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財網
在新冠肺炎疫情百年量級的衝擊之下，全球經濟亦深染沉痾。傳統的全球經貿體系碎裂，傳統的經濟治理工具失效，現實世界亟需理論燈塔指引新航道。
值此大疫之世，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拿出了半副藥方。10月12日，經濟學家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R. Milgrom）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B. Wilson）憑藉對拍賣理論的貢獻摘得諾獎桂冠。他們的學術成果表明，通過微觀激勵機制的設計，能夠更有效地推動宏觀經濟的變革；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經濟學有望對社會發展做出更豐富的貢獻。
雖然這半副藥方難以直接根治全球經濟的傷痛，但是沿循兩位學者的智慧啟迪，更多的良藥有望從時代與實踐中湧現。我們認為，面向經濟新動能的數字經濟學，優化社會和國際公共品供給的公共經濟學，以及積極吸納創新實踐的「彈性經濟學」，或將貢獻出更多的經濟「抗疫藥方」。在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中獲得優勢的經濟體，料將在全球格局的新一輪重塑中搶佔先機。
當前世界不僅深陷於新冠之疫，亦沉痾於經濟之「疫」。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又一次與全球經濟一起，站在了歷史分水嶺之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測算，全球新冠感染規模預計約7.6億人。這將是超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量級大瘟疫。在此衝擊之下，全球經濟亦深染重疾，其深層根基在三個層次遭到全面動搖。從發展模式來看，全球疫情的長期延續進一步削弱資源、人口、技術等要素的跨境流動，打亂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由此，「要素投入×生產效率=穩定增長」的傳統發展範式被瓦解，全球經濟已經進入「大蕭條」以來的最嚴重衰退。從組織體系來看，全球疫情對社會民生造成非對稱衝擊，弱勢群體遭到更為嚴重而長久的損失。由此，發達國家自上一輪全球化以來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割裂進一步加劇，造成了內部民粹主義、外部保護主義的雙重漲潮，昔日全球化的領導者變為「退群者」，傳統的全球經貿體系面臨顛覆和重塑。從治理方式來看，面對這一輪經濟重疾，傳統的政策工具效力不足。儘管發達國家普遍採用了史上罕見的超寬鬆刺激，但是經濟依然難有起色，反而形成「寬鬆依賴症」，政策力度稍有邊際減退，經濟數據和金融市場便應聲回落。上述種種病症表明，舊藥方難治新疾病，值此大疫之世，全球經濟的現實世界亟需理論燈塔指引新航道。這也是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格外牽動人心的時代之因。
面對大疫之世，諾貝爾經濟學獎拿出半副藥方。作為經濟學世界的航標，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針對日益失穩的全球經濟，不斷強化對現實世界發展模式的關注。例如，2018年諾獎花落於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2019年諾獎被頒給反貧困研究。2020年，經濟學家保羅·米爾格羅姆和羅伯特·威爾遜憑藉對拍賣理論的貢獻，擊敗眾多發展經濟學的名宿，摘得諾獎桂冠。這一結果粗看超出大眾預期，但結合時代背景，則展示出兩大思想啟示。
其一，以微觀機制撬動宏觀變革。面對宏大的經濟發展問題，如果說前幾年的諾獎獲獎者都是「從大處著手」的話，那麼今年的兩位獲獎者則選擇從「從小處著手」，通過巧妙構建拍賣定價的「小機制」，對買方、賣方和政府形成同向的微觀激勵，從而推動多方合作，共同解決公共事業建設、產業發展等「大問題」。面向全球疫情時代，經濟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公共品供給的優化，不僅需要高瞻遠矚的藍圖，同樣需要紮實精細的微觀機制，以打破「定價難、激勵難、變革難」的負向循環，從小處拉動大變革。
其二，打造實踐與理論良性互動。不同於許多深居象牙塔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兩位獲獎者是身體力行的實踐派，將自身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進行了深度結合，從而實現了理論的不斷發展。特別是保羅·米爾格羅姆曾主持了美國聯邦電信委員會的電信運營執照等眾多著名拍賣項目的規劃設計，並將拍賣機制從「信息對稱」的理論束縛下解放出來，應用到「信息不對稱」的現實世界，從而取得重大成功。面向全球疫情時代，隨著眾多傳統經濟理論和工具的失效，經濟理論界亦亟待與實務界緊密合作，從實踐中探索全球經濟發展的新範式。
總體而言，兩位獲獎者的學術探索表明，為了實現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效率與公平的最優兼顧，機制設計的細節非常重要。當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全球經濟萎靡，保護主義盛行。從變局中開新局，需要注重細節、尊重現實、激勵兼容的機制創新，進而為國際秩序重建、疫情防控與經濟恢復創造條件。2020年諾獎，比較微觀，可能沒有直接提供解決當下問題的學術指引，但依舊提供了尋找長期出路的智慧啟迪。
另一半藥方，藏於時代與實踐之中，料將決定全球格局分化。從更全面的視角來看，諾貝爾經濟學獎本質是對經典理論的回溯性評價，因此其思想啟示是也僅是藥方的半副，另一半藥方仍需要從時代和實踐中尋找答案。沿循兩位獲獎者的智慧啟迪，我們認為，未來三方面的經濟學發展料將貢獻更多的「良藥」。
其一，數字經濟學。在百年量級的疫情衝擊之下，人類社會也迎來了數字經濟崛起的百年機遇。一方面，經濟社會的數位化升級正在激活增長新動能；另一方面，基於數字經濟的新一輪全球化有望重新締造全球經貿體系，重燃全球同步復甦的引擎。伴隨著當前數字經濟實踐的突飛猛進，相應的理論創新有望展現勃發的生命力和重大的指導意義。
其二，公共經濟學。全球疫情時代有別於傳統的經濟金融危機。對於經濟體內部，疫情防治、民生保障等公共品能否有效供給，根本決定了經濟金融的復甦節奏。對於國際社會，疫苗藥品、國際規則、基礎設施、科技外溢等國際公共品的生產和分配，料將深刻影響全球經濟走向。
其三，「彈性經濟學」。既然百年大疫已經使諸多傳統理論框架和治理工具黯然失色，那麼不如由此卸下僵化的歷史包袱，構建更為開放、靈活、有彈性的理論和工具體系。特別是需要摒棄學派、地域與文化成見，回歸以實踐為準繩，積極吸納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疫情治理有效區域的探索成果。
展望長遠未來，雖然另一半藥方的具體內容仍有不確定性，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相關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中獲得優勢的經濟體，將大概率在全球新格局中搶佔先機。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錢智俊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首席經濟學家論壇」。