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美國大選首場總統候選人辯論剛一結束，歐美媒體不約而同得出同一個奇特而又非比尋常的結論：美國輸了，美國選民輸了。其中德國媒體更深層一些，直言「美政治文化是最大輸家」。這和過去宣布某一個候選人輸了或贏了大相逕庭。而且對辯論本身的評價更是前所未有：《華盛頓郵報》說這是「人們記憶中最糟糕的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美國CNN稱「糟糕透頂」。可以說整場辯論的亮點就是三個老白男吵成一團，但沒人知道他們真的在講什麼。
確實，這場罕見、空前未必絕後的辯論，成了街頭小三混混毫無規則的混亂罵戰、人身攻擊、誹謗、謊言、語言暴力。連「小丑」、「小狗」都迸濺而出。一位法國報導美國大選的資深媒體人說「看完需要馬上回家衝個澡」。當然連帶媒體評論的格調也都大幅下降：CNN主播在辯論後評論道，這是「非常恐怖」、「像屎一樣的一場秀」。在我看來，這更像一場沒有規則手腳嘴並用的拳擊賽！
美國總統候選人進行首場辯論 新華社記者 劉傑 攝
此番候選人、媒體的表現，用中國的話說就是斯文掃地，和臺灣「立法院」唯一的區別只是雙方沒有大打出手而已。辯論規則是「候選人要依照答題順序回答主持人提問，任何一方也不能打斷對方發言」。然而據統計，在90分鐘的辯論時間內，總統川普總共打斷拜登73次之多，跟4年前與希拉蕊辯論時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以至於自1988年以來一直負責組織辯論的總統辯論委員會表示，辯論需要改變形式，將"增加規則以維持秩序」——當然這立即引起了川普一方的抗議，認為是中途修改規則。按說共和黨也是執政次數最多（貢獻過19位總統）、已有160餘年歷史的的百年老黨，大黨，還擁有首位共和黨總統林肯這樣的偉人，怎麼今天墜落至此呢？
過去政治人物的辯論往往被視為西方政治制度的優勢，是向全球展示其制度優越性的櫥窗。但今天，卻成為了美國和西方的恥辱。正如辯論主持人華萊士對《紐約時報》所說：「我對這個國家感到失望，這本可以是一個更有助於做出選舉決擇的夜晚。」「我連做夢都沒有夢到過會如此失控。」要知道華萊士可是來自親川普的福克斯新聞電視頻道。
瑞士《新蘇黎世報》評論也認為，這場辯論是美國政治形勢的縮影：甚至無法進行一場有尊嚴的辯論。
當辯論僅開始二十分鐘拜登就說出「閉嘴」，而這個詞何嘗不是通過電視機、網絡視頻觀看的觀眾對他們兩人共同的心聲呢？這一次美國算是給全世界一個最壞的示範。
我是研究政治學的，除了震驚和不可思議，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思考。當辯論雙方一起登臺向各方致意時，我的第一感覺是美國的老人政治。共和黨的川普74歲，民主黨的拜登77歲。拜登比幾乎三十年前即1992年就入主白宮的柯林頓都要老，川普則和他同齡。已經做過總統的柯林頓，應該知道這個年齡再來領導國家，將是對身體和精力多麼大的挑戰。
美國是全球第三大人口國，而且接受全球各國精英移民，人才自然是不缺乏。問題則在於人才選拔機制。美國是通過黨內初選的方式產生候選人。這個方式貌似很民主，很公平，但實際操作起來卻並非如此，往往導致資深政治人物的壟斷。政治這個領域和科學界不同，一般來說，越老，其人脈越深、掌握的各種資源越多、牽扯的各方利益集團越廣、知名度越高。這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來說，是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知名度，民主黨初選，年老的桑德斯和拜登一直領先，就是因為他們在全國的知名度遠壓其他年輕候選人。
這也是西式民主制度的通病。法國政治人物如市長和議員，任職幾十年直至八九十歲是常事。他們只要願意，無人能替代。
從經驗層面來看，如果不從制度上進行限制，則很難避免老人政治的出現。這一次大選辯論就已經體現出老人政治的弊端，連一向親美的臺灣媒體也稱辯論「丟人」、史上無敵的「low」，是「兩個老小孩」在打架。只不過這一次老小孩爭的可是事關億萬人切身利益的國家最高權力。
第二，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包括權力的產生、傳承、使用、分配。由於權力背後的巨大利益，因此人類歷史上對政治權力的爭奪就極為殘酷、醜陋。即使西方進入近代議會民主階段，比如英國，議員經常一語不合就拔出劍來互砍。美國到了當代還無法禁絕總統和總統候選人被暗殺。法國政治人物辯論時，還能聽到如下怒吼：「閉上你的狗嘴」。
進入二十一世紀，儘管很少再發生肉體消滅現象，但醜陋一如繼往。2016年大選，川普的醜聞被扒的一乾二淨。法國2012年大選，發生社會黨人、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卡恩在紐約的離奇強姦案——他在辭職和放棄競選總統之後被無罪釋放，此前他的民望一直領先。2017年法國大選，又發生前總理、當時支持率最高的右派候選人菲永妻子和孩子的「空薪門事件」。
西方的選舉政治，要想把民眾發動起來，需要政治動員。政治動員最有效的武器一個訴諸利益，一是訴諸仇恨。只有這樣才能把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鼓動起來，所以康德才說政治是高明的騙術。誰能把民眾的選票騙到手中，誰就是政治高明。從歷史上看，民眾是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所操縱，成為政治人物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甚至炮灰。2016年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無不如此。2016年1月川普競選期間就肆無忌憚的公開講：「我可以站在紐約第五大道的正中央向人開槍，也不會失去任何選民的支持。」一個歷經近三百年民主歷練的美國選民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
當然中國的做法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建立在民本政治文化之上，因此可以做到民有民享。西方沒有選票的時代，往往是君權神授，不受任何限制，對民眾極為殘暴。這和東方的中國政治非常不同。
在當代，中國民眾對政治的參與主要是在政策、決策和法規層面。比如五年規划起草或者制訂法律的過程，都要普遍的徵求社會各界的看法和意見。地方建一個對民生有影響的項目，如化工，如果民眾不贊同也往往會取消。
即使今天東西方都號稱是人民的代表，權力來自人民，但在實際運作上仍然大為不同。這一次應對疫情就是鮮明的對比：一個是人命關天，一個是經濟優先，政治利益優先。且不說東西方誰是真正的民治，但民治的結果必然體現在民有民享。從民有民享的角度講，中國顯然是要勝於美國。
這一次發生在美國最高政治人物之間空前醜陋無比的辯論，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特色，只不過這一次，特色過於突出罷了。
9月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拉特羅布參加競選集會。新華社記者 劉傑 攝
第三個感觸是美國的政治日益極端和分裂。許多主張中國應該採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群體都認為，民主可以消除分歧，有利於形成共識。但這個觀點顯然無法在經驗層面得到證實。目前，整個歐美都出現了愈演愈烈的政治極端化現象。美國國會不同政黨的議員過去還能在會後一起喝個咖啡，現在則形同路人。法國也一樣。川普團隊出去吃飯都會被立場不同的餐館老闆轟出去。
這次辯論後民意調查也顯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者更加對立。或者兩位候選人如此激烈的攻擊對方就是為了討好自己的支持者。正如《新蘇黎世報》所評論的：「電視辯論反映出這個國家無法達成共識的混亂。」
西方政治精英無法形成共識的原因很多，比如中產階級萎縮，失去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從而極端政治勢力和人物崛起。實行一人一票的普選後，政治參與者大幅擴大，形成共識的難度升高。經濟惡化，沒有足夠的資源進行分配。
但不管怎麼說，西方的政治制度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它的運作不但不能彌合分歧，相反卻令分歧越來越大，矛盾越來越尖銳。早在2018年，民調機構拉斯穆森通過對1000名潛在選民的調查發現，31%的美國選民們認為美國「可能會在未來5年內經歷第二次內戰」，其中的11%甚至表示發生戰爭是極有可能的。其中，民主黨人（37%）要比共和黨人（32%）更加擔憂。儘管也有超過半數的美國選民（59%）認為美國不太可能5年內再次發生內戰，但認為國內絕無可能打響戰爭的人只有29%。
由此可見國家分裂之嚴重。
最後要說的是，這場辯論最為恐怖的是川普面對主持人的提問，在全國、全世界面前，再次拒絕承諾承認選舉結果。2016年他在競選時也有過類似的表態。但那時他不過是一介平民，並沒有任何權力，但現在他是擁有最高權力的總統。如果他輸了卻不承認結果，美國恐怕就會變成某些非洲國家。如果軍隊仍然保持中立，雙方的支持者則會激烈衝突，在持槍自由的美國，這將是多麼恐怖的場景？假如軍隊打破不介入國內政治的慣例，用武力把川普「請出」白宮，那麼此例一開，槍桿子會不會一再現身美國政治？
不過從根源上來講，美國的制度設計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這一點，中國人早就意識到了。早在民國初建，立憲派、革命派和北洋政府就難得在一件事上達成一致：中國不能實行美國的政治制度。當時在海外遊歷十多年的康有為認美國的成功只是特例，其他學習它的中南美洲各國都陷入一片混亂：「爭亂彌年，殺人如麻」。他總結了美國制度成功的六條特殊性：「開國諸賢皆清教之徒，無爭權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於屬地十三州已有議院自立，本無君主，二也。本為英人，移植英已成之憲法於美，政黨僅二，故美獲安，三也。美初立時，人民僅三百萬，仍是小國，四也。介於兩海，國無強鄰，國不設兵，五也。新地初闢，民易謀生，故不成大亂，六也」。
只是到今天，這六個因素在美國還有多少？一個近三百年前的制度設計，其基礎早就發生根本的變化。只是美國改革的難度太高了。這裡僅舉一例。美國總統大選是11月的第二個周二投票，這是根據當時美國農業社會的現實所設計的。但現在美國早就是一個後工業化國家了，早應該和其他國家一樣改為周六周天非工作日進行投票。但這麼微小的改革在美國也不可能。所以一個誕生於三百年前而且很難變革的制度就日益勉強的地在美國運轉。所以出現今天的問題並不令人意外。這才是為什麼這場辯論美國人民輸了的真正原因。如果說川普有什麼歷史貢獻的話，就是他的出現令這套制度的不合理性得到了空前的放大，或許，這有助於未來的政治改革。
當然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他最大的貢獻是打破了西方向全球鼓吹的普世價值。正如臺灣學者、曾擔任過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的黃介正教授在媒體上所評論的：美國怎麼變成一個我沒法教學生的一個題材了？其實這應該是全世界的共同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