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芝蘭
文/ 程 庸
日本學者關衛在研究中日文化關係時說，「日本的文化母國，曾是朝鮮半島，但於607年以後，已被中國所代替了。這是由於日本文化意識的發展，已不滿足所謂的三韓文化，而要吸取較高深的西方文化之源泉的結果。當時主張變更文化母國的，乃聖德太子，殊有先見之明••••••於是唐朝成了直接的文化母國（1）。」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文化交流史達兩千年。徐福入海求仙，可能是中日交往史上最早最有名的事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時，「齊人徐市（即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仙，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史記•秦始皇本紀》）這說明了，徐福求神仙失敗，就謊稱了各條理由，然後呆在日本不返回中國了。宋代歐陽修的長詩《日本刀歌》中也描寫了徐福東渡日本：「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歐陽修說徐福給日本帶去了「百工五種」，使日本的「器玩皆精巧」，還認為徐福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就到了日本，因而才能使日本保存了許多中國失傳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著作。關於徐福的事跡，日本有文獻記載，記錄了登陸地點在伊熊夜浦（今和歌山縣新宮市），以及徐福教導日本土著人民耕種捕鯨的事。在和歌山縣有徐福和他隨從的墓。1986年至1989年，在徐福傳說較為集中的日本九州佐賀縣吉野裡考古發掘出彌生時代的遺址，出土了銅劍、銅鏡、銅鐸和玉管等珍貴文物，這些文物被認為皆來自中國，或可能是中國工匠來日本之後製作的。雖然不能簡單把這些文物與徐福劃等號，但徐福東渡日本，是有根據的（2）。
（徐福東渡）
（遣唐使）
近代史之前的一千五百年左右，在每個歷史階段，秦、兩漢、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都有大量中國文化傳播到日本，「日本上古時期就經由朝鮮或直接同中國往來，逐漸吸取新文化，經過咀嚼和醇化，培育日本固有的文化。」1940年，日本文部省曾派不少專家來中國暗中考察，經朝鮮和中國的東北，「往昔日本入宋僧、入元僧、入明僧等曾入住的江南禪院五山、十剎、甲剎等，探尋那些遺蹟。這些僧侶直到今日猶名留史冊的可能有四、五百人。他們都是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衝破萬裡驚濤駭浪，到達中國，鑽研佛教以及儒學、詩文、醫學、書法、茶道、繪畫、建築、造園、印刷等種種文化後歸國，或帶回中國的文化產品，不斷提供清新的刺激，為日本文化的進步和發展做出了貢獻（3）。」而歷史上為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日本殉難者何止幾百上千，唐宋時，日本來華者，經常整個船隊淹沒在滔滔大海之中，有的船隻載客多達四、五百人，因此，在中日兩國的海域，少說也有幾萬人埋葬在海底。日本專家鈴木說，中日海域地下既有幾萬冤魂，又有無數的唐物。古代日本人懷著向中華文明學習的信念，勇敢地踏上危險的徵途，正是這種不怕犧牲的精神，才使得日本向中國學習到了許多文化，從而壯大了自己。時光過去了一千多年，至現代史，也有不少中國人，排除艱難，東渡日本，向日本學習現代科技。雖然這時期航運等交通已經發達，但仍有很多困難，這並不影響中國學生東渡日本學習的堅決之心••••••這些都表現了中日兩國可貴的文化交往。
（海難）
中日文化交往的首要人物是徐福，已被中日兩國學者所認定。這個秦朝人帶給日本的最主要的是什麼？首先大約是水稻種植技術，因為中國之外的百姓，也是講民以食為天。考古發掘資料也顯示，中國水稻種植技術傳入日本大約是在公元前的日本彌生時代（4）。中國的青銅製造技術也傳入日本，影響了當地的銅鐸生產，過去曾有日本專家認為銅鐸是二千年前日本人製造的，之後發現，這些銅鐸和中國南部所出的銅鼓相像，其形狀也和中國先秦時代的古鐘類似。半個世紀之前，在朝鮮慶尚南道慶州入室裡發現了與中國類似的小型銅鐸和半圓稜邊的細紋鏡，日本史學界認為，中國制銅技術先傳到古時的辰韓，然後傳到日本（5）。朝鮮半島上的辰韓人原本就是秦朝的逃亡人，為逃避苦役而入朝鮮半島。於是通常把移居於今慶尚北道的地區的人稱為秦韓人，至東境而居住的稱為馬韓人。秦朝的逃亡人，自會有漢文化跟隨傳入。因此推測，他們有可能把這種青銅技術等漢文化帶到朝鮮半島，然後再進入日本。
除了傳入日本的中國農業技術、紡織品與青銅器製作技術，還有彌生時代的「遠賀式陶器」的誕生，主要從中國的陶瓷獲得了靈感。日本北九州繩紋文化的磨光黑陶可能受山東龍山文化黑陶的影響。因為史前，山東半島就與日本有了文化交流。秦漢時期，與日本交往，通常是從山東半島渡海，進入日本，或先進入朝鮮半島，或由陸路進入朝鮮半島，走陸路的中國人通常來自燕、齊、趙一帶。當時吳、越一帶的中國人很難渡海直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即使有可能，也通常是循海岸線北上，經過山東半島和廟島群島，然後再到達朝鮮半島。漢王朝與日本倭奴國之間的來往，日本考古界給予了證據，在日本九州福岡縣的志賀島出土了一顆鐫有「漢委奴國
（金印）
王」的金印，表明了漢朝與日本交往的歷史事實（6）。秦漢時期，中日兩國交往最初往往通過朝鮮半島這個中轉站進行，日本《書記》記載：大明七年（463年），日本天皇曾派遣使臣吉備君等到朝鮮，邀請在朝鮮半島的中國制瓷匠師數十人前往日本傳授技藝。可見，在遠古時期，這兩國就有航路開通，而且來往相當頻繁，因此史學界普遍認為起初的中國文化經由這些航路傳到了日本。航路的「其中之一便是從古時的辰韓到達日本山陰、北陸地區的一條航路，也可以稱之為日本海環流路。在日本的山陰、北陸和辰韓之間，有著汪洋大海，若說在航海術還非常初級可能只有獨木船的遠古時代，就已經有了連接兩地的航路，初聽起來，仿佛只是空想。但如果了解了在日本海中有向左流動的環流，這一疑問便迎刃而解了。」或者簡言之，航路從朝鮮半島南端出發，跨過對馬海峽、衝島以及大島，最後到達日本今天的福岡筑前。中國古籍《尚書•禹貢》也記載過相關的航海路線，從北方的黃河入海口向南，繞過山東半島東端，沿黃海東海南下。而且中國已經能把風級細分成多種，供航海時參考。可見，沿海國家這時都已經有了一定氣象與航海知識，然後利用海流，利用半漂流性的自然航行，在造船和航海技術都不發達的遠古時代，從朝鮮到日本、從中國到日本的航路漸漸形成。據日本考古學家在日本博多灣沿海發掘，發現了可能是中國製造的銅劍、銅鐸，在筑前國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須玖以及絲島郡怡土村等地出土，從彌生式系統的甕棺內所發現的很多中國古鏡、璧、玉之類，以及在絲島郡小富士村的海邊遺址中發現的王莽時代的貨泉等物，這些也被認為是從此線路傳入的（7）。
（漢璧）
這個時期什麼樣的中國陶瓷傳播到日本？剛才說到彌生遠賀式陶器，只是陶器工藝的影響。而浙江東部生產的越窯青瓷傳入日本，且考據資料比較充分。當然，最初的青瓷未必從浙江東部海域進入日本的，這樣的航線，海域跨度大，非常有風險，在隋唐之前，可能還沒有能力開通。沒有開通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少專家推測，海難事故頻頻，只得另尋航路。因此，從山東半島或者更北的地方出發，先抵達朝鮮半島再進入日本。這時期越窯青瓷正開始傳播海外，亞洲地區就有朝鮮半島的高麗、越南、泰國等。根據考古發掘，越窯青瓷對東南亞的傳播，早在三國時期就發生了，在日本的古墓中曾出土過寫有三國孫吳「赤烏」年號的銅鏡與三國越窯青瓷碎片（8）。雖然，日本、朝鮮半島並沒有能力生產自己的瓷器，但隨著中國青瓷的傳入，加深了他們對瓷器的認識。
南北朝時期，中國青瓷傳播到朝鮮半島，百濟武寧王在位時期（501-523），百濟與梁朝關係十分密切，與梁交好，不少瓷器流入百濟國，從武寧王陵出土的幾件青瓷，提供了證據。這些青瓷的傳播，顯示了長途跋涉的流向，從中國江南、浙東向北，從山東半島航海進入日本，或先到朝鮮半島，再傳到日本（9）。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日交往有不少歷史實錄，文獻記載，這一時期的六十年間，中國和日本前後往來一共是八次，每一次日本人來華，事先要準備很長時間，精心配備禮品，集合各類人才。旅程就要花幾十天時間，到達中國，還要長途跋涉，到達當時中國朝代的首都，到達了目的地，往往一住就是幾個月。出使中國，每一次來回，往往要大半年時間。根據較早的史料記載，「倭（日本舊稱）女王國與魏朝的來往，魏曹孫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倭女王卑彌呼遣人出使於魏，到魏都洛陽，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匹二丈。這是倭女王國首次派遣的使節。魏明帝對此深表嘉許，詔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賜以金印紫綬，並封來使為各級官位等。」這是中日交往史上重中之重的史實，最為史學家們津津樂道。這樣的來訪，中國免不了要給予厚厚的答禮，比如，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珍珠、錢丹各五十斤。這答禮中絲綢製品，可能是中國外交往來絲綢製品贈品的最早記錄。這答禮還表現出薄來厚往的特徵，頗顯古代中國人好客之情。「而親身來到東方文化大本營中國的倭人，目睹統一的國家組織和數以千年的文化。特別是壯麗的首都洛陽，日本人參觀後帶回不少新知識，對中國文化無限嚮往，殷切希望日本也要像漢人那樣過著燦爛的生活（10）。」這時期中日的交往，可以從日本的出土文物中加以證明。日本學者富岡謙在《再論日本出土的中國古鏡》中說，在日本出土的中國古鏡之中數量最多的是在六朝盛行的繪文樣式神獸鏡。這些東西是日本在同中國南朝通好時由日本使者帶回來的。
而到了唐代，日本先後派遣了13次遣唐使。日本學者關衛考證，這時期由日本進入唐代的航路有兩條，其中一條，從日本攝津的難波津乘船，而停泊筑前的博多津，到肥前的松浦，待信風而達壹岐附近，換上適於遠航的官船，向朝鮮北進，然後再西航至山東半島的登州（注11）。從日本文武天皇朝（697-707）至孝謙天皇朝（749-758年）約五十年間派出四次遣唐使。這相當於唐朝中宗、睿宗、玄宗時期，雖然派了這麼多遣唐使來，「但日本已不再滿足於前代那樣單純形式主義的模仿，想進一步探索唐朝文化的精髓，正是由於這些遣唐使的努力，從唐朝學到許多文化，帶回日本，才引來日本天平時代文化的繁榮。這時期的航路出現了變化，可能取道南路，即從筑紫出發，經由南島，橫渡東中國海，以到達揚子江口附近。所謂的路線變化，敘述起來容易，事實上，是經過無數次的艱難探索，以及無數的海難。這五十年之後，日本天皇為了避免海上遇難，特意派遣多名大使，規劃多條航線，分別前往唐朝。有時一期人員眾多，近四百人，組成兩三舶，而仁明朝的一次更多，竟達六百五十人，只得多舶航行。一行分乘四隻船從筑紫（現福岡縣）出發，但出發後即遇風暴，其中第三舶一百四十人遇難。當時日本造船能力差，船體弱，一觸礁，即一分為二。為了移植燦爛的唐朝文化，有成千上萬的人遇難，但並沒有阻擋遣唐使西渡的雄心。日本皇家高度重視，遣唐使人員配備並沒減少，而是不斷增加，結構複雜豐富，比如，「大使、副使、判官、錄事，是遣唐使的四等官，當時是從最通曉經史，擅長文墨或精通唐朝情況的人才中選任的。除此之外，還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譯語、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史生、射手、船師、音樂長、新羅譯語、奄美譯語、卜部、雜使、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傔人、挾抄、水手等，此外，還有很多學問僧、學生和他們的傔從等人隨行。」（12）派這麼多專業人員，表明日本全方位學習唐朝文化的堅強意志。這時期的遣唐使中有最澄、空海、吉備真備等人。日本專家考證，正倉院的不少物品就是他們帶回來的。但哪些器皿是哪位高僧帶回，仍然不知。
（空海）
有關唐代的茶傳入日本，自然首先想到的最澄高僧，其實還有一位是空海高僧，他把唐代茶文化帶回日本的貢獻，曾遭到忽略。空海（774年7月27日－835年4月22日），俗名佐伯真魚，日本佛教僧侶，日本佛教真言宗創始人。文獻記載，他曾於公元804年到達中國，遍訪名寺，曾到洛陽白馬寺學習，又在長安拜會中國密宗大德惠果大師門下，得漢傳佛教密宗真傳。806年回國。他作為遣唐使，帶回的許多珍貴物品，有詳細記載。如空海將新譯佛經幾百卷，以及法器、佛像、詩文、字帖等精品獻給嵯峨天皇。他還從唐朝帶回茶籽，他回國後住持的第一個寺院，如今仍保留著他帶回的碾茶用的石碾以及用茶籽種植的茶園遺蹟。將唐代的茶文化帶回日本，他與最澄高僧的貢獻同等。空海堪稱日本宗教界領袖，在日本家喻戶曉，又是大書法家、大學者，他愛吃茶的嗜好也廣為人知，當時描述他吃茶的詩歌：
石泉洗缽童，
爐炭煎茶孺，
瓶口插時花，
瓷心盛夜芋。
詩中提到了瓷器，這件瓷器很有可能就是他從大唐帶回日本的，同時還帶回了唐朝人飲茶之法。嵯峨天皇的弘仁時期，天皇以及上層集團，對新傳來的飲茶文化熱情高漲，喝茶方式以及茶具完全模仿陸羽煎茶法，天皇不僅參與茶會，還在皇宮裡特置茶園，在近畿地區種茶，以期飲茶文化在日本長久發展。如此上行下效，中國唐代的餅茶煮飲法得以在弘仁年間發揚光大，「弘仁茶風」就瀰漫開來。「弘仁茶風」在日本只是拉開了序幕，中國的茶道文化傳入日本，則剛剛開始。由此可見，唐代茶文化輸入日本，是經過了漫長的階段，也花了巨大的代價，特別是中日兩國海域底下，不知埋葬著多少遇難者。（13）（14）
注1,（日）關衛《西方美術東漸史》14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注2,《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73-75頁，劉鳳鳴著，人民出版社
注3,（日）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1、2頁，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
注4,（日）稻葉和也等著《圖說日本住居生活史》，3頁，清華大學出版社
注5,（日）關衛《西方美術東漸史》96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注6《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8、86頁，劉鳳鳴著，人民出版社
注7,（日）本宮泰彥著《日中文化交流史》11、14頁，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
注8, 李剛「淺論越窯和龍泉窯青瓷的外銷」《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輯，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注9, 劉毅「百濟武寧王陵出土的南朝青瓷」《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輯，中國古陶瓷學會編，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0月
注10,（日）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14-36頁
注11，（日）關衛《西方美術東漸史》141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注12，（日）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76-95頁，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
注13，滕軍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16、34頁，人民出版社
注14，（日）關衛《西方美術東漸史》141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本文選自程庸著《瓷耀世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