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出身與學歷
「和坤」是他的「滿語」名字的音譯，如果譯成漢文應為「三綱之綱」之意，其乳名叫「善寶」。他生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二甲喇人。祖籍在長白山英額峪（今遼寧省清原滿族自治縣英額門地區）。和坤的先祖叫噶哈察鸞，很早就歸順了努爾哈赤（後金），過著平時狩獵、耕作，戰時出徵作戰的生活。其五世祖尼牙哈納，因作戰英勇，為他家掙得了一個「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他的父親名叫常保，也是八旗軍武官出身，除了繼承「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外，還因為他的堂弟阿哈碩色，在跟隨康熙皇帝親徵準噶爾部的戰爭中，在西北地區陣亡，追敘軍功，他家又獲贈了個「一等雲騎尉」的官職，後來也由其承接下來了。常保一生最高做到「福建副都統」（正二品）的官位，相當於今天的軍隊中的「中將」級別的軍官，這在當時也可以算是個「高級武官」了。常保的妻子（即和坤的親生母親）是河道總督嘉謨的女兒，其繼妻是吏部尚書伍彌泰之女，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家。和坤的妻子馮氏是清乾隆朝名臣大學士英廉的親孫女。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史（如《清史稿》等）、野史和傳說中說和坤家庭出身「低微」、「貧賤」、「少貧無籍」……是不準確的。
和坤全家於順治元年（1644年）隨龍入關，住居在京師（今北京）內城；按照嚴格的八旗旗分制度，他家住在正紅旗領地西直門內的驢肉胡同（民國後改為「禮路胡同」，今「西四頭條」，離「廣濟寺」和「歷代帝王廟」很近）。
和坤與比他小三歲的胞弟和琳（1753——1796）一起，開始在家塾中接受啟蒙教育。在十二三歲左右，他們就一同進入了鹹安宮官學。當時這是一座重點學校，坐落在皇宮西華門內，與武英殿比鄰，它最初由雍正帝提議，內務府負責籌建，創立於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的一座官辦學校。在乾隆年間，大約在校學生90人左右，學生全部是內務府官員和八旗官員的優秀子弟；教師則多由翰林院翰林充任。學生在校期間，主要學習滿文（清文）、騎射和儒家的「四書」、「五經」等，此外，也還學習一些詩文、書法、繪畫、蒙古文和藏文等等。在校學生由政府發給一定錢糧，作為學習補助。他們的前途無量，除了參加科舉考試作官外，修業期滿後，還可以充當「筆帖式」（滿語為「巴克什」，即今天的「文秘」、「翻譯」之意）、「庫使」等工作，也是一條入仕的捷徑。在此期間和坤由於聰明伶俐，才思敏捷，刻苦用功，經「童生試」被錄取為文生員（即秀才），成為官學生中的佼佼者，他除了精通滿文、漢文外，還掌握了蒙古文和藏文等多種語言文字；詩詞、繪畫也算不錯。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又參加了戊子科順天鄉試，可惜沒有考中。
二 君臣相遇，官運亨通
乾隆三十四年（1769），剛剛20歲的和坤承襲了他家「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不久就入宮當差，先後在「尚（上）虞備用處」和「鑾儀衛」充當「執事人」（皇帝出行時的服務人員）和侍衛（亦稱校尉，負責皇帝在皇宮、行宮等處以及出行時的警衛）。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升為三等侍衛；在此期間，雖然工作、生活比較艱苦一些，但可以不時接近皇帝，有討得君主青睞的機會。這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詩中所說：「莫嗟行役苦，時接聖人歡」。
在經過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衛」生活後，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坤終於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才華的機會。關於乾隆帝發現和坤，傳說有幾種。有一種說法是說：有一天，乾隆帝「大駕將出」，倉促中怎麼也找不到「黃蓋」（皇帝出行時儀仗隊用的一種「傘」），於是皇上生氣問道：「這是誰的過錯呀？！」只見底下的人都個個瞠目結舌，不知所措地相互對望，一下子都傻了眼。這時和坤趕忙跑上前去應聲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乾隆帝抬頭一看，好一個「儀度俊雅」的美小夥，不覺怒氣頓消。於是問道：「是何出身？」答對：「生員」。又問：「你參加過鄉試嗎？」答曰：「戊子（一說庚子）曾赴舉。」又問：「何題？」對曰：「孟公綽一節。」乾隆帝說：「你能把你的文章背下來嗎？」於是和坤便滔滔不絕地背誦起來，且聲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聽後，龍心大悅。說道：「可以呀，完全能夠中舉啊！」於是君臣知遇便由此開始，遂派和坤總管儀仗，不久便升遷為乾清門御前侍衛，此後官位節節高升。另一種說法，與此大同小異：一日，乾隆帝「警蹕出宮」，在轎中翻閱「邊報」，當他看到一篇奏文中提及有一個重要犯人逃脫，十分生氣，便順嘴說出《論語》中「虎兕出於柙」一語。當時扈從的侍衛和羽林軍們聽後，個個都驚呆了，不知皇上說的是什麼？彼此交頭接耳，相互詢問。只見和坤獨對曰：「爺（當時宮內人稱乾隆皇上為『老佛爺』或『老爺子』）謂『典守不得辭其咎耳』」。乾隆帝聽後，非常高興，一看身邊站著一位翩翩美青年，便問道：「你讀過《論語》嗎？」和坤答曰：「讀過」。接著乾隆帝又問了和坤的家世、年齡等等，亦對答如流，頗得上意。於是「恩禮日隆」，官運亨通。此外，關於和坤得寵的原因，還有一些離奇，而且荒誕不經的傳說，大都不可信。
總之，和坤由於一個偶然的機遇，得到乾隆帝的青睞、恩遇。再加上他聰明伶俐，眼勤手勤，善於逢迎，更善於揣摩乾隆帝意，日久天長，掌握了乾隆帝「喜諛而惡直」的心理，畢恭畢敬，哪怕聽到乾隆帝咳嗽一聲，他便能立刻把痰盂送上……這怎能不討得皇上歡心！於是「恩禮日隆」，名冠朝列。從乾隆四十年（1775）和坤被任命為御前侍衛，兼滿洲正藍旗副都統開始，他的官位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扶搖直上。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任戶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入軍機處辦事，授其為軍機處行走；次月，又升為內務府總管大臣；同年八月，兼任鑲黃旗副都統；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國史館副總裁，戴一品頂戴；同年十二月，賜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權，併兼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同時他家的旗籍也從正紅旗抬入正黃旗，進入了上三旗。接著他家也由驢肉胡同搬到德勝門內什剎海畔（即今恭王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把最心愛的第十女和孝公主許配給了和坤的長子豐紳殷德，從此乾隆帝與和坤成為了兒女「親家」，兩家結為了椒房懿親，和家變成了皇親國戚。也就是在這一年初，和坤奉乾隆帝命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汙案，獲得成功；並提出了有關「設關」、「鹽務」和「錢法」等改革建議；同時還對「清緬關係」、「清與安南（今越南）的貿易」的改善都提出了看法，深得乾隆帝讚賞。他在處理國內各少數民族事務與接待周邊各朝貢國家使節上，顯示了其才幹，成為了「民族事務」和「外交事務」的行家裡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秋之間，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代表團訪華，中英雙方在覲見皇帝禮儀，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駐中國、開放港口、減輕關稅等一系列問題上發生分歧。和坤稟承乾隆帝的旨意，與英國特使進行了艱苦而長期的談判交涉，結果使英國人同意按清廷禮儀進行覲見。事後，連英國使節也不得不承認和坤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認為他在談判中，「保持了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坤的官位幾乎是年年升遷，可以說高官作遍，風光享盡；他所管的範圍越來越廣，所轄的部門越來越多，權力也越來越大。他從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至嘉慶四年（1799）初，前後擔任23年軍機大臣；以軍機大臣又兼步軍統領（即「九門提督」，相當於今天的「北京衛戍司令」）22年；以軍機大臣、步軍統領，又兼戶部尚書長達15年之久。他從承襲三等輕車都尉晉封為一等男爵，再晉封為三等忠襄伯，最後晉封為一等嘉勇公。他從宮內普通的「執事人」、侍衛，擢升為軍機大臣、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掌管吏、戶、刑、兵四部及三庫、理藩院、內務府、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院、太醫院與御藥房等等事務。在經濟上，他除了任戶部尚書外，還控制著國家重要的進財口——崇文門稅務監督這個要職。在軍事上，他除了擔任過兵部尚書外，還長期擔任京師的步軍統領等要職，並控制著火器營和健銳營等清軍中執掌新式兵器的特種部隊。在文化上，他除了曾擔任《四庫全書》正總裁外，還擔任過《欽定大清一統志》、《欽定日下舊聞考》、清《三通》、《石經》、《清字經》和《熱河志》等書的正總裁、總裁，以及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殿試讀卷官和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要職。這一切就意味著和坤當時把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與文化等方面的大權獨攬於一身，並對清朝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這種現象在整個清王朝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三 巧於經營，善於搜刮
治前半期，國力強盛，國庫充裕，可謂「盛世」時期；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後毫無節制地揮霍和窮兵黷武，眼看著國庫日見支絀，入不敷出。為了滿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飾太平的欲望，他非常需要一個善於理財，又能廣開財路的人，而此時和坤正是適應其需要應運而生的。
和坤生性貪婪，擅於斂財。為了擴大財源，他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進行盤剝與搜刮。他除了經營好皇室正常的收入項目（如，皇莊、內務府所開當鋪和發放的高利貸等），對內務府的一些成規舊例，進行變革，減少開支，擴大內帑生息銀兩的數額外，就是想方設法增加皇室的額外收入。首先他把眼睛盯在了各級官吏和富商的腰包，讓他們多為皇帝作些貢獻。例如，（1）鼓勵、獎掖百官、臣民多多「進貢」、「報效」，特別是每年皇太后、皇上和皇后過生日的時候，借著為其作壽的機會，和坤便乘機或明說，或暗示讓各級官吏、富商大賈們多作「貢獻」，以博得皇上歡心；（2）借著「懲貪」的名義（所謂「宰肥鴨」），擴大抄家面，尤其是對那些經管錢物的大戶（如，鹽政、鹽商、皇商、「織造」和海關監督，以及地方握有實權的「封疆大吏」等），動不動就找茬進行「抄家」，輕而易舉地把這些貪官汙吏和姦商們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沒收、「充公」；（3）實行「議罪銀」（亦稱「罰項」、「自行議罪銀」和「認罪銀」等）制度。這是一種非公開秘密進行的罰銀制度，是皇上讓臣子自行認罪，自動拿出銀子，「破財免災」的措施。在這期間，當然和坤在極力聚財、斂財的過程中，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從中撈到好處，於是白花花的銀子源源不斷地流向了戶部銀庫和內務府廣儲司，同時也有一部分裝進了和坤的私囊。
當時，上至清政府中央各部、各衙門的官員，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總督、巡撫）、知府、知縣和鹽政，以至皇商、鹽商、行商和票號商們，每年都紛紛把他們搜刮來的大量錢財與稀世珍寶自覺或不自覺地拿出來一些獻給乾隆皇帝，以討其歡心和青睞。於是和坤在不大動用國庫庫存的情況下，滿足了乾隆帝奢華享樂的需要，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使其十分自得、高興。並且不出幾年的工夫，和坤就扭轉了內務府的虧空，而且還有多餘的銀兩補充戶部銀庫。因此乾隆帝越發覺得和坤聰穎、能幹，是他得力的助手，更是值得他信賴的人。因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只會吹拍，庸庸碌碌的無能之輩，而是要那種「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的幹練之才。總之，乾隆帝把和坤看成是招財進寶的財神爺，缺錢用錢就向他要；和坤則打著乾隆帝的旗號，發號施令，改革成法，儘量撈錢取物，不但滿足了皇上的欲望，也肥了自家。
和坤不但善於為乾隆皇帝廣為招財進寶，而且同時他也是一個善於理家、善於經營、發財致富的能手。他斂財的方法和途徑主要有三種：（1）竊取。和坤不但是個「貪官」，而且還是個「盜官」。他利用主管政府和皇家財政、物資的大權；利用乾隆帝的信任和重用，大肆向各級官吏、富商要錢、要物，確實增加了皇帝的個人收入，而且也更方便了他從中漁利和竊取。例如，每年全國有大量「貢品」進入宮禁，可是皇帝只收取其中一部分，其餘部分或退回，或由和坤處理。於是他便上下動其手腳，從中漁利，進行竊取。只要他看上眼的、喜歡的物件，哪怕是已進入了皇宮，他也能千方百計把它弄出來，盜為己有。因此，在查抄和坤家的物品中，有許多東西（如，寶珠、念珠和珍稀器物）甚至比皇宮中的還要好。（2）納賄。和坤經常利用職權任用私人，把一些有實權、好撈錢的差事分配給他的黨羽和親信，然後再讓他們以各種名義，採用不同形式向自己報效，有時一次就納賄幾萬兩、十幾萬兩，甚至幾十萬兩白銀。（3）營私。和坤在給乾隆帝增加財政收入同時，對自己個人的財富積累更加用心，千方百計到處撈錢。平日他十分注意「開源節流」，即廣開財源，減少開支。除了他的妻妾兒女直系親屬等少數人，過著錦衣玉食，豪華奢侈的生活外，他對家中的傭人、使女和奴僕卻十分苛刻，平日全無賞給，且經常是以稀飯充飢，還不容吃飽。他家進出的銀兩，除了委派親信管家經管外，有時他還要「持籌握算」，親自稱量、過目。他家的帳本由四個不識字的使女保管，而現金另設專人保存，錢帳分開，不時核對。他家的許多開支花費，也「皆由下官承辦，不發私財。」其次，他家興建土木以及許多勞務工作，也儘量找不用花錢的人來承擔。例如，他家修新宅第時，僅步軍統領衙門的官兵，就有一千多人在他家無償服役。和坤斂財的方法很多，路子更廣。他不但大量兼併土地，收取高額地租；而且還在京城內外廣置房產（特別是鋪面房），用於出租收取房租；此外，他還利用發放高利貸，進行盤剝，收取高額利息。同時他還深知要想發大財、快發財，「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從事工商業活動。他家經營的商鋪、廠礦範圍頗廣，只要能賺錢幾乎什麼都幹。一般是或以他本人，或利用管家、僕人的名義開當鋪、錢鋪（銀號）、印局、帳局、藥鋪、古玩字畫鋪、瓷器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店、酒店、客棧、槓房、灰瓦店，並在京西一帶開辦煤窯、石灰窯等。此外，他家還栓養著80輛大馬車，常年從事運輸業。
四 扶植親信，排斥異己
和坤一人當道，全家沾光，親朋好友乃至個別家人、奴僕也都雞犬升天。其子豐紳殷德與乾隆帝愛女和孝十公主結為連理，此外，他家還有多人與皇室聯姻；其弟和琳曾為駐藏大臣、四川總督，晉封公爵；他家的親屬，有的做了總督，有的當了巡撫，甚至連他的管家們也成了擁有10萬、20萬兩銀子的富戶。與此同時，和坤深知要想地位鞏固、長久，必須具有社會基礎，也就是說要得到當朝有勢力集團的支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拉幫結夥，網羅死黨；因此，他一朝權在手，便把幫來拉。他四處拉攏親信，組織私人班底，結成了一個龐大的關係網。在這個關係網中，他培植了一批親信，其主要骨幹人物有以下幾人：（1）和琳，字致齋，也是官學生出身。他最初以滿洲文生員補為吏部筆帖式，後又升遷為郎中、巡漕御史、杭州織造、湖廣道御史、內閣學士、工部左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鑲白旗漢軍都統、工部尚書、駐藏大臣、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察史、四川總督等，並賞用黃帶、紫韁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雲騎尉世職。嘉慶元年（1796）八月，在鎮壓湘黔苗民起義過程中死於湖南平隴。死後乾隆帝親自到其家靈堂弔唁，並賜白銀5000兩和陀羅經被祭葬，命配饗太廟，祀昭忠祠與賢良祠，並特準其家建專祠祭奠。和琳是和坤最親信的人之一，他是和坤一手培植和提拔起來的。兄弟配合，沆瀣一氣，特別是在清軍中掌握一定權力。（2）福長安，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乾隆帝孝賢皇后的親侄兒，大學士、軍機大臣傅恆的第四子。乾隆帝對他比較喜歡，曾任正紅旗副都統、武備院卿、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等職，被封為侯爵。在與和坤共事中，福長安深受其扶植和關照，彼此結為知己。福長安甘願做和坤的附庸和走狗，亦步亦趨的跟隨和坤。他們二人在朝中拉攏幫派，結成死黨，排斥、打擊以阿桂為首的朝臣。（3）伊江阿，拜都氏，滿洲正白旗人。大學士永貴之子，曾在軍機處行走，是和坤的親信之一。他平時與和坤關係密切，往來頻繁，彼此經常以詩唱和，溝通情感。伊江阿巴結和坤，和坤也極力培植伊江阿，推舉他做了山東巡撫。（4）蘇凌阿，他塔拉氏，滿洲正白旗人。舉人出身，曾任戶部尚書、兩江總督、刑部尚書和東閣大學士等職。因為他與和琳是兒女親家，又巴結、順從和坤，故受到和坤特別關照。他雖然年邁體弱，兩耳重聽，且昏庸無能，只知愛財，營私舞弊、貪汙受賄、誣良為盜，無所不為，聲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慚地說：「皇上厚恩，命餘覓棺材本來也。」）；但和坤還是千方百計推舉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5）景安，鈕祜祿氏，官學生出身，曾任內閣中書、戶部郎中、山西河東道臺、甘肅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和山西、甘肅布政使、河南巡撫等職。他一向依附和坤，辦事無能，只知欺壓百姓，貪汙中飽。（6）明保，和坤的舅父。由於和坤的保薦，曾任湖北漢陽知府。此人一生庸庸碌碌，花天酒地，依附和坤作威作福。他的兒女親家倭什布同在湖北作官，與和坤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在和坤的庇護下，胡作非為，魚肉百姓。（7）吳省蘭、吳省欽，兩人為同胞兄弟，吳省欽為兄，吳省蘭為弟，南匯（今屬上海市）人。兄弟皆進士出身，他們曾在翰林院任職，是和坤的老師；又「系和坤私人」，彼此之間關係密切，他們情願作和坤的黨羽，為其奔走效勞，通風報信。因此，由於和坤的推薦、保舉官位步步上升，曾多次任鄉試主考官。嘉慶初年，吳省蘭還被和坤安排在嘉慶帝身邊，名為幫助皇上整理詩文，實則監視皇上的一舉一動。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文武大員投靠和坤，向其獻媚取寵，卑躬屈膝，送錢送物；有的人還恬不知恥地稱和坤為「老師」。例如，徵瑞、孫士毅、秦承恩、孫綬、湛露、李潢、李光雲、胡長齡和蔣賜等，其中不乏總督、巡撫、鹽政和知府等高官。
和坤滿以為有這麼多人向其靠攏，他的關係網從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國各地，構成了「和家鋪子」的班底，一旦有風吹草動，總可抵擋一陣子。可是他這個如意算盤打錯了，其實這些人聚集在他周圍，並不都出於真心，而他們與和坤是彼此相互利用的關係。因為當時和坤身處高位，不少人為了向上爬，屈服於和坤的淫威，心甘情願者寥寥無幾。一旦和坤垮臺，這些人便樹倒猢猻散了。
與此同時，凡是不依附和坤，不願意做他的黨羽，進而反對他的人，他便想盡辦法進行排斥、打擊、陷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現舉幾例：（1）阿桂，章佳氏，字廣庭，原為滿洲正藍旗人，後抬旗為滿洲正白旗。其父阿克敦曾為大學士。阿桂於乾隆三年（1738）考中舉人，並以「父蔭」授大理寺丞，官至內閣大臣、工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正紅旗滿洲都統、軍機大臣、伊犁將軍、四川總督、太子太保、翰林院掌院學士，封一等誠謀英勇公，並授予騎都尉世職。阿桂以「首輔」身份，多年來其官位都排在和坤前面，雖然實際上構不成對和坤的威脅，但和坤心裡委實不舒服，可又無可奈何。因為阿桂出身顯貴，辦事認真，政績、戰績均很卓著，頗得人心，可以說「德高望重」，連乾隆帝也不得不尊重他。於是多派阿桂出差在外，讓其出徵、治河、辦案……，而把和坤留在自己身邊。和坤與阿桂之間矛盾重重，阿桂瞧不起和坤，對和坤貪婪和驕橫非常痛恨、鄙視，故不屑與其為伍；他們倆人雖同為軍機大臣，卻很少在一處辦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離和坤數步之遠，平時很少理他。和坤時時不忘排斥、打擊阿桂，一找到機會就要搞小動作。阿桂實在忍受不下去了，於是在嘉慶元年（1796），以養病為由，請求「致仕」，後在家休養，第二年去逝，享年81歲，諡文成，祀賢良祠。（2）福康安，字瑤林，號敬齋，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賢皇后。曾任雲貴總督、四川總督、兩廣總督、閩浙總督、成都將軍、御前大臣、工部尚書、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和協辦大學士等，並加封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銳公和郡王貝子。嘉慶元年（1796）夏，在鎮壓湖南、貴州苗民起義中，身染瘴疾而亡，死後諡文襄。福康安雖然一生高傲跋扈，生活奢靡，但頗擅長領兵作戰。因此乾隆帝對他的「軍功」是十分欣賞的，對他非常鍾愛（傳聞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從
小養育宮中）。可是他與和坤長期不和，矛盾重重，史載兩人「寵權相埒，勢不兩立」。乾隆帝只好也採取對付阿桂的辦法，於是經常派福康安出差在外，或領兵徵戰，或處理其他事務；把和坤留在自己身邊。（3）王傑，字偉人，陝西韓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歷任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書、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東閣大學士等官，並加封為太子太保。王傑在軍機處前後十幾年，此時正是和坤把持軍機處，聲勢顯赫之時，每當他看到和坤辦事擅自獨斷，飛揚跋扈之時，除了忍讓之外，有時也與和坤爭一爭；或者向乾隆帝「委屈陳奏」。因此和坤非常討厭他，把他看成眼中釘、肉中刺，總想找茬把他從軍機處排擠出去，造謠誹謗無所不用其極；無奈乾隆帝喜歡王傑學識淵博，長相俊秀，為人正派，始終不肯讓王傑離開軍機處。嘉慶元年（1796），王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便以足疾為藉口，自己請求退出軍機處，並辭去了上書房和禮部的事務。直到嘉慶四年（1799），和坤事敗，他才重新出山，擔任首輔。（4）董誥，字蔗林，浙江富陽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著名書畫家。歷任庶吉士、內閣學士，以及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四庫全書》副總裁、上書房總師傅，並加封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師。他在軍機處先後四十餘年，辦事勤勉、認真，熟於朝章故事，深得乾隆帝賞識。他同情王傑在軍機處的處境，與和坤之間也不時發生矛盾。和坤為此非常嫉恨他，曾多次找機會陷害他。
除以上數人外，受和坤排擠、打擊和陷害的朝臣還有許多，如大學士、嘉慶帝的老師朱和協辦大學士彭元瑞等人。
五 多行不義，必有反者
和坤當權之際，氣焰燻灼，甚至連嘉慶帝也要讓他三分，一般官員就更不敢多說什麼了。可是就在此時也居然有一部分人不買他的帳，非要捅一捅他的老虎屁股。他們明裡暗裡跟他作對，不敢公開幹，就旁敲側擊，冷嘲熱諷，進而則彈劾他的黨羽、爪牙。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1）曹錫寶，字鴻書，一字劍亭，南匯（今屬上海市）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士，歷任內閣中書、軍機處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和監察御史等職。他生性剛直不阿，辦事認真，盡職盡責。當他看到和坤招權納賄，結黨營私，中飽私囊，貪汙腐敗時，十分氣憤，總想找機會彈劾和坤。但他深知和坤樹大根深，身後又有乾隆皇帝這個大保護傘，因此一時還不敢輕易觸動他；於是便想拿和坤的忠實奴僕、大管家劉全開刀，拉開「倒和坤」的序幕。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初，曹錫寶以監察御史的身分，上奏彈劾劉全「持勢營私，衣服、車馬、居室皆逾制」。請求嚴懲劉全。劉全是和家的世僕，從小就在和家趕車、跑腿，跟著和坤受了不少苦，從而也得到了和的信任。和坤得勢後，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家的外間事務，如代理和坤掌管崇文門稅關的稅收，以及和家所經營的店鋪等，故人稱「外劉」。平日他以和坤代理人的身份出現，結交官府、士紳、商賈，狐假虎威，招搖撞騙，假公濟私，貪汙受賄，侵冒公款，無所不為。劉全也頗善於斂財，廣置房地產，經營當鋪和其他各種店鋪、作坊，一生積攢了二十多萬兩白銀的家產，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坤宅第附近的興化街修建了一座豪宅，其建築規模大大超過了一個管家的規制，還有他家使用的車馬、衣物也全都逾制。曹錫寶就以這些為突破點，寫了一道奏摺，準備參奏劉全。奏摺寫好後，他首先拿給同鄉好友吳省欽閱看，想讓他幫助提點意見。不料，吳省欽為了討好主子和坤，竟不惜出賣朋友，偷偷地捅給和坤了。和坤與劉全密謀後，劉全迅速拆除了逾制的房屋，毀掉了不應該配置的車馬；隱藏、轉移了不應穿戴的衣物。然後和坤給乾隆帝也上了一道奏摺，述說自己平時管教下人很嚴，不許他們在外惹是生非，且劉全是個「安分樸實」的人，不會「招搖是非」。並假惺惺地請皇上派人嚴查，出面幹預此事，以使劉全解脫困境，並進一步使曹錫寶處於被動境地。果然乾隆帝出面為和坤、劉全解脫，並懷疑曹錫寶彈劾劉全的動機不純，是其「假公濟私」，進行報復；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擊和坤；因此指令曹錫寶必須「逐條指實」。結果如所預料，查不到什麼真憑實據。曹錫寶只好承認自己無中生有，認錯請罪。最後落了個「革職留任」的處罰。此後他一直悶悶不樂，心情憂鬱，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含冤死去。（2）錢灃，字東注，又字約甫，號南園，乳名正貴，雲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40）進士，歷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戶部主事和湖廣道監察御史等職。他一生以詩文、書法、繪畫聞名於世，特別是他所畫的馬尤具特色，故有「瘦馬御史」之稱。他性格剛直，不畏權貴，為官清正廉潔，不貪名利，安於清貧，並惠澤桑梓，為民造福，是封建時代為數不多剛正不阿的「清官」。在政治上，他敢於向貪官汙吏等惡勢力鬥爭，特別是他以驚人的勇氣和聰明的才智與和坤、勒爾謹、王望、畢沅、國泰、於易簡等人展開了堅決鬥爭。和坤對於錢灃公正剛直，不屈從自己，十分嫉恨，總想找機會陷害、打擊他一下；於是他唆使黨羽湖南巡撫浦霖以「錢灃對生員匿喪冒考，置若罔聞」之罪，上奏彈劾，結果錢灃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但錢灃並沒有因此停止對和坤的鬥爭，當他看到由於和坤專橫跋扈，軍機處分成阿桂與和坤為首的兩派，以至不能同在一起辦公，便向乾隆帝上奏疏，提出建議，請其恢復舊制讓所有軍機大臣，均應回到軍機處辦公地點共同辦公。而更深一層的意思是錢灃就和坤對軍機處以及其他一些朝政所作的一系列「變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了其核心的問題。但因事關重大，還不敢明言和坤犯罪的種種內幕，只是以此作為試探而已。此外，錢灃還另外草擬了一篇長達數千字的奏摺，上列和坤二十大罪狀，準備上奏皇上。僅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是以何等的勇氣向和坤開戰的。在當時此舉絕無二人，非常難能可貴。為此和坤更加忌恨於他，極盡打擊報復、穿小鞋之能事，凡遇苦差事、難辦的事全派他去作。結果他積勞成疾，醫治無效，於乾隆六十年（1795）與世長辭，終年55歲。關於錢灃之死，另有一種說法，即有人懷疑和坤得知錢灃要上奏摺專門彈劾自己，遂派親信將其毒死。（3）尹壯圖，字楚珍，雲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91766）進士。歷任京畿道監察御史、內閣學士、太僕寺少卿、禮部侍郎等職。他為官正直，風骨凜然，不畏權勢，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例如，他大膽地對和坤炮製的「議罪銀制度」提出異議，認為這種制度是促使、慫恿地方官貪汙中飽的下策；如果繼續實行下去，必將會造成地方吏治廢弛，銀庫虧空；這只會使社會經濟惡性循環，從而加重人民的負擔，破壞社會安定。其實這也是尹壯圖對和坤損下肥上，貪汙腐敗，結黨營私種種劣跡揭示的一個嘗試。乾隆帝在和坤的建議下，委派戶部侍郎慶成和尹壯圖一起先後到山西、直隸（今河北）、山東以及江南各省查核各處倉庫。其實慶成是和坤的私黨，他在查核過程中處處鉗制尹壯圖，每到一地都要「遊宴數日，乃發倉庫校核」；在這期間地方官們早已準備妥當，往往借商家銀兩充實庫存，待核查大員到來，已經不露任何馬腳，結果一點虧空也沒查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尹壯圖非常尷尬，只好「自承虛訛，奏請治罪」。乾隆帝認為尹壯圖的奏摺實乃「希榮卑鄙，飾詞謊奏」。結果尹壯圖被下刑部大獄，判為「比狹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坐斬決」。後來乾隆帝又覺得這樣判罪未免太重，遂改為將其降職，改授「內閣侍郎」。尹壯圖心裡鬱悶，最後以回鄉奉養老母為名，回到雲南。直到嘉慶四年（1799）初，嘉慶帝親政，冤案才得以平反。（4）謝振定，字一齋，又字薌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進士。歷任散館編修、監察御史、給事中等；此人為官剛正不阿，平日很不滿和坤的所作所為，更對和坤的眷屬、爪牙借其勢力橫行霸道、胡作非為深惡痛絕。據說他在任京師巡查東城御史時，在燈市口附近痛打了和坤的小舅子，並火燒了他坐的逾制馬車。和坤得知後十分惱火，但又沒理由發作，只好暗氣暗憋；最後「假他事，劾振定」，將其奪職。
至於「野史」、「筆記」和影視劇中劉墉（「劉羅鍋」）、紀昀（紀曉嵐）與和坤「鬥爭、抗衡」的故事與傳說，多與史無徵，並不可信。
歷史上的劉墉（1720——1804），一生政績平平，只是謹慎謙和，辦事勤勉認真，潔身自好，注意吏治，關心民瘼，不盡趨炎附勢而已。劉墉在任左都御史任內，並沒有對和坤及其黨羽進行過有效的監督與彈劾；而是奉行了「明哲保身」和「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但是這也不能證明劉墉阿附和坤，嘉慶四年（1799）初，和坤受審前，劉墉是首先起來參劾和坤者之一，同時他後來也參加了對和坤等人的會審、抄家。
歷史上的紀昀（1724——1805）字曉嵐，素有「通儒」之名。他是個「風流才子」，言語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和坤與紀昀雖然同在乾隆朝為官，但地位不同。和坤是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俗稱「真宰相」，而紀昀最高只作到「協辦大學士」，從未作過軍機大臣，因此二人地位相差較大。在修《四庫全書》過程中，和坤是該書的正總裁，紀昀是總纂官，兩者是上下級的關係，彼此雖有過矛盾，但並未見兩人有什麼激烈鬥爭。
六 乾隆駕崩，和坤賜死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已經85歲的老皇帝弘曆，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即位後改永琰為「琰」）為皇太子；並決定當年冬至進行禪位大典。翌年（1796）元旦，嗣皇帝正式登基，改元「嘉慶」。可是有一點乾隆帝很明確，這就是「退位不讓權」。他規定自己雖被尊稱為「太上皇帝」，但仍然稱「朕」；諭旨稱為「勅旨」；在宮中仍用「乾隆」年號；《乾隆起居注》照常續編；嗣皇帝的許多詔書，也要加蓋「太上皇帝之寶」玉璽；臣下的「請安折」要一式兩份，其他奏章也要由嗣皇帝轉呈太上皇帝，由太上皇帝定奪……一句話：一切還是由乾隆帝說了算。和坤此時以出納太上皇帝的命令者自居，常常以太上皇帝之名，販賣自己的私貨，依舊耀武揚威，有些事情就連嘉慶皇帝也要讓他三分。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乾隆帝去世，享年89歲。嘉慶帝親政，便立即將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整肅朝政的計劃開始實施，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同時也為了儘快平定鬧騰多年的白蓮教起義，籌集大量軍費，彌補國庫空虛，決定首先扳倒和坤。於是他暗示給事中王念孫、御史廣順和大學士劉墉，於正月初五日，上奏彈劾和坤「貪鄙成性，怙勢營私，僭妄專擅」等種種不法罪行；正月初八日，和坤被逮捕下刑部大獄，接著抄家籍產。正月十一日，嘉慶帝親下諭旨，宣布其20大罪狀，決定將其「凌遲處死」。可嘉慶帝考慮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請求：乞望保和坤全屍，遂決定賜其自盡。正月十八日，和坤用御賜的白練自裁身亡，終年50歲。
關於和坤家產到底有多少？在他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總計貪汙了多少錢財？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人搞清楚，一直說法不一，仍然還是個「謎」。有的說是「八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十多年的國庫收入；有的說是「兩億三千萬兩白銀」，相當於當時三年的國庫收入；有的說是幾千萬兩白銀……在檔案與正史中記載，除珍寶、珠玉和各種器物難於估價者外，在京財產尚有：金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兩，銀三百一萬四千九十五兩三錢三分。自開當鋪十二座，家人劉全等開當鋪八座，取租房一千零一間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頃，合計銀價二十萬三千三百兩，追本利銀二萬六千三百十五兩，八十輛大車折合銀九千六百兩。此外，和坤在京的住宅、花園、別墅多處，僅德勝門內什剎海畔的宅第（今前海西街恭王府），就可與王府媲美，其中廳房二百五十餘座，樓臺亭閣二百餘處；海澱別墅（今北京大學未名湖周圍）房屋一千零三間，遊廊樓臺共計三百五十七間；善緣庵寓所房屋八十六間，遊廊樓臺四十四間。其他還有和家所經營的糧店、藥店、古玩店、煤窯……多處。總之和坤二十餘年，聚斂錢財數額巨大（筆者估計除他所收藏的大量珠寶玉器、金銀器皿和古玩書畫等難於估價的寶物外，他家的財產當在二三千萬兩白銀左右），故他被誅後，民間就流傳著一句諺語：「和坤跌倒，嘉慶吃飽」。
餘 論
和坤為官首先抓權，同時最主要的還是抓錢；正因為「權」與「錢」抓的太快、太大、太多，甚至超越了嗣皇帝——琰，理所當然為嘉慶帝所不容，因此他剛一親政就要收回其「權」和「錢」，以解燃眉之急，故將和坤立即誅殺。這正如嘉慶帝自己所言：「和坤罪之大者，蓋由其事權過重」。同時他也是為了給其父乾隆帝為政的各種失誤開脫責任，緩解社會矛盾，拿和坤作替罪羊罷了。平心而論，和坤除了貪、橫、驕、奢、狠一面外，確實也為大清朝廷、為乾隆帝做了些實實在在的事；因此乾隆帝才會如此倚重他，成為其左膀右臂；因為乾隆帝也是一位有才幹、有作為的君主。這一點就連嘉慶帝也不得不承認：和坤「精明敏捷，原有微勞足錄，是以皇考高宗純皇帝加以厚恩」。
和坤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他主張要對清初制定的一些規章制度進行改革；在其掌政期間，他鼓動乾隆帝對清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一系列所謂「祖宗成例」進行了某些「變革」。如，臣工的奏摺，必須一式兩份，一份正本呈皇上，一份副本交軍機處；再有，必須在六十五歲老臣中詮選御史，以及制定議罪銀制度等等。
他長期擔任理藩院尚書，負責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特別是他多次幫助乾隆帝在處理對蒙古、西藏、新疆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問題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從而鞏固了祖國統一與邊疆的鞏固。尤其是每年在熱河避暑山莊，乾隆帝在接見各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王公貴胄和宗教領袖時，不論大事小事和坤都安排的妥妥噹噹，使各方面均很滿意，從而加強了他們的向心力。此外，在處理周邊各進貢國家的關係上，和坤也忠實地貫徹乾隆帝的旨意。特別是在前文提及的處理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一行訪華問題上，更是不卑不亢，堅持了原則，已如前述，此不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