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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年多的等待，弦子終於等來了她起訴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擾一案的開庭通知。12月2日下午，本案將在海澱區人民法院不公開庭審。
但這個消息還是讓弦子受到震動。因為緊張，擔心材料準備不足，她的腸胃炎犯了，疼得胃痙攣。
2018年7月26日凌晨，弦子寫下了自己的經歷：2014年6月10日，她在央視《藝術人生》欄目組實習，於化妝室採訪朱軍時，遭對方猥褻數分鐘。事後她和老師一起報警，朱軍雖也被警方詢問，但後來不了了之。
2018年8月，朱軍的代理律師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將帖子的轉發者麥燒告上法庭。弦子被迫應戰。9月，弦子以侵犯人格權為由，將朱軍也起訴至法院。但此後兩年多，兩案均無下文，直至最近通知開庭。
由於無法採訪到被告朱軍，這裡只能呈現當事人弦子一方的視角。
以下是弦子的自述：
監控錄像證明朱軍方撒謊
11月23日，我的律師王飛接到法院的開庭通知。我們只有10天的準備時間。我很焦慮，因為緊張，那天我在家哭了一晚上。
就在上個月，我跟律師交談時，他們還說，這個案子很難開庭。沒想到突然接到開庭通知，很多事情都沒準備。
2018年7月26日，看到一個姐姐遭遇性騷擾的陳述，我很受觸動，為了聲援她，我凌晨寫下了四年前的遭遇。帖子被麥燒發在微博，得到幾位同學的證實，我當年跟他們講過這件事。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直到8月14日麥燒被威脅退租，8月15日朱軍方律師否認事實，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到法院告了麥燒，我才開始面對法律上的事。
但我們一直沒收到朱軍方起訴書的副本。9月25日，我和律師向法院提交了起訴朱軍侵犯人格權的起訴書。之所以我們起訴朱軍的案子會先開庭，法官說，名譽權案的核心事實，要取決於人格權案中的性騷擾是否成立。
民事訴訟的審理期限為六個月。中途我自己去法院催過兩次，始終無果。我本以為會一直拖下去。時間隔得太久，這期間，有一年多時間我都沒再去管這個事。現在突然通知開庭，我們要熟悉案情，要去閱卷，寫質證意見，還有我的那些證人，許多在外地，我擔心開庭那天他們不能來。好在他們很支持我，包括我的父母，確定都會出庭作證。一個在外省電視臺工作的同學，也請了年假要來北京。
這次開庭，我心理上還是有點迴避，擔心被問到一些侮辱性的問題，一些讓我爸媽難堪的問題，比如性、人品、作風那種羞辱性質的。因為2018年10月第一次庭前會議，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2018年10月庭前會議上，朱軍方的律師否認性騷擾的事實，說朱軍不認識我，還說我有妄想症。他們提供的證據，是2014年我看病的一條微博截圖。我的律師告訴我，這是對方的故意羞辱，目的就是為了讓我產生負面情緒，擊潰我的意志力。
其實我看的病只是神經性皮炎。但2019年1月，我還是去北大六院做了精神鑑定。這個事情也確實對我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很害怕開庭。
2018年我的律師王飛遞交民事起訴書時，還提交了一份申請書，包含三項申請：調取2014年的報案材料；要求朱軍本人到庭；希望本案公開審理。
2019年1月的庭前會議中，我們看到了2014年報案的公安卷宗。卷宗內有我當時的兩次筆錄，以及我大學老師、大學室友的筆錄，詳細說了事情經過，還有當時警方去臺裡調取的監控錄像截圖。
朱軍方的證人包括兩個製片人、一個化妝師、一個實習生。那個男實習生，當時和我關係不錯，所以我才請他帶我去化妝室採訪朱軍。他們都證明：沒有帶我去過化妝室，我和朱軍不認識，我也沒有和朱軍單獨待在一起的時間。但監控視頻證明他們撒了謊。
監控視頻對著化妝室門口。視頻顯示，男實習生帶我進了化妝室，然後離開，走廊裡陸續有人走過。監控也記錄了我出來後，有一個擦嘴的動作。2014年報案時，警察就是指著這個畫面說，「這個視頻可以作為你被朱軍強迫的證據」。這都和我2018年的陳述非常吻合。
當時警察的調查工作還是很細緻的。卷宗內有我衣服上的DNA鑑定結果。但當時警察只是去臺裡給朱軍做了筆錄，並沒有抽取他的血樣，所以無法比對。這次，我們申請了重新比對朱軍的DNA。
卷宗裡也有朱軍當時的筆錄。筆錄裡，他沒有承認性騷擾，但承認和我共同待在那個房間裡，還講了一下他跟我聊天的內容。這也與他後來說完全不認識我是矛盾的。
見了面，我們都會擁抱一下
這件事情，對我和我的朋友們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有的人生方向都被改變了。比如麥燒，她本來在工作，兩個月前，她去了英國讀書。這次人格權的案子，因為與麥燒無關，所以她不用回來。
2018年曝光朱軍性騷擾後，我經常作息不規律，要忙一些網絡上、維權上的事情，身體和精神都會受到損害。2019年1月，我被迫去北大六院做了精神鑑定，其實是一個抑鬱的狀態。在微博上，我經常接到很多女生的求助，那些傾訴也很影響我的情緒。
從2018年到現在，我和我的朋友們接觸了很多性侵的案子。我們和當事人從來沒有過什麼矛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秉承了兩個非常高的社工原則：保密原則、無限容忍原則。
性侵案的當事人一般選擇在網上發聲的一個很大原因，是Ta沒辦法在現實生活中取得進展。像上財的案子，她一開始就沒辦法在學校取得任何進展，去報案也沒進展。
性侵案的當事人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網絡求助的時候，Ta們很容易處於一個應激的狀態。即使不討論應對經驗的問題，Ta們也很無助，不知所措。這時候，他們非常需要一個支援網絡，去應對和處理各種狀況。你不能把一個當事人獨自丟在網際網路上，讓Ta自己去跟所有事情對抗，這是很殘忍的一件事情。
比如，當話題被封的時候，我們怎麼幫Ta傳遞、發聲；當我們考慮公共發聲的時候，採取什麼節奏，在什麼節點向大眾給出什麼信息，我們要採取一個強對抗還是一個軟對抗的策略，什麼話題上我們要強對抗，什麼話題上只需要發出公共倡導就可以——所有這些大家都要商量好，然後一起去做。
Metoo的很多經驗，也是逐漸積累起來的。2018年我寫下自己的經歷，只是為了聲援那個姐姐。但麥燒和這個姐姐都是媒體人，因此在公共發言上有著豐富經驗，她們告訴我怎麼跟媒體交流。直到現在，有些問題我們拿不準的時候，還會去問一下麥燒。如果不是她們，我當時也不知道要做什麼、說什麼。
正是因為當時接受了別人的幫助，也知道幫助別人很重要，後來你看到一些個案的時候，你就沒有辦法說「不」。
很多時候，志願者做的只是一種情緒上的陪伴，尤其在公共發言的時候。相比起來，metoo運動中，很多當事人都比我要堅強得多。我每次跟公安、法院打一次交道，就覺得沒命了一樣，因為做筆錄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二次傷害。最後，這些影響還是要當事人自己去消化。
但是陪伴、共情也是很重要的。去年日本的伊藤詩織來北京，見面後，當她知道是我，我們的第一反應，也是互相擁抱。其他受害者也一樣，見面後，我們都會先擁抱一下。
雖然平時網上溝通，大家也知道對方有多麼努力，但是在地的支持，在場的陪伴，也很重要。有的案子，雖然大家進不去法院，但是在外面等候，也是一種支持。見面，你看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其實會給你一種力量。一個簡單的擁抱，可以替代很多語言上的交流。
所以這一次開庭，我的很多朋友也從外地過來看我。
朱軍若不到庭，庭審就很荒誕
其實朱軍對我而言已經是個很遙遠的形象。訴訟階段，他從來沒有出現過。
當年，我們只是要完成電視課的一個作業，老師鼓勵我們爭取去採訪一個主持人。2014年6月10日事發時，在我進入那個房間之前，我都不覺得朱軍認識我。
當時朱軍已經不主持周播的節目了，前一年也沒有主持春晚。我也沒想到他有那麼大的名氣。所以後來反響那麼大，大家那麼關心他，我就覺得奇怪，因為他也不是追星女孩會注意的那種人。
當時案發後，我把經過告訴了電影史課的Z老師。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有性別意識的人。我第一次接觸到女性主義，就是在她的課上。她給我們講女性主義電影，其中一次是朱迪·福斯特的關於強暴的一個電影，內容是朱迪·福斯特是一個很放蕩的女性，她在一次醉酒後被強暴，然後進入司法過程。Z老師告訴我們，哪怕她醉酒，哪怕她很放蕩，但被強暴也不是她的錯。
Z老師還讓每個女生發言，講自己對性別的不舒服的地方。我就講，小時候我們家有一個鄰居，老是把我裙子拉起來，說要看我長胖了沒有。我就一直記得他那個動作。Z老師當時就非常堅定地說，他這個就是性騷擾，就是在侵犯你。所以Z老師是一個非常有正義感的人。第二天是她陪我去羊坊店派出所報的警。
但電視課的M老師，表現完全相反。我報完警回到學校，在寢室睡覺，她跑到寢室，把我從鐵架床上搖醒。我當時整個人還是暈的，她當著我的面打電話給領導，說，「領導，我找到這個學生了，學生一點事都沒有」。然後她可能怕我錄音，把還穿著睡衣的我叫到外面走廊談話。她一直說，她的工作關係就落在央視，如果我把事情說出去，她在央視的工作可能保不住，還會被學校老師非議。後來一直到大四畢業，我再也沒去見過她。
由此可見，有沒有性別意識非常重要。但Z老師當時聽了我的遭遇之後，雖然確定我遭遇了性騷擾，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擔心後果。她諮詢了她的一個律師朋友，律師的意見是：一定要報警。那個律師說，報警之後，此事就算最後沒結果，但起碼朱軍肯定會被問詢，而讓朱軍被找一次，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震懾。
現在回想起來，幸虧當時有Z老師和那位律師的警惕意識。如果2014年我沒有去報警，那麼這件事情就永遠被掩埋了。而且直到畢業，我的大學班主任也不知道這件事，因為Z老師保護了我的隱私。
事情曝光已過去兩年零四個月，我完全沒想到會走到今天。當時帖子傳播開後，每天有大量工作要做，整個人是被推著走的。對於我來說，很多事情就是必須要去做的。8月份，朱軍都把麥燒給告了，難道我不去做證人嗎？在這之前，我和麥燒都沒見過。很多過程都是偶然推進的。如果現在讓我重新做一遍，我也沒辦法打開上帝視角。
2019年看了卷宗之後，我當然覺得比之前沒看卷宗，勝算要大一些。但結果很難預測。
但我覺得這個案子其實是一個實驗。自從2019年民法典將性騷擾的案由列入以後，國內還沒有一個實際判決的例子，司法層面還沒有形成一個經驗。司法實踐上面怎麼走，法官的判斷依據是什麼，會不會存在問題，我覺得這可能是這個案子的意義。
我們對朱軍的要求，之前只是書面道歉，現在改成公開道歉。此外還要求他給予一定的精神賠償。接到開庭通知後，我們從海澱區法院得到的消息是，法院拒絕公開庭審，朱軍是否到庭也還未知。
之所以不公開庭審，我想可能是因為涉及到2014年警方為什麼未予立案的問題。當時，警察來來回回對我說的是：朱軍是一個很有社會影響力的人，你要考慮社會正能量，他主持春晚，中國有很多人都喜歡他，他代表一個國家的門面。
但我認為朱軍的到庭非常重要。因為事情發生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朱軍既然撒謊了，他必須得接受質詢。我希望問他：為什麼撒謊？為什麼提交了這麼多跟監控不符合的證人證詞？2018年8月4號為什麼要去看我的微博故事？
之前，他的律師已經對一些所謂的證人證詞做了公證。我認為那些是假證。如果他不到庭，法官怎麼能判呢？朱軍本人都不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法官的判決依據會是什麼呢？
所以，如果朱軍本人不到庭的話，我就覺得這個過程很荒謬。不管我的結果是輸是贏，都不是一個完整的結果。
面對這個案子的開庭，我的內心並不輕鬆。最近要開庭，我的腸胃炎就又犯了，消化不良，不能吃東西，甚至緊張得胃痙攣，每天喝藥。
從2018年開始，我能夠公開發聲並堅持到現在，離不開大家的支持與聲援，也離不開我們彼此的守望共鳴——向歷史要答案。並不是說我一定在當下要這個案子的結果。作為最早的性騷擾案由的官司之一，我希望給大家看，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經歷過什麼，而且我們相信，歷史可能會反覆，但它一定會往前走。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得到一個新的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