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2015年出版《湖南慈善檔案》
湖南歷來為多災之地，其中水災、旱災較多，危害較大。l915年以後，戰爭頻繁，災害為禍也更多更烈。據地方志和報紙雜誌對1915—1926年全省75縣水旱兩災的記載可知：1915年全省共受災52縣次，1916年35縣次，1917年43縣次，1918年29縣次，1919年為24縣次，1920年50 縣次，1921年87縣次，1922年72縣次，1924年為73(也有說是83縣次)縣次，1925年77縣次，1926年68縣次。其中水災以1918年、l922年最為嚴重，旱災以1921年、l925年最為嚴重。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1937），湖南水災以1931年、1935年最為嚴重。
1931年6至8月，湖南大雨磅礴，湘、資、沅、澧四水漫溢，山洪暴發，洞庭潰決，汪洋一片，全省釀成巨災。濱湖各縣水災最重。南縣、漢壽、沅江、安鄉、華容、常德、澧縣、湘陰、嶽陽、益陽、臨湘、長沙等縣開始積潦成災，加上荊江西水倒灌，洞庭湖波濤洶湧，濱湖障堤相繼潰決十之八九，濱湖各縣陷入煙波渺渺之境。漢壽全縣330垸無一留存，鄉村完全被洗者50餘處。南縣無處不災，死亡達9000人以上。
1935年夏，霪雨彌月，湘、資、沅、澧同時水漲，濱湖各縣均遭水患。田禾廬宇，概付東流；城垣倒塌，堤垸潰決；人民傷亡慘重，被災人口達數萬，比l931年水災還要嚴重。後又遇秋汛，晚稻、雜糧、棉花等皆無收穫。受災縣份達52縣之多，受災程度為民國時期之最。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抗日戰爭期間，湖南幾乎每年都有水災，而且受災面積之廣、次數之多、程度之深，皆是匪夷所思，其中最為嚴重的是l937年。該年秋，全省各縣大雨傾盆，兼旬不息，導致湘、資、沅、澧同時上漲，受災地區最為嚴重的有長沙、衡山、南嶽、衡陽、祁陽、桂東、湘潭等33縣市。其後，1938年、l940年、1942年、l943年、l944年的水災也較為嚴重。旱災主要有4年次，其中較為嚴重的是l945年。是年，因無力耕種而荒廢的土地達1450萬畝。湘南、湘西各縣遭大旱，田土龜裂，顆粒無收。濱湖一帶則遭大水，淹沒稻田數百萬畝。因此，l945年全省糧食產量銳減，僅收稻穀6730萬石，較戰前1936年18600萬石減產64％。
1946年春，內戰一觸即發，國民政府在湖南省境內集結了26萬軍隊。加之1945年湖南大旱，存糧銳減，又有11萬日本戰俘滯留湖南，等待遣送。為了供給這數十萬人的食糧，國民政府火急攤派軍糧l60萬石。各地糧商乘機囤積，半月之間糧價上漲l—2倍，價格最低的長沙也漲至每石5萬元。到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飢。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長沙雖非重災區，但也飽嘗了饑荒之苦。對於大饑荒的成因，當時上海《申報》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災之成，政治的不健全，當為一大原因。由於戰時交通的不便，運輸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制，於是權勢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糧食商。湖南的食糧，以營利為目的，被竭澤搜括，運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災情。何況通貨的膨脹，稅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農村由破產而終陷毀滅。所以湘災之成，除了戰爭的原因，還有著政治病與經濟病。」
可以說整個民國時期，湖南幾乎是無年不災，無年不荒，且舊災未去，新災又生，水旱相繼為禍，人民苦不堪言。
災之後即為荒，災害可能無法避免，災荒卻是一定要救治的。救治災荒是一項非常浩大而艱難的工程，一直以來，備荒和賑濟互為補充，同為政府的主要救災手段。備荒莫如裕倉儲，而賑濟之策主要依賴政府的蠲免和賑恤；其次則為民間諸多善人創設的各種善舉，如臨時粥廠、義倉平糶，或進行急賑、冬春賑等。20世紀20年代以後，民間義賑異軍突起，曾一度取代官賑成為荒政主力，並全面推動湖南賑務由傳統向近代嬗變。隨著社會的發展，形成了官賑、義賑並駕齊驅，其他慈善機構和個人對其進行有益補充的多層次、全方位的災害賑濟格局。整的來說，政府對賑災還是比較重視的。這方面存檔甚多，下面僅就1931、1932兩年水災善後加以說明。
1931年12月24日，水災善後委員會在長沙中山紀念堂召開成立大會，大會議決推熊秉老（希齡）任水災善後委員會委員長，即日去電敦促熊秉老就職。與會者可謂人才濟濟，委員有何鍵、趙守鈺、曹伯聞、張開璉、陳長簇、彭兆璜、譚常愷、鬍子靖、鄭家倜、胡翼如、魯兆慶、周安漢、蘆慶、邱維震、成希文、黃根石、曾浴雲、陳斌生、粟戡時、劉策成、方克剛、任祖黎、張定、黃貞元、皮宗讓、史鎰、傅南軒、羅先闓、韋蘭生、王先煥、周培鈞、趙恆、蕭萊生等33人，主席彭兆璜。會議首由主席彭兆璜報告。報告謂：「熊希齡委員長雖未蒞臨，但是我們相信熊秉老系主辦賑務的大慈善家，桑梓關情，決不會謙讓的。又幸趙守鈺、何鍵兩副委員長已欣然蒞臨就職，很值得我們熱烈歡迎，相信將來賑務，當大有可觀。」熊希齡是湖南鳳凰人，著名慈善家，民國初曾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1920年舉辦香山慈幼院，l921年任湖南華洋義賑會會長，l928年任全國賑務委員會委員、中華紅十字會會長。
1935年，由於災情緊急且嚴重，賑務會及水災善後委員會對災民的賑濟跟不上，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7月灰電指示的九項救濟水災辦法大綱，湖南省政府即於是年7月15日，約集國民黨省黨部及各賑務機關舉行聯席會議，商議在湖南省政府內設立湖南省水災救濟總會，辦理是年全省水災救濟，賑務會、水災善後委員會、華洋義賑會湖南分會等機構輔助本次水災賑濟。總會以程潛、熊希齡、趙恆惕等l99人為委員，何鍵、曹伯聞、彭國鈞、張開璉、餘籍傳為常務委員，並推何鍵為主席委員，綜理本會一切事務。並設秘書1人處理日常事務。總會委員無給薪，下屬各主任、股長、幹事及其他職員等，概由省政府秘書處、民政廳、省賑務會及水災善後委員會調用，一律不另支薪。總會成立後即令被災各縣成立水災救濟分會，設常務委員3—5人，縣長為當然常委員兼主席，綜理分會一切事務。
對於1946年大饑荒，當局也盡其所能予以施救。1946年長沙《大公報》一篇特寫《救災及其他》中就說：「現在中央已經重視湖南的災情了，存在上海的米麥，都要儘先運到湖南來。而滬漢等地，先後發動為湘災籌款，有的用募捐方式，有的用節約方式，有的用一日所得方式，有的用演戲方式，名目不一，而其救濟湘災的動機以及對於湘災的注意和憐憫之心，可以想見了。
王東原主席下車伊始，發表施政方針，是救災第一。各級縣長發表政見，也是救災第一。災，災，災，湖南整個的地域內，都是為了『災』字打算。現在各機關團體自動救災踴躍捐輸的空氣，非常風行。」上層社會名流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如在湘抗日名將王耀武動員所屬官佐捐薪救湖南之災，募得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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