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檔案照片）
上面這張照片，為民國26年（1937）8月11日之留影。當日，「上海留日同學抗敵救亡會」在碼頭歡迎返國留日同學投入淞滬抗戰。兩天之後的8月13日，淞滬會戰正式爆發。
據悉抗戰前夕，我國留日學生總量為六千人。民國20年（1931）九一八事變之後，留日學生即陸續回國展開抗日救亡之工作。之後民國26年爆發七七事變，留日學生廣泛響應國民政府「撤離敵國，回國參戰」之號召返國；8月初，返國留日學生成立「上海留日同學抗敵救亡會」。至9月，短短兩個多月時間，歸國留日學生已達四千餘名，同時，留歐美學生也紛紛回國，共赴國難，形成中國近代留學史上繼辛亥革命之後第二次大規模歸國之高潮。至10月下旬，留日學生幾乎全部返國。
大多數留學生歸國後，並不急於與家人團聚，而是奔赴救國第一線。他們於歸國宣言中寫道：「我們回國並不是貪生怕死，想息影家園，我們的回國是完全為了祖國。我們將踴躍地參加前方或後方的實際救亡工作。」
數千名回國留日學生，除少數學生學業未竟、進入國內高校續讀外，大多數加入戰時服務——其中主要從事文宣、教育、研究與技術工作。他們留日日久，熟悉敵情，而且均多嫻熟日文，在抗日文宣方面頗能一展所長。抗戰初期，其創辦刊物、發表論文、舉辦各種講演、講座，甚至分析日寇侵華之原因、戰略與策略，介紹日本之政治、經濟、軍備以至民情，頗為深切。
因抗戰突發，國內大部分高校從沿海內遷西南。因交通工具極為缺乏，平滬各地的大學教授許多沒有能夠隨學校遷移，尤其年事已高者，或眷屬人口多者，更不能作戰時千裡轉徙流離之計。在此情況下，許多歸國留學生正好進入教育界彌補其空缺，如此，高校師資甚至有所壯大，從而使國難期間師資隊伍頗為充實，戰時中國之教育在大後方仍弦歌不絕。
民國30年西南聯大179名正副教授中，87%是歸國留學生。26個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外，都是留學歸國人員。比如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中，王竹溪、霍秉權、張文裕均是民國27年自英倫歸國，馬大猷於民國29年歸國，馬仕駿於民國30年初自英倫返國。西南聯大數學系的12名教授中，有民國26年回國之漢堡大學博士陳省身，民國27年回國之華羅庚，民國29年歸國之許寶祿。留學生的歸來，使戰時幾乎和世界隔絕的中國學術仍能跟上國際潮流。
抗日衛國戰爭中，與敵人較量，除了槍炮之外，科學技術之較量亦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歸國留學生遂成推動戰時科技進步之主力。留學生中，軍、工、理、醫等專業者，在國難期間尤為各方所急需。他們不僅專業功底深厚，而且有的早在國外留學時已注意研習與戰爭相關之學科，如軍事工程、戰時利器、戰時醫藥衛生以及戰時燃料等。因此回國後，在科研設備與原料奇缺之情勢下，仍作出了相當成績。
據相關資料，民國27年到民國33年，國民政府經濟部共獲準專利423項，是自民國初年至戰前專利總數之182%。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於《戰時中國的科學》一書中寫道：「此七年間之科學進步與貢獻，較之過去30年，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
留德歸國的龔祖同於民國27年研製出中國第一臺軍用望遠鏡和機槍瞄準鏡。為解決戰時汽油緊缺問題，趙宗澳於民國28年自德國返國，設計建成合成石油代用品工廠。張昌紹於民國30年自英倫回國，編著《青黴素與鏈黴素》《磺胺素》等書，並將此類新藥引入國內。趙天於民國28年畢業後自英倫返國，在戰時中國急需銻之時，發明出影響此後半個世紀之「趙氏煉銻法」。李溫平留美歸國後，在我國首次使用瀝青鋪路，為「史迪威公路」之建成立下汗馬功勞……
歸國留學生之人數雖不過數千，多身處抗戰救亡之洪流，到處可見其蹤影。無論前方或後方，自政界、軍界至教育、科技界，歸國留學生之事蹟感人肺腑，值得我輩銘記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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