人生的一個艱難抉擇。是去廣州嶺南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呢（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院長之位邀請吳宓南下），還是回他的母校清華大學任教（吳宓的女兒力主他去清華大學），甚或是去臺灣大學（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任文學院長）？究竟何去何從，這讓當時已經56歲的吳宓一時陷入了困境。或許一切皆是天意，總之在那個事關他此後整個人生的關鍵時刻，吳宓鬼使神差地選擇了留下。他既沒有回清華也沒有到廣州或臺北，而是選擇了重慶。1949年底，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武漢三鎮的前夜，吳宓逆水而行，乘飛機飛往重慶，從此揭開了他人生的最後篇章。
吳宓到重慶後任重慶北碚相輝學院外語教授，兼任梁漱溟先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同年9月再次兼任重慶大學外文系教授。11月底，重慶解放，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1950年4月，私立的相輝學院和勉仁學院相繼被撤消、合併，吳宓被調往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任教。不久該校被併入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師範大學前身)，吳宓任歷史系教授，後又調到中文系。此後，吳宓一直在西南師院任教，直到逝世。期間，吳宓曾出任四川省政協委員、西南師院院委會委員等職。
吳宓是個純碎的書生，早在解放前就「絕口不談時事，學生登門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準商討學術和愛情問題，而決不允許觸及時事」。吳宓不願涉足政治，對政治向來過問甚少，他天真地以為，只要自己遠離政治就能萬事大吉。殊不知，正是因為對政治缺乏基本的了解和遠見卓識，才導致了他悲劇的一生。
1952年7月8日，為配合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吳宓在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他在解放後28年中，寫得最長的一篇文章——《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據說，吳宓曾一直苦苦追戀的毛彥文女士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看到這篇文章後說：「吳君是一位文人學者，心地善良，為人拘謹，富有正義感。竟被侮辱以至於此，一代學者，默默以沒，悲夫！」
1964年，吳宓指導過的外語系的一個青年教師因為作風有問題，撞在「四清」運動槍口上，被開除黨籍。吳宓因用「資產階級教學思想腐蝕青年」而受到株連，被學校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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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吳宓就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屢遭批鬥。西南師範學院的紅衛兵衝進吳宓在重慶的住所揪住他就打，並將吳宓供奉的後來續弦的妻子鄒蘭芳女士的遺像撕得粉碎。從那以後，大批小鬥，每次吳宓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接著，吳宓被關進牛棚。未幾，又被單獨隔離，住在一個積水二寸的小房間。房間只有一張木床，工資取消，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維持最低生存。
1969年春，因中蘇邊境衝突，「備戰」需要，哈爾濱軍工學院奉命緊急遷至西南師範學院，而西南師範學院則被遷往四川梁平縣七間橋農村的一個農場。此時，吳宓已是76歲的老人了，百病纏身、行動不便，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要接受勞動改造。5月9日一大早，吳宓就被兩個紅衛兵從農場低矮的工棚裡架著雙臂拖至室外。吳宓以為仍是平時的批鬥會，堅持各把小時也就完事。可是等他來到草坪上一看，周圍黑壓壓一片人，頓時就兩腿發軟、直打哆嗦。吳宓被兩個大漢和幾個起鬨的群眾架著推上由兩張桌子重疊起來直立組成的高臺上。吳宓站在上面兩腿哆嗦，怎麼也站不穩。在一陣陣的口號聲中，他頭暈眼花，恍惚中只覺得桌子在轉動。隨著一聲慘叫，吳宓從高空跌了下來，當場跌斷左腿。
腿斷後吳宓又遭斷水斷飯折磨。餓得實在不行了，他就大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這聲音是何等的聲嘶力竭？這聲音又是何等的揪扯人心？可它硬是喚不回那起碼的同情與良知。等到吳宓的腿稍好一些，他立即又被命令去掃廁所、刷尿池、刮糞便……
1971年7月，吳宓因右眼失明，左眼患嚴重白內障而被譴回重慶北碚養病。好不容易死裡逃生，揀了一條命，誰知回到北碚後不久，在隨後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在全國一片批孔批儒的喊聲中，在那個不允許有任何不同聲音出現的時代裡，身陷逆境的吳宓，竟然不顧一切，說「只批林不批孔」，說孔子的思想中有正確的成分，不能完全否定。由於公開反對批孔吳宓再次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遭到猛烈批鬥。此後吳宓的境遇我們不忍敘之。可以說，正如著名學者劉夢溪先生曾指出的那樣，中國現代文化人的遭遇不幸，吳宓是最突出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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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那個令人心悸的時代終於結束了，然而此時的吳宓也已經揭開了他生命的最後篇章。鑑於吳宓此時已不能生活自理，他的胞妹吳須曼決定前往重慶準備將吳宓接回涇陽老家居住。好不容易來到重慶，結果卻讓吳須曼大吃一驚。此刻的吳宓已經是風燭殘年，眼睛全瞎，腿腳無法行走。全身上下只剩下7分錢硬幣……。面對此情此景，吳須曼頓時泣不成聲。
回到涇陽後，吳須曼租了一間民房安排吳宓住下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每到吃飯時吳宓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傷痛之深，由此可見。曾記否，在生命最困難的時候，吳宓曾一度喊出「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這是一代知識分子在斯文掃地後的痛苦吶喊，也是一個民族難以抹去的傷痛。
在吳宓生命的最後時刻，故鄉以她溫暖、寬廣的胸懷接納了這位遊子。自1911年16歲從涇陽縣老家出發前往北京求學，到1977年83歲體弱年邁返回故裡，吳宓在外漂泊了近70載。人生就是一個圓，一個大大的圓。故鄉是這個圓的起點，也是這個圓的終點。1978年1月14日，吳宓突然吃不下飯。家人隨即將他送到附近的中國人民解放軍513醫院。17日凌晨3時，一代大師吳宓溘然長逝，享年84歲。一年後，吳宓平反昭雪。然而此時他已長眠於嵯峨山下的吳氏陵園。
吳宓弟子季羨林曾如此評價吳宓：「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與此同時，吳宓的另一位弟子錢鍾書這樣評價他這位恩師：「吳宓是偉人，也是傻瓜。吳宓先生很勇敢，卻勇敢的不合時宜。他向所謂『新文化運動』宣戰，多麼具有堂吉訶德躍馬橫劍衝向風車的味道呀！而命運對他實在太不濟了。最終，他只是一個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錯位』的悲劇英雄。」
吳宓自己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從性格上說，人可分成陽剛的和陰柔的。陽剛的奔放，陰柔的含蓄，後者不容易為社會所理解，造成寂寞和孤立。」「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為他們好，好就軟弱，就不會權變狡詐，就不會應付，就成為犧牲者，這尤其當逢到時代變遷、天災人禍的時候，更容易表現出來。」不僅如此，他還說：「宓一生效忠民族傳統文化，雖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追求學術上的獨立自由，從不人云亦云。」這話可看著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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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早在清華學堂求學期間，吳宓就對日本帝國主義攫取青島的企圖十分憤慨。寫下長詩《哀青島》。袁世凱復闢帝制時，作《感事八首》等詩痛斥帝制。1934年，日寇策動「冀東自治」，華北淪陷在即，國民黨當局拱手事敵，吳宓悲憤交集，賦《鷓鴣天》詞二首，抒發愛國情感，詞的末句「君看今歲霜雪白，他年花開會有期！」表達了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心。解放前夕，數所國外名牌大學以各種優惠待遇聘其任教，他一概回絕：「我是炎黃子孫，我的事業植根於祖國土地！」建國後，吳宓以滿腔熱忱積極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1956年，吳宓將自己珍藏多年的1000餘冊稀有外文圖書全部捐贈給西南師範學院圖書館。即使在那些最黯淡、無光的歲月裡，吳宓也沒有喪失對偉大祖國的熱愛。直到臨終的前一年，吳宓還念念不忘家鄉學校外語師資匱乏的情況，不顧自己的傷殘之軀，提出要為學生講課，為國家培養人才，竭盡全力要為祖國教育事業獻出最後一分力量。當時他著急地說：「他們為什麼不來請我呢？我還可以講課呀……」
吳宓是「文化自信」最早的踐行者。吳宓一生深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並以中國文化託命人自居，一生為中國文化奔走呼告。他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聘請四大導師，延攬人才，親力親為，是真正意義上的、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在舉國上下大興西化的情況下，吳宓旗幟鮮明地亮明自己的文化立場，以一己之力，頂著巨大壓力，逆流而上，為中華文化堅守著最後一脈「魂魄」。在東南大學期間，吳宓與柳詒徵、劉伯明、梅光迪、胡先嘯、湯用彤等人一起創辦《學衡》雜誌，出任總編輯。《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形成「學衡」派。從眾易，逆流難。在當時洶湧的西化浪潮下，吳宓能有高度的文化自覺，堅守故國文化，分庭抗禮，自成一派，這不僅需要前瞻的思想、才識、眼光以及智慧，更需要超人的膽略和勇氣。吳宓以上的這些舉動都是為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傳薪續命的偉績，時間過得愈久愈顯出它們的價值。
今天，很多人誤以為吳宓是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者」，事實真的是那樣嗎？吳宓自己說：「我雖然多年研究古典文學，但絕不是『國粹遺老』，古典文學只是我的偏愛；好的新文學和西方文學，我也喜歡。中國古典名著我讀得很多，能談出它們的中心主題。我主張知識沒有國界，知識應當廣博。」「在北京，我和胡先驌、梅光迪辦過《學衡》；還主編過《大公報文學副刊》；是我邀請的朱自清，兩人合編《大公報文學副刊》，我搞古典文學，他搞新文學。」「我不迷信中醫，也不迷信西醫。」「我很欣賞歐陽漸的學生王恩洋，追求過他，我欣賞的是他的道德。我主張抑制欲望，養浩然之氣；不作危言激論，持中庸老成態度，服從國家政策法令，與時代和諧相處。」可見，吳宓並非那種食古不化、抱殘守缺的 「國粹遺老」，吳宓的「文化保守主義」，是一種相對的保守主義，是世界視野下的一種「中西結合、兼容並蓄」。吳宓撰寫的《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無一不是在世界視角下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宣揚「只有找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普遍有效和亙古長存的東西，才能重建我們民族的自尊」等理念。由此可見，吳宓是最早的「文化自信」的先行者和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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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一生充滿了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然而由於時代的原因、歷史的原因以及自身性格的原因，吳宓的一生也有諸多遺憾。比如：1929年吳宓與原配陳心一女士離異，引起軒然大波，師友同事悉皆反對，認為其言行相失，不足取信。此外就是除了《吳宓日記》等少量著作外，吳宓身後未能留下什麼大的傳世之作，這不能不讓人為之扼腕。
吳宓一生奇崛不馴，與同時代人相比，因為個性等原因，吳宓的人生更顯坎坷、悽涼，也更具悲劇色彩。吳宓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是一個未完成的天才，是一個被嚴重低估了的人。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隨著中華文化在世界的興起，隨著「文化自信」的傳播，一個屬於吳宓的時代必將也正在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