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是歷史文化名城，山東大學主辦的《文史哲》雜誌是學界名刊。當一群中古史學者來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參加《文史哲》青年學者工作坊，他們又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8月23—26日，第十二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在山東大學中心校區舉行，這次會議由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主辦，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協辦。
8月24日上午，在《文史哲》編輯部副研究員孫齊的主持下，《文史哲》副主編劉京希教授、山大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代國璽教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由此拉開了本屆聯誼會的序幕。會議大體分4個單元，討論17篇論文。下面對會議內容稍作介紹。
海老根量介（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第一個發表，他的論文題為《簡帛時代的書籍流通小考——以<日書>為中心》，旨在從出土日書討論秦漢時代「書籍」的製作和流通。論文認為，《日書》本來是專業佔術家使用的手冊，後來為了便於下級官吏使用，附加了淺顯易懂的說明而在裡巷間流通，但當時還沒有出現專門的書肆。郭津嵩（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擔任評議，他的評議稿不僅專業，而且清晰流暢，堪稱評議的範本。在他看來，「出土文獻就像是在海邊偶然拾到的珍稀貝殼，想要推知它們最初如何生成，如何輾轉到達被我們發現的地點，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歷史學對任何文獻的利用，都不可能脫離對物質文本（書籍、文字等）作為歷史產物的理解」，因此，他稱讚作者識見通達，問題意識非常寶貴，「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獻和秦漢文化史研究繼續深入的一個重要方向」。與此同時，郭津嵩也指出論文幾乎完全沒有涉及文本以外的證據，建議作者對書寫（paleography）、形制（codicology），以及考古環境所提供的間接證據多加考察，這會有利於論文的進一步完善。吳雪飛（山大歷史文化學院）在討論環節進一步追問日書的形成機制及其來源。
海老根量介（左）、郭津嵩（右）。 本文照片均由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司家民拍攝。經濟史的論文在中古史聯誼會上並不多見，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古史學界研究動態的一個縮影。不過去年陸帥（南京師範大學）的《南朝的戶籍整理與三吳地方——從沈約<奏彈王源>說起》一文頗受與會者好評，這次則有代國璽（山大歷史文化學院）《休耕制與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代文認為，學界的主流觀點——秦漢北方連種制農業之說，在方法上不免「選精」「集粹」之嫌，在史料解讀上也多有偏頗之處。通過細緻的梳理和分析，論文認為，休閒農作制是戰國秦漢我國北方的主要耕作方式，戰國秦的授田制是以休耕制為基礎的土地制度，進而對漢代農業的發展水平、中國古代農業的發展進程等經濟史上的重要問題提出新的看法。評議人王炳文（廈門大學歷史學系）認為，論文以休耕制為切入點，試圖對先秦兩漢的農業生產水平做一個宏觀的評估，「這是一篇立足於傳統問題，卻做出了相當新意、令人耳目一新的經濟史力作」。另外，他對「不易之地」等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議作者再作辨析。尹承在討論中建議作者考慮地域差異的問題。
代國璽王炳文聶溦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博士論文是「新史學史」領域的一部論著，這次發表的《<漢書·霍光傳>廢昌邑王的文書與政務規程》則是她第一篇討論文書行政的論文，大概可以看作青年學者戮力突破自我的一個嘗試。論文認為文書分類與政務分層之間存在緊密的關係，遂利用廢昌邑王詔書，考察制詔撰作與尚書的發展。吳雪飛在評議中認為論文切中了近年秦漢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為「海昏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同時對論文中的若干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詔書種類和皇帝與百官的行政互動程序有關，很難說有等級地位之別；2.霍光廢除劉賀，是開創先例之舉，似乎難以看成是依據行政規程；3.廢立皇帝的集議似乎不能視為一種行政規程，而是一種政治舉措。代國璽在表彰論文貢獻之餘，提出了若干疑問，他首先認為大庭脩關於漢代皇帝制詔文書的三種類型存有矛盾，其次認為策書與詔書有區別，接著探討了漢唐制詔體式的流變，最後還為作者補充了一則材料。
聶溦萌吳雪飛王彬（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的長文《武威旱灘坡出土王杖斷簡研究——兼論秦漢時代「法」的表達與實踐》雖然是一篇未竟稿，但內容相當豐富。論文以甘肅武威出土的一批王杖木簡為研究對象，著重探討了王杖斷簡的結構、編纂過程、墓葬特性、法令的宣傳，以及鳩杖在葬禮上的使用與養老詔書、律令的關係等問題，最後還對古代中國「法」的實踐與表達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三浦雄城（東京大學）在評議時介紹了冨谷至、籾山明等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高度評價了論文所取得的成績，並提出幾個問題與作者商榷：一是對崔寔《政論》的解讀，二是對陪葬的王杖木簡的認識。尹承、林昌丈也提出了幾個疑問。
王彬三浦雄城熊昕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漢唐間官修列傳取材機制的演變——以「狀」與「行狀」為中心》是一篇探討「制度史化的歷史書寫」（孫齊語）的論作，或可視為「史料批判」（或「歷史書寫」）領域的一個推進。此前這方面的研究大都以地理志、「先賢傳」、「四夷傳」、「外國傳」等為對象，這篇論文則關注更為複雜、模糊的人物列傳部分，選題意識得到評議人的充分肯定。論文清晰地勾畫了史書編纂從漢代舊傳統到唐代新機制的變化，並指出有兩大動因導致這一轉型：一是史官制度的變革，二是行狀的演變。評議人孫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表示，對史料本身的探究，是近些年中古史研究取得進步的重要原因。他認為作者思路清晰，結論明快，令人印象深刻，對新舊傳統脈絡的探尋是基於一個無法反駁的事實：「漢唐間修史機構確實由文書典藏、修史合一的機構，演變為藏書與修史的分離。」同時，孫齊指出，面對複雜的歷史，也要警惕過於清晰的線索，以防簡單化之弊。比如，怎樣彌合私人修史與主動利用檔案的舊傳統之間的縫隙，如何評估唐代以前「正史/國史」列傳取材中原始文書檔案的重要性，以及史官在纂修過程中的主動性。朱華（三峽大學）從微信公眾號「中古史研究資訊」了解到聯誼會議程，尤其是注意到熊昕童這篇論文後，他決定趕赴會場，旁聽這次會議，並參與討論。他在討論環節圍繞唐代報送制度、行狀的分類及性質等問題提出不同看法。聶溦萌認為「官修」的涵義很廣，一般而言直到唐代才比較明確，把魏晉南北朝時期也納入官修階段，很容易變成自設陷阱。此外，永田拓治（大阪阪南大學）就這篇論文發表了看法。
熊昕童孫齊上述幾篇論文大致可以歸為「中古制度的淵源與展開」，下面四篇則可以劃到「中古中國的邊區與基層」單元。林牧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要從事西南邊疆研究，與會論文《前漢時期鍵為郡的職能演變——兼論「初郡」與西南夷之關係》將鍵為設郡置於漢武帝經營南越和西南夷的大背景下，考察設郡的背景、郡治的遷移與郡級政區的職能變化。評議人林昌丈（廈門大學歷史學系）認為「該文是從政治地理的視角下試圖重新梳理鍵為置郡以及演變的歷史過程的力作」，不過他也指出文章結構上或可再作調整。他還建議作者在任乃強先生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四川出土的相關考古報告，進一步考察政區設置、幅員盈縮和地方社會、族群間複雜的互動過程。胡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認為文章提出的「內郡化」這個概念可能存在歧義，建議作者再作辨析。
林牧之林昌丈與墓誌在中古史研究上的「紅紅火火」相比，磚銘未免顯得「落落寡歡」，因為它更考驗研究者的學術才能。李永生（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餘吳土，盛且豐——磚銘所見西晉末年廣州的地方社會》利用今廣州、梧州地區出土的、帶有「餘廣州」或「餘吳土」字樣的西晉「永嘉磚銘」，嘗試考察磚銘墓主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將其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相勾聯，分析磚銘產生的歷史原因。韓吉紹（山大歷史文化學院）在評議時指出，這篇論文以小見大，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相結合，在新史料匱乏的中古史領域是比較有特色的，不過他也認為論文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磚銘內容的理解，「餘廣州」等字是否就反映了地方認同；文章對墓主的社會階層的討論很薄弱，對籍貫這一關鍵問題更是沒有涉及。陳志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直言「政治史的邏輯左右了社會史的解讀」，並拋出了一個很有殺傷力的疑問：論文沒有充分考慮墓葬磚銘的文體和場合，直接視作政治的表達，是否合適？他認為磚銘中天下、九州等語，反映了移民視角，似乎是在說服死者的靈魂，將吳土、廣州作為最後的棲息之地。孫齊則指出，對磚銘中「餘」字的解讀很關鍵，到底是「我們」的意思，還是「剩餘」、「只有」的意思呢？
李永生韓吉紹板橋曉子（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03年曾在山東大學學習漢語，所以她表示時隔多年能回山大發表論文，頗為開心。她的論文《晉宋交替與仇池政權》認為，在兩晉五胡十六國時期，仇池政權是個特別有局域性的政權。在統治氏族和統治領域不斷重編的南北中國之間，仇池比較穩定地維持了晉朝藩屏和接受晉朝遺民的角色，與晉朝的關係延續到晉宋交替後，並奉劉宋為正統王朝。評議人陳志遠認為，與一般民族史研究的路數不同，這篇論文的視角延續了日本學界對藩屬體制、國際秩序的關注。在他看來，論文「梳理了地處南北對峙夾縫中仇池楊氏政權向南北兩方政權稱藩的官爵、名號，其學術關切點卻不在仇池政權本身，而是由此觀察晉宋之際的天下/國際秩序和時人的正統觀」，不過這個觀察部分誇大了晉宋之際的斷裂。對於藩屬關係，傳統的研究較多關注經濟實力、地緣格局和軍事部署等，而作者賦予官爵、名號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樣做是否有充足的證據給予支持，值得思考。陳志遠還建議作者從移民人群的規模和構成去分析仇池楊氏政權的行為。
板橋曉子陳志遠武紹衛（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他在報告自己的論文《敦煌本<秋吟>新探》時用抖音開場，將現實生活中生動活潑的畫面與遙遠的古代僧團生活關聯起來，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秋吟》是僧人沿街巡門化緣所用的唱本，目前在敦煌文獻中共發現四本，據考察，作者認為它們的流行年代大致都是五代宋初時期，繼而分析敦煌僧人對《秋吟》的學習和改編，讓讀者對8—11世紀敦煌僧團社會生活形態的變遷有比較清楚的了解。評議人翟旻昊（普林斯頓大學宗教系）認為作者觀察敏銳，對史料的處理相當細緻，同時提出了一些疑問和建議：一是他注意到「乞衣」類文本與其他佛曲抄在一起，期望作者考察它們之間的關係；二是他提醒作者關注「大聖觀音菩薩」在文本中的表演性意味；三是建議進一步闡發初次文本、再生文本在流傳過程中信息改變所包含的意義。
武紹衛翟旻昊8月25日上午的主題是「北族王朝的內亞性與華夏性」。三田辰彥（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三國兩晉五胡廟制與「太祖」廟號》主要探討繼承劉氏漢朝勢力的政權如何進行宗廟祭祀，分析「始祖」與「太祖」的關係，考察桓玄建立的楚（桓楚）如何對待「太祖虛位」的問題。評議人胡勝源（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認為，這篇論文「雖由宏觀視野進行探索，但字裡行間都能看出作者對基礎史料的嫻熟與見微知著的治學功力」，不過他認為論文三個部分討論的議題關係並不緊密，可以分別詳加研討。首先，他指出繼承漢的三個勢力——公孫氏、蜀漢、漢（劉淵）——之間差異甚大，「是否能拿來等量齊觀、相互比較，頗有疑義」。接著他指出在「始祖」「太祖」問題上的分類也值得斟酌，繼而對桓玄未祭祀祖父以上的先祖這一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趙永磊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禮學的角度進行更為系統性的個案研究，尹承則認為這類題目應該在更長時段的視野下加以探討，胡鴻圍繞孫堅廟，提醒作者關注長沙走馬樓吳簡的相關材料，以及王素先生的相關研究。
三田辰彥胡勝源趙永磊（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在禮學方面素有積累，所以他的《北魏的華夏天神祭祀再探》並不是單純的制度溯源，而是制度史與思想史的結合。論文認為，北魏國家正統性的塑造在其所行華夏郊祀制度與華夏郊天禮上具有突出的反映，進而考察指出，北魏郊社所祀天神，近乎全尊鄭玄學說，而北魏郊社制度更近於曹魏明帝時期的舊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魏直追曹魏的正統心態。評議人小野響（阪南大學）認為這項研究具有很高的價值，作者在金子修一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更上一層，從北魏與南齊對抗、強調自身正統性的觀點出發，綜合多種史料分析北魏採用鄭玄學說之事。另外，他還提出三個疑問，分別涉及「有司攝事」、「樂」的問題，以及「漢魏故事」與北魏華夏禮儀之間的關聯。呂博（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認為，北魏尋求華夏性、爭奪正統，早在道武帝祭天就已開始，論文何故強調孝文帝祭祀昊天上帝而與南齊爭正統，而未分析道武帝祭天在爭奪正統上的重要性。熊昕童對於選擇鄭玄學說與彰顯北魏政權正統性之間的直接關係提出了質疑。
趙永磊小野響如果說上面兩篇論文更多探究正統性問題，選題的傳統意味較「重」，接下來兩文共同的關鍵詞則是「文化轉型」，傳統的意味較「輕」，一篇「吃喝」，一篇「玩樂」。先說黃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龍舟上的北魏皇帝》——看到這個題目，評議人吳承翰（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說，「論文的主題，或許是受孫正軍先生《正史書志的書寫策略：以六朝史志不載龍舟為例》一文的啟發。論文的題目，不用說則是對羅新老師《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一書致敬。」作者「巧妙地將嫻於弓馬的北魏皇帝『安置』在驚濤駭浪的龍舟之上，光是這幅圖景的反差（或滑稽）程度，就足以緊緊抓住讀者的興趣與目光」。如吳承翰所指出的，本文的一個關鍵是孝文帝以華夏文化中的「龍舟」作為政治符碼，將其植入北魏的政治文化之中，並且延伸到公共建設的政治過程。不過，吳承翰也對論文提出了質疑：在胡人君主華夏化的過程中，相較其他因素，龍舟究竟具有多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又是如何生成的？焦堃（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在討論中認為，修建水池可能是北族的一種傳統，未必跟華夏性有關。胡鴻指出，文章只寫了孝文帝一人，題目擬作「龍舟上的北魏孝文帝」或更妥帖，隨之而來的一個疑問便是，為什麼孝文帝之後的北魏皇帝沒有繼續這種日常儀式？他還提示，代北軍民對水戰並不陌生。陳志遠認為，南朝並沒有壟斷造船的技術，後趙也有關於造船的記錄，建議作者參閱造船史之類的著作。黃楨在回應時提及此前曾就該文向羅新教授請教，羅老師認為闡發仍有未盡，需對「從馬背到龍舟」的轉型意義略加申論。
黃楨吳承翰和黃楨的論文一樣，胡鴻的《牝馬、酪酒與北族王朝——釋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蓄牝馬》也是因閱讀《魏書》產生疑問而引發的。這篇論作敏銳地注意到正史中的兩則材料——「丁未，禁河南蓄牝馬」，「戊寅，通河南蓄牝馬」，認為「此種不易理解的史實往往蘊含著某種已經消失的時代特質，不應輕易放過」，由此出發，作者問道：為何單獨禁止河南地區？為何是牝馬，而不包括其他馬，也不包括牛、羊等？然後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追蹤牝馬的生存環境、牝馬與酪酒及北魏貴族的關係、畜養牝馬的成本等問題。評議人黃旨彥（美國賓州大學東亞系）認為，「作者奇思迭出，論證妥適，很有說服力。」她介紹了歐美學者的相關研究，並從環境史的角度，指出馬奶酒與糧食是人與動物共同競爭的資源，旱災造成食物鏈供應斷裂，這種情況下的資源競爭值得重視。她援引西方學界的研究，認為馬奶酒並不是奢侈品，而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她建議作者分析文化象徵的重要性，進一步闡釋「不平衡的文化轉型」的歷史意義。她認為宣武帝對災荒的救濟政策並非遊牧民族習慣採用的救濟方式，由此入手，或可彌補論文對「文化轉型」闡發過於草率的缺陷。王炳文介紹了他對漢唐時期國營畜牧地的推測，認為「胡馬入洛」行為大於意義；他還猜測牝馬可能與龍有關，進而與天象產生聯繫。翟旻昊則對牝馬與災荒之間的聯繫提出問題，另外他指出這個材料只發生在一個皇帝頭上，是否有這個皇帝特殊的考慮？孫齊也對牝馬與災荒的聯繫產生疑問，小野響對酒的類別和品性提出質疑。胡鴻一邊笑言自己「已經被打成篩子了」，一邊從容作出回應，認為馬奶酒在各種草原民族的飲品中「鶴立雞群」，再次確認它的奢侈品屬性，是貴族消費，同時認為這種酪酒對代人而言帶有文化鄉愁的色彩。
胡鴻黃旨彥下午會議的主題是「律令制下的東亞世界」。於曉雯（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通典·兵典>的秩序觀》認為杜佑家族中皆有軍事作戰等相關經驗，應有兵學傳承，所以杜佑撰寫《兵典》，必有他對於軍事的思考與體認，對杜佑抄襲《政典》之說作了辨析。論文還檢討了杜佑筆下的國家兵力配置問題，認為這應是杜佑對安史之亂的反思。呂博（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評議稿寫了五千餘字，是本屆會議評議篇幅最長的。他認為於文試圖進一步理清《通典》的結構和寫作理念等問題，這種努力值得鼓勵和提倡。就《通典》是否抄襲《政典》這一問題，呂博認為需要考慮《通典》「制度類書」的性質，其特色在「編」而不在「撰」，所以不必過於糾結「抄襲爭論」。這種體例的「制度史」的形成過程及歷史緣由，更值得關注和思考。至於歷來學者評判《通典·兵典》最嚴重的缺陷是多錄「兵法」而不錄「兵制」，常錄戰例而鮮錄「軍事制度」，呂博認為這牽涉到如何認識杜佑軍事思想的問題：軍禮放在《禮典》，軍費置於《食貨典》，將領選拔列入《選舉典》，相關軍事制度如府兵制放在《職官典》。所以應整體利用《通典》，而不是單純依靠《兵典》，來探討杜佑的軍事思想。至於杜佑對安史之亂的剖析，呂博認為這是「杜佑關於唐代時政最精彩的議論之一」，其主旨在於揭示藩鎮體制建立帶來的冗官冗費問題。杜佑的「二統說」其實揭示出安史之亂的實質是東北邊防軍打西北邊防軍。於此不難看出評議人對這一史料的熟稔，及其對相關問題的宏觀認識。楊曉宜進一步追問杜佑檢討府兵制和安史之亂的問題，是否在政策上有所建言。
於曉雯呂博尹承（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專攻宋史，這次提交的論文則是《<大唐開元禮>賓禮考》。論文開門見山，指出以往賓禮研究存在的問題：一是對賓禮的性質和範圍鮮少措意，二是對禮書文本的性質不甚了解，誤把劇本當作演出本身。於是論文考察賓禮在中古時期形成的南北兩條線索，在歷史背景下把握賓禮的性質和範圍，繼而討論開元賓禮文本的來源和構造，然後論述唐代實際的「涉外」接待禮儀。評議人楊曉宜（來自臺灣，任教於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認為本文的構架和論證相當謹慎、精細，善於小中見大，賓禮雖然只是禮的一部分，「作者卻可以看到賓禮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尤其是隋唐帝國的統治策略與對外關係」。在她看來，論文題目和結構、個別概念還可再作斟酌。此外，她建議作者深入考察《大唐開元禮·賓禮》與唐代對外統治理念的關係，唐代禮法與外交禮儀的關係，以及唐代賓禮的實踐問題。呂博就論文提出幾個疑問，尹承直率的回應，引來陣陣笑聲。黃楨對南朝禮儀的分類提出不同的看法。
尹承楊曉宜張淑惠（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監主受財枉法」條從唐律到宋刑統的轉變》一文，對唐律中六贓之一「監主受財枉法」從唐五代到北宋初期的沿革作了梳理，並討論了其發生變化的背景。論文詳細檢討了唐律的原規定和三條勅節文、兩條勅條和一條起請條，接著考察了唐宋時期的司法實例。井上滿奈實（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在評議中指出，「本報告可謂填補了成果較少的五代貪賄研究的空白」，但是僅僅討論「監主受財枉法」這一法條尚不足以展示整個形勢，期待作者再接再厲。另外，她還就文中的幾處具體論證提出了異議。吳承翰、尹承、楊曉宜等參與了討論。
張淑惠井上滿奈實嚴茹蕙來自臺灣，師從高明士先生，現任教於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民商法律學院。她的論文《日本古碑所見律令制初期的家族關係——以山上·金井澤碑為例兼論與唐制關係》，通過解讀古代上野國（今日本群馬縣）兩塊碑的碑文，來探索日本律令制時代初期地方社會的家族形態，認為唐代偏向以男性直系血緣為家族主要結構重心，8世紀日本處於「母系社會」時期，男女雙方較為平等，雖引進唐令，但根據本國的情況有所調整。評議人焦堃指出，論文對日本律令制初期所謂的「母系社會」的具體形態缺乏說明，他引用義江明子《從「刀自」看古代日本社會的性別》一文，認為當時日本社會稱為「雙系社會」似更為妥當。他還對碑文的識讀提出了不同看法。朱華覺察到上野國位於當時日本的邊緣，是天皇的勢力無法照顧到的地方，就此提出一個問題：上野國那個區域的情況是否可以代表日本的主流社會？針對這些疑問，嚴茹蕙在回應中作了較為詳細的說明。
嚴茹蕙焦堃以上就是聯誼會發表、評議和討論的大致情況。本屆工作坊暨中古史聯誼會於8月23日晚上有一個座談會，主題是「重繪中古史的可能性」，魏斌、孫正軍、仇鹿鳴、胡鴻、吳承翰、永田拓治等作了精彩的報告，可以視為聯誼會的預熱活動。8月25日，聯誼會在論文發表和評論結束後，設有綜合討論環節——這個「節目」在學術會議上很容易變成雞肋，要麼自說自話，要麼淪為空洞浮泛的「總結」，難以形成討論和交鋒。為了避免這樣的「命運」，這群青年學者「唯恐天下不亂」，臨時鼓搗出一個議題——「中古史研究的瓶頸與困境」，與兩天前積極向上的「重繪可能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見，雖然自詡（也可視為自期）「中古史研究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積澱最為深厚、成就最為突出、年輕學者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這批80、90後學人其實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中古史危機重重，為此大膽製造「假想敵」，勇敢地向自己「開炮」。綜合討論過程中，諸位學者暢所欲言，氣氛活潑而熱烈，有與會者表示「三觀震裂，收穫巨大，久久不能平復」。
8月23日暢談「重繪中古史的可能性」8月25日商討「中古史研究的瓶頸與困境」會議最後，《文史哲》副主編李揚眉副教授和山大歷史文化學院歷史系主任韓吉紹教授作了閉幕式致辭，為本次工作坊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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