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閱一本上海市寶山區文物圖冊，偶然發現一座以前未曾留意到的文物，即圓瑛大師紀念塔，現存放於豐寶路350號金皇講寺內，也是寶山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登錄不可移動文物點。該紀念塔的身世迅速引起了我的興趣，書中如此記述：
「原位於真大路352弄8號（378號東側約5米）。為紀念創設上海佛教公墓的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圓瑛法師，在其1953年圓寂後，由趙樸初等提議，中國佛教協會在大場佛教公墓建立了圓瑛法師紀念塔。虛雲老和尚、應慈法師、能海上師撰寫塔銘，大師的弟子明暘法師撰寫略傳。『文革』初期，大場佛教公墓遭受破壞，後被工廠佔用，大師紀念塔也被砌在圍牆中。2008年8月，原工廠進行改造，圍牆拆除之後，紀念塔得以重見天日。2008年9月27日下午，寶山區文保所工作人員專程對紀念塔進行了拍照、記錄。此後，紀念塔輾轉多地保存，並於2010年底遷至金皇講寺永久供奉。」
1956年在上海佛教公墓建立的圓瑛大師指發塔。（刊《圓瑛法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從這段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幾個關鍵信息：一、紀念塔最初是在寶山大場佛教公墓被建立的。二、大場佛教公墓在「文革」期間遭受破壞，原址變為工廠，紀念塔也被封存於工廠的水泥圍牆之中，與世隔絕。三、直到2008年，工廠改造拆除圍牆，在黑暗中涅槃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紀念塔才又重見天日。四、紀念塔在2010年被請入金皇講寺保存供奉。
日本人拍攝的上海佛教公墓舊影。上海佛教公墓為圓瑛大師等人創辦，原址位於寶山區大場鎮真大路，「文革」期間被毀。
圓瑛大師紀念塔2008年被發現時嵌於水泥圍牆中。倖存的大師紀念塔了解上述信息後，我迫不及待地挑了一個周末前往金皇講寺一探究竟。
金皇講寺原名「金皇廟」，是大場鎮葑村村的一座小廟，供當地信教群眾來此燒香祈福。2010年，葑村村村委會才對金皇廟的破舊房屋進行修繕，次年，寶山區佛教協會在此籌辦佛教活動，委派僧眾入住，正式對外開放時更名為「金皇講寺」，劈為文殊菩薩道場，主要供奉大智文殊師利菩薩金身，弘揚文殊智慧法門。
金皇講寺。秦斯棠攝不過即使在寶山區來說，金皇講寺也算不上有名，比如相較羅店鎮的寶山寺，規模就要小很多。據說金皇講寺的現任住持淨德法師就來自寶山寺，此前曾任圓瑛大師一手創建的圓明講堂監院，講經說法十餘年。我到的時候已經臨近午飯時間，仍有三三兩兩的香客進寺祈福。寺廟的院子不大，一眼可以望到盡頭，有座廠房宿舍模樣的小樓仍在改建中。
進入大雄寶殿後遇到一位中年義工，我向她詢問寺內是否藏有圓瑛大師紀念塔，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後才反應過來，點頭稱是，又馬上帶我沿著一條小道走到大雄寶殿後側方的一個工棚前，大師紀念塔這才赫然立於眼前。
義工見我像要仔細端詳，於是先行告辭，留我一人矗立塔前。大師紀念塔上覆蓋著一件金黃綢衣，宛如身披袈裟，法相莊嚴。塔身第三級正前方一面露出「圓瑛大師紀念塔」七個楷書大字。大師紀念塔歷經厄運，嵌於水泥牆中長達近半個世紀，加上自然侵蝕，塔身已經毀損嚴重，故而用綢衣遮體。
安放於簡陋工棚下的圓瑛大師紀念塔。秦斯棠攝此塔是一座八面形的指發塔（大師的肉身圓寂於寧波天童寺），系水泥澆鑄而成，高約2.5米，底座為蓮花座，共分三級。首級為已殘的塔頂，第二級正面原本是鑲嵌的圓瑛法師德相彩色瓷照，現只剩相框周圍一圈殘存的瓷片。第二級其餘七面都是應慈、能海、虛雲等高僧大德所題佛偈，多半也已損毀，只剩下若干字句依稀可辨，如應慈大師云：「自幼同參最上乘，學禪學佛□□倫。詩吟一吼千江月，道重三求六度門。席主諸方紹佛種，經宣寰海記師恩。而今紀念留塵剎，處處圓明妙道存。」
圓瑛大師紀念塔正面。秦斯棠攝大師紀念塔的第三級除了「圓瑛大師紀念塔」外，其餘平面的塔銘刻有一篇《圓公師尊略傳》，作者是大師的弟子明暘法師。該傳簡要敘述了圓瑛大師弘法濟世的一生。
明暘法師撰寫的《圓公師尊略傳》最後一面。秦斯棠攝圓瑛大師生於1878年，俗姓吳，福建古田縣平湖鎮端上村人。大師自幼父母雙亡，由叔父撫養成人。17歲時頓覺人生如夢，萌生出家之念，後為叔父所阻。18歲時，大師生了一場大病，病癒後決心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拜增西和尚為師，法名弘悟，字圓瑛，號韜光。21歲時，大師發心參訪諸方名剎，先後在常州天寧寺、寧波天童寺參禪修習，從此慧業精進、大徹大悟。大師30歲時奉天童寺「八指頭陀」寄禪之命，出國參訪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和印度等國，請回釋尊舍利和玉佛。
圓瑛大師五面法相。1907年，大師32歲，在福州湧泉寺首次開講《護法論》。1914年，大師首次在寧波天童寺講《楞嚴經》，經過8年辯義，共講此經13次，被譽為「楞嚴獨步」，又稱「楞嚴座主」。除了自身獲得極高修為外，大師對於中國佛教現代化組織的形成貢獻巨大，他畢生致力於中國佛教界的團結，提倡建立全國統一的佛教組織。1928年中國佛教會成立，圓瑛大師共擔任過七屆主席或理事長。1949年後，圓瑛大師又與趙樸初、虛雲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並被推選為首任會長。
圓明講堂與抗日救國
圓瑛大師的早年行跡主要發生在福州和寧波，晚年時卻在上海留下了可以流芳百世的故事，最好的見證就是大師創建的圓明講堂。
圓明講堂至今仍然藏身於靜安區延安西路一隅，在車水馬龍、高樓鱗次櫛比的鬧市區，圓明講堂就像一個超現實的存在，假如不是特別留意，很容易在行色匆匆中忽視這座重要的建築。
圓明講堂正門。1983年，國務院確定了全國142處漢族地區佛教重點寺院名單。圓明講堂的重要性從這份名單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全上海僅有五家寺院入選，圓明講堂就是其中之一，剩下四家分別是玉佛寺、龍華寺、靜安寺和沉香閣。但圓明講堂的知名度顯然弗如其餘幾家。圓明講堂正式創立於1934年秋，講堂初創時，除前面一幢樓為佛殿，供奉西方三聖像外，後面一排是平房。此地原為浙江南潯富商顧聯承的私人花園，顧聯承和顧夫人邢景賢兩居士把祖傳家產捐獻出來，用以建造殿屋房舍，供養圓瑛大師。關於道場名稱的由來，圓瑛大師如是說：
「圓明是佛說《嚴楞經》中的最高原理，『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前諸菩薩，令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所以圓是『圓遍十方』，明是『明澈法界』。那就起名叫圓明講堂吧！再說，我的法名有一個『圓』字，而我的明字輩弟子法名有個『明』字，這裡是我們兩代相承的弘法道場，法雨普施，同登覺路，共入圓明。」
在圓瑛大師明字輩的弟子中，最能繼承師傅衣缽的當屬同為福建老鄉的明暘法師，甚至可以說，圓瑛大師圓寂之後，圓明講堂就是在明暘法師的主持下，能夠經歷「文革」破壞後浴火重生，延續佛門香火，恢復盛景。
大師（左）和弟子明暘法師在一起。講堂創立後不久，便爆發了抗日戰爭。國難當頭，大師正值花甲之年，毅然挺身而出，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並發起組織僧侶救護隊，開赴前線救護傷兵難民，還把圓明講堂變為上海難民第九收容所，收容無辜的難民和傷兵。隨後因為經費困難，大師又帶著明暘法師兩次前往南洋諸國籲請當地華僑伸出援手，籌款救國。不料大師的所作所為激怒了日本侵略者，1939年10月19日，大師和明暘法師弟子二人遭到日本憲兵的逮捕，次日《申報》刊登的一篇報導記載了當時大師在講堂內被捕的情形：
「昨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突有日方便衣人員六七人及翻譯華人一名，乘坐五四三七號汽車一輛，至大西路憶定盤路東華界門牌四四三號公共租界門牌D字五十號中國佛教總會會長圓瑛法師所設之講經堂門首，戛然而止，車上日人，即紛紛連袂入內，將正在講經之圓瑛法師及另一僧人挾至門外，時日方已另派一五一四號汽車一輛跟蹤而來，日人等乃將圓瑛等一併推入該車，疾馳而去。」
1939年新聞界關於圓瑛、明暘法師被日寇拘捕時的報導。當時報導中的大西路和憶定盤路分別對應著今天的延安西路、江蘇路。大師被捕後的情況，據明暘法師後來撰文說：「在日本憲兵司令部，先師受到嚴刑拷打。日本憲兵隊用手槍指著他的胸膛說：『你怕不怕死？』企圖迫使先師承認『抗日救國有罪』。牢房裡過了一夜，次晨又將我師徒二人押上軍車，解往南京日本憲兵總司令部。憲兵們面目猙獰，虎視眈眈，氣氛非常緊張，而師一心念佛，平靜如常。每當夜闌人靜，萬籟俱寂時刻，日本憲兵就對先師進行嚴刑審訊，態度野蠻。師幾瀕於危，仍從容陳辯，理直氣壯，義正辭嚴，表現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民族氣節。先師雖身系囹圄，心念地獄、天宮皆為淨土，除審訊外，見縫插針，連續打了三個『淨七』（註：淨土宗的修行方式，指在七日內專心參究或專心持名），並絕食，以此與日本侵略者作鬥爭。」
日本人囚禁圓瑛師徒長達一月之久後，終於將他們無罪釋放，此後又多次到講堂誘請大師擔任「中日佛教會長」的職位，都被大師嚴詞拒絕，直到抗戰勝利。
革新與守舊
大師晚年的大部分時間仍然是在圓明講堂中度過。1953年6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大師因病請假，沒有出席會議，不過還是被眾人推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這一結果足以表明當時大師在全國佛教界的聲望和地位。三個月後，大師撒手西歸，圓寂於寧波天童寺。
1952年秋，大師（前坐者）在北京中南海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時和趙樸初居士（右立者）及明暘法師（左立者）合影。作為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提起圓瑛大師，就無法不想到另外一位更有名的高僧——太虛大師。他們二人總是被視為守舊派和維新派的代表，出現在後人的敘述中，仿佛圓瑛就是一個頑固的因循守舊之輩。但實際上，二人的佛教改革理念並非驢唇馬嘴、水火不容，而是存在頗多相融相通之處，這一點學界已有大量辨析，相比太虛的激進革命主張，圓瑛的做法只不過更加務實穩健，更容易為傳統僧人接受。以僧才教育為例，當傳統培養僧人方式不再適應當代佛教發展需要時，圓瑛大師便提出借鑑近代教育模式，開創宗教教育機構，對僧人進行系統教育，對信眾進行規範的佛教知識普及。他一生中依託著名寺廟，先後創辦了多所佛教教育機構，培養出大量符合時代要求的佛門弟子。
大師的另一位弟子明哲曾回憶過師父的教學方式：「在教育方法上，他一貫主張解行並進，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先師住持寧波天童寺道場時，就是這樣做的。冬天進禪堂坐禪習定，農忙時參加勞動生產，夏天則開講《楞嚴經》。住持上海圓明講堂時，他創辦了楞嚴專宗學院，對學僧解行並進的要求更為嚴格。首先注重僧儀，在功課法樂唱念上，要達到高的水平；其次更注重精研教理。他教導學僧們既要專聽，又要善記；既要會講，還要實行。」
自從二十歲以來，圓瑛大師每隔十年都要寫一首口佔詩，他的《七十口佔》已臻於化境：「行年七十老頭陀，滿眼風光會也麼？萬法皆空忘物我，寸絲不掛泯機梭。穿衣吃飯西來意，瞬目揚眉一笑過。任運隨緣消歲月，瞭然無佛亦無魔。」
圓瑛大師一生禪淨雙修，利益眾生、紹隆佛種，與上海結下不解之緣。昔日多見福建古田、浙江寧波兩地對大師頗多紀念，唯獨滬上缺席，大師紀念塔和圓明講堂兩處遺蹟同樣寂寞無聞，故心生感念，作此文，以彰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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